浩的精神远去--论范仲淹的诗歌创作_范仲淹论文

浩的精神远去--论范仲淹的诗歌创作_范仲淹论文

浩然之气不可及——论范仲淹的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浩然之气论文,可及论文,范仲淹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仲淹留存至今的诗歌有三百余首,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生活爱好、文学观念、审美情趣等多方面情况,是深入研究范仲淹的第一手材料。后人景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钦佩范仲淹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折服范仲淹出将入相的丰功伟绩,欣赏范仲淹“气象万千”的散文和歌词创作,相对忽略了范仲淹的诗歌创作。平心而论,范仲淹诗歌的创作成绩,在有宋一代并不突出,然而,数量众多的诗歌创作,却更能显现范仲淹丰富多彩的一生。范仲淹以功业、道德名世,但“诗言志”,因此,诗歌更能够恰如其分地从文学的角度表现范仲淹的精彩人生。对范仲淹诗歌创作进行全面的疏理研究,是范仲淹研究过程中亟待弥补、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一、粹然治世之音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他有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敏锐眼光。晁公武称范仲淹“慨然有康济之志,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①。他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他政治家品格和胸襟的从容展现。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应该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大社会作用。这是儒家经典的“诗教”观,强调诗歌创作的“教化”功能。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人物,往往是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范仲淹也是如此。所以,范仲淹的诗歌创作,深受儒家“诗教”理念的影响。范仲淹在读他人文集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评价:“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时。仰止江夏公,大醇无小疵。孜孜经纬心,落落教化辞。”② 范仲淹认为:诗歌创作不应该媚俗时世,应该坚守儒家之“道”,发挥“教化”作用。其《鸣琴》诗则用喻托方式,表达同样的创作理念:“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作诗或鸣琴,皆以儒家道统为依归。凡此种种,在文学理论上并没有创新之处,只是表明范仲淹非常认同儒家的“诗教”创作理念。这样的创作理念,主导着范仲淹的诗歌创作。

范仲淹27岁进士及第进入官场,64岁去世,宦海生涯一共37年。从地方到中央、到边疆,范仲淹仕途经历丰富。他的诗歌创作遵循“教化”理念,更多的是与他仕途阅历结合在一起,渗透了“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和现实作为。范仲淹晚年作《岳阳楼记》,将自己一生的怀抱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为官为人胸襟在诗歌中频频得以表现。《访陕郊魏疏处士》诗中,范仲淹一方面推崇对方“贤哉先处士,天书召不起”的超然脱俗,另一方面自述说:“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宠辱流”是以谦逊的语气表明自己坚定的入世态度,“无愠喜”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生平所为,或进或退,皆以“道”为依归。在这些诗歌中,范仲淹阐明做官的信念,意志十分坚定,处处显现其博大的胸怀和奉献精神。

范仲淹为官的坚定信念,落实为在不同职位上都能够敢作敢为、忠于职守。在朝廷任职时,范仲淹直言敢谏,表现出铮铮风骨。尤其是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出任右司谏时,身为谏官,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范仲淹也很快遭受贬谪。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上《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用人唯私,贬官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到任后,作《酬叶道卿学士见寄》,诗云:

世传学中禄,小子乃逢辰。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责落善地,雅尚过朝伦。仅同龟在泥,敢冀蠖求伸?朱楼逼清江,下睨百丈鳞。羡此南鱼乐,不忍持钩纶。为郡良优优,乏材止循循。恬愉弗扰外,何以慰远民?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渐得疏懒味,下车将四旬。嘉兴风雅来,观对如天宾。感兹韶夏音,佐我台上春。

在此之前,范仲淹因直言上谏曾有过两度贬官的经历。一次是天圣七年(1029)上疏言仁宗不应当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出通判河中府;一次是明道二年(1033)谏废皇后郭氏,出知睦州。连同这一次,所以,范仲淹自称“三黜人”。虽然,面对“朱楼逼清江,下睨百丈鳞”的清幽景致,范仲淹在诗歌中自称“渐得疏懒味”,有借物消遣、自得其乐的意向。但是,诗歌中更为突出的是表明自己作为谏官,尽忠职守,“鸿毛忽其身”的果敢献身精神;以及不辜负朝廷,“甘为三黜人”的无悔无怨。这与他《岳阳楼记》中申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进退皆忧的政治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坚定的政治理念,刚毅的个性特征,身体力行的实践,在其诗歌创作中汇聚成一贯浩然之气。

在治世志向的作用下,范仲淹的游仙诗写法也与他人迥异。《上汉谣》说:

真人累阴德,闻之三十天。一朝鸾鹤来,高举为神仙。冉冉去红尘,飘飘凌紫烟。下有修真者,望拜何拳拳。愿君银台上,侍帝玉案前。当有人间问,请为天下宣。自从混沌死,淳风日衰靡。百王道不同,万物情多诡。尧舜累代仁,弦歌始能治。桀纣一旦非,宗庙自然毁。是非既循环,兴亡亦继轨。福至在朱门,祸来先赤子。尝闻自天意,天意岂如此?何为治乱间,多言历数尔?愿天赐吾君,如天千万春。明与日月久,恩将雨露均。帝力何可见,物情自欣欣。人复不言天,天亦不伤人。天人两相忘,逍遥何有乡。吾当饮且歌,不知羲与黄。

如果有人修行得道,超脱红尘,乘“鸾鹤”高举,上达天庭,范仲淹首先关心的是上天对尘世间百姓的态度。古人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认为尘世间的一切表现都是上天旨意贯彻的结果。那么,范仲淹就希望升天者能够询问上帝,为什么“自从混沌死,淳风日衰靡”?时世变换,尧舜与桀纣更替,祸福转移,据说这一切都来“自天意”。人们将现实社会的“治乱”都归之“历数”,都是上天的预先安排。这样的解释,既为暴政做了轻而易举的辩护,也让人感觉到天意的不可测,或者说是上天的不善良。范仲淹这一系列对上天所发的疑问,隐隐然是一种质问的口气,委婉透露出对“天人感应”说的不信任。假如人世间的“是非循环”、“兴亡继轨”确实都是天意,那么,范仲淹就祈祷“愿天赐我君,如天千万春。明与日月久,恩将雨露均”。让尘世永远享受天意的恩惠,不要动乱,不要衰靡!人们不要再因为自己的罪过推诿上天,上天也不要再伤害尘世子民。“天人两相忘”,让百姓过上真正逍遥快乐的生活。诗歌到结尾时,已经超越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发展为“天人两相忘”。范仲淹游仙诗的宗旨始终指向现实人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心胸使范仲淹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游仙的结果,是对仙界的否定,是对现实的关怀。

对现实民生的关切,是范仲淹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他的直言敢谏、他的质疑天意,无不指向现实民生。以《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为例,诗云:

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自秋徂冬渴雨雪,旬奏空文惭转邮。得非郡国政未洽,刺史闭阁当自尤。上赖天子仁且圣,神龙奔走不俟求。同云千里结雪意,一夕密下诚如羞。晓来赏心江海上,东望不见三神丘。浑祛疠气发和气,明年黍稷须盈畴。烟郊空阔猎者健,酒市暖热沽人稠。光精璨璨夺剑戟,清寒拂拂生衣裘。铃斋贺客有喜色,饮酣歌作击前筹。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

“意在生民先发讴”,一语道出范仲淹众多诗歌创作的主旨。身为地方州郡长官,范仲淹时刻记挂“分天子忧”。自秋至冬,地方旱灾,范仲淹当然担忧焦虑。一旦“同云千里结雪意,一夕密下诚如羞”,心情就变得舒畅开朗,“明年黍稷须盈畴”的丰收前景,如在眼前。于是,就有了“赏心江海”的闲情逸致。“烟郊空阔猎者健,酒市暖热沽人稠”,熙熙冉冉,百姓安居乐业,一幅太平和美的景象。瑞雪兆丰年,诗人为之欢欣鼓舞的是农家来年的收成。

敢作敢言,关心民生,范仲淹就因此频频得罪多种集团的小利益,在官场屡受排挤和攻击。对自己在官场的系列遭遇,范仲淹有诗概括说:“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立谭万乘前,肝竭喉无浆。”(《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范仲淹谙尽宦海风波,“卑飞尘土味诚薄,达官风味忧更深”(《送黄灏员外》)。范仲淹在仕途上既多贬谪,一生中就有了诸多谪宦的感受或感慨。前贤于贬谪之际,情绪跌宕起落,不平则鸣,时有好诗,范仲淹亦如此。儒家“诗教”强调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之创作精神,在贬谪诗中能够得到最好的体现。明道二年(1033),46岁的范仲淹贬官睦州,作《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云:

江城有卒老且贫,憔悴抱关良苦辛。众中忽闻语声好,知是北来京洛人。我试问云何至是,欲语汍澜堕双泪。斯须收泪始能言,生自东都富贵地。家有城南锦绣园,少年止以花为事。黄金用尽无他能,却作琼林苑中吏。年年中使先春来,晓宣口敕修花台。奇芬异卉百余品,求新换旧争栽培。犹恐君王厌颜色,群芳只似寻常开。幸有神仙接花术,更向成都求绝匹。梁王苑里索妍姿,石氏园中搜淑质。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腻壤弥缝密。回得东皇造化工,五色敷华异平日。一朝宠爱归牡丹,千花相笑妖娆难。窃药嫦娥新换骨,婵娟不似人间看。太平天子春游好,金明柳色笼黄道。道南楼殿五云高,钧天捧上蓬莱岛。四边桃李不胜春,何况花王对玉宸。国色晶明动韶景,天香旖旎飘芳尘。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献寿罗星辰。兑悦临轩逾数刻,花吏此时方得色。白银红锦满牙床,拜赐仗前生羽翼。惟观风景不忧身,一心岁岁供春职。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诉?窜来江外知几年,骨肉无音雁空度。北人情况异南人,萧洒溪山苦无趣。子规啼处血为花,黄梅熟时雨如雾。多愁多恨信伤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减,复有乡心难具陈。我闻此语聊悒悒,近曾侍从班中立。朝违日下暮天涯,不学尔曹向隅泣。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幽求功业开元盛,亦作流人过梅岭。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接花之技尔则奇,江乡卑湿何能施?吾皇又诏还淳朴,组绣文章皆弃遗。上林将议赐民亩,似昔繁华徒尔为。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

这首七言歌行从形式上成功地模仿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写自己贬官睦州、逢帝苑旧日花吏所引发的贬谪感慨。今日江城贫困落魄的“老卒”,当年曾“作琼林苑中吏”。他身怀“接花”绝技,费尽心机,为皇帝花园培育出“奇芬异卉百余品”,自己也获得了“白银红锦满牙床”的丰厚赏赐。一旦“得罪”被流窜,骨肉分离,又不适应南方阴霾潮湿的气候和环境,衰老贫病,“目昏耳重”,孤苦伶仃,“乡心难具陈”。帝苑旧吏的悲苦诉说,引出了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万千感慨。范仲淹自言没有汉朝贾谊、唐朝刘幽求的才能或功绩,又没有被贬谪到蛮荒之地,反而得此“神仙境”,应该心满意足。实际上,这样的叙说只是反语嘲讽,范仲淹对自身直谏被贬并不甘心,所以借“花吏”之口诉说不满情绪。诗歌结尾说:“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仿佛要摆脱尘俗牵累,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这决不是范仲淹的由衷之言,范仲淹是“进退皆忧”的志士,他是不可能去过这种逍遥无为的生活的。这里虽然可以看作是范仲淹被贬谪时一种偶发的心态,更多的依然是对贬谪所发的一种牢骚。即使在这样牢骚不满的情绪背景下,范仲淹仍然关心朝廷政治,不忘劝谏帝王。对帝苑旧吏当年争新斗奇、培植花卉品种做法的大段描述,就隐含着讽谏之意,是对帝家奢靡生活的婉言批评。所以,诗歌后半段以“吾皇又诏还淳朴,组绣文章皆弃遗。上林将议赐民亩,似昔繁华徒尔为”为照应,落实前文的讽谏语意。范仲淹被贬的牢骚表现得非常有分寸感,且语带讽谏,真正吻合“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旨意。

二、不负云山赖有诗

范仲淹辗转各地为官,浏览了诸多大好湖山,览景遣情,时有诗作。其《郡斋即事》说:

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禅师。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诗人将对景物的欣赏和仕途挫折带来的情绪波折,都寄之诗歌,这就是“不负云山赖有诗”的更深层含义。这类览景遣情的篇章更加能够表现出诗人的性情。中国古典诗歌重意境,推崇情景交融的创新,览景遣情的诗歌更适宜铸造出新的情景交融的意境。《瀑布》云:

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势斗蛟龙恶,声吹雨雹粗。晚来云一色,诗句自成图。

瀑布直挂山前的形态、飞流而下的气势、雄壮粗犷的声威,宛在眼前。诗人赞赏惊叹,为大自然的杰作所折服。写瀑布的“孤直”和水色的清澈,隐隐是诗人品格的写照;写瀑布似与“蛟龙”争斗的声态,又隐隐与诗人在朝廷的敢作敢为相似。这样的山水景色描写,就渗透了诗人的做人原则和仕宦的复杂感受。此所谓有意境。作者另有《庐山瀑布》诗,形容瀑布说:“白虹下饮涧,寒剑倚天立”,气势非凡,构思别有新意。

范仲淹时而将游览所得之赏心悦目的景物,以组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的诗歌有《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和僧长吉湖居五题》、《苏州十咏》等。以游嵩山的组诗为例,举其中五首:

嵩高发灵源,北望洛阳注。清流引河汉,白气横云雾。英雄惜此地,百万曾相拒。近代无战争,常人自来去。《公路涧》

太室何森耸,少室欲飞动。相对起云霞,恍如游仙梦。何以宠此行,行歌降神颂。

《二室道》

天门绝境游,熙然揖灏气。下顾莽苍间,云雷走平地。天威不远人,孰起欺天意?

《天门》

岳顶见仙池,神异安可度?勿谓无波涛,云雷有时恶。乘此澄清间,吾缨可以濯。

《天池》

徘徊峻极寺,清意满烟霞。好风从天来,吹落桂树花。高高人物外,犹属梵王家。

《峻极上寺》

嵩山巍峨雄壮,高耸入云。诗人赞叹太室、少室二峰并峙,或“森耸”或“飞动”,各具千秋;诗人惊异“天门绝境”,仿佛置身云天之间,“灏气”环绕,下顾人寰,“莽苍”一片;诗人喜爱岳顶天池,至此俗虑皆消,叫人顿生“濯缨”退隐之意;诗人欣赏峻极寺,“好风从天来,吹落桂树花”二句,自然流畅,颇有陶诗风范。

范仲淹在官场上是耿介严肃的,在生活中却是潇洒随意的。他喜欢好山好水,时有终老期间的冲动。《忆杭州西湖》说:

长忆西湖胜鉴湖,春波千顷绿如铺。吾皇不让明皇美,可赐疏狂贺老无?

范仲淹61岁移知杭州,其《杭州谢上表》云:“迹虽远而获安,年已高而就逸。”此时,范仲淹已经过了人生事业的高峰期,年老有病,临近退休,更多了一些从容休闲的心态。面对杭州的湖光山色,范仲淹为之陶醉。范仲淹拿唐玄宗时退隐回乡、得朝廷鉴湖赏赐的贺知章自比,把这次到杭州做官,看成是皇帝对年老重臣的一种特殊恩顾,自己也因此乐得逍遥湖山之间。一句“春波千顷绿如铺”,将澄碧辽阔、微波荡漾的西湖,简洁地勾勒出来。西湖的美丽和妩媚,自在不言之中。

宋代士大夫执着于现实生活,他们少有真正归隐者,归隐的意愿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心灵的自我抚慰③。在仕途经历中,他们又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开阔胸怀。所以,他们即使在遭受贬谪等不顺的环境中,也能够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因谏废皇后郭氏,出知睦州,作《潇洒桐庐郡十绝》,举其三首为例,诗云:

萧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湲。

萧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萧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诗人贬官桐庐,喜爱当地的风情景物。诗人陶醉于白云、青山、石泉、清潭、钓台之间,欣慰当地“家家竹隐泉”、“春山半是茶”、“千家起画楼”等百姓之安居乐业的生活景况,自己也时有“心空身闲”的超尘脱俗之感受。在这类抒写超然尘外的隐逸情趣诗篇中,诗人仍旧如此关心民生。诗歌最能表现的是,诗人在贬官不得志的境遇下依然表现出来的开朗乐观、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这一份对民生的关切和生活的潇洒超脱都是宋代士大夫所独有的。学者因此总结说:“范仲淹明确地把隐者之志与儒家道德情操联系起来,赋予隐士以道德风教的积极意义。”④

范仲淹对风光景色的喜爱和对隐逸的向往,既显示其生活审美情趣的丰富多彩,也是仕途疲惫时的一种休闲。这样的情感,时而表达在羡慕隐士生活的诗篇中。范仲淹三十多岁时曾经到过杭州,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有过频繁交往⑤,诗集中留存的作品有:《寄赠林逋处士》、《和沈书记同访林处士》、《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寄西湖林处士》、《寄林处士》等。以《寄西湖林处士》诗为例:

萧索绕家云,清歌独隐沦。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一水无涯静,群峰满眼春。何当伴闲逸,尝酒过诸邻。

宋仁宗在位年间,在范仲淹看来是“尧舜岂遗人”的清明时期,可是,范仲淹依然羡慕林逋“清歌独隐沦”的生活状态。诗歌结句便有“何当伴闲逸,尝酒过诸邻”的遐想。

特意将自己的心志寄托在所咏景物之中,景物的描写便具有了另一层的象征意义,就构成了咏物诗。咏物诗中或者依然有诗人所欣赏的景色描写,但更多地是诗人自我心志或品格的写照。范仲淹在苏州老家有“先人古庐”,范仲淹名其西斋为“岁寒堂”,宅中松树为“君子树”,作诗咏松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夭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诗中有松树“夭矫”姿态和庭户清风徐来的描写,但更多的笔墨则集中在松树品格的咏叹上。这首《君子树》是《岁寒堂三题》之一,诗前小序充分展现了松树品格的多个方面,云:“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诗歌是对松树品格的形象咏写。松树没有桃李妖媚的姿态,没有兰菊芳香的气味,却能够在“万木摇落”的岁寒季节里,青青“独碧”。诗人为松树独特的品格所吸引,“对之每前席”。松树可作栋梁之材,故诗人希望其“化为补天石”。这当然便是对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期待。这样的咏物诗,从览景遣情的写景诗发展而来,依然是“有德者必有言”的自然表现。

此外,在诗歌中写得最多的是朋友之间的送别之情。《送魏介之江西提点》说:

旌旗如火浪如鸥,一路春城次第游。江上高楼欲千尺,便从今日望归舟。

春日送别,一路景色热闹灿烂,没有了冷落凄伤的情调。即使是“江上高楼”的登临远眺望归,也没有离别的悲苦哀怨,视野和胸襟都显得格外开阔。这是诗与词的不同之处。再读《送石曼卿》:

河光岳色过秦关,英气飘飘酒满颜。贾谊书成动西汉,谢安人笑起东山。亨途去觉云天近,旧隐回思水石闲。此道圣朝如不坠,疏封宜在立谭间。

石介是范仲淹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也是生平好友。对石介过于耿介偏激的个性,范仲淹有所批评,但对其为人整体上是予以肯定的。这首送别诗,写出石介“英气飘飘”的风采,赞赏他“贾谊书成”的直言敢谏,同时肯定他抛却“东山旧隐”、投身仕途的热情。而这一切的叙述,都是以宋仁宗时代政治相对清明的大环境为背景的。这首送别诗,同样没有感伤的情调,而是通过对友人政治行为的赞赏、鼓励、肯定,凸现自己的政治理念。

范仲淹其它题材的诗作,颇见性情,如写闺情或相思的。范仲淹传今词作五首,以擅写离别相思著称。如云:“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御街行》)这样的离别相思和艳情思恋题材,在诗歌中也有所表现。范仲淹在诗中亦代闺中抒情,《和李光化秋咏四首》之三《晚》云:“晚色动边思,去年犹未归。戍楼人已冷,目断望征衣。”传统的思妇思边题材,写来与词的意境相近。另一首《以绵胭脂赠乐人》,就与歌舞酒宴间产生的艳情之词完全相同,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这样的诗歌,也应该是酒宴应酬之作。《书酒家壁》则改换到游子的角度,写思乡之情:“当炉一曲《竹枝词》,肠断江南奈尔何?游子未归春又老,夜来风雨落花多。”伤春怨别,想念家乡,对亲人牵肠挂肚,是歌词典型的题材。

三、平和温洽如父子家人

范仲淹平生为人刚直不阿,充满浩然之气。这股浩然之气贯注到到诗文创作中,形成个人鲜明特色。上述秉承儒家“诗教”创作理念、关心国事体察民病的作品,无不充溢着如此的浩然之气。明代蔡增誉认为范仲淹“非特文章不可及,其浩然之气不可及也”⑥ 为画龙点睛之论。范仲淹日常待人却极其平易,其诗歌总体风格与之相似。前人以“温润和雅”、“平和温洽”⑦ 评说其诗歌创作,为中肯之论。上述例举的作品,大都显示了这样的文学风貌。

从诗体的角度考察,宋人作诗,古体、近体皆备,五言、七言兼容。范仲淹所作以近体诗居多。存今诗歌,古体诗81首,近体诗248首,共计329首⑧。无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范仲淹最擅长的是创作只有短短四句的含蓄凝练的小诗,皆以“平和温洽”见长。古诗中,《江上渔者》已经脍炙人口,堪称范仲淹诗集中的压卷之作。诗云: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范仲淹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调整到劳作者的立场,胸襟气度就不同常人。诗人是在时刻提醒人们注意:生活中的一切享受,都来自于百姓的辛勤劳作。宋人评价此诗“不徒然而作”⑨,指的就是作者这种博大的仁者胸怀。再举两首短小精粹的五古:

磨此千年鉴,朱颜清可览。君看日月光,无求照人胆。《古鉴》

长江万里来,古寺中流起。如何天上星,汩汩波涛里。《南康军江中落星寺》

第一首《古鉴》为咏物诗,诗人借物寓意,写自己可以与“日月”同辉的光明磊落心胸。第二首《南康军江中落星寺》为写景诗,写出了落星寺砥柱江流的雄伟壮观气势。俱为上佳之作。

范仲淹非常喜欢创作五绝或七绝,诗集中有五绝49首,七绝45首。前文讨论均有所及,今各举三首广其例:

君归一水遥,魂断木兰桡。赖有南轩竹,清风慰寂寥。《寄欧静秀才》

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越上闻子规》

南国风波远,东门冠盖回。多情是明月,相逐过江来。《江城对月》

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出山来。

《寄林处士》

人间无复动机心,挂了儒冠岁已深。唯有诗家风味在,一坛松月伴秋吟。

《赠钟道士》

当炉一曲《竹枝歌》,肠断江南奈尔何?游子未归春又老,夜来风雨落花多。

《书酒家壁》

前三首为五绝,后三首为七绝。《寄欧静秀才》写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目送友人乘舟离去,相隔一水遥远,魂断木兰,意境近似“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归家之后,惟有“南轩竹”和“清风”相慰,此亦可见诗人与友人平日情趣的清静超脱。《越上闻子规》写思归情怀。风景秀美的越地,风光旖旎的春日,翠烟缭绕,芳树缤纷。但是,子规“不如归去”的啼鸣声依然牵动了诗人思乡的情怀。《江城对月》写对月之感慨。“南国风波”、“东门冠盖”,隐隐有所指,可以联想到仕途的风波险恶,世俗的繁华喧闹。引多情的明月为知己,可以体会诗人现实中的失落,一丝苦涩和落寞的情绪纠缠着诗人。《寄林处士》颂归隐。诗人极其推崇孤山林逋,称其心高可与明月相比。即使世人眼中极为悠闲自在的白云,仍然要“为雨出山”,不如林逋之孤高洒脱。《赠钟道士》亦写归隐。据范仲淹自注,这位钟道士曾考取进士,后挂冠归隐,与松月相伴,吟诗度日,真是潇洒快乐。范仲淹的羡慕之情,洋溢言表。《书酒家壁》写旅思。《竹枝歌》凄清感伤,旅途游子听到此曲,难免“肠断江南”。大好春天即将过去,夜来风雨,催落几多芬芳,诗人的感伤也因此弥漫。

这六首作品有两个共同点:其一,诗歌主题都涉及怀远、送别、归隐、旅思等相对私人化的情感,读来亲切隽永。范仲淹虽然坚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遭受挫折时也有失意的苦涩,或者有对归隐的向往。类似情感的抒发,可以舒缓诗人的内心,从友情、江山中获得另一种慰藉。其二,因篇幅的限制,表现力求含蓄,寄情于景,回味无穷。范仲淹的绝句皆含蓄蕴藉,无率直浅露之弊病,代表了范仲淹诗歌较高的艺术成就。

范仲淹长篇佳作不多,写的相对出色的是七言歌行。前文已经讨论过《和葛闳寺丞接花歌》,流畅而委婉,发人深思。另一首引人注目的是《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歌云: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零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翠涛起。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于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这首诗写于范仲淹出守睦州期间。宋人饮茶,已成风习,“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⑩ 比试茶叶品种优劣的“斗茶”之风因此盛行。这首《斗茶歌》流转如珠,畅快通达,把斗茶的完整过程写得生动具体。采茶时节,“家家嘻笑”,采摘繁忙。诗人用“缀玉含珠”形容新茶,益见其新鲜之色泽、玲珑之外形。采摘的惟求“精粹”,焙制的苛求新雅,都为斗茶做好了充分准备。斗茶过程中,煮茶的鼎和水也分外讲究。品评高下,既比茶味,又比茶香。拿出来比试的,都是精品,每种茶叶都是味如醍醐、香过兰芷。斗茶在这里是高雅之士雅趣的表现,所以,“十目视而十手指”,过程和结果都是非常公平的。而且,“输同降将无穷耻”,输家也落落大方,不会以之为耻。诗人接而歌颂饮茶“可清”“可醒”的功能,拿屈原、刘伶、卢仝、陆羽、商于丈人、首阳先生等古圣贤来烘托,以“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的夸张为反衬,突出名茶的高贵。结尾用“女郎斗草”相比,清雅中带来一丝旖旎,风趣别致。诗歌写出一地一时的风俗,词采华茂,诗风雅丽。诗人写得神采飞扬,他人读得酣畅淋漓。

庆历诗坛,是宋诗新风貌形成的关键时期,范仲淹是庆历诗坛比较活跃的一位诗人。庆历诗坛的领袖人物是欧阳修和梅尧臣,范仲淹诗歌创作的成绩当然不可以与“梅欧”并论。“梅欧”之外,范仲淹堪称方家,诗歌创作成绩要远远在庆历诸多文人士大夫之上。不过,在关心民生疾苦、诗风趋于平易亲切等诸多方面,庆历诗人表现出相当的趋同性。这与欧阳修的“平易”、梅尧臣的“平淡”一起,共同开拓出宋诗的新气象。

范仲淹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且表现为“平和温洽”的风貌,充分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朝廷大臣的胸襟和气度,在北宋时期有典型代表意义。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范仲淹诗歌揭示出宋诗发展的一种趋势。苏轼作《范文正公文集叙》说:“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11) 明代周孔教评价范仲淹的文学创作说:“发为诗词,温润和雅,蔼然仁人之言,粹然治世之音,即公不自知,而当时作者已信公为一代斯文之主盟矣。”(12) 这些批评,都比较确切地指明了范仲淹诗歌创作在当时的地位和意义。

注释:

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7页。

②《谢黄总太傅见示文集》,《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本文所引范仲淹作品,皆用此版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③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宋代文史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乌鲁木齐〕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⑤林逋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去世,这一年范仲淹40岁。程应鏐《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附《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天圣元年”条说:“与林逋相识,似始于此时。《寄赠林逋处士》当作于是时或此后二、三年。”“天圣五年”条说:“《林和靖诗集》卷三有《送范希文寺丞诗》,……君复天圣六年死于杭州。……天圣六年之前,仲淹必曾游杭州,与林逋相见,惟文献无可考见。”

⑥蔡增誉:《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⑦周孔教《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其它感时赋物、吊古问奇,发为诗词,温润和雅。”蔡增誉《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其余安民谕俗,感时赋诗,平和温洽,如父子家人。”皆见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范仲淹全集》。

⑧据〔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范仲淹全集》统计,不计联句诗。下文绝句诗统计,也依据此本。

⑨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

⑩李觏:《盱江集》卷十六《富国策第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1)《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2页。

(12)周孔教:《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4页。

标签:;  ;  ;  ;  

浩的精神远去--论范仲淹的诗歌创作_范仲淹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