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明史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概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明史学界同仁的努力下，1998年的明史研究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有开拓性的、高质量的论著层出不穷。学者们积极思考，大胆探索，认真论证，许多问题的讨论更趋深入，不同的学术观占畅所欲言，明史研究领域繁荣兴旺。
本年度所能见到的专著有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王兴亚的《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的《李自成结局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俞大猷研究》编委会编辑的《俞大猷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张明富的《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据大致统计，明清史综合研究论文80多篇，明史论文在120篇左右，下面分类做一介绍。
一、政治、军事史研究
对明代中枢政体的研究，包括宦官与内阁的关系、阁权对皇权的影响等，在明代政治史中颇受关注。刘晓东的《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司礼监与内阁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相权在司礼监和内阁间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白品海、鹿谞慧在《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文史哲》第2期）一文中，认为明朝的监官有特殊的权力，不但监督百官，而且制约皇权。
以往论及明代政治体制，往往强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而忽视地方行政的实际效能及演变。柏桦的《明代州县官的施政及障碍》（《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州县官的施政障碍主要来自日益强化的君权、朝廷法令、上级官僚及势力强大的乡绅士大夫。多方牵制，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但个人气质、性格又使他们的施政各具特征。这种对地方官吏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
以往考察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明清两朝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多从经济方面探讨，李宝臣提出了社会和政治制度性文化的障碍因素。他在《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论明清早期现代化的障碍因素》（《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中，指出在世界现代化早期的历史阶段内，明清两朝这种因素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清人首论明“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神宗”，李治亭提出不同意见。在《明亡于神宗辨》（《史学集刊》第2期）一文中，他认为神宗之后，又历（泰昌）天启、崇祯二朝，尚有24年补救机会，但未能尽除万历乱政，反而再添弊端，故明之亡，天启、崇祯难逃其咎。彭大成对明清灭亡的原因做了对比研究，写了《明清两朝灭亡原因的对比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认为明亡是呈直线形走向毁灭；清亡则是波浪式地走向毁灭。主要因为明末缺少稳定的中枢神经，清末则有；明末宦官专权，清末则能消除之；明末“党争”激烈，摧毁了统治基础，清末湘军则扩大了统治基础，所以清朝既未亡于农民起义，也未亡于外敌入侵。
明代党争一直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课题，蓝东兴《明中后期朋党特点及形成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从明代变化着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考察了明中后期朋党诸特征。王培华《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江南学者“是非”之论的根源是苏松赋重和社会变迁引起他们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议论、批评，西北水利的失败和东林党人遭镇压，使他们认识到是非标准问题的重要性。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
关于明代选官制度，孙力楠写了《论明代翰林院》（《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对明代翰林选官制度以及它与内阁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邹长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指出这一制度在选官制度史和教育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国子生的历事教育可称之为职前培训。詹家豪《明代国子监生历事制度述论》（《史学集刊》第1期）一文，分析了这套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它的价值，认为它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制度，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辐射和潜化于后来的教育之中。
林延清《论明朝嘉靖中后期的改革活动》（《历史教学》第11期）一文，认为嘉靖中后期的社会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准备了条件。
卿文峰、李文发《明初低俸与重典惩贪及其历史启迪》（《湘潭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明初的官吏低俸和惩贪方略，有所得、更有所失。开展廉政建设，必须注意到，一是先丰其禄再责以廉乃为廉政之基础与前提，二是多举并施乃是搞好廉政之保障。
明代军事史的研究一向偏弱，许多课题尚待耕耘，目前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近几年，范中义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明代军事史的文章，颇见功力。他在《论明朝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第2期）中，对明代正规军的兵役制度、组织编制、领导体制和军饷供应等方面的变化作了初步探讨。对世兵制向募兵制和征兵制过渡、卫所制向营哨制演变、五军都督府权力削弱和兵部权力加重以及军饷制度的嬗变，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东北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论述了明初北部边防的建设以及对历史的深远影响。肖立军《明代边兵与外卫兵制初探》（《天津师大学报》第2期）一文，从军事学的角度探讨了明朝边兵与外卫兵制，认为明中期以后的镇戍兵制，逐渐在边兵与外卫中居主导地位，镇戍制属临战体制，虽以守为攻，趋于保守，但对支撑大明江山起了一定作用，对清代营兵制也有很大影响。
本年度出版的论文集《俞大猷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汇集了多位专家、研究者的文章，其中关于俞大猷军事思想、军事业绩的文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就丰富了明代军事史的研究。研究俞大猷，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一是如何评价抗倭战争的性质，一是对俞大猷功业的评估问题。林金树的《抗倭战争的性质与俞大猷的人物形象》、胡绳武的《俞大猷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历史功绩》、刘志琴的《谈俞大猷抗倭战争的性质》、娄曾泉的《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等文章，对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是持一致看法的。尽管俞大猷战功卓著，但他的名字和业绩并不为多少国人所了解，林金树认为，既有古人的责任，也有今人的过失。范中义的《俞大猷军事思想述论》认为他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学说作出了贡献。刘以健、郑金顺的《俞大猷〈兵法发微〉初探》，认为《兵法发微》阐述了军事行动中一系列辨证协同关系问题。张吉昌、蔡长溪的《论俞大猷抗倭的策略思想》等文章论述了俞大猷抗倭的战略思想和战争过程。林陇海的《俞大猷与北方防务》等文章，探讨了他北方防务思想与军事建树。周焜民、傅金星的《中国著名的武术专著——〈剑经〉》，蔡金星的《俞大猷与少林武术的渊源关系》论述了他对中华武术的杰出贡献。
二、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的研究在选题上不断开拓，有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改变，或通过比较分析，或采用相关学科渗透的综合研究方法，把问题引向深入，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
本年度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显著成果，是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一书的问世，该书在明代黄册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作者纠正了梁方仲先生的错误，澄清了里甲编制与图保编制分属不同系统的区别，证实了黄册人口登载包括妇女的说法，论证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不当作一甲“首领”来理解，通过对明清大户经济形态的分析，透视出庶民地主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在揭示黄册制度的本质上，特别强调了黄册制度不仅是赋役之法，而且是户籍制度。
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不仅论著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宽。例如对典当业、农村集市、庙会、会馆的研究，对市场网络系统以及市场法的研究，对高利贷资本运营的研究等等。
范金民所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全方位地论述了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对江南经济的研究，论著不少，但象这样系统地研究商业问题的专著，尚不多见。另外，在论述江南对国外的商品流通问题上，有的学者曾有涉及，但似乎力度不够。作者则着重考察了江南对日本、马尼拉——西属美洲、欧洲各国的商品流通与输出。王兴亚所著《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书，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关于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学术界意见尚未统一。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明初商人无专籍，后为加强管理控制，政府建立了占行户籍制度。万历十三年后，设定“商籍”，意义在于其子弟可在营业地获得学额和科考资格。商籍的真正确立是在清朝，但明朝是一重要过渡时期。
对于江南地区市场等级体系问题，学术界向有不同看法。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苏州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杭州、南京属地域中心城市，以下为地方城市的市场、市镇市场、中间市镇、标准市镇。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明清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数百年间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这条商路沿线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作者考察了九江等起过重要作用的七个城镇。
对于明代耕地数额的探讨与争论已持续了多年。明初全国田土数，一直是史学界关心的问题，自从1986年顾诚的《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和1987年张德信、林金树的《明初军屯数额的历史考察》发表之后，争论一直存在。1996年曹树基发表了《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本年度，秦新林发表了《也论明初耕地数和卫所制度——与张德信、林金树二同志商榷》（《晋阳学刊》第2期），田培栋发表了《明初耕地数额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学者们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不断深入，推动了研究工作。
对明代典当业的研究，过去几乎是个空白，对高利贷资本运营问题，学术界也较少探讨。近年来，随着对商品经济研究的深入，此类文章逐渐增多。王海燕的《明代典当业初探》（《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以及王海燕、赵东昌的《明代典当业述论》（《史学集刊》第2期）论述了典当业内部的经营组织、当物种类、明代典当业的特点和国家对典当业的政策。
在研究明代商品经济的同时，有的同志还注意到了市场法。杨松的《论明清时期市场法的特点与功能》（《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一文，认为明清时期，市场法律有了新的变化和内容，已成为独立的经济法分支。在功能方面，它延缓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
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方面，侯建新、赵文君《中西封建晚期的农村雇工比较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一文，认为雇工在中西农村社会生产者中所占的比重不同，社会身份、生活状况不同，因而反映了中西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不同的发展水平。刘永成《明清时期农民个体经济的成长与两极分化》（《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周年论文集》）一文，认为明清时期全国十余个省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扩大，是在农村专业户两极分化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分工和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历史前提。
区域经济研究的文章有陈学文的《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演化及其意义》（《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周年论文集》）、史继忠的《明清时期贵州地主所有制的发展》（《贵州文史丛刊》第5期）、张祥光的《明清贵州人口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张民服的《明前期中原经济发展探析》（《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吕卓民的《明代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利建设》（《中国农史》第2期）、叶显恩、林燊禄的《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赵全鹏、杨杭军的《明清时期芦洲的开垦与芦政》（《中国农史》第4期）
对海洋经济的研究，陈东有《论明清海洋经济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权钱交易的祸害，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海洋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是中国在300多年中由强变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唐群《略论明代中后期私人海洋贸易活动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中后期已形成私人海洋贸易集团，而且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关于人口研究，栾成显写了《明代黄册人口登载事项考略》（《历史研究》第2期），论证了黄册所载人口数字包括妇女在内，并指出其原因。王双怀在《论明代华南的载籍户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对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来源、特点及其价值作了分析。
另外李绍强的《论明清时期的铁业政策》（《文史哲》第4期）、周翔鹤、米红的《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徐永志的《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等文章都值得一读。
三、社会文化史研究
明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色彩纷呈，所涉及的有移民及人口流动问题、区域社会的变迁、生态平衡问题、农村社会实态研究、老年问题、社仓问题、大众社会生活研究、徽州社会研究、商人文化素质研究、社会丕变及文人反应以及明清小说，戏曲、文学研究等。
董倩《明代永乐年间移民政策述论》（《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一文，分析了永乐年间移民政策背景与目的，说明其种类、规模和路线，探讨了成效及影响。朱端强《〈明初移民山东的云南地望考〉商榷》（《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明初以来，滇人确以从军、充军或抗倭三种方式移入胶东。张建民《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一文，指出明初的秦巴山区并非处于“人口与耕地的空白状态”，直至万历，流民集聚及政府的处置持续不断。王一军《明代外来流民对郧阳的开发》（《江汉论坛》第5期）一文，对流民产生的社会原因、农民起义及官府镇压以及郧阳山区的开发做了探讨。昌庆钟、刘义程写了《明代江西人口外移原因探析》（《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江西人口大量外移主要是因为人口压力日趋严重造成的。
近年来，史学界对流人史、流人文化的研究发展很快，但明代的流人史研究却极为落后。黄松筠《论明代辽东流人文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认为明代辽东的流人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有独特的特点与内涵，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为民族融合、边疆的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
徽州社会研究方面，周绍泉通过真实具体的徽州契约文书、诉讼案卷，对明末清初以里甲为中心的农村地方行政运作进行了实态研究，写了《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并指出无视徽州地方农村这种实态，认为粮长、里长和老人及里甲编审在嘉靖间或稍后就不复存在了，恐失之偏颇。赵华富写了《徽州宗族祠堂三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对祠堂的朝向、供奉的神主以及女祠的修建都作了分析论证。叶显恩《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朱、王两派儒学的影响导致儒贾结合、官商互济，这是徽人发展商业的要诀。类似的文章还有王廷元的《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对徽商研究的文章还有李琳琦的《从谱牒和商业书看明清徽州的商业教育》（《中国文化研究》秋卷）陈建勤的《明清时期徽商与扬州园林》（《江海学刊》第6期）和陈智超的《新发掘出的徽州文书——方元素信件介绍》（《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
有关宗族社会的研究文章有洪璞的《试述明清以来宗族的社会救助功能》（《安徽史学》第4期），指出宗族通过义庄这一经济实体的运作，发挥着社会救助的功能。曾少聪写了《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比较》（《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台湾和菲律宾宗族组织的不同，反映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内和国外宗族发展的不同趋势。
在社会救济研究方面，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探析》（《中国史研究》第2期）一文，对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及作用作了探讨。吴滔写了《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中国农史》第4期）。
林金树的《明朝老年政策述论》（《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明朝老年政策的基本内容、发展变化，及其主要特点进行了论述。
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明代社会变迁。杨昶的《明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明代所发生的严重恶化现象，是与朱明政权的人口政策、屯垦移民政策和扩大地主阶级经济特权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的，这种巨大而久远的危害，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一文，探讨了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的生态关系变化，通过明代马政的变迁揭示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动乱、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对古代大众社会生活做具体的考察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许敏写了《明清饮食店铺与大众社会生活——着重对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考察》（《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认为明中叶以后，商业经营带动了市民消费的变化，与市民生活相关的饮食店铺也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在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本年度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张明富所著《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作者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明清商人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明清商人文化就是明清商人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及其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对商人文化组成各要素及结构的研究，揭示其特质，有助于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更进一步认识。该书是作者多年致力于明清商人文化研究的总结，具有开拓性贡献。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赵毅、张明富的《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吴海燕的《明清商人文化素质提高对经商活动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传统文化是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
对明清时期因社会转型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的热门，本年度这方面的文章不在少数。孟彭兴《16、17世纪江南社会之丕变及文人反应》（《史林》第2期）一文，认为江南经济的巨变，使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正在朽坏腐烂，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引发了社会意识的嬗变，而农民起义没有挺进江南，则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丕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承贵《明清之际中国传统道德之走向》（《学术月刊》第10期）一文，认为在商业浪潮的蔓延和基督教伦理的冲击下，传统道德的体系结构进一步松软、弱化。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学术月刊》第2期）一文，认为晚明理学渐渐为士人们攻讦和唾弃，从而泛起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谢景芳《理论的崩溃与理想的幻灭—明代中后期的仕风与士风》（《学习与探索》第1期）一文，认为明末的空谈之风，再一次显示了中国社会进入历史上又一次不正常时期，这是明朝社会整体功能失调的表现。步近智、张安奇《明代的学术演变——由理学思潮向实学思潮的转变》（《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认为实学思潮是儒学发展的又一新阶段，为走向近代的“新学”思潮准备了思想条件。陈祖武《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论述了两派间的两世交流及其作用，从一个侧面窥见明清间学术演进的脉络。作者认为明末清初的学术交流实可谓互为影响，相得益彰。另外李霞《阳明后学的以儒合佛道论》（《江淮论坛》第3期）、蒋国保《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思辨逻辑》（《江淮论坛》第3期），都有独到之处。张新民写了《王阳明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脉络》（《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马学强写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学风的嬗变》）《史林》第2期），都值得一读。吴晓萍、周晓光《论新安理学家赵汸的〈春秋〉学说》（《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考察了解赵汸及其学术思想，对深入研究“新安理学”以及《春秋》学史，都具重要意义。
骆祖英《明代数学及其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一文，对明代数学“沉寂”、“倒退”之说提出商榷，认为明代数学有其特殊性和鲜明的社会性与应用性。刘次沅、庄威凤《明代日食记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期）一文，对明代700条日食记录的各种特性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大量的地方性实测记录是从明后期开始的。
四、民族、中外关系史研究
本年度对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研究颇有进展。彭建英《明朝治藏方略的内容及特点》（《西北史地》第3期）一文，认为与元朝治藏政策相比，明王朝在政策上作了一定的调整。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建立起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之间普遍而广泛的经济联系，实现了有效的治理。王冰《明朝初期汉藏茶马互市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第3期）一文，对茶马互市的背景、形式以及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政策清楚地表明明朝中央政府对藏区行使了完全主权。
民族贸易是民族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余同元继续对明代马市市场进行考证，写了《明代马市市场考》（《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长城地带具备市规市法和市易功能的明代马市市场近70个，其中可详考的50余个，使长城文化带发展成为“交换型”文化带。姚继荣《明代辽东马市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辽东马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该地区民族关系的状况，以及明朝民族政策的当否。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贸易市场》（《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归纳了黄河上游地区民族贸易市场的四种类型，但指出以农牧产品交易为主的贸易繁荣，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意义上的质的变化。
以往学术界对明初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研究得不够，刘冠森《明朝初期中国内地蒙古人的住地和姓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对此做了探讨。杜常顺则写了《史籍所见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土人”与“土达”》（《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论证了“土达”即“土人”，溯源“土人”和“土达”之先世，阐述了其流变，文章论证有力，分析深入。
对明清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土地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论著较为少见。张雪慧《明清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土地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一文，对这个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明清边疆地区经济类型多样，有相当的进步与变化，这与两朝的治理、经营和开发有关。生产力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的开发，内地人口流移边疆，改变了民族分布的格局，这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本年度有栾凡的《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民族结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女真社会是由女真族、蒙古族、汉族、朝鲜族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三种文化给其社会带来巨变，形成多元的经济结构和具有蒙汉特色的军事组织。
对澳门问题的研究，本年度万明写了《明朝对澳门政策的确定》（《中外关系史论丛》第6辑），认为明朝对澳政策经嘉、隆、万三朝而最终确定，直至明末，没有根本改变，甚至清前期也一直沿袭。这一政策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治理了澳门，开展了贸易，引进了外来文化，还抵御了侵扰，为澳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陈尚胜的《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则认为澳门模式体现了对外国人的怀柔精神，然而该模式非但未能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反而引起西方其它国家的嫉妒和垂涎，使中西关系更加复杂。“怀柔”手段和闭关政策并不能遏制西方国家的对华扩张。关于早期中澳关系的文章还有郑继江的《澳门沦为葡萄牙居留地始末》（《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另一热点是中朝关系。何孝荣《明代的中朝文化交流》（《文史知识》第3期）一文，论述了中国各项制度在朝鲜的移植和模仿以及宗教、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他的另一篇文章《明代的中朝科学技术交流》（《文史杂志》第1期），则主要表明中国的自然科学在朝鲜的传播。
明初是否有效地实行了海禁，学术界的看法不一。李金明《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南洋问题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明初海外贸易不仅没有停止过，而且与东南亚的贸易反而有所发展。邹萍《朱纨与明代海禁政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则介绍了明代海禁政策的具体措施，历述朱纨执行海禁政策的过程。
郑和研究是明代中外关系史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何萍《从郑和下西洋看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一文，认为郑和远航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表现，但并不以殖民、扩张为目的。肖季文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贡献新析》（《历史教学》第6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给人以一定的启发。吴之邨《郑和“三保”名号考》（《安徽史学》第4期）一文，对郑和的先祖的种族、郑和的家世以及“三宝”名号的由来做了深入的研究。
华侨史近年逐渐受到重视，黄启臣《明末在菲律宾的华人经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一文，论述了1565～1644年华人在菲律宾开拓和扩展商业、手工业、运输业、农渔业和自由职业的情况，指出菲律宾发展成为东方明珠，华人功不可没。
五、人物研究和史料学
李自成结局问题，是本年度明代人物研究中的热点，通山说与夹山说各执己见，争论不已，而且双方均十分强调学风问题。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名义写成的《李自成结局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书，认为该问题之所以长期纠缠不清，主要障碍是学风问题。研究报告的结论为：李自成于清顺治二年五月上旬遇害于湖广兴国州通山县九宫山北麓。石门夹山灵泉寺的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野拂不是李过。王戎笙《从李自成结局研究看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一文，认为地方志中确有许多珍贵史料，但并不等于说地方志中的资料是完全可靠的，并指出有关李自成结局的几种说法中，以通山说最为可信。
与此相反，刘重日《四十年来历史疑案追踪——谈谈李自成“归宿”问题》（《求是学刊》第6期）一文，认为通山说最不可信，石门夹山说比较可靠。作者认为近十年来石门夹山出土和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是可以与文字记载相印证的凭据。韩隆福《李自成是禅隐夹山，还是遇害通山——兼谈李自成归宿研究的学风问题》（《武陵学刊》第5期）一文，指出郭沫若生前并没有认定只有通山一说，“北京会议”（1997年5月）并没有得出“只有通山一说”的结论；夹山说的文物资料不仅多，且更能说明问题。
有关朱元璋研究的文章有黄冕堂的《论朱元璋的实学思想》（《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认为朱元璋是明代第一位具有实学思想的人，他崇实贱虚，重传统，但鄙弃颂古非今思潮，发扬农本思想，抨击贱商理念，在军事、文化领域力主变通求实。马怀云写了《朱元璋敕撰书述论》（《许昌师专学报》第3期），认为朱元璋敕撰书数量之多，是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些著作以加强立法，整肃吏治为主，集中反映了朱元璋治国安邦的思想主张。
郝兆矩写了《略论刘基的政治思想》（《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刘基的政治思想对朱元璋影响颇大，因而对明初诸多制度章程法规的制订，都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文章将刘基的政治思想归纳为仁义、民本、人才、教育、法治五个方面。
尹湘兵《明世宗与宦官》（《黑龙江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认为明世宗对宦官的政策大体上经历了游移不定、利用、裁抑打击的变化过程。
郑克晟《试论霍韬的几个问题》（《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一文，论述了霍韬在礼议中的作用，他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认为霍韬是嘉靖时期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主张和思想值得研究。
程志强《张居正的惩贪思想及其实践》（《安徽师大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惩贪未能取得彻底胜利，其原因有：中央权力斗争限制了惩贪力度，用人失察，张居正未能廉洁自守，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彻底惩贪。
田澍认为要对明代中后期改革历史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必须重新认识大礼议事件。在《张璁议礼思想述论》（《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中，认为张璁对杨廷和的抵制是合法合理、顺情之举，而非“迎合”世宗私心的“小人”行为。
对云南文坛颇有影响的杨慎，近年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陶应昌《杨慎与明代中期的云南文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杨慎充军云南后，居滇三十余年，因其才学和影响，对云南作家队伍的壮大和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严嵩的评价近年来有些争论，阎少华《严嵩专权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严嵩柄政的嘉靖年间正是朱明王朝走向败落的开始。
随着明史研究的深入和扩展，对明代史学史和史料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钱茂伟《明代前期史学特点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从洪武至正德的史学具有如下特点：理学笼罩史坛、当代史编撰衰弱不振、“西洋”史地学异军突起、反理学史学初露端倪。李小林《吴道南及其〈国史河渠志〉》（《史学集刊》第3期）一文，认为吴道南首创了在志书中附载图册的体例，或第一次提出了这种设想，他的《国史河渠志》叙事详细，时间清晰准确，记事中加入评论，有助理解，是一个成功的纪传体志书。南炳文在《〈万历起居注〉的版本》（《史学集刊》第4期）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万历起居注》至少有九种本子现存于世，它们的记事范围、文字错讹数量、主要价值所在等，互有不同。作者还分析了该书传抄于世的途径。沈登苗《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浙江学刊》第2期）一文，就登科录的概念、内容和实质以及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闵宗殿写了《〈明史·五行志·蝗蝻〉校补》（《中国农史》第4期），通过与《明实录》相比较，作者将《明蝗蝻》中缺载和欠详的部分收集列表，对研究蝗灾史具有重要价值。陈永中《〈明史·张羽中传〉史实指误一则》（《西北史地》第3期）一文指出了该传所记失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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