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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03
3 评估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迈克尔·斯克里文在总结评估的方法论时认为：评估主要是对某一事物的品质、价值和效益的感知[37]。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评估是对某一对象的价值或品质的系统估算。也有将评估定义为系统的获取和估价某一对象的信息并为其提供有用的反馈(17)。OECD对评估的界定是：系统和客观地评价一个正在实施的或已完成的项目、计划或政策，包括其设计、实施和结果。评估的目的就是确定目标的相关性和相应的完成情况、效率、效果、影响和可持续性。评估应提供可靠的，有用的信息，使获得的经验教训与援助者和受援助者双方的决策过程结合起来[38]。因此，评估是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工作(活动)，这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又受社会发展需求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信息化”这种具有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宏观性问题，产生不同的评估方法原因很多，但关键是人们对认识这一问题的视角和评估的目的。
3.1 评估视角和目的的演变
从1965年日本的RITE指数，到2006年ITU的DOI(18)指数，人们对社会信息化评估的认识与目的在变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推动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增长，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最初的研究是从社会学家开始的。
3.1.1 早期的视角和目的 当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发展形态上的特征时是从自我认识的理性出发来解析“信息化评估”的问题。显然，当社会发展导致“恩格尔系数”递减时必然有其它的消费呈结构性增长，而“信息消费(19)”的增长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将研究的视角落在“信息”之上，并用“信息化”的概念来描述是一种自然的逻辑结果。但要从量化的角度来显示这种结果并没有非常“自然”的方法。所以，这种以刻画社会发展特征为目的的测度一开始就有许多探索方式，如日本曾一度调查其“信息流动”的总量，并通过核算其每公里的传输成本和总量关系来评价社会信息化发展程度[39]，后经过RITE等机构的改进，具体评估将注意力从抽象的“信息”落实到与之相关的“工具”、“载体”等可测度“集”上。当然，波拉特是从另一角度来观察这种社会发展特征。由于研究的目的是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标记，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可以构建出不同的“坐标系”。所以，后来有类似于RITE的简洁型评估方法，也有类似于IUP的复杂型评估模型。但研究的视角丛总体上说是对现实社会工业化后，社会的一些结构性特征(20)与各自所界定的“信息化”的关系探索。这一时期，人们还没有将社会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只是用“信息”、“知识”等内在的相关属性和一些外在关联的因素分析讨论社会发展与“信息”的关系。所以早期研究的视角是观察社会发展的“信息”特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评估目的是通过量化显示社会的“信息”特征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与信息化的关系。对社会“信息”特征的归纳，不同学科又有不同方法，如日本的RITE模型，明显带有技术背景的影子，其综合指标体系中突出了“信息”和“信息传输技术”等因素，其综合指数是由：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体水平和信息系数等4部分组成[40]，显然指标水平的高低与信息技术应用有强正相关性。而马克卢普和波拉特是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的“信息”特征，通过将过于抽象的“知识”用相对具体的“信息”、“信息部门”和“信息产业”来替代，测算出与“信息”要素相对应的产出，从形式看与RITE模型完全不同，但分析的结果也是要反映社会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另外，从联合国的IUP模型到日本的“信息流动调查法”等，都可以看到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诠释社会的“信息”特征。可以说，早期国外的研究是从各自认识的理性出发来考虑社会发展中的“信息”特征问题。
国内在早期的研究是以引进为主。由于国内当时的工业化并不发达，对于发达国家中所出现的“后工业化”社会特征难以观察，所以研究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考察我国社会发展自身的特点上，而是引进国外“信息化”相关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对信息化评估的研究，以借鉴国际方法为主。所以评估的视角是移植国际模式，仅在具体方法的可操作性上，作适合我国国情的变化。国内早期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以便于我们在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和寻找最优发展策略。
早期评估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的特征或水平与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信息”、“信息传播”以及“信息技术”间的关系；二是通过对不同经济体或地区等对象的横向比较，以判断被评估对象社会发展的相对水平。
3.1.2 信息技术革命对评估视角与目的的影响 从1992年，Mosaic浏览器等技术的突破使因特网呈爆炸性增长[41]，到90年代中后期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使人们认识到信息技术革命已到来并将深刻影响人类今后的社会生活[42]。1999年，John Naisbitt在其《高技术.高思维》(21)的论著中，从新的视角演绎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高科技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动力”，而ICT(IT)成为许多国家发展高科技的主角，并被认为是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00年，Abaton Kellerman(22)归纳了信息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43](见图3)。
图3 信息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认为21世纪，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渗透将改变“信息”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2005年，Orbicom(23)在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上推出了“信息社会的测度”论题(24)，也从一个新视角来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水平——INFOSTATE(=Infodensity+Info-use)，在其图解(见图4)中可以看到信息化(INFOSTATE)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核心。
所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作用下，人们关注的重点已从“信息”转移到“信息技术”，而研究的目的也从寻找社会发展的“信息”特征，转变到直接关注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如移动通信、互联网络和宽带等社会应用的发展上。许多国际评估就直接用“ICT基础设施”、“信息经济指数”、“e-readiness”、DAI、DOI和Infostates等中微观层次的评估来替代宏观性的信息化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探索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图4 INFOSTATE新视角[1]
进入21世纪，国内尽管仍然沿用信息化的概念来反映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新时代和新机遇，但其内涵已有质的变化。1997年，我们提出了国家信息化的概念，将社会信息化问题提升到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的高度，明确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显然这也是从发展的视角来考虑信息化。评估的目的也有相应的改变，一个明显现象是政府对信息化评估的关注度大幅提高，反映出信息化评估对社会未来发展战略制定的“咨询价值”。
3.2 综合指标评估方法的比较
由于对信息化评估视角的变化，导致评估研究转向以应用为主导，社会所需求的“评估方法”也突出了“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因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为“拓展市场”、“利用后发优势”和“拉动经济增长”等战略和对策的研究。所以，综合指标评估法逐渐成为信息化评估的主流方法。显然，与波拉特方法相比较，综合指标评估方法更能直观反映被评估对象在信息技术应用发展上的水平，同时，还可以分领域诊断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为政府的发展战略和长期发展规划提供决策支持。综合指数是综合性评估方法中的主要方法，其核心理论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评估指标；二是指标的数据处理方法；三是综合指数的测算模型。从国际与国内评估的具体方法看，不同的评估都有自己的特点。
3.2.1 评估指标的比较 综合指标评估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评估的“指标系”，建立的方式与评估的视角和目的密切相关，是人们分解解析信息化的评价标杆，对评估结果起主导作用。从已有的案例分析，指标系的组成由结构和评价标准两部分。结构是评估人对信息化的系统认识，这种认识与评估聚焦的主题相关联，形式上指标系的结构一般分2-3层次(即有二至三级指标)，底层是具体的评价性指标，而上层是对“信息化”或信息化的某一领域的一种系统分解。表1是40年来国际上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评估指标系情况，从它们的聚焦和领域分解，可以看到信息化评估的发展过程。
很明显，指标系的建立与评估目标以及对信息的认识视角有直接关系，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社会信息化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而设定具体的评价指标与评估人(机构)有关，如ITU是以电信、通讯等技术统计指标为重点，而联合国以及国际其它经济、社会研究机构偏爱从更广的社会复杂系统入手。主观性评价标准的差异度较大。
对于评价指标的争议是很难避免的，如以ITU的三套指标为例(见表2)，在所涉及的22个具体指标被分别纳入到三个不同的评估指标系中，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评估视角和目的来解释，但难以证伪，我们只能根据ITU这一机构的权威性来判断评估结果的价值和可参考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默认ITU的权威性就可以从指标的功能上来释义，如：DAI是关注接入问题、DOI是关注市场机会、而MD是注重社会发展的综合能力。显然这种释义是依赖于“专家”的经验，可以说信息化评估中在许多问题上要依赖专家的视角和经验来定义评估“标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ITU掌握这些指标的统计数据，反映出资源和可操作性对评估的影响力，因为不同类型的指标还决定了指标数据的采集方式和成本。
万里鹏[34]等从“社会信息化概念”的视角来分析评估理论与方法的测度逻辑，其核心问题也是评估的指标系构建问题。从逻辑上分析，评估指标系是确定评估的一种标准(或测度定义)。规范的案例当属数学的“测度标准”问题。勒贝格测度是策墨罗选择公理下的一种经典测度，然而实数集上仍存在许多“勒贝格不可测”的数集。当然我们可重新定义数集的“测度”，以保证数集都可测。但这种测度可能就会失去一些数学的基本属性而变得过于“平凡”，其“应用性”的价值也可能变得不大了，因为，“勒贝格测度”的意义更多是在于“勒贝格积分”的意义。以此类推，评估指标系的建立对信息化评估而言无疑就是一种“测度”定义，所以，在信息化综合性评估指标系的构建上注重类似于“勒贝格积分意义”上的应用价值可能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捷径。
3.2.2 数据处理方法的比较 综合指数的数据处理与指标数据类型有关，常见的一种是对客观的统计数据(或主观的评分)处理。由于综合指数是将评价指标数据最终合成一个指数，所以要对不同量纲的指标(包括主观评分)统一测度量纲以便于拟合。基本方法是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一般都用效益型指标来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所谓效益型即表示指标值越大越有利于系统正向发展，用分段函数定义如下：
其中，Goal是ITU自定义值，对不同指标有不同数值。
另外是对于某些指标数据值较大处理方法，一般用取对数的方法进行处理后再进行无量纲化，其目的是降低了指标样本的离散性，增强评估模型的稳定性。
从国际一些主要的评估方法比较，尽管形式不同，如ITU的DAI和DOI是采用1分制，WEF采用6分制，EIU采用10分制，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将不同性质的指标通过标准化处理转换成一个系统指数的分量，对分量的定权是由测算模型决定的。
3.2.3 指数模型的比较 指数模型的关键是指标的权重确定方法。早期，如IUP是通过因子分析来确定权重，1985年，B.K Eres[44]在对87个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信息活动水平评估也用统计模型确定权重。国内滕勇[25]、杨少军[27]、耿兴荣[26]等也曾分别用灰色测度法、神经网络算法和主成分析法来确定权重。而国家统计局就主成分分析法与专家评分的加权平均法进行比对研究后，认为两者大同小异。2006年，何伟[35]也在中国工业行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估中，比较了主成分法与加权平均法的结果，总体上基本一致。所以，信息化的综合评估指数模型一般采用逐项分层加权的指数求和方法，即信息化水平评价总指数为：
。
其中，Ⅱ[,(E)]代表国家或地区信息化水平评价总指数的得分，n为信息化水平构成的分领域要素个数，m表示信息化水平第i个构成要素的评价指标个数，U[,ij]为第i个构成要素的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i]和W[,ij]为对应构成要素和指标的权重[33]。
3.3 当前的评估
3.3.1 评估的新视角 2007年4月，EIU又发布了新一年度的e-readiness评估报告，最明显的变化就显示在封面上，注释了本年度评估关注的焦点是“增长的势头”(Ralsing the bar)。从信息化发展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看(前20名)，今年上升最快的是亚洲地区(见表3)，中国也上升了1名[45]。
自然，评估结果的变化与评估的模型方法有直接的关系，而方法模型的修正是源自人们视角的变化。近几年，日本和韩国已将“信息化”提到一个无所不在的高度(Ubiquitous)，其发展战略也从e—视角提到u—视角的高度(27)。而欧盟、新加坡等，也从原来的e-everything发展到现在的i-everything。因此，人们对社会信息化发展又有新思维和新视角，更加关注在社会信息化发展中的新技术应用与新市场发展。如，EIU在其报告中对新一代评估模型的释义(28)强调了模型应对“两新”的变化；2006年12月，国际电信联合会(1TU)在香港发布的DOI指数也关注了新技术的市场机会。人们已认识到，决定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渗透的程度，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新技术问题，还有市场因素，甚至已有人将视线从“ICT”扩展到“TIMES”新市场(29)。
3.3.2 评估的新特征 当前评估，从方法体系上看变化不大，理论框架与评估流程基本保持综合评估的基本模式。但具体的评估标准有变化，如EIU 2007年与2006年的评估在指标系和权重分配上变化很大，反映出当前评估对信息新技术、新市场的敏感性，评估更多是围绕未来的发展来设计。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当前评估的一个明显现象是掌握信息资源的机构成为评估的主导力量，如ITU、国家统计局等，这也反映了评估对指标数据的依赖性被强化。从理性认识分析，信息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发展问题，其应用的复杂性涉及社会多层次问题，而且技术的发展还将不断地冲击人们使用信息技术的习惯于与方式，这使得具体的指标所反映的问题有一定的时效性。所以，建立一套系统的信息化指标集是有利于信息化评估的。目前，国际电信联合会和欧盟等组织已分别提出了ICT核心指标和标杆指标(Benchmarking Index)，这对提高这些组织评估的权威性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信息化评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早期的评估是围绕社会发展与“信息”的关系，人们从认识的理性出发，归纳、解析社会发展与“信息”的内在联系，并用量化方式，测度社会生产与活动中“信息”及其“传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其理论方法有从社会学出发，也有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题，目的是对社会发展的现状给出一种评价，以量化显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信息技术革命后的评估，是围绕社会发展与“信息技术与应用”的关系，人们更多是关注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直接从信息社会发展趋势和信息技术与应用发展的需求出发来“设计信息化评估”，将信息化评估从学术性研究向社会应用实践提升，参与者也扩大到政府、组织和商业机构等，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诊断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实现“信息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研究对策。
收稿日期：2007-05-28 修回日期：2007-07-26
注释：
(17)http://www.socialresearchmethods.net/kb/intreval.htm.
(18)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DOI,ITU.
(19)定义为“个人消费支出中非商品支出与商品支出和非商品支出之和的比率”。
(20)Daniel Bell在其“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5个特征。
(21)John Naisbitt的High Tech High Touch,Nicholas Brealey Limited,2001.有中译本为《高技术.高思维》。
(22)Aharon Kellerman，以色列海法(Haifa)大学副校长。海法市是以色列的港口城市。
(23)Orbicom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专业网络。该网络包括通信领域的26个会员和来自73个国家的通信研究、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新闻、媒体、公关、通信法律和其他领域的250多个准会员。该网络创建于1994年，旨在通过多学科渠道促进全球通信发展。
(24)“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unis,15 November 2005,9:30 a.m.tO 5 p.m.Kram Center,Room“Le Kram”.
(25)MID:Measuring infostates for Development，是Orbicom和ITU联合研制的评估方法，详情见参考文献[1]。
(26)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自2000年起与IBM商业价值研究院(The IBM Institute for Business Value)合作，每年都开展E-readiness的评估。
(27)《文汇报》2005年5月22日“从e到u——构建21世纪和谐社会的‘技术路线图’”。
(28)Def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readiness,The 2007 e-readiness rankings——Raising the bar,A white paper from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9)"TIMES":market is made up of the segments,"Telecommunications","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Media","E-Business" and "Service Provider",i.e.TIMES service providers.Source:Skillnet-M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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