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曹七子”到“二十四友”——试论魏晋文人集团与文学精神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二十四论文,文人论文,试论论文,七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魏晋时期的文学舞台上，相继出现了建安三曹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二十四友文人集团。这些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消亡都与当时的学术思潮及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一定时代的文化不仅陶铸了文学的内在精神，而且对于当时文学的总体风貌施加了巨大影响。本文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探讨了魏晋时代的文化冲突、融合与蜕变对于文学演化的作用，描述了上述文人集团及其文学创作发展变化的轨迹，并试图从中归纳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魏晋是我国古代社会形态急剧变动的时期。在思想文化史上，这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冲突、融合与转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舞台，相继出现了建安三曹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西晋二十四友文人集团。其中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在文学史上尤负盛名。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研究这些文人集团生成、发展、消亡的过程，探讨其文学精神演变的基本脉络与内在必然性，归纳其中应有的文化意蕴，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并寻求回答的课题。
一、三曹七子：在历史的大潮中“横槊赋诗”
文化史上的建安，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两汉经学崩溃了，儒家思想摆脱了历史的积尘，重新寻求与其它思想的结合。道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也顺应着学术风气的转变而再度兴起。随着佛教的传入，外来文化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播种、发芽、生长。由汉代谶纬文化与神仙思想胎孕而出的道教在民间获得迅猛的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化存在。这一切的综合，便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互相补充、互相融汇的架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并存与竞争，扫荡了汉末迷信、僵化、固滞、迂腐的文化空气，使得以曹氏父子为领袖、建安七子为羽翼的文人群体应运而生。
建安文人带着新的文化气息、新的人生格调，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这是与汉代名士作风迥然相异的一代新人。前人曾评说：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身价。非所能通物方、驰时务也。……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①这是从大体上说：汉代名士多以经学观念为理想人格的标准，靠着刻意修饰言行以造就社会的声誉，因为不切实用，所以最终可以归于无用。建安士人则不然，他们的道德礼法观念比较淡薄，提倡一种通脱、简易、诙谐多趣乃至放荡不羁的人生态度，所以较多地显现了人性的自然，亦具备较多经营世务的才能。
建安士人稍近自然的人生态度，在三曹、七子身上有着不同形式的表现。曹操气度沉雄，诗风苍凉，有王霸之气，而又狡谲多诈、轻易好色。曹丕在权力争夺中阴狠狡猾，却又笃于友情，有文士之风。曹植真率潇洒，格调高华，而又不拘小节，疏于谋略。王粲锐于进取，有超凡的记忆力，提起笔来“文若春华，思若涌泉”。阮瑀不仅公文写得好，而且懂音乐，能鼓琴抚弦而歌。徐干轻视官禄，有隐逸的思想。刘祯富于意气，有年轻人的风范。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应玚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齐气。这既是对于他们文章风格的把握，也可以视作对于他们人格气质的评价。
正是建安时代思想的解放唤起了人性的复苏，陶铸了建安文人自然活泼、富有个性的人格，从而促进了文学精神的转变，使得建安文苑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在赋的领域，建安赋表现了与汉赋完全不同的文化品格。汉代以大赋为代表。而建安流行的却是抒情的小赋；汉赋乃是适应宫延娱乐的需要，为着润色鸿业、取悦君王而创作的，而建安赋在反映生活、寄托人性方面则表现得多彩多姿。汉大赋的体制与格调，到建安时遭到了尽情的破坏，以至于无物不可以入赋，无事不可以成篇，无景不可以寄情。而建安赋之重在抒性，刚健多气，尤其表现了与汉大赋不同的风格。所以清人刘熙载评曰：“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遒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种尚延一线。”②又曰：“《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③，认为建安赋继承了《楚辞》的文学精神，有着绵永的情感与高迈的风骨，这一论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建安诗坛也迎来了四言诗的复兴与五言诗的繁荣，其间优秀的篇章层出不穷。描写征战的、流浪的、游仙的、隐逸的，以及抒情言志之作，宛如春天的花木一时竞发，美不胜收。最为重要的，是建安诗人直接面对人生，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用自己的如椽巨笔，描写了普通百姓的苦难，寄托了自己扫平世难、解民倒悬的拳拳之心。所以，建安诗歌有一种内聚的力度与理想的光芒。在总体艺术风格上，建安诗歌具有通脱清新的语言气质与飞腾自如的想象力。从本质上说，它又是建安时代新的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
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大体包括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到魏明帝太和七年之间近40年的文学。它又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建安元年至十三年为前期，这是建安文士相继登上历史舞台、逐渐聚集到曹操麾下的时期。悲壮慷慨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旋律。建安十四年至建安二十五年为中期。这一时期，曹魏集团的统治地位已经巩固下来。文士们除了继续追随曹操从军征伐、赋诗言志之外，还聚会邺下，饮宴游乐，写下了一批“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的篇章，其作品的现实意义则相对衰弱了。从黄初元年到太和七年，则可视为建安文学的尾声。应该看到，随着历史背景的演变，建安文学的内在精神也处在不断的蜕变之中。这种蜕变在曹植后期的诗歌创作中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报国之志让位于忧患情结，积极的功业追求被苦闷出世的咏叹所替，诗风亦转向清旷、深沉。所以，清人吴淇评价说：“陈思入黄初，以忧生之故，诗思更加沈著。故建安之体，如锦绣黼黻；而黄初之体，一味清老也。”④
从曹植诗歌的变化中，已经可以看出文学精神转变的形迹。甚至可以说，正是曹植后期的创作，开创了正始文学的新格调。
二、正始名士：清谈家的思辨与忧伤
在由建安向正始的文化转移中，魏明帝曹睿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
曹睿是曹丕的长子。史书称赞他“容止可观，望之俨然”、“沈毅断识、任性而行”⑤，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徒有其表、刚愎自用、小事明白、大事糊涂的昏君。他在位时“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加速了曹魏政权腐化的进程。在文化思想上，他大肆倡导经学，以惩办浮华的名义贬抑了大批年轻的士人。他曾经下达诏书，强调尊儒贵学为王教之本，要求各地贡士以经学为先，“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⑥。据史书记载：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咸有声名，“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⑦。又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相友善，享有盛誉，也被明帝以“修浮华，合虚誉”的罪名而免官⑧。
魏明帝大办“浮华”案，实质上是学术思潮转移中的一场文化冲突。冲突的双方，一方是日渐衰落、失去人心的经学，另一方则是迅速兴起、受到年轻人热烈欢迎的新思想、新学说。新旧文化的絪缊消长，启发了自由的学术空气，并在正始年间形成了玄学。
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是何晏与王弼。何晏是曹操的养子，王弼是王粲的侄孙。尽管他们与建安名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正始风流与建安风流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建安风流主要表现为人类自由本性的发挥，正始风流则主要是人类深沉的理性思辨能力的表现。建安名士追求重新建构现实的社会秩序，正始名士则追求重新建构抽象的认知体系。东汉王朝崩溃以来激烈的社会变动，以及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汇与冲突，引导正始士人们去重新思考、审视社会与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一段时期内，这种深入的思维与探讨极大地吸引了士人的兴趣，清谈因而风靡一时。
清谈的目的，是探讨天人之际的玄理。这就造成了一种自由、深入讨论问题的文化风尚，促进了学术的大解放。这种诉诸理性的研讨同时造成了文坛论说文的繁荣。刘永济先生曾将这一时期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论析时事，颇采法家之言，如臧否人物、商榷礼制、驳难刑法之类；另一类则辨析玄理，持论多依傍老庄，如辨有无、论才性、研易象之类。刘先生描述道：“曰校练、曰约美、曰附会文辞，皆法家文之美也；曰玄远、曰高致、曰自然出拨，皆道家文之美也”⑨。又推崇这一时期文坛论说文繁盛的景象道：“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晚周而下，殆无伦比。”⑩
何晏有《言志诗》二首，生动地显现了正始年间玄学名士的忧患意识。其一曰：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入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诗中表露的是正始后期玄学名士的典型心态。一般的说，正始名士对于现实政治是热衷的，他们依附于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介入了权力的角逐。这就造成他们内心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沉浸于理性的思考，向往个体生命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感到难以挣脱现实的网罗，因而忧惧祸患的降临。何晏在诗中希望如同鸿鹄之逍遥五湖，正表明了他对于现实的忧伤、恐惧之情。
这种令何晏恐慌的大祸终于降临了。正始十年正月，司马懿发动政变，将依附于曹爽的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逮捕处死，诛及三族。加上王弼在当年因病去世，夏侯玄、李丰等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被杀，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正始名士群便消声匿迹了。
正始名士的历史命运值得人们深思；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他们胜利了，成就了魏晋玄学；而在社会政治的冲突中，他们多数失败了，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三、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追求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名士从历史上消失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集团又登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且取得了更大的声誉。据《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之游”的地点，在洛阳附近的河内郡山阳县一带。具体时间大约在正始的后期，而延续至嘉平初年。其时山涛刚过40岁，阮籍接近40岁，嵇康、向秀、刘伶都是20几岁，阮咸、王戎则不到20岁。所以，这是中古时代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沙龙”式的聚会与漫游。
“竹林之游”的思想动机，是以逃避现实的形式来批评现实。当时曹爽与司马氏两个集团之间的争权斗争正愈演愈烈，朝政危机四伏。在这种备感压抑与恐怖的时代背景下，突然聚集了这么一批有名的文士。他们优游林下，纵酒行乐，鄙弃世俗，崇尚老庄，以清谈玄虚与行为怪诞而闻名一时。由于他们适应着学术文化发展的主流，所以其行为方式很快便成为一种新的文人风尚，被人们称作“竹下风流”。
“竹林之游”所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在司马懿以铁腕手段粉碎曹爽集团后不久，竹林名士们便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旅。其中嵇康一直抱着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长期过着隐逸著述、漫游求仙而又始终不能忘怀世事的生活，最后被司马氏杀害。阮籍则与司马氏一直保持着貌合神离的关系，同时忍受着内心巨大痛苦的煎熬。在嵇康被杀的当年，他亦忧郁而死。向秀禀性淡泊，是一个具有学者气质的人。他曾注《庄子》，发明意趣，大畅玄风。被迫入朝当官后，他不任职事，容身而已。刘伶也曾经出仕，泰始初年朝延对策，他大肆宣扬“无为之化”，被视为无用而罢官。后来他又出任建威将军参军，亦无事迹流传。刘伶终生沉湎于酒，有关他的轶事几乎全部与酒有关。竹林名士中，阮咸年纪最小。他最初的性格是“任达不拘，当世皆怪其所为”，出仕以后仍然保持着狂放不羁的作风，因而招致世人议论纷纷，最终“沉沦闾巷”(12)。
竹林名士之中，山涛与王戎后来成晋室重臣。南朝诗人颜延之咏竹林七贤，因此而将他们二人排斥在外。山涛与司马氏有姻亲的关系。他立身比较谨慎俭约，在任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皆显名当时”(13)。他于太康四年去世。王戎则一直活到“八王之乱”中。当时朝政一派混乱，而王戎明哲保身，苟媚取容，因此为人所诟病。史载王戎晚年曾经过黄公酒炉，感叹道：“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未。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14)这种感伤，透露了他内心无法言传的痛苦之情。
竹林名士们分别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思想行事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不尽一致。但是从总的方面看，他们都深受封建的影响。他们认为名位就象赘瘤一样，资财就象尘垢一样，向往那种“以无罪自尊，以不仕为逸”的自在生活(15)。简单地说，没有作官的便不要去追求官位，只有隐逸不仕才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已经身在仕途的，则应视尊卑、荣辱如一，而不以个人的得失萦怀。
阮籍与嵇康还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的政治制度。阮籍批评封建社会“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16)，他指出，为了维护这种专制统治，历代君王都用重赏与严刑的两手策略来控制人民。而一旦这种控制失效，就有了“亡国、戮君、溃败之祸”，也就宣告了一个旧王朝的灭亡(17)。嵇康则愤怒地抨击封建制度的统治者，说他们“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矜威纵虐，祸蒙丘山”(18)。他描述说：“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19)。这就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竹林名士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无君无臣、能够发展自由个性的社会，然而现实的社会却充满了欺诈、篡夺与纷扰，祸机四伏。而当他们踏入仕途以后，他们一度拥有的自由个性、独立人格也难以保持下去。这就自然地激化了他们内心深刻的矛盾，造成他们难以言说的痛苦。他们之种种狂放、任诞的行为，都可以视为这种痛苦心理的寄托与表现。
在魏晋文坛上，阮籍、嵇康的诗文创作以其超迈雄峻的姿态占有着突出的地位。他们的作品多具有深远的寓意，有一种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的精神。强烈的批评现实、追求超越世俗、追求人格的独立与生命的永恒便成了阮籍、嵇康创作的主旋律。由于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同时受到当时颇为流行的宗教意识的浸染，他们的文学创作便同时融汇了哲学的深沉思辨、宗教情感的执着不渝和文学的瑰丽想象。他们同时进行着哲学的思考与文学的创作，用同一颗心去认识世界，感受生活；用同一支笔去辨析人生、抒发情感，承受同一种痛苦的驱遣，去寻找同一个谜底。从这种意义上说，阮籍、嵇康的创作把文学哲理化，同时又把哲学的思辨形象化了。
竹林名士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中古文化史上最生动、最富于激情的一章。从历史传承的意义上说，竹林七贤的文化遗产不只是潇洒飘逸的风度、狂放任诞的行为，以及惊世骇俗的言谈，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格理想，他们对于人类历史的深入思考以及他们富有个性的忧患意识。他们好象一组亮度很强的星星，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便从中世纪的夜空中消逝了。
四、二十四友：在政治漩涡中与世浮沉
公元265年，司马炎正式废黜魏帝，改国号为晋。15年后，晋军攻破建业，灭亡了吴国。汉末以来军阀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宣告结束，中国复归统一。西晋统一的几十年间，文坛始终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其间出现了“二十四友”文人集团。据《晋书·贾谧传》记载：
（贾）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兵，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徵，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附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
可知二十四友是依附外戚贾谧而形成的一个文人集团。这一集团的形成大约在元康初年，正是贡谧的权势灸手可热之时。而随着永康元年贾谧的被杀，这一集团便宣告瓦解。
虽然二十四友作为一个文人集团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它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著名的文士，这些人的诗赋创作，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所以这一集团在文化精神、个人品格以及文学风貌等方面的诸多表现，便具有了时代的典型意义。
从文化精神上说，这是一个萎蘼不振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潮与追逐荣华的世俗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涵的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厚德载物的社会理想、“以百姓为心”的责任意识以及注重道德节操的人文精神都被淘洗殆尽。对于一般的文士而言，伴随着理想失落、道德崩溃的只能是人生的迷茫、困惑与人格的蜕化。
二十四友所表现出的人生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潘岳、石崇的人格最为卑劣。他们追逐权势，猎取荣华富贵，几至于不择手段。史书记载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尘而拜”(20)。潘岳、石崇拜路尘，是西晋文人人格堕落的典型。又史载贾后陷害愍怀太子，潘岳为之伪造文书(21)。石崇担任荆州剌史时，公开抢劫商旅以为致富的手段(22)。当时的另一名士祖逖的门客外出抢劫，祖逖则加以保护(23)。可见当时文人品质的败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与潘岳、石崇相比，陆机、陆云则是比较正派的文人。他们有从政的抱负，虽然列名二十四友，但是并未与贾谧、潘岳等人同流合污，其生平行事仍然有卓荦大度的风范。刘琨、左思则属于另一类型的文人。刘琨始则以贵公子游于权门，最终成为节操凛然的爱国志士。左思开始也依附于贾谧，最终则专意典籍，辞聘不就。就文学成绩而言，陆机、陆云、潘岳、左思、刘琨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挚虞是文学批评家。欧阳建、石崇、杜秀、杜育虽有诗文传世，但是地位不高。其余诸子则默默无闻，在文学史上毫无地位。所以，从人品与文学两方面说，二十四友都是一个良莠混杂、参差不齐的群体。
太康、元康年间，由于受着时代风气的薰染，文风之弊日趋严重。这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文内容空虚，题材狭小。当时盛行的是应制、赠答、拟古之体，而关系百姓疾苦与抒情言志的慷慨之音，则如阳春白雪，和者甚少。二是文辞繁冗，过于雕饰。由于骈俪风气的流行，一般文人笔下著力处全在字面。被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偏于繁缛，难免给人辞有余而意不足之感。潘岳诗号称和畅，其实篇中仍多累赘平庸之句。其三，诗文情感有违真实，潘岳作《闲居赋》说自己“览知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石崇《思归引》说自己“少有大志，夸迈流俗”，“更乐放逸，笃好林薮”。欧阳建写诗赞美石崇“岩岩其高，即之惟温。居盈思冲，在贵忘尊”。而实际上，潘岳、石崇都是热中势利、品质卑劣的人物，当谎言与套话泛滥于世时，文学怎么会有刚健的风力呢？
二十四友的结局多数是不幸的。其中潘岳、石崇、欧阳建、杜斌于永康元年(300)被杀，陆机、陆云于太安二年(303)遇害，左思在永兴年间（约305）在冀州病故，挚虞在永嘉年间（约311）于洛于病死。其余诸子也都各罹祸患，有的下落不明。
二十四友的人生遭遇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它所蕴涵的历史教训永远值得人们去思考。
总之，中国文学进入魏晋时代，便步入了剧烈的文化振荡与转型期。以中古文人为载体的“魏晋风流”，不仅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坛风貌焕然改观，而且调动了内在文学精神的演变。其间相继出现的几个文人集团，更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富特色的文学景观。
这些文人集团的生成都与当时的学术思潮及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主导的倾向说，建安文人的聚集是为了共同建功立业的抱负，正始名士的出现是因为对于玄学理念的探求，竹林七贤逍遥林下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人生理想，而西晋二十四友的结合则是受到现实政治文化的驱使。与此相关联，又是一定的社会文化规范了文人的社会理想与价值尺度，从而陶铸了文学的内在精神，对于一代文学的总体风貌施加了巨大而又无名的影响。概而言之，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与多元文化并存，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魏明帝提倡经学与玄学清谈的兴起，从不同角度激发了太和、正始之际文学风尚的转变；“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潮的形成，给竹林名士的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与活力；而随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观念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文学中积极干预现实、批评现实的声音渐次湮没，所以西晋文学偏重于追求辞采的骈俪与形式的华美。作为一般的文学风气，建安文学是慷慨悲壮的，其风骨是刚健的；正始文学是忧伤与愤激的，其情调是玄远的；西晋文学是繁缛矫饰的，其品格是世俗的。
作为时代思潮，魏晋玄学对于文学的发展施加了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玄学对比经学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它的思维更为深沉，包容了广泛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它丰富了诗文的意象，开拓了抒情的境界，提升了艺术的品味。它还刺激了文学理论的思辨，给了文学发展内在的推动力。从消极一面说，玄学乃是抽象思维的学说，其中那些艰涩的玄学概念，象病毒一样逐渐侵袭了文学的肌体，最后结出了玄言诗这一怪胎。又由于玄学思想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中如杨朱专注于个人的生命，而对于社会整体的利益则表示冷漠。这也给了文学消极的影响。所以西晋末年的社会动乱及破坏与东汉末年差可仿佛，然而却再也听不到建安诗人那种群体式高昂的合唱。这对于中古文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陷。
注释：
①《后汉书·方术传》
②③刘熙载：《艺概·赋概》
④吴淇：《六朝选诗定论》
⑤⑥《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⑦《三国志·魏志·曹爽传》
⑧《三国志·魏志·诸葛诞传》
⑨⑩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卷二
(11)《文选》卷二十一，李善注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
(12)《世说新语·任诞篇》，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
(13)《晋书·山涛传》
(14)《晋书·王戎传》
(15)嵇康：《养生论》
(16)(17)阮籍：《大人先生传》
(18)(19)嵇康：《太师箴》
(20)《晋书·潘岳传》
(21)《晋书·愍怀太子传》
(22)王隐：《晋书》曰：“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钜万。”
(23)《世说新语·任诞篇》，刘孝标注引《晋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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