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正统论文,欧阳修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一）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所言极是，宋代史学领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很多学者都对正统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深。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话变成了史学问题，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欧阳修批判了讨论正统问题时出现的“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
所谓“昧者之论”，是指用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秘主义和天命观的正统论。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点仍相当流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认定“国家受周
，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张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运相承，国家当承唐室正统，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谢绛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诸人所议虽异，但都不出五运之说。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其中的正统思想就是以五运之说立论的，它说：“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3〕用“历数”、“征应”、“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认为“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4〕《册府元龟》用这种神秘迷信的正统观念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欧阳修的至交、并曾参与《新五代史》编撰的尹洙，也根据五德学说，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认为历史的发展、 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数”的，并由此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张方平也从五运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于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6〕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运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对此，欧阳修进行了无情批判，“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7〕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均“溺于非圣之学”。〔8〕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据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甚而至于“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9〕是不足以说明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神学迷信的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所谓“自私之论”，指史家在作史时为本朝争正统，偏私本朝。如撰写南北朝史，“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为严重的是，“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10〕欧阳修认为这些都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11〕对于这种在做史时不顾事实，任意树立正统，而无是非予夺之标准的做法，欧阳修十分鄙弃。
（二）
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他从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角度提出对正统的理解，“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12〕“《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据“居正”与“一统”，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有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此类；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东周属此类；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晋、隋属此类。〔14〕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欧阳修反对纯粹用道德因素区分历史的做法，把现实功业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论述王朝地位时要“较其德与迹”，〔15〕也即确立道德、功业并重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三代相传，“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没什么可说的。但“自秦以来，兴者以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王朝的功业了，“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16〕在这里，欧阳修不囿于对历史作道德善恶两极判断的成见，能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虚的道德标准，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部分的历史事实融合起来，为传统的价值观念注入了功业因素，并使正统问题直接与历史问题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
在区分了正统的三种类型，提出了从道德、功业两个方面评价王朝地位的同时，欧阳修又提出了“绝统”的概念。他认为前人所谓正统相承不绝的认识是错误的，它给人们解说分裂时期的历史造成了困难，也引起了许多无谓的争端。有鉴于此，欧阳修考察了历史的治乱分合、盛衰升降，认为正统有续有绝，他指出：“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复续，然后是非公、予夺正，而正统明矣。”〔17〕欧阳修正统“三续三绝”的见解，较好地说明了统一王朝的历史与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以及统一与分裂的转化。这种说明可以避免对历史进行过分的曲解，是有其认识价值的。基于这种思想，欧阳修反对在史书纪年问题上靠编排年号示正统所归的做法，指出：“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18〕这种直书史事，不完全囿于正统的历史编撰原则，在宋代理学盛行的学术氛围中，确属难能可贵。
欧阳修在运用自己的正统理论对历史发展进行具体论述时，有不少思想上的闪光点，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秦、魏、五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上。
在欧阳修看来，讨论王朝正统问题必须注意王朝的“兴废之际，治乱之本”，要认真“究其兴废，迹其本末”，〔19〕不能以主观好恶或表面形式来判定。自班固撰《汉书》，置赢秦于闰位，历来论秦之历史地位，多为贬斥。欧阳修则不然，他考察了历史的盛衰变化、王朝更迭以及秦由小到大、由弱而强的历史过程，指出：“尧、舜、夏、商、周、秦皆出于黄帝之苗裔，其子孙相代而王，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弃其弊而代之。”〔20〕在这里，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都是因为前朝出现了“衰弊”，后之兴起者“弃其弊而代之”，具有“承弊易变”的历史哲理。欧阳修思考自然、社会变化时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周易》否泰消长之卦”，〔21〕认为“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22〕欧阳修用这一思想考察历史兴衰，指出秦承周之弊而代之，是合乎“天理自然”的。他还特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雄的事实，认为秦在这一历史时期，采取了得力措施，努力发展壮大，“始秦之兴，务以力胜”，靠的是功业。欧阳修还指出，后儒因痛恨秦始皇“任法少恩”、“非古自是”，进而贬低秦的历史地位，是因人废事。他说：“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统也。”〔2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已不仅仅是为秦争正统，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从功业的角度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见解非一般士人可比。
自晋以后，人们对魏的正统地位一直争论不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怎样看待魏国历史地位的问题。欧阳修指出，东汉自和帝、安帝开始衰败，到桓帝、灵帝时国力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在这种情况下，“豪杰并起而争”，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别，这样就要“较其迹”，看其功业了。三国中魏势力最强，且代汉而起，当然应为正统。欧阳修又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指出“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24〕进一步肯定魏的历史地位。
欧阳修写《新五代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五代的历史地位。宋太宗时，李昉等人编五代年号，把梁归入僭伪，朝廷所用的崇天历也黜梁的建号。对此，欧阳修认为“不可不辨”。他认为后梁固然不得为正统，但也不能称之为“伪”，“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25〕从而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为后梁在内的五代之君列《本纪》，给五代历史以应有的地位。欧阳修写《新五代史》“不伪梁”的史法受到世人讥评，认为他奖励篡逆之君有失《春秋》之旨。对此，欧阳修进行了辨驳，指出《春秋》对篡弑之君仍称之为“君”，《新五代史》不违背《春秋》史法；五代之君皆为贼乱之君，如果单单“伪梁”，显然不合适；再者，梁虽不是正统，但从功业上看，梁有辖土，有吏民，有社稷，行使生杀予夺大权，因而也不能称为“伪”。需要注意的是，欧阳修在此为《春秋》大义作了新解，他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论之旨也。”〔26〕欧阳修认为“不没其实”，按照历史实际处理历史记载，才是《春秋》真意。实际是君，就记为君，实际行篡，就记为篡，这样才能传信于后世，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欧阳修以“不没其实”作为《春秋》大义，并以此解释历史上的统闰伪正，冲破了北宋“《春秋》学”的樊篱。
总之，欧阳修的正统论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并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这些认识在史学上都是有价值的，反映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之处。
（三）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的正统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尽管欧阳修指出了正统的三种类型，创立了绝统说，但是在运用正统这一理论解说历史时仍不免陷入自相矛盾。比如三国时期，欧阳修从功业的角度指出魏为正统；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东晋并立，欧阳修却认为是绝统。同样是分裂割据、互不统属的时代，为什么有的正统有所归，而有的是绝统呢？从欧阳修的论述中，我们明显看到他不能自圆其说，可以说，欧阳修论正统，实际是想寻找一条能合理解释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路径，他本人对传统正统观确有很大突破，但终因囿于正统，不能摆脱，使自己的历史解释又陷入了矛盾。
其二，和司马光对待正统的态度相比，欧阳修的局限性就更明显了。司马光对正闰之说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不可移夺者也”，“非大公之通论也”。〔27〕故而他提出自己编撰《资治通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28〕司马光重国之兴亡，民之休戚，以“功业之实”论定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这种功业论的观点是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的，可说纯粹是历史家的眼光。而欧阳修在功业之外，还拖着一条长长的“道德”的尾巴，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不如司马光开明了。
应当看到，欧阳修的正统理论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苏轼、朱熹以及元、明士大夫，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并在他尊王、大一统、君臣名分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华夷之防”等内容。苏轼承袭欧阳修对正统的理解，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9〕并从名与实的层面上进行了归纳论证。朱熹则受欧阳修“绝统”说的影响，创“无统”说。在他看来，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等六个时期，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属“无统”时期。元儒王元、危素、明儒方孝孺等人也都阐发“绝统”说，并加进了明显的“华夷之防”观念，从而影响到元、明两代史书的编撰。比如元代修辽、金、宋三史，就围绕三史的正统问题展开了长时期的讨论，最后才由脱脱拍板，定下了“三史各与正统”的修撰原则，从而保证了三史的顺利修成。欧阳修通过系统地阐述正统理论，并将它导入史学领域，影响之大，于此可窥一斑。
注释：
〔1〕〔2〕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4〕《册府元龟·帝王部·总序》。
〔5〕《河南先生文集》卷三《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
〔6〕《乐全集》卷十七《南北正闰论》。
〔7〕〔8〕〔11〕〔1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上》。
〔9〕〔10〕〔1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原正统论》。
〔1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序论》。
〔14〕〔17〕〔2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1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东晋论》。
〔16〕〔2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魏论》。
〔1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明正统论》。
〔20〕〔2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秦论》。
〔2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
〔2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本论下》。
〔26〕《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太祖下》。
〔27〕〔28〕《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
〔29〕《苏轼文集》卷二十一《后正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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