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人口困境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困境论文,对策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1)01-0003-05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独立，并在20世纪末基本上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不管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发展是否感到满意，不管我们是否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21世纪都以不容人们思考的速度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世纪转换之交和千年转折之际，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腾飞，我们有必要从21世纪中国发展的人口条件入手，综观现在，展望未来，为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努力创造适宜的人口环境。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达到更替水平。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分析，世界各地区从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起，到静止人口的出现为止，大致要经历四五十年。即按一般惯例推算，中国还将经历三四十年的人口增长期。换个角度说，由于中国育龄人群庞大，进入21世纪后，每年总人口仍将以千万以上的幅度增长。这会阻碍21世纪中国第三步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吗？我们仅从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人口问题进行探索。
一、中国人口数量现状及趋势的含义
从生存空间看，相对于庞大的全球第一的中国人口总量，中国现阶段人口的生存空间十分有限。而且现有的人口、正在增长的人口、将要持续增长的人口正在逼近目前科学认识到的环境容量的极限。
（一）从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认识中国人口数量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人口的环境容量”或称“环境的人口承载量”是指不破坏生态环境，保证非再生资源能永续使用，也保证能持续发展的最大人口数，也就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目前，中国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为15亿～16亿。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人口控制“急刹车”，现阶段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近13亿。而且按现行的生育政策，在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数正在逼近（控制不好就会超过）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那些毁林开荒、滥垦乱伐、超载放牧等破坏资源环境的行为实难避免，由此也就可以引起生存质量的进一步下降。中国大力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为了避免看到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太大，而超过本国资源、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避免从根本上损害中国当代人以及后代人的生存质量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尽量避免突破“极限人口数”16亿。
（二）从适宜生存的自然空间认识中国人口数量
中国地理环境适宜生存的空间是狭小的。中国平原和丘陵的面积各占国土面积的12.0%和9.9%，合计不到22%；其中丘陵中大部分是不适宜居住的。而盆地、山地和高原的比例各为18.8%、33.3%和26.0%，合计达78.1%。中国盆地大部分在西北，大多是不适宜居住的；山地和高原地区不适宜居住的则更多。换一个角度看，中国适宜居住的湿润、半湿润地区分别占32%和15%，合计为47%；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则分别占31%和22%，合计为53%。近几十年来，迫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国有20%的人口居住在海拔500米以上的生存条件较差的地区，其中的一半又居住在海拔1000米以上，而全世界平均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地方。可见，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已经使现阶段中国为数不少的人口得不到良好的生存条件。目前，中国几千万贫困人口的贫穷和愚昧有相当一部分正是同生存条件太差密切相关的。
（三）从地理分布认识中国的人口数量
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提出以瑷珲——腾冲线为界，将中国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半：95%的人口分布在东南半壁，5%的人口分布在以干旱、半干旱地区见多的西北半壁。本世纪30年代是这种格局，半个世纪过去了，目前的人口分布情况与那时几乎没有区别。现阶段，中国东南半壁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4.5%，西北半壁的人口占5.5%。如果按“七·五”期间国家划分的东部（沿海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内陆9个省、市、自治区）和西部（西北和西南9个省、市、自治区）三大区域来划分，根据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东部沿海区域的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14%，而人口却占了41%，人口密度361人／平方公里，是个地小人密的区域；中部内陆区域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0%，人口占了36%，人口密度141人／平方公里，是个人口分布较合理的区域；西部区域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7%，而人口却只占了23%，人口密度47人／平方公里，是个地广人稀的区域。可见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
（四）从人均占有自然资源认识中国人口数量
中国人口增长巨大的分母效应，与日俱增的人口数量压力使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进而损及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众所周知，中国自然资源绝对量虽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太多，所以人均占有量少。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测算，中国人均占有耕地0.13公顷，林地0.11公顷，草地0.27公顷，淡水资源2600立方米，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人均耕地、林地、草地、淡水资源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1/9、1/3和1/4。一般说来，一定时期内的资源总量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人口的持续增长必然扩大分母负效应，使人均资源占有量持续下降。如果说，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的数据还有点抽象的话，我们用人均占有粮食来看，中国人口数量的含义就更具体了。
（五）从人均占有粮食认识中国人口数量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如果详细地探讨21世纪中国的耕地与粮食，我们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目前，中国耕地面积只占国土的10%，合960万公顷；与之比较，印度耕地占国土的55%，合1650万公顷，人均耕地比中国多50%；而美国耕地占国土的20%，合1880万公顷，人均耕地是中国的9倍。问题还在于，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人增地减的趋势难以避免，人口在近几十年每年将净增1000多万，耕地面积却在以每年700万亩的速度递减。这样，中国将不得不日益倚重提高单产来实现粮食增产，以满足十几亿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有关预测表明，即使对粮食增产作乐观估计，由于人口增长巨大的分母效应，中国的粮食消费将长期维持在年人均原粮不到400千克的低水平上。
二、中国人口素质现状及趋势的含义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曾经计算过：1929-1957年期间，教育投入的增长在国民收入增长中所作贡献的份额高达23%，也就是说，美国在这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的23%归功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现代经济发展状况表明，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力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和人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人口素质（劳动力素质）是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越来越依靠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的提高。那么，中国目前以至21世纪的人口的素质是什么状况呢？
（一）从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认识中国人口素质
就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而言，中国人口文化程度不高是客观存在的。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1576万和2065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0.42%增长到0.60%。文盲半文盲人口分别为20458万和145005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8.12%下降到12.01%。按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看，现阶段中国人口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有5年多。就是说，中国应受教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只处于小学五年级阶段。按我们的推算，类似的指数由1982年的4.21年，提高到1990年的5.18年。这期间平均每年提高0.12年。以这个速度推算，中国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将在2010年达到7.58年（初中二年级水平），2030年达到9.98年（高中一年级水平），2050年达到12.38年（高中三年级水平）。当然随着教育发展速度的加快，实际的数值可能会比我们推算的数值略高一点。考虑到中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其人均受教育年限与我们推算值不会有本质的差别。那么，如此低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我们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无疑是个不小的障碍。
（二）从人才资源认识中国人口素质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崛起，技术进步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而掌握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大军成为各国经济竞争的聚焦点。哪个国家或地区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并加以有效利用，那么它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表明，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决定各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人口资源的确十分充裕，但从国际竞争要求来看，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不足。中国的现状是：一般性人口资源过剩，特殊性人力资源即人才资源匮乏。按宽口径估算的中国包括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约2000多万人，仅占总人口的2%～2.5%。而发达国家科技人员的比例一般为25%～45%。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中国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特殊性人力资源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比例为34.26%，其中高素质人才资源（大学本、专科毕业）只占0.22%。因此，人才问题是目前乃至整个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三、中国人口高龄化及趋势的含义
从预测看，按国际老年人口的标准，到2003年中国在总体上将成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7%的老年型国家。
（一）中国人口高龄化的现状和趋势
人口高龄化是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中国也不例外。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5.6%；现阶段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左右。从绝对数看，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近1.2亿。一般认为，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整体趋势来看，中国人口将在21世纪初期成为老年型人口或者说在总体上进入老龄社会的行列。以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为例，2040年中国达到人口高龄化峰值年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3.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3%。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7%上升到17%而论，中国历时不到40年，发达国家一般要经历80多年，有些国家在100年以上。中国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以上，人口高龄化程度已经超过目前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届时仅比发达国家23%的总体水平低一点，但是大大高出发展中国家13.1%的水平。
（二）中国人口高龄化的两大特点
中国人口高龄化的特点之一是人口高龄化的速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原因在于中国总和生育率(TFR)下降相当快，同时还有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结束了80年代的徘徊局面进一步下降，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比原定的人口计划提前8年下降到了更替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人口高龄化的速度比以往预计要快。
中国人口高龄化的另一特点是人口高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综合国力有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提前进入高龄化社会的。这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也就是说，中国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所产生的一些不良副作用使我们猝不及防，各方面准备都不充分。总之，中国人口高龄化“快速”和“超前”的特点，意味着我们将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能力的条件下，就面临了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
四、中国人口的中间方案预测结果
如果对中国21世纪的人口发展作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测，我们会对中国未来人口状况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假定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减速递减，21世纪初为1.8，并保持20年，然后逐渐回升，2030年以后恢复到更替水平2.1，并一直保持这一水平。这是1999年人口学家对中国中位人口预测的条件，按此方案预测，中国人口还将持续增长近50年，在2045年经过零人口增长点，达到峰值人口15.34亿；这期间，年均增长率只有0.46‰；2045年之后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总量略有减少，但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人口压力；由于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大约在2085年前后，人口再次达到零增长，实现相对静止人口。然而，总人口规模依然保持在15亿以上。
上述预测条件的政策含义是：21世纪初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为1.8。这是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终身生育水平，同时也是20世纪9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也就是说，在21世纪前期，一方面继续严格执行现生育政策不变，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总和生育率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是可能的。21世纪中期以后，为了延缓高龄化的速度，有必要提高人口的生育率。2030年是20世纪50-70年代生育高峰期生育人口的第三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阶段，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第二代开始婚育阶段，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是合情合理的，这既符合现行生育政策所做出的承诺，又兼顾了民众的生育意愿。综合以上理由，我们相信这个中间方案的预测结果是切合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实际的。
五、对策和建议
（一）坚定不移地实行低生育率政策，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
无论从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适宜生存的自然空间、人均占有自然资源，以至人均占有粮食的哪个方面看，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都太多了。即使按照中国能够达到的最严格的低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21世纪初期为1.8，2030年—2100年为2.1）控制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发展，人口峰值也将达到15.34亿；如果在21世纪的计划生育工作稍微放松，即总和生育率21世纪初期为2.1，2030年—2100年为2.3，总人口将在2050年将达到16.72亿，2100年将达到19.67亿。这就是说，在整个21世纪中国别无选择地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低生育率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
（二）把优先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事实上，人口多并不意味着必然落后。在一些国家，人口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素质低。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1900-1957年，物质资本投资增加4.5倍，利润只增加3.5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利润却增加17.55倍。因此，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唯有走优先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的道路，才能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我们认为，解决中国人口素质低的问题，至少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通过人口质量投资工程，使人口资源转化为合格的人力资源；其二，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工程，使一般的人力资源向优质的人才资源转化。中国人口资源的“含金量”不高，要变中国人口资源数量上的优势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就不能不重视人口质量投资战略和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其三，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要调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就必须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按照西方经济学效用价值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更多，理所当然得到更高的回报。如果社会提供的机会不是有利于劳动者学习技术、钻研技术，或者说劳动者不通过提高自身素质而能获得更多的收入，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放弃技术学习的投资，而转向其它能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那样还会出现“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的脑体“倒挂”的现象。
（三）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养老保障体制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中国将在21世纪初期就开始进入人口高龄化社会。而且将在21世纪的30-40年代到达高龄化高峰。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人口高龄化具有速度快、程度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等特点。因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对于迎接未来人口高龄化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专家的建议，我国的养老模式可概括为：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再就业自养，实行“社会、家庭、自身三位一体”和相互补充的养老保障体系。在社会养老保障暂时还未覆盖的地区，必须辅助以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身养老。这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实际的选择。
[收稿日期]200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