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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蕾出版社9月将推出的新书《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邀请中国儿童文学界五位著名的学者、作家，就当前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讨论的议题涉及经典、图画书、幽默、幻想、想像力、评论等多个方面。五位作者直抒胸臆、坦陈己见，话锋睿智机敏、语言鲜活灵动，时有碰撞的火花闪现。每个话题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体现着他们对事业的挚爱之情。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引起儿童文学界朋友们的极大关注。这里摘取《关于评论》一章部分内容，将学者意见与读者共飨。
梅子涵（上海师大中文系教授）：今年5月份在全国儿童文学大会上方卫平的发言就是对批评家的批评。
方卫平：题目叫做《批评的挣扎》。回想起来批评在80年代也风光过，曾经发挥过它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一谈到批评我自己感觉到的就是悲哀。
梅子涵：今天是没有批评，总体的感觉是没有批评。
彭懿（儿童文学作家）：批评现在变成只有一种模式——天籁般动听的一片颂歌。
方卫平（浙江师大中文系教授）：批评仍然存在，但是曾经有过的活跃、干练的那样一种批评形象已经不存在了。儿童文学批评曾经也有过非常干练的身手，也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声音。说到批评的现状我觉得它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批评已经恶俗化了，已经庸俗化了，已经被一种非批评意志把它给异化了。批评的第一个特征应该有它的独立性，而且在这个时代，强调它的独立性是更重要的。所谓批评缺乏独立性就是指它已经被世俗的、非学术的、非自由的一种意志所收买了。
梅子涵：我们的评论家，已经成了出版社的政宣组和广告公司。
彭懿：除了评奖，还有很多出版社是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一种炒作。其实有时也会觉得我们的想像力太匮乏了，除了这种咒语般的颂歌，我们就想不出另外一种将书推荐给读者的手段了吗？
梅子涵：我也少量地参加过几次“集体研讨”和捧场，但那基本上是我喜欢的书和作家。是基本上，因为也有并不喜欢，并不欣赏的，可是无奈，关系和情面的套牢。儿童文学领域不大，彼此熟悉和热络，所以失去艺术的贞操和“堕落”不是一件难事。我有体会，那样的“发言”，总流畅不起来，热情洋溢不起来。
方卫平：这类活儿我也干过，就是说在报刊上也能看到我的应景文字，比较少，但是我不能认为我只写过一次两次，我就不检讨自己。这些年来从事教学、研究和从事批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总觉得我们有两张脸，一张脸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心灵、素养、真实的艺术感受，而这张脸往往呈现在私人化的场合当中，像三五好友或者面对学生的课堂上，我们是很诚实又很真实地面对整个批评的世界。但是在报纸、刊物以及各种公开场合露面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把这张脸抹上一点油彩，画上一点微笑的皱纹。从内心来讲我们这种自责是很深的，其实人是活在一个很真实的社会中。客观上来讲，会有一些出版界、文艺界很好的朋友，他们做出的作品或者编出的作品，让我们给他说一句赞美的话。我在这样的机会面前，已经是十里挑一，甚至几十个里挑一个来做，但是我毕竟做过，而且也被人抓住过马脚。比如说一位朋友就说过：“我看过你某一篇表扬文章，通过这篇表扬文章我就觉得这篇作品并不好。”他仍能看出那部作品的破绽，那个时候我简直是无地自容。所以这几年，这种工作我回避很多。
梅子涵：那叫无奈之间，良知仍旧流露。
方卫平：我觉得由于批评被收买了，批评家的良知在一定程度上被迷惑了，所以造成了批评独立性的丧失，由此带来批评另外一个特征创造性的丧失。我理解批评基本的功能有两个，一个就是它是在描述和分析，侧重于对现象的梳理和把握，由此抵达第二个层面，就是艺术哲学的层面。我们今天的工作由于它都是匆忙的，歌颂性的，所以人们无暇也没有耐心来进行一些深层次的美学理性的梳理。所以这个也就导致我们今天的批评在丧失它的独立性的时候也丧失了它的思想的、美学的、发现的和创造的能力。我想起了朱自强在1990年开始发表《新世纪少年小说的误区》，1991年发表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误区》，一直到近年来的一些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在批评精神丧失的这个时代，我们少数批评家身上仍然保留了那些很可贵的批评勇气和品质。
梅子涵：我觉得在十年以前朱自强所表现出来那种真正批评的精神，那种眼光、勇气都是很了不起的。可以说在整个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批评史上面，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批评文本。批评家们，有思想的人们，大家都是处于这样一种不敢去讲，不便去讲状态的话，那么儿童文学当中很多需要得到修改、纠正的问题就不能及时地指示出来。当然不是说，敢于批评，敢于分析，就一定会说得很准确，我们首先是提倡一种批评的精神。作为一个批评家就是应该这样子。对一个现象，哪一本书我有我的看法，与大家不同，就应该表达出来，而不要自己封嘴，或者干脆朝相反的方向说。批评的消失，归根到底不是社会在强制你，而是自己在放纵自己。
朱自强（儿童文学评论家）：我自己也在反思。方卫平、梅子涵提到我的一些批评，其实，对我来说，那种批评的勇气，说真话的勇气可能渐渐在减退。怎么说呢，我自认为作为一个批评者，自身的价值标准我还是严守的。但是有的时候，往往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不是直接冲上去。对自己怀疑的作家、作品尤其是对那种不良导向的东西，应该及时地站出来大喝一声，这个时候我往往不大出来说话了。我承认我有一种顾虑。现在人们说真话的少，一方面有出版社炒作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儿童文学界自身气度的问题，胸襟的问题。这种气度和胸襟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某些作家内心的虚弱，就是对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艺术底气不足、虚弱，所以当别人一说到一点问题时，马上就受不了了，然后其他的人呢，比如说都是圈子内的人就可能产生一种共同的情绪，这种东西对严守自己批评的职业道德的人可能会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保持一种说真话，实话实说的勇气，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梅子涵：朱自强现在是采取这样一个办法：如果我对这部作品不以为然的、否定的，我沉默或者是回避，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离开，站在旁边看，是处于这样一种姿态。
方卫平：我觉得一个批评家光保持一种沉默的立场可能是不够的。这里讲到朱自强当年的壮举，我现在回顾起来，还怀念他当时的那一种举动。当人们对新时期的一些有成就有地位的中青年作家一致说好的时候，他用自己独特的声音，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观点，来进行自己独特的分析和批评，我觉得这种批评家的精神、勇气和素养、素质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今天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勇气。这个是最重要的，勇气的丧失就意味着批评家的堕落，它会带来批评家独立性、创造性和个性的丧失，我觉得批评还应该有特点，批评是个人的。今天我们的批评之所以丧失了一种高贵感，一种尊严感，我觉得跟它作为个人化的精神探索的丢失是有关系的。
朱自强：刚才讲的批评应该是个性化的，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界的人，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在内，我觉得还需要素质方面的提高，我认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有一种非本色化的倾向，所谓非本色化就是没有批评家自己的主体性。我觉得批评和创作虽说这两种形式不一样，一种是审美的感性的形式，一种是将审美感性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进行评论，但是，其实文学批评包括儿童文学批评，它也是批评者进行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当批评者以评论进行自我表现的时候，应该上升到把批评视为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的层次，就是我这个人活着，用什么来证明我存在，我能做什么？我为什么要选择、从事批评这个职业？那就是说你在精神的深处，应该对批评这个行当有一种深层次的需求。没有这种东西，你不能借批评表达你自己，表达你自己对人生的一种看法，你对人生的一种信念或者对整个人类发展的一种关怀的话，那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最容易沦为唱颂歌，最容易造成批评家的个性或者自我的缺失。
朱自强：其实批评的沦落，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在80年代的时候，儿童文学批评包括理论研究话题很多，大家都觉得有话可说，到90年代尤其是到世纪末的时候，我觉得批评界渐渐地患了一种失语症，这种失语症的由来，我觉得就是由于批评家们的理论积累不足所造成的。
我常常反思我自己，我对欧美儿童文学就没有对中国和日本的儿童文学的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深入研究，只能是通过中译或日文间接地进行了解。所以这种儿童文学的修养的不足，就导致了一种状况，如果说儿童文学批评界低能可能会挫伤很多人的自尊心，但是，我自己就会有无话可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儿童文学修养，它的养成确确实实非一日之功。像我们这个年龄，大概在童年时代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儿童文学的水份的润泽和滋养。儿童文学阅读体验这个苗本身就不是很壮，所以到后来，先天不足的东西就会表现出来。
梅子涵：所以作为一个儿童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包括儿童文学作家，也有一个终身学习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不知道的不清楚的地方真不少，错觉真不少，没有读过的、但是可以读到的儿童文学杰作真不少，想像力未及的角度真不少。而这些都会导致你的指指点点出错，把错误传给整个的领域，给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影响。
彭懿：作家不能不读书，不能仅凭天赋写作。更不能疏远批评。咱们五个人，除我之外，更多的是以学者身份进入这次对谈的。作为作家，实际上我们更渴望听到的是一种一针见血的批评。
畸形的批评蔚然成风，我觉得最大的恶果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儿童文学作家的承受能力的畸形，听不得批评，被宠坏了。同时，批评的堕落也导致了批评家的脆弱。
方卫平：现在批评界批评姿态上有一个习惯性，我把它概括成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好话比真正发出批评声音的要多；第二个是抽象的批评比具体的批评多；第三，涉及到批评的时候总是云里雾里地说一番话，然后具体的不敢出击。
梅子涵：没有很好地读过一本书，没有读完一本书的那种批评，要比认认真真读完的批评多。
彭懿：我举个例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海召开了“《哈利·波特》给中国儿童带来了什么”的研讨会，我可以肯定地说到会的作家和批评家中读过《哈利·波特》的人不会超过5个人，从发言中就可以感觉出来了。
梅子涵：参加会的人中大部分没读过。
彭懿：但他会有一个精彩至极的十分漫长的发言。粗糙的阅读或者是不阅读带来了粗糙的批评，这是不是反映了一种批评的浮躁与虚假？
朱自强：我想起在“五四”时期，周作人有一次出席一个文学讨论会，其实周作人在那之前已经对诗歌进行过翻译、创作，对诗人都比较了解，讨论会有一个话题是谈诗，请他发言时，他站起来只说了两句：我不懂诗，所以我不能说。周作人是一个大学者，我觉得这是真正面对批评的一种所谓敬业精神或者是职业道德。
方卫平：我们刚才已经谈了好多现象和目前存在的好多问题，这个原因确实也很复杂。首先是这个文学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环境、话题环境不一样了。另外也跟批评家的群体、生态有关系。80年代身手比较干练的一批人大部分都转入写著作，还有一种是由于年龄、名望、地位的提高进入到精神倒计时状态。而90年代这批年轻人是非常独特、非常有个性、非常有智慧的一批批评家，但这个时代没有提供一个很有凝聚力的观念，让他们在这个观念的旗帜下面聚拢起来。另外这个时代也没有那么多历史的话语机会让他们浮现出来。
还有就是批评的园地也在丧失，当年周晓先生主持的《儿童文学选刊》影响很大，我第一次在上面发表一篇短文的时候，一些同行就注意到了。现在谁在哪里发一篇文章，这个人作为一个新的声音，新的形象出来，这种情形基本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批评界的承受力问题，我觉得人们的承受力构成了一个客观的环境，但实际上从批评界自身的角度来反醒的话，所有的客观原因都不是理由。我倒是觉得批评家自身的眼光、他的学术积累、他的批评观念是否站得住，这一点可能更重要。我觉得今天的批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术上的“贫血”。当人们急于在浅层次上来表达，来歌颂的时候，有视野、真正建立在阅读基础上，同时又有真正的学术根基做支撑的这样一种批评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当批评自身既缺乏立场又缺乏一种鉴赏的眼光和学术的支撑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没有力量了。
朱自强：目前批评的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和我们自身的学习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当一个问题探讨到一定的层次之后，就会出现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如果超越过去就会提升一步，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积蓄一段时间的力量，一段相对沉默的时期，也许过一段就会有起色，当然这个还需要搞儿童文学研究批评的人扎扎实实地去努力。
梅子涵：刚才讲到80年代儿童文学界在当时的背景当中整体活跃的状态。那种整体活跃所带来的思想的碰撞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话题。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的激情转移到了另外的广场上，使得我们作为批评家理论家思想活跃的程度，灵感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我们也不只是受着影响，无可奈何，自身的培植和活跃是可能不停地创造灵感的。再说，今天的大背景也可能带来新的思维活跃，这在一些很年轻的新生评论家的角度和语言中可以看见，比如萧萍、雨君、李学斌。而如果我们虽然面对，却无动于衷，那正好可能是老化的信号。
朱自强：就是说作家有一个渐渐老化的问题，批评家也有一个老化的问题。当批评家自身的生命力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对文学的那种感受、感动的能力也会丧失或者减少，这个时候，面对文学作品就很可能失去艺术发现的敏感。
方卫平：刚才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代会推着你走，自然而然就把你带起来了，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客观原因，但这些都不是理由，我也是感觉到每一代人都是一样的，命运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自己不努力你就不会有出息，如果你想有出息你就必须努力。一代人当你觉得功成名就，可以凭自己已有的积累来吃本钱的时候，其实你就真正地跳进深海死亡了。
朱自强：我觉得一个搞理论的人，搞批评的人保持一种文学化的能力，这也非常重要，这种文学化的心境使我们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能够感悟它，能够体验它，能够走进它，最后运用自己学术上的积累，理论上的修养来解读它、分析它，才会产生文学批评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或者一个好的批评的文本大体上来说都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刚才讲儿童文学批评界也应该一步一步地淘汰，这个认识其实是把我自身放在里面的。我有时候发现，年龄的增长不只给人带来一些东西，也会使人失去一些珍贵的东西。我最明显的一次感受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写不出诗来了。后来我在从事研究、评论的过程中，最怕的一件事就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失去感动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一下子被感动了，那肯定是因为这部作品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这个时候，我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拼命地抓住不放。所以我觉得能力的确非常重要。不要以为我是搞批评的人，懂得理论批评的术语就可以了，懂得几个儿童心理学的常识我就可以做儿童文学批评家了，我觉得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对儿童文学作品如果总是隔岸观火的那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就不能进入作品的深层，那么真正的批评的文本也就不能产生，说到底就是一个搞儿童文学批评的人，能不能在儿童文学批评的这个行当中找到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自己的人生观能不能像马克·吐温那样，像林格伦那样，像凯斯特纳那样，他们通过创作，通过批评，把自己对人性的思考，对儿童和未来之间关系的探究展示出来。反正从我目前的感觉看，在批评中这种声音比较少。
梅子涵：批评家他不仅仅应该是人家给你一本书，你读了以后，去谈点对这本书的评价和感想。或者是收集一点资料把这些年度有哪些作品，罗列一下，归纳一下分分类，然后写一个“综述”和“大家都好”的表扬稿。应该有你的发现，你的灵感，说出“大众”没有的发现，也做出“大众”可能无力进行的价值评估或是否决。你也许对，也许不对，但你需要有这种思维，这种热情，这种生动性，这次姿态。比如像英国著名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写的质疑莎士比亚悲剧是否适宜于舞台演出的那篇论文。整个英国在演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他说莎剧根本不适宜演。比如像勃兰兑斯对《丑小鸭》结尾的批评。谁想到过丑小鸭发现自己原来是天鹅之后幸福地低下脑袋有什么不好，可是勃兰兑斯说，她低下脑袋干吗，应该高歌着飞翔起来，从当年的养鸭场上空自豪地飞过……在这里，勃兰兑斯看到了天鹅精神的本身，天鹅和鸭子的区别不仅在于它的美，更在于它的飞，如果它不飞，那么天鹅也就和地上的普通的鹅一样了。这是一种思想，也是勃兰兑斯对作品的走入。
朱自强：从梅子涵讲的勃兰兑斯，这里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儿童文学的重视程度。勃兰兑斯作为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大批评家，对于一个写童话的作家，他写了两篇长文进行研究，一篇是专门研究安徒生童话的艺术，一篇就是研究安徒生这个人，他的人格、他的性格，两篇长文都非常著名。我总是在想，儿童文学创作也好，批评也好，它的发达的程度，繁荣的程度，绝对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有关系。比如，英国为什么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发祥地，而且英语圈儿童文学现在可以支举起世界儿童文学的半壁江山，这么一个地位就和这英国人对儿童的尊重是离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