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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来席卷非洲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一场政治变革。尽管它曾经引发空前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乱，但迄今的事实表明，其成果是不容置疑的：
其一，大多数国家确立了法治体制。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非洲51国中，仅有12国实行多党制，39国实行一党制、军政权或个人统治。到目前，非洲53个国家中（增加新独立的纳米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两国），只有六、七个国家还坚持实行军政权或个人统治（包括索马里和利比里亚这类军阀混战的国家），40多个国家实行了政治民主化。这些国家都经过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进行了总统大选和立法议会选举，从而确立了法治体制。其涉及国家之众多，群众参与的广泛程度，在非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和“民主”只是形式，而关键是确立了国家领导人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的遴选和监督机制，从而从人治走向了法治。
其二，政治民主化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存在，也就意味着反对党所代表的不同部族利益和要求、不同政治势力和派别存在的合法性。这为非洲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在过去实行一党制、军政权或个人统治的国家，固然有些领导人和执政党奉行了比较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能够妥善处理部族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等等，因此，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较少，领导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如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加纳罗林斯时代、乌干达穆塞韦尼时代、甚至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国。但在人治条件下，这些大都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而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监督机制约束领导人必须这么做。当然，这类国家在政治民主化浪潮波及之后尽管也出现政治反对派和局部动乱，但总的政局比较稳定，执政党及其领导人能经受风浪继续执政。而在人治时代，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对其他部族的利益和要求，对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势力采取排斥、甚至镇压的政策。这样表面上保持了政局的暂时稳定。而实际上，这种错误政策恰恰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部族矛盾难以解决、政局长期不稳、军事政变不断、有些国家甚至出现武装对抗的重要原因。在这次政治民主化的大氛围中，大多数国家改行多党制，从法律上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存在，也就意味着承认反对党所代表的不同部族利益和要求，不同政治势力和派别存在的合法性。有些国家的执政党甚至号召以前因遭镇压而流亡国外的反对派领导人回国。各党派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公开的、公平的竞争，或进行协商、合作，有些国家各党派团体、各派政治势力、各部族的代表坐在一起共商国是。惟其如此，大多数非洲国家才能由前几年的政治动乱走向现今的政局稳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以前坚持实行一党制，反对派只能以武装对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因此两国长期战乱不休。在政治民主化浪潮推动下，两国执政党在1990年先后宣布实行多党制，并相应修改了宪法，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地位。反对党也相应改变对策，放弃武装斗争，改行政治斗争。这样经过几年艰难曲折的谈判，基本实现了民族和解，结束了内战。
其三，非洲国家抵制了西方国家试图将自己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非洲的图谋，开始探索适合非洲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和政党制度。在实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非洲国家并未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国家议会多数党执政、少数党在野的政治模式，而是开始探索适合非洲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例如，加蓬、刚果、喀麦隆、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及其他一些国家实行一党为主多党联合执政的模式。乌干达穆塞韦尼实行无党派体制。这种体制并未取消原有近15个政党，各政党可以保留办事处、悬挂党旗，党的官员可以举行会议，但禁止政党从事政治活动，各政党不准举行群众集会和招收新成员，参加总统和议会竞选的人员只能作为个人参选。与此同时，建立了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实行民族和解政策。加纳罗林斯政府试行“县市议会模式”。县市议会是一种既立法又执政的一元化地方政权。其中2／3议员由选举产生，1／3由政府任命。这样可以吸取各方面的意见，避免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和部族主义，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目前看来，这些都是有利于政局稳定、民族和解的成功尝试。
许多国家颁布《政党法》或通过其他立法形式，对建立政党作了具体规定，例如，吉布提宪法规定，政党必须非种族化、非部族化、非宗教化和非地区化；莫桑比克1991年颁布的“政党法”规定，各党派必须遵循维护国家统一、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巩固莫桑比克民族三原则，强调各政党必须具有全国性质，不得以个别地区、部落、宗教为基础，必须有利于国家和平稳定，不得谋求通过暴力改变国家政治与社会秩序，不得搞分裂主义，每省至少有100名党员方可登记，其总部必须设在首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90年9月颁布的“政党法”规定，一个政党的最低定员数不少于250名，且必须在国家最高诉讼法院登记注册后方为合法。这类规定既保证了政党的合法性和多元性，也保持了全国的统一和团结，防止部族主义、地方主义、分裂主义。总而言之，既实行了政治多元化，又有利于政局的稳定。乌干达试行无党派体制，禁止政党进行政治活动，但并不限制舆论，人们享受着新闻、出版、言论的自由。这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其四，非洲国家无一例外地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改行市场经济体制或混合经济政策。据不完全统计，非洲有近30个国家独立以后曾经宣称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除了突尼斯和塞内加尔等少数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多年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并不适合非洲的国情，阻碍了非洲经济的发展。早在实行政治民主化以前，一些非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陆续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了经济自由化。在这次政治民主化浪潮中，非洲国家在实行政治体制变革的同时，也进行了经济体制的变革，无一例外地最终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改行市场经济体制或混合经济政策。象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这类国家，至今仍未放弃“社会主义”的提法，但明确宣布实行混合经济政策。津巴布韦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1995年4月第四次大选中获胜后宣布，“基于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仍是该党的指导思想，但在经济上，“将继续奉行开放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政策”。[①]
由于非洲国家最终摒弃了错误的计划经济体制，改行市场经济体制或混合经济政策，实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也由于前几年政治民主化引发的政治社会动乱的局面已经过去，政治局势总体上趋于稳定，各国政府都已开始专注于和平的经济建设，因此，近两年来非洲经济出现了转机，开始扭转90年代以来经济滑坡的局面。出现了博茨瓦纳、毛里求斯、乌干达、加纳、坦桑尼亚、科特迪瓦等经济稳定增长的国家。非洲开始进入谋求经济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1996年的发展表明，法治体制在非洲继续得以巩固，政治民主化趋势不可逆转。具体表现为：
其一，大多数国家局势平稳。今年之内有17个国家按预定计划有序地进行总统大选和立法议会选举。前几年民选上台的领导人也有因政绩不佳，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令民众失望，而在今年的大选中换马。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贝宁今年举行的大选中，索格洛总统因执政以来未能如愿以偿地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威望下降而落选，而在1990年民主化浪潮中下台的克雷库东山再起。克雷库的复出，不是重走老路。正说明法治体制在贝宁的确立。
其二，马达加斯加扎菲总统遭国民议会弹劾。这在非洲政治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表明对领导人的监督机制在加强和逐步完善。扎菲是1993年3月马达加斯加政治民主化浪潮中推翻拉齐拉卡而上台就任马达加斯加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的。但他任职3年多来，热衷于权力斗争，撤换了3任总理和5届政府。他更利用1995年9月17日举行公民投票修改宪法有关条款，由总统直接任命总理，把拉武尼总理赶下台，从此大权独揽，使总理和议会的权力受到很大削弱。1996年7月26日国民议会以2／3以上多数票通过“阻止总统行使权力”议案。最高法院也于9月5日裁决“终止总统权力”，当天，阿尔贝·扎菲即宣布辞职。马达加斯加将提前进行总统大选。总统遭弹劾的事件在马达加斯加乃至整个非洲政治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表明了在法律的范围内建立了对领导人有效的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其三，尼日尔和布隆迪发生了军事政变，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但其结局跟1990年以前的非洲历次军事政变大相径庭，表明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尼日尔民选总统奥斯曼1993年3月上台执政后，与总理争权夺利，斗得不可开交，致使国家政治生活几乎瘫痪，并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人民大失所望，军方忍无可忍，于今年1月27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总统，解散政府，成立军政权。布隆迪部族冲突加剧，7月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7月25日发生军事政变，废黜总统、胡图族人恩蒂班通加尼亚，任命图西族人皮埃尔·布约亚为新总统。但这两次政变出现了与90年代以前非洲历次政变完全不同的结局：尼日尔政变当局立即组织制定新宪法草案、选举法和政党章程，5月举行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草案，7月举行大选。军政府领导人迈纳萨拉当选为总统，从而恢复了宪政。1994年7月冈比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亚雅·贾梅军政府在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下，也仿效尼日尔迈纳萨拉的做法，于今年8月经过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草案，并举行大选，重新确立议会民主制度，使其统治合法化。尼日尔和冈比亚政变当局急于恢复宪政的事实表明，民主政治（或曰法治）已深入人心。军政权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凭借自己掌握的武力随心所欲地长期执掌政权，而至少要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程序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从而获得国内及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对依靠武力上台的军事政变方式及由此产生的军政权无疑是一种约束。而布隆迪政变遭到非统组织及邻国的一致谴责。政变发生后，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和扎伊尔等中非和东非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非统组织秘书长和尼雷尔等人立即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聚会，决定对布隆迪实行制裁，压政变当局立即无条件与国内外所有政党和武装派别就结束冲突举行谈判，恢复布隆迪的法律秩序。后来，美国曾经试图劝说这些非洲国家缓和跟布隆迪政变当局的关系，这些非洲国家断然拒绝。布隆迪政变当局至今未获国际承认。周边国家如此步调一致、态度坚决，采取联合行动，压布隆迪政变当局走恢复民主政治（法治）的轨道，这在非洲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再次表明法治观念在非洲正日益深入人心。尼日尔和布隆迪政变当局的不同结局表明，只有确立了法治体制，确立了对领导人有效的遴选机制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军事政变及随后成立的军政府受到国内国际的制约，非洲才能告别频频发生军事政变的时代。
其四，老的热点地区除索马里、利比里亚仍处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态之外，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乍得等国已结束内战，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民主化。90年代初受利比里亚内战波及而发生战乱的塞拉利昂，局势已趋于稳定。今年完成了向民主政治（法治体制）的过渡，并开始了民族和解进程。今年1月比奥领导发动政变推翻斯特拉瑟政权，按原定计划于2～3月间进行了大选。塞拉利昂人民党领导人泰詹·卡巴赫当选为总统。在科特迪瓦的调解下，1996年11月底，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已跟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内战。
目前，扎伊尔东部和卢旺达边境由部族矛盾和难民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后，非洲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还会继续存在，政治体制的变革也会出现反复，但政治民主化总趋势不可逆转，总的政治局势将趋于稳定。非洲将以一个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姿态迈向21世纪。
注释：
[①] 温宪：《政局稳定、经济改善——津执政党再度赢得大选》，《人民日报》1995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