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吴文俊在中国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兼析几位科学大师的教育背景与日后工作的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科学论文,几位论文,中国论文,日后论文,发展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9）11－0113－05
1 开创者们早年的管理学情结
学术界都知道钱学森、华罗庚、许国志等是中国管理科学的倡导者，但很少注意到他们早年教育背景造成的管理学情结。本文将结合分析钱学森、许国志的交通大学校友吴文俊对管理科学的贡献这个主题，先揭示几条交通大学管理学教育的历史事实。
交通大学在晚清由盛宣怀创立（1898年，南洋公学），隶属沿革是由商部（1903年，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设商科）、邮传部到民国的交通部（1921年始定名交通大学）、铁道部，所以学校的专业、课程富于工程和管理特色（到1916年该校还只设土木、电气机械、铁路管理三科）。吴文俊1936年考入交通大学数学系时，该校“管理学院”在全国独一无二，含铁道管理、财务管理、公务管理、实业管理四科（系），此外，工科院系也都设置有几门管理学必修课程。当时的校长黎照寰，管理学院院长徐佩琨、钟伟成等都是中国留美攻读管理学的前辈学者，连工科元老张廷金（早年曾代理校长）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也到哈佛商学院选读过最早的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1912年），撰著中国最早的《科学的工厂管理法》（1920年）教材[1]96－100，可见他们与美国早期管理科学发展是有着相当密切关联的。
吴文俊所在的数学系属“科学学院”。交通大学到1928年才成立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理科系，合称“科学学院”。该校解释之所以不用“理学院”之名，因为“方今任何事业，均以讲求效率为先，科学方法实为枢纽”。“科学学院”的宗旨“在训练技术人才，以应增进铁路效率，及发展沿线工业之急需……一以实用为归”[2]309。这种满口“效率”、“方法”、“实用”的提法，分明是管理学界的行话，哪怕是21世纪的数学界朋友们听着，可能还会觉得有点“怪异”。
1937年春季，教育部责令该校将“管理学院”和“科学学院”分别改名“商学院”和“理学院”，以便与全国各大学“划一”。不料引起群情大哗，通过《教员意见书：申诉本校院系不宜改名》，质言：“（早在1930年）吾等在孙（科）前校长……指导之下，……（讨论确定院系组织和课程）应本下列原则：1.本校以为中国当前大问题之一，即赶修铁道，努力生产与改良管理三点。本校之使命，自是造就工程科学及管理之人才，以应此需要。2.……故一切编制，不必与其他大学尽同，以免束缚”[2]310－312。这些文字明白无误地反映了校方和教师们对管理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强调，决意独树一帜，不惜与教育部顶撞抗命。
吴文俊在交通大学的校友钱学森（机械系铁道门1930－1934）和许国志（机械系1939－1943），竟然要学《经济学》、《工业管理》、《铁路管理》和《成本会计》（Cost Accounting）[3]289－290。
附带看看华罗庚的学科背景。事实上，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即到上海入读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1925－1926），与经济学家顾准（1915－1974）是先后同学。因家贫，仅差一个学期未能卒业。该校作为当时全国最强的中等职业学校，以工商管理学科和课程见长，抗战时在重庆干脆成立中华工商管理学校。课程如商业数学、簿记会计、统计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汇兑、保险、销售等。而该校工科的“工场管理”课有“科学管理法大意”[4]5－6。
以上学校（学科）背景可能酝酿着上述几位大师潜意识中的管理学情结，值得注意！
2 呼应“数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
1955年9月，钱学森和许国志冲破美国政府阻挠回国。正是他二人在归航的海轮上讨论策划了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的引进。之后钱学森更将目标提高到：“把社会科学从量的侧面来精确化”，“精确化了的政治经济学就能够把国民经济规划做得更好，更正确”[5]97－104。而被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到50年代中期OR还遭受某些方面的批判[6]100－102。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中国制定了第一个科学发展的12年长期规划。受钱学森的影响，运筹学是这个规划中的一个独立项目，许国志被指定为运筹学项目的起草人。“规划”制订后，送到苏联征求意见，该国同行专家们对OR项目的评语是“无条件赞成”[1]238，可见这时苏联学术界的风向也转变了。
1957年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运筹学研究室，许国志任主任，初创时仅有刘源张、桂湘云等少数几位留学归国人员，以经济学家客串其中的还有清华大学的周华章。随即周华章、许国志、刘源张等分别领衔撰写出版了列为国内第一批运筹学领域的论著。
1959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室，研究人员都由数学所其他研究室调入，孙克定任研究室主任。这个研究室最早的一批研究人员有，排队论组：越民义、吴方、徐光煇、韩继业；对策论（博弈论）组：吴文俊、江嘉禾、施闺芳；数学规划组：朱永津、应玫茜、马仲蕃、凌开诚等。不妨说，吴文俊受命为“特战队”的队长（之一）[1]242。
1960年2月，关肇直在中国数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身明显地追求“最优化”导向和指标，向中国数学界建议“以任务带学科”，重点研究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的两项是：
“自动化中的数学问题：例如电子计算机、逻辑机、自动控制和遥控、电模拟、大型电子系统、通讯技术、高级神经控制、机器翻译等方面的数学问题”。
“国民经济中的数学问题：例如工业合理布局、水库综合利用、交通运输、物资调拨、公众服务事业、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数学问题，以及研究有高度综合性的、使生产过程在最好状态下进行的工作过程理论等”[7]。
那样的大环境、小气候以及责任感、使命感都令吴文俊必须迅速披坚执锐、冲锋陷阵。
当年2月26日至9月27日，华罗庚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数学的用场》五则；在《光明日报》发表《运筹学》一文，讨论运筹学在农业上的应用，具体涉及到打麦场的设计、水库的管理等问题。10月30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数学工作者要大力为农业服务》的文章，强调运筹学的实践性，确立“把方法交给群众”的思想。1961年初，华罗庚在《数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数学方法在麦收中的应用》。
与这种宣传造势活动呼应，吴文俊也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数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他在文中指出：在国民计划经济中，要提高生产必须改进生产组织和管理的方法，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来解决现实生活生产中的难题，如：如何调配物资，如何设计路线方案才使得运费最少，运量最大；水库中的水量控制在多少才可以既保障发电量，又能防洪；工厂需要配备多少维修工人才能使机器的停顿率和维修工人的窝工率都降低；电报文字翻成电码应该如何翻，在保证不发生混淆的情形下，又最为经济合算；以及各种制造的程序，产品的检查，市场的消费，以至于公用事业服务的安排等等。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数学中线性规划、概率论、拓扑学、排队论、信息论都可以给出一个最优的答案，同时也为数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无穷的源泉[8]。
吴文俊这段话中提到了拓扑学，正是他惯用的“大杀器”，他将用事实来证明并非虚言。
3 引领对策论（博弈论）研究
富于竞争内容的对策论（博弈论）的研究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吴文俊正好捕得先机。
1960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上，有三位苏联专家作报告，其中沃罗比约夫（Nikolai Nicholayevich Vorob'ev）的报告题目是“博弈论的对象与方法”。会后（春季），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邀请沃罗比约夫讲学。全国高校和数学研究所来听讲的学员们参考他的讲义，“集体编写”了书稿，由吴文俊、景淑良、唐述钊、王厦生、郑汉鼎、李为政、盛继廷、江嘉禾、江福湘9人组成编审小组修改写定，10月份出版，定名《对策论（博弈论）讲义》，是我国现代第一本对策论著作。全书四章、五部分：绪论；第一章二人有限零和对策；第二章二人无限零和对策；第三章多人对策；第四章阵地对策。
1960年出版了印度梵达（S.Vajda）的《博弈论与线性规划》和美国麦金赛（J.C.C.Mckingsy）的《博弈论导引》译本，分别由“南开大学数学系”和该系高鸿勋等人翻译。1963年，日本宫泽光一的《博弈论》（岩波现代数学丛书）译本（译者张毓春），以及冯·诺伊曼（J.von.Neumann）等人的巨著译名为《竞赛论与经济行为》（由清华大学王建华和顾玮琳合译）相继出版。序言中已经提到了纳什（Nash）的非合作博弈（Non- Cooperative Games）。
吴文俊不负众望，1959年已经超前地在《科学记录》上发表了《关于博弈理论基本定理的一个注记》，这是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对策论研究论文。看到之前学界对于John von Neumann在其博弈理论中极大极小基本定理的推广，都需要关于策略空间或胜负函数或两者作很强的代数的假设，吴文俊从另一个角度，用点集的初等性质来证明这个理论[9]179－181。
吴文俊可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之“松绑”。
与此同时，吴文俊还在《数学通报》上写了通俗性的《博弈论杂谈：（一）二人博弈》（《数学通报》1959年第10期）：文章通过二人扑克牌打赌和下棋的两个“博弈”问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法国数学家E.Borel的“混合策略”概念，及详细讲述了von Neumann的二人对策的极大极小定理。前者的概念可以说是博弈理论的萌芽，而后者这一定理是博弈论的基石。吴文俊列出了von Neumann对于这一理论的四种不同证明方法，其中第二个发表于1937年的证明是运用拓扑学中Bronwer的不动点定理来实现的。对于这个定理吴文俊最为擅长，因而做了一个轮廓性的介绍。在该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吴还引用了我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来说明如何利用博弈论在军事、生产、生活当中发挥效果，表达了他的希望和期待。
吴文俊当时转向博弈论研究并非得自苏联学者的讲学，这两篇文章的发表都早于沃罗比约夫的来华。《数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也反映了吴文俊已在实施“从计划到组织管理……以至于各种公用事业，……往往需要用到……数学的最高深部分”。
4 勇于深入核心理论研究
吴文俊的博弈论研究，相比之下，其理论深度为我国当时别的运筹学学者尚所难及。
1961年初，吴文俊在《数学学报》（1961年3月）上发表《活动受限制下的非协作对策》，源于他看到纳什关于平衡解存在的基本定理，以及吉尔克斯贝格（Gilcksberg）1952年的推广工作，认为他们提出的条件失之过宽，觉得改为假定策略的选择与改变都受某种限制，则应更接近于现实。在这种条件下，吴氏论证了其平衡局势可以不存在，而且决定平衡局势存在与否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活动限制区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与策略空间本身的复杂程度无关；反观纳什和吉尔克斯贝格的情形，原来其限制区域十分简单，才保证了平衡局势的存在。
所以吴老在该文中讨论了这种所谓活动受限制下等对策的平衡局势：
1962年，吴文俊同江嘉禾合作，发表了“Essential Equilibrium Points of n- Person Non Cooperative Games”一文，运用江嘉禾在当年发表的“Essential Fixed of Multivalued Mappings”和福特（Fort）1950年的一项研究成果为工具，对纳什1951年的文章又作了一定的深化：
如果策略集是固定不变的，那么一个多人非合作博弈完全取决于其支付函数。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博弈中均衡点的存在和特性取决于对其支付函数的估值。对支付函数估值不准确，很有可能得到的均衡点就是错误的。该文介绍了多人非合作有限对策中基本均衡点的概念。在这个理论中，作为一个均衡点，对于支付函数的估值任何细小的错误都不能“忽略”。此外，作者还证明了任何一场博弈可能会逼近博弈的均衡点，任何博弈只要是有限数量的均衡点，那么就会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均衡点[11]1307－1322。
以后，江嘉禾写了此文的续篇，引用了日本角谷静夫1941年对布劳沃（L.E.J.Brouwer）不动点定理的推广。另外，江嘉禾还在不动点理论和应用于对策论方面发表了成果。
应当指出，这几篇文章都紧紧围绕对纳什的平衡点（equilibrium points）进行讨论，与经济管理学上的完美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命题相呼应，属当时主流问题研究。
5 华罗庚主导运筹和经济数学
与吴文俊的工作几乎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运筹学成果，多数离不开华罗庚及其弟子的主导。
之后的几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不得不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收缩阵线，大部分数学家回到原来的研究领域。但以下的“三法”，持续形成了以数学工作者为骨干的“群众运动”。
（1）华罗庚引进“统筹法”。
（2）华罗庚推行“优选法”。
（3）许宝騄主持讨论班研读“试验设计”（1959年张里千解决了有关三角方案惟一性的问题，为“文革”后期推行正交试验方法埋下伏笔）。
工商学科出身的华罗庚还策划着一番大手笔，即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实现“大范围最优化”。1964年在数学研究所“组织不等式讨论班……更长远的想法是他想从事数理经济学的研究”[12]。可是形格势禁何容本来“姓资”的数理经济学迅改“姓社”和发表论文？“文革”被“抄家”手稿也丢失了。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华罗庚“文革”后拼尽余热重拾《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IIX）（科学通报，1984(12)，1984(13)，1984(16)，1984(18)，1984(21)，1985(1)1－2），提出了“正特征矢量法”，主要讨论von Neumann- Leontief模型。又是“平衡”规律的“数学描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13]！“他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这条研究道路，还有一个潜在的内心因素，那就是想争取（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为祖国争光”[14]6—9。可叹天不假年，没赶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兼容”。
6 转移阵地心系运用
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立定之宗旨，首在培养铁路建筑、铁路管理人才；次及培养与铁路事业有密切之关系之技术与管理人才”。他们跟踪着那个时代世界管理学教育所达到的高度，20多年后终于在几位杰出校友身上得到体现和升华。
“文革”动乱到拨乱反正前夕（1966—1977），万马齐喑，只有钱学森倡导的系统工程却随“两弹一星”工程潜滋暗长[15]93－97[16]1－5。“文革”刚结束，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于景元等将其推向全国。
数学系出身的吴文俊虽不如工程、管理两科那么讲求实用，却因拥有拓扑学等挥洒自如的工具而胜任“对策论”（博弈论）创新。博弈论在西方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学术界对之还持一定的保留态度（特别在数理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领域）。吴文俊明智地回避“姓社姓资”标签之争，只对冯·诺伊曼的合作对策和其后纳什的非合作对策两大基石作出实质性的补充加固，理论研究之深度和高度为国内当初其他方向所不及，并且不忙于讨论其经济实用意义。成果在国内未能为一般读者理解，自己也没“大嗡大轰”去引发群众效应，而其纯粹数学论文形式使得国际管理科学界知者也不多。1962年以后，形势和任务的改变使他与合作者江嘉禾相继撤离，再未持续开拓。他们的“涉足－深入－淡出”，都低调而潇洒。
1972年吴文俊从“五七干校”回京，投入到“印刷电路布线”（也可用于集成电路、芯片）、“机器证明”研究，都与应用计算机有关。又是独辟蹊径，出手不凡，获得成果如探囊取物。他虽非从事“系统科学与工程”的主流，却转到了系统科学研究所，这也是耐人寻味的[17]3377－400。
吴文俊的对策论涉足，真的灯火阑珊曲终人散了吗？回答是绝非过眼云烟。几十年来国际上经过数学家与经济学家的通力合作，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大放异彩，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纳什和其他两位经济学家，奖励他们在非合作博弈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吴文俊早期慧眼识珠锦上添花之举，也开始受到关注并被引用。
7 简单的结语
通过比较似可发现几位科学家早年的教育（专业和课程）背景对日后选择管理科学的研究方向与实务有一定的关联，机械系的钱学森、许志国长于系统工程，工商科的华罗庚擅于数量经济，数学系的吴文俊则乐于（博弈论）数理的证明。
他们的使命感和大局观，以及本身在学术界的地位，决定着其都勇于率先开拓，不计个人的毁誉利钝。为了国家利益而从熟悉的领域转移阵地，又量力度德有所为有所不为，并非当年（“大跃进”）风行的一味蛮干，遂能较快地取得成果。
他们都敢于“班门弄斧”，挑战该方向世界级大师们的既有工作，予以改进。
他们都具有一种“内视”（insight）的能力，可以澄澈清明地观照、审视（乃至审美）该领域何种方向有何问题（矛盾），以及关键在哪里，如何切入？
他们都练就十八般武艺，尤其拥有独门的“杀手锏”。例如华罗庚的矩阵几何，吴文俊的拓扑学不动点，前者得到“正特征矢量”，后者为“均衡点”，等等。
数理经济学和管理科学都有着强烈的现实社会背景，社会政治、经济的体制、发展程度，全社会的认识水平（价值、习惯、“偏好”等），乃至有无“普世”的评价标准等，使得纯粹和一般应用型的数学家未必靠单打独斗即可取得社会成效。几十年来博弈论的“经济学化”就说明了这一点。冯·诺伊曼、纳什本人都靠有经济学界坚强的合作者或后继者来解释运用。
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还有一点区别，经济是“实”（体）的（尽管也有“虚拟经济），管理是“虚”的；经济学是极宏富之“学”，管理学还带着“术”的色彩。科学放之四海皆准，技术有着时代性和地域性。何能苛求前人（和今人）对管理学毕其功于一役？
如此看来，50年前（1959年）吴文俊的工作，在中国管理科学史上享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的成果“超前—超然”，达到了“不用为用，众用所基”[18]75的境界。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9－0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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