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社会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思考论文,体系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9－0045－07
缺乏价值滋养的政治系统必然是孱弱的政治系统，脱离精神支撑的政治制度也只能是无力的政治制度，良善的政治与切宜价值之间的共生与互动促进关系对转型社会的重要性如今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常识。然而，在这个多元的、以普遍变革为显著特征的市场经济时代里如何为政治价值作方向上的定位，如何找寻到与自身政治发展相吻合的政治价值体系，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围绕着这些重大问题，近代以来有关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抗拒与变迁、普遍与特殊等等诸多聚讼一直延续至今，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从这一问题立场出发，我们试图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中，结合具体国家的时代景况与历史条件，对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进行辩证剖析，① 希望以此推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市场经济与权力悖论消解：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背景与主题
政治价值是人类在政治领域所显现的超然本性在精神与观念层面的凝结②，因而它不可能不带有某种应然与抽象的色彩，不能不和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层面保持某种距离。然而，特定政治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定是在抽象的思想与精神层面完成这一情况，并不意味着它所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可以离开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日常生活。相反，我们看到，一个与时代要求相贴近的政治价值体系总是面向着社会日常生活，总是直面着由这种社会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意义上，我们的确不能“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③。由此出发，政治价值体系在近现代以来的建构所置身的时代背景，它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它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的路径与方向，都与时代日常生活所面对的市场经济挑战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
近现代欧洲是最早面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地区。16世纪以后，它的市场经济繁荣逐渐摆脱了“马尔萨斯循环”的阴霾，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④。国内贸易越发频繁、城市人口增加、商业地位提升、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渐次孕育，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为欧洲社会变迁注入了全新动力，并成为引发西欧广泛社会变迁的最重要动因之一。市场经济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生活，它总是蕴含着巨大的“溢出效应”，“商人和生产者的活动逐步地发生作用并改变了西欧社会的面貌”⑤。不仅如此，市场经济还以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提出自己颇为强硬的要求，从而构成对于传统社会的全面冲击，要求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精神与思维定势以及既有的社会结构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使“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⑥
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里的冲击，主要反映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求以民族国家整合的形式来提供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活动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较大规模与无障碍、低成本流通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求对以整合形态出现的国家权力形成有力的控制，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因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存在虽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⑦。高度整合与集中的权力所内含的扩张性和自利性很容易破坏市场经济良性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里的情况正如帕森斯所言，“如果对政治权威没有严格的限制，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的突破，仍然是难以置信的”⑧。
要顺应市场经济这一双重性的要求，不仅欧洲中古时代具有碎片化特征的封建割据权力必须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完成了权力整合与集中的国家，也必须出现一种“反向的”，以宪政化、民主化、法治化等为标志的分权制衡趋势⑨ 才行。这种很特殊的、对权力发展取向上的“二水分流”要求，带有很强的背反性特征，对一个转型国家来说很不容易同时做到。但如果真做不到，市场经济提出的挑战便不可能成功的应对，市场经济快速与平稳的发展对这个国家来说便成为不可能。从这样的眼光来看一部欧洲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带有一定盲目性，充满曲折而最终渐次顺应市场经济这一要求的摸索史。而从世界范围来说，欧洲的这一摸索史实际上也是所有转型社会后来政治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概言之，正是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近现代政治发展在事实上提出了对于权力集中与制约的双重规定，从而形成了转型社会在权力发展取向上的一种“悖论”，形成了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对权力集中与对集中权力进行制约的悖论性诉求。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带来的冲击，是所有转型社会的共同背景，而在这一背景之下，转型社会政治领域所蕴含的“权力悖论”则构成了自己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避之不能的时代课题。而能不能处理好这一“权力悖论”便成为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实现转型的一个关键。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具有很不同背景，最后也形成分殊的各国转型模式便有了一个可以加以横向比较的基础了。一句话，市场经济为转型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定了方向，明确了任务，提出了衡量标准。
市场经济在为所有转型社会规定解决“权力悖论”这一任务的同时，实际上也就为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在一个多元时代里的建构确立了一个功能性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并不在意于转型社会表面所坚持、所建构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具体形式本身，而看重于这一体系是否能够通过核心内涵⑩ 上的功能性调整，化解“权力悖论”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核心使命、定位方向和实质意义这样一些颇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便有了一个进行功能分析与功能比较的平台。这也就是说，是否能解决“权力悖论”所带来了的现实挑战便成为检验转型社会具体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成效的一块试金石(11)。
毋庸置疑，欧洲社会转型的经验也有着自己一定的特殊性。在国家权力整合与集中已经不成为问题的那些转型社会中，权力的集中与对集中权力的有效制约这一“权力悖论”也就自动只剩下“对集中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样一个任务了。在这样的转型社会中，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功能性衡量标准就显得较为简单，那就是看它是否能从功能上成功应对摆在面前的这一特定挑战。
二、挑战与应战：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中的“一”与“多”
化解“权力悖论”所带来的挑战，在核心的政治信念指向上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从而能够指导政治生活完成从“无限政治”向“有限政治”，从专断权力向权力约束转变，是转型社会构建自身政治价值体系所面临的时代历史课题。而这一课题解决得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历史命运，意义非常重大。从这一课题的解决而言，近现代以来各国在社会转型进程问题上，在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问题上，所面对的挑战便有了一种“共通性”与“同时代性”。
然而，面对这一具有共同性的挑战，并不意味着人们会作出完全一样的反应，形成统一的应战模式。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权力结构、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影响市场经济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的运行方式，以及人们对自己面临挑战的不同认识都决定了，转型社会在摸索解决自己所面临时代挑战方面，一定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一定会形成不同的应对方式，从而建构起形形色色、各具自己特点的政治价值体系。尽管从事后的角度来说，这些摸索有很多在今天看来都是失败的，但人类面对共同挑战作出不同应战的努力却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因为对于人类社会这个开放的复杂系统而言，没有什么是宿命的、必然的东西，没有什么未来是可以加以精确预言的，似乎可行的成功道路总是通过无数“试错”才得以开辟，而“对”与“错”也总是在事后才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得以显现。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现代化早发国家有关社会转型道路与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模式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较与分析样本。如何看待它们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多”，如何从它们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为我们今天的再探索提供某种有益的指南，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英国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解决社会转型中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国家。不过，这一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在转型期政治价值选择时经历过的曲折。事实上，英国保守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它也是经过了长期摸索、误打误撞、几经失败后才找到的一条出路。
1640年的爆发的内战是英国社会转型期矛盾积累的一个产物，而这矛盾比较集中地表现为绝对主义王权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12)。当时的英国，在处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挑战时，权力整合、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因而化解“权力悖论”的任务已主要地集中在对王权的有效制约上。在这一背景下，体现市场经济利益的诸政治力量与绝对主义王权实现的短暂结盟已告结束，专断王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在的威胁”(13)。在很多英国人看来，“王权的干涉即使不是一种桎梏，至少也是在他们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的一种障碍”(14)。
中世纪英国是一个有着宪章精神的国度，英王此时如能审时度势，按照传统的宪章精神适度退让，也许内战就可以避免了。但问题在于，传统的宪章精神只有在力量的均势与对这种均势的体认中才可能得到维持。而此时作为英王的查理一世，非比往常，他在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巨大权力支撑下信心爆棚、蠢蠢欲动，这就使得原先建立起来的力量均势摇摇欲坠。而没有力量均势作为基础的宪章精神传统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国王与议会的争执最终走向暴力对决(15) 表明了，英国告别了自己政治妥协的传统，走上了政治游戏规则重新探索的新阶段。
革命以议会军的胜利和国王的失败告终，出现了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结局。权力的天平虽然通过革命从一边倒向了另一边，但有效制约专断权力这一革命的初衷却渐行渐远。历史表明，共和国体制只能是革命权威炮制的画饼，护国主克伦威尔用查理一世的头颅，用革命的余威奠定了一个更为专断的权力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胜利了，革命也死亡了。
不仅如此，革命确立起来的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创造出了英国各种政治力量间博弈的新模式——零和博弈模式。而为了告别这种要么全得，要么全失的政治游戏规则，为了告别这种远离宪章精神的新传统，英国政治整整花费了几十年时间，付出了高昂代价，才在“光荣革命”的引导下逐渐得以完成，才真正解决了激进革命所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时代大课题。
“光荣革命”是英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再调整，也是政治价值信念的再调整。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起来的保守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在目标上确认了个人与社团、社会权利的优先性，在功能上满足了当时英国业已多元化的利益与权力和平共处的结构要求。同时，这一政治价值体系在合法性来源问题上，重新诉诸传统而不是诉诸理性、诉诸暴力，这就在保守传统的基础上免除了大规模社会改选野心的勃发，防止了对既有社会生活与既有权利、权力架构的野蛮破坏(16)。更重要的是，这一政治价值体系中有限权力与有限政治的信念，为已然集中的权力带上紧箍咒，用权力制衡的方法断绝了权力走向专断的道路，为社会、为市场经济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自主发展空间。历史证明，以“光荣革命”为标志确立起来的保守自由主义在英国是成功的，它所支撑的多元权力结构以及多元利益结构间稳定协调机制的建立，使得英国在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方面拔得头筹，而这又反过来，使得英国这种保守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时代中获得了历史选择的垂青。
很多人认为，英国保守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胜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较为独特的历史、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17) 这样的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英国保守自由主义的成功的确与早已存在的个人权利意识、基督教二元世界观、自然法思想和普通法精神等多种文化因素有关，与它的多元权力结构，开放的社会等级以及政治斗争妥协传统等因素有关，与它的思想、政治精英对于政治价值体系功能内涵而非特定形式变更的感悟有关。(18) 但英国将近半个世纪在社会转型道路上的曲折摸索表明，没有什么历史传统是既成的，没有什么现实是由历史传统注定会生成的，得以发扬的优良传统无一例外，都是人们创造性阐释与创造性运用的产物。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阐述传统与利用传统也许是英国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成功建构中最值得予以重视的方法。
法国社会转型要解决的“权力悖论”相对也较简单。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在路易十四时期即已完成，它和英国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完全一样，就是要对业已集中的，已经走向专断的权力实现有效控制。然而，法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专断已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转型面临的“生态”已很不同于英国。
拿市场经济来说。它虽然在法国具有一统特色的旧制度下实现了一定发展，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繁荣(19)，但这一发展却始终没有能够推动旧有的权力结构作出方向性调整。高度集中的权力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一方面形成了利益的高度垄断，另一方面使政治权力不断地走向腐败，使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破坏性能量得以充分发挥。结果，旧制度下的法国形成了市场机制与权力专断、垄断利益与市场导向之间的恶性互动(20)。在此过程中，社会转型的成本无限放大并不成比例地转嫁到社会底层，苦难与怨恨在全社会范围内蔓延(21)。
苦难与怨恨不断积累与增长，既使代表官方立场的重农学派所宣扬的“合法的专制”不合时宜，也使得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立宪主义所宣扬的自由与分权思想显得有点迂远。显然，温和的、理性的社会改良理念根本无法与人们急切期待要“推倒重来”的革命心态走到一起。故而，法国人最终热情拥抱了激进理想主义所勾勒的激进平等和公意观念。通过这种行动，人们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希冀：将波旁王朝的权力金字塔翻转过来，将大写的“人民”树立于权力体系的顶点，从而彻底结束旧制度下的转型阵痛。
通观法国激进理想主义所追求的激进平等、公意、人民主权等等观念，我们能够发现，法国人在形式上与旧制度作出了最为彻底的决裂。然而从法国激进理想主义的政治价值信念层面来看，它的内涵指向依然是对于专断权力的依恋和信靠。它与旧制度唯一的不同，是在外面给自己打上了“人民”的印记。但历史最后却讽刺性地表明，这一印记不仅不具有所谓的进步意义，反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危害性。
毫无疑问，法国社会转型所走上的艰难、曲折道路是有它自身的原因的，是以它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作为前提的。具体说来，它那走向寄生性与封闭性的等级体制，政治权力对全社会挥之不去的支配阴影，法国社会底层民众长期忍受的苦难生活以及法国历史上最终得以固化的一元权力结构，都特别适宜激进理想主义的滋生与膨胀。而思想与文化的种子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之中，才可能孕育出近代法国激进理想主义的全部苦果。
然而，法国激进理想主义在这种氛围下的成就虽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由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中带有不可或缺的“主体建构”成分。激进理想主义所推崇的政治价值信念与18世纪的法国文化、社会和宗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宗教改革催生的人民反暴君思想，大陆启蒙运动突出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与乐天主义，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一元真理观等等，作为解读现实与传统的方法论，作为人们改造社会自信心的来源，都影响到了法国社会转型道路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激进理想主义道路的开辟，是特定社会、政治生态与特定政治价值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在这里是一个始终有主体参与建构在内的开放过程，而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与这种主体建构总是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的。认识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转型社会的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近代德国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与英法两国不大相同，如果说英、法两国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纠结皆是因为需要处置与约束集中的权力的话，那么，集中权力的缺失是造成近代德国这个长期处于“欧洲较高文明中的一个次要部分”(22) 选择自身独特发展道路的主因。
近代德国的内忧外患与长期封建割据形成的分崩离析，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中达到顶峰。而事物发展到这个极端则大大刺激了以普鲁士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的疯长。普鲁士政治民族主义对统一权力的呼唤，对国家作为唯一凝聚力量的强调，对民族有机性、至上性和德意志特殊性的鼓吹，对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痴迷，都让自己在对统一权力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渴望与追逐过程中，忽略了高度集中的权力、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反市场经济、反社会的“魔性”一面，从而形成对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中功能性要求的偏离。
德意志最后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地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统一，从而使得把普鲁士看成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23) 的“普鲁士精神”发展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出现，尤其是普鲁士得意洋洋的胜利，使德意志其余部分对这一套价值准则、传统和理想产生了深刻印象，这些东西后来被认为是属于全德意志的”(24)。普鲁士精神与政治民族主义合流的最终结果，是在现代历史上产生出颇具自身特性的国家－民族主义。
德国社会转型道路的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产物，是普鲁士根深蒂固的一元权力结构、容克主导下现代化道路、蹩脚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国（尤其是法国）仇恨的产物，是弥漫于整个德国社会的“浪漫主义”、“兵营文化”和新教顺从观相结合的产物。(25) 这样一种社会转型的背景，使得德意志在自己的这一历史发展时期中，集中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在国家权力的整合与加强上。德意志以此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创建任务，却也因此而被高度集中、高度专断的国家权力所绑架，无法去面对社会转型所提出的，对集中起来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时代任务。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讨论文明生长的规律时曾认为，一个文明如果遇到的挑战过于强大，那么它为了战胜这一挑战而作出的超强反应虽然有可能成功，但往往也会因此而固化自己的应对模式，付出丧失自己应对未来挑战能力的代价。(26) 德意志在社会转型与政治价值体系选择问题上所走的这条不归路，是不是与此有关呢？这的确是今天我们后人需要去思考的。
历史在今天虽然已经为英、法、德三种政治价值体系的转型作出了评判，但成功与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的。对我们当前而言更需要加以关注的是，去理解这些“范本”所呈现出的普遍性意义与最终造成不同表现的特殊性缘由，因为这既是后发展国家不得不思考的理论问题，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实践基础。
三、特殊与普遍：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启示
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究竟应该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这不仅是一个历时悠久的理论问题(27)，而且也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实践问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伯克认为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英国保守自由主义在脱胎之际，便被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思想家赋予了抽象性的普遍主义外貌，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保守”特征。而这种被赋予了普遍性的自由主义在被法国引进的过程中，又得到了大力强化和夸张性放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革命的历史特色以及它所具有的相对保守性质——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思想上——都注定要失掉”(28)。在法国，无论是作为亲英派的伏尔泰，还是骨子里对英国持批判态度的卢梭、马布利，或者是介乎二者之间的百科全书派，都没能意识到英国政治价值体系选择成功之要义，在于其内涵指向与功能上围绕着“权力悖论”消解作出了根本性调整。他们反而一股脑儿地钻到对自由和权利所具有的抽象性、绝对性和神圣性的痴迷之中(29)。所不同的是，亲英派认为英国就是这种普遍价值的现实典范，而批评者则认为这种普遍价值观念本来还可以表现得更为纯粹。
法国对英国政治价值的普遍主义的解读，风靡世界几百年。成为欧洲带给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戕害世界不浅(30)。直到我们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代价，直到我们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对理性主义政治与基要主义政治有了更深入批判后的今天，才逐渐形成了对这一类“精神鸦片”的抵抗能力。
当然，对普遍主义的纠偏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滑向对任何共性要求的否定，否则也非常容易形成另一种偏差。一般来说，转型社会的变革很容易在偏激与守旧间摇摆，它有时会在特殊情境的引导下，走上以强调自身特殊性为特征而抗拒市场经济提出的共性要求的道路。当年的德国思想界在近代法国革命、启蒙思想的强大压力下，在被拿破仑征服而形成的屈辱情绪催化下，对伯克的历史主义精神发生浓厚兴趣。伯克的历史主义精神不是坏东西，但德国人却有意无意地曲解伯克的这一思想，“完全抛弃了辉格党的‘公共精神’观念和传统的‘英国式自由’”(31)。结果，伯克的历史主义、保守主义思想由此在德国异化为对任何现代政治价值内涵共性的否认，成为近代德国维护专断权威，顽固抗拒对既有政治价值体系进行功能性调整的借口(32)。也正是在这种扭曲式的解读下，德国在完成对于国家权力的整合与集中过程中，把另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调整政治价值体系的内涵指向从而使现实政治完成一种功能上的转向——放在了一边，仅仅在内外压力下做了一些形式上的变革借以敷衍。正是这种对于转型社会共性要求的抗拒最后使德国走上了一条权力不受约束的不归路，而后来给世界、也给德国自身带来祸害的军国主义不过是这条道路的一个归宿罢了。
因此，强调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特殊性，虽然使我们看到一国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所具有的条件性与国别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防在特殊性逻辑背后所隐含着的对任何内涵指向或功能满足上的共性的消解。这种消解的可能性不仅在某些后现代主义身上发展为近似价值观念上的无政府主义(33)，而且在历史上也成为很多转型社会在政治上顽固抗拒社会政治发展的挡箭牌。特殊主义内在的这种解构性特征，使得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重新解释的必要性。
当然，承认现代政治价值的普遍性、共同性不同于普遍主义。普遍主义之弊在于不切实际地放大了人类社会共性要求的存在范围。它总是试图用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特定政治价值体系形式的普遍化，来代替人类社会由于应对共同挑战在功能满足与内涵指向上的共通性。而普遍性、共同性则正确地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某些共同政治价值内涵。因此，批判普遍主义的目的正如马德普先生所言，“绝不是为了否定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普遍性要求”(34)，而崇尚多元主义的伯林甚至也期待“相当重要的价值观……会成为公认最低限度规范”(3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大凡人类社会，都会在谋求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会在公共生活的组织、社会凝聚和认同的获取、社会秩序的规范与维护等方面，形成一些“底线性价值”(36)。而这些底线价值、共性原则最终能够达成的根本依据就在于这些价值、原则与规范在功能与内涵上支持着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基本需要。
具体到特定的时代，由于人们直面的时代挑战具有高度相似性，为了成功应对共同的挑战也就比较容易认同一些在功能满足与内涵指向上具有共性的政治价值。当然，这些功能满足与内涵指向上具有共性的政治价值很多时候会侧身于不同的概念表述之中，但这一点，并不妨碍这些具有共性的政治价值共同建构起一个时代所不容侵犯的规范原则。正是基于此，我们在反对普遍主义的基础上，承认“普遍性价值”的存在，承认这些价值内涵具有不能侵犯的刚性色彩。
今天，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形成的压力与推力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历史现实，适应它所提出的时代挑战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某种必然性。“经济增长为所有社会带来了某种统一的社会变革，无论它们过去的社会结构如何”(37)。尽管如此，不同国家和同一个国家不同阶段在落实内涵指向与功能上具有共性的政治价值时，如何形成具体的政治价值话语、如何阐释自己的价值理念与价值规范，如何建立具体的落实机制，却依然是一个需要结合自身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去摸索与探求的过程。这种时代普遍性与历史具体性相结合的结果，必然是具体的政治价值体系形式的差异性、具体实践路径的多样性与不同政治价值体系在内涵指向与功能满足上同一性的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复合统一。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方法研究”（项目批准号：06AZZ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 “早发国家”的范围不易精确定义，从社会转型的典型性方面，我们选择了英、法、德三国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在面临市场经济挑战，从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政治价值体系的调整与建构至少在其初期走上三种颇为不同的道路，从而具有了比较的基础和比较的意义。
② 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国内主流观点倾向于从主客体二者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解。然而，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模式在逻辑上难以摆脱价值本质在于客体对主体欲求满足的效用性结论，从而降低了价值存在的层次。因而我们倾向于从本体论角度解释价值的本源。这就是说，价值并不在于主客体之间的结合，而在于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人与动物在本质属性上面最大的分殊就在于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更是能够超越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正是这种人的超越性和应然性在不断地塑造着人与社会自身。所谓价值观念不过是这种本性在思想、意识和精神层面的投射，而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念则是价值、价值观念一般在政治领域的个别表现。
③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④ 参见［美］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到第7章。
⑤ ［英］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张锦冬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⑥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⑦ ［美］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历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页。
⑧ ［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⑨ 关于权力的集中的历史表现参见［英］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权力制约方面参见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⑩ 概念表达形式与概念所针对的对象之间具有分离性，也即能指与所指联系的任意性是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认识。（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篇第1章。）而这就从一个相当宽泛背景意义上对本文所提出的政治价值体系具体形式与核心内涵之间的层次划分提供了支持。
(11) 对政治价值体系进行功能主义的解读实则与现代化的一般研究颇为相通。现代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布莱克就是在功能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化变迁的。参见［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12) 诺斯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揭示了这一问题，参见North and Weingast,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d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9,No.4(Dec.,1989),pp.803－832。
(13) ［美］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14) ［美］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5) 参见Western,Monarchy and Revolution:the English State in the 1680s,London:Blandford,1972.,chapter 2 King or Parliament?,pp5－45.
(16) 钱乘旦教授在以伯克为核心分析英国保守主义理论特点时候指出，英国保守主义反复强调传统，是为了反对任何未经传统证明的权利。而这一矛头指向既针对平民也针对统治者，谁都无权为所欲为。参见钱乘旦，英国保守主义的特点及其演进，西洋史集刊（台湾），1995年第6期。而思想史家塞西尔恰恰认为是伯克的保守主义占据了1688年后英国政治的主导地位，参见［英］塞西尔；《保守主义》，杜汝楫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页。
(17) 相关论述可参见［法］基左，程洪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十三讲。［意］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导言。
(18) 这可以在“光荣革命”后的两位重要阐释者哈利法克斯和不那么具有典型意义的洛克身上看出。参见［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0－605页。
(19) 参见［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杨人译注，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10页。
(20) 典型地表现为贵族利用特权所获取的超经济利润和工商业上层通过制度化的卖官鬻爵进入分利集团。
(21) 参见［俄］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杨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章、第3章。
(22) ［美］帕尔默：《近现代世界史》，孙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5－266页。
(23) Hans 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Boston:Beacon Press,1966.pp.40.
(24) ［美］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6页。
(25) 崇兵尚武的兵营文化对近代德国社会文化具有极大影响。德国现代史专家Brendan Simms直接就认为普鲁士军队堪称“国家的学校”Brendan Simms,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Germany,1779－1850.London:Macmillan Press,1998,79.
(26) 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末风等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6页。
(27) 伯克与潘恩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可视为此争论之肇始，而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之辩则可看做对这一纷争的当代表现。
(28) ［美］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下），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4页。
(29) 参见［苏］沃尔金：《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杨穆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一、三、四、五章相关论述。
(30) 对此，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不无遗憾地指出“政治自由学说在18世纪时却由英国传到了法国然后传遍全世界，而行使公共自由这一不可言传的本领由于只能通过传统进行交流则没有一并传播开来”［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31) ［美］平森：《德国近现代史》，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8页。
(32) 参见［美］伊戈尔斯：《德国的历史观》，澎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33) 参见［英］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34) 马德普：《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35) ［英］柏林、代尔斯：《民族精神再兴：论民族主义之善与恶——与伯林对谈》，刘军宁等主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3页。
(36) 张铭、范广垠：《认知范式与政治价值体系之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7) ［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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