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四大创新_恩格斯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四大创新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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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5)06-0005-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和创新。但是,纵观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和创新,并不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才开始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之初就逐渐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诞生之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之前,总共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创新,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四次重大创新过程的追述,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发展和创新源流的继续和基本完成。

       一 从资本主义制度就要崩溃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能力极大提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马克思恩格斯预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趋于繁荣,特别是出现了股份制和托拉斯等新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也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制刚刚开始出现,马克思就立刻预见到它必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他说股份制“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①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制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内容,股份公司的成立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②也就是说,股份制使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变成了社会资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私人性质。但是,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个变化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内部的变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③

       恩格斯也对股份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作了考察和说明。恩格斯写道:“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④“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⑤

       在此,恩格斯向我们说明,股份制的产生是资本家阶级在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所做的迫不得已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但是,恩格斯又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⑥恩格斯认为,要真正解决生产的资本属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8世纪50年代早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与生产的社会化已经产生尖锐的矛盾和直接的冲突,资本主义的丧钟马上就要敲响了,资本主义制度马上就要被摧毁了。但是,自5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的经济繁荣带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复苏,特别是随着股份制和托拉斯等社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局部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化生产力的容纳能力大大提高了。新的实际情况促使马克思恩格斯修改了以前的观点,提出生产力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制度所难以容纳的地步,资本主义制度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但它终究改变不了生产的资本属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终将是不可避免的。

       二 从无产阶级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到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

       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世纪中期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提出只能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到了20世纪20年代,列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现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并领导俄共和俄罗斯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会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每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另一些国家的影响和牵制。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个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全体无产阶级与全体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就曾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由法国无产阶级发动,然后带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⑦马克思寄希望于全欧洲范围的世界大战,引起欧洲无产阶级与欧洲资产阶级的决战,最后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列宁在1914年以前也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他曾指望俄国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把欧洲无产阶级带动起来,由欧洲无产阶级反过来帮助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说道:“我们不应当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⑧但是,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新原理。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⑨他对此作了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⑩

       列宁认为,俄国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只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贫苦农民的坚定支持,是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列宁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取得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三 从建立“国营农场”到允许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长期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主义下,采取的是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即使在农村也应当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集中起来成立国营农场,进行大规模耕作。但是,晚年的恩格斯却根据历次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合作制、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土地的农民个体所有制存在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将实行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即使在农村,也必须将土地变为国家财产,然后组织工人农场,进行大规模农业耕作。在1948年欧洲革命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土地纲领和农业政策,其中这样写道:“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就是说,他们将力求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像法国农民一样经受一贫如洗的债台高筑的痛苦。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现在民主派与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1)

       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强调在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阶级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村小资产阶级作斗争,把没收的土地变成工人农场进行大规模的耕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这个彻底的农业纲领才能真正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他们认为,农民阶级必定会被这个纲领所吸引而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12)

       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法国无产阶级身上。但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也随之失败了。原因是法国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支持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13)但马克思深信,无产阶级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纲领从根本上代表着农民的利益,随着农民的不断分化,农民阶级必定日益贫困,最后必将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经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的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加强一样,现在他们必定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14)

       但是,20年后,农民仍然没有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1871年的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巴黎公社,但公社只存在了72天便失败了。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不足,无产阶级未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而孤军奋战。在巴黎公社时期,巴黎以外的农民不仅没有支持巴黎无产阶级,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指1848年至1851年——引者注)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指法国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引者注)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15)

       在历经革命波折后,晚年的恩格斯对农民的支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切感受,并首次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把革命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思想。恩格斯认为,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力气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单是农民这一勋业就夺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16)恩格斯不再主张革命胜利后立即实行土地的完全社会化和建立工人农场,进行大规模耕作,而主张用合作社的方法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剥夺小农,像我们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然后“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个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地位”。(17)恩格斯甚至设想了在一定的时间内允许农民保留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方案。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应当实行怎样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纲领,不仅是在革命过程中能否吸引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壮大革命力量,尽快地实现革命的胜利的问题,更涉及到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初,提出应该实行成立工人农场,进行大规模农业耕作的纲领,但晚年的恩格斯根据革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成立农业合作社甚至是允许小块土地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为列宁所继承,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实行了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并在晚年的最后时期提出了合作社的设想。

       四 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到允许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一定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实现完全公有制、消灭了商品生产、实行全社会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是,列宁在领导俄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根据俄国的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现实,提出了在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发达社会主义之前,需要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允许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以为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突破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一切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薄弱的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创新。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经济十分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在得到农民的支持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革命胜利不久,即1918年初,列宁就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列宁强调必须立即组织大规模的经济计划和监督工作。他指出,必须“用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所设想的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社会主义——引者注)方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由工人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在惟一拥有主权的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管理。运输业和分配也是如此(起初是国家对‘贸易’实行垄断,然后通过工商业职员联合会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来完全彻底地代替‘贸易’)”。(18)也就是要彻底地消灭贸易。列宁十分重视国家资本主义在通向社会主义上的作用,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有助于建立严格的经济计划。“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的,社会化的”。(19)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分散的小私有者和小资本,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1918年夏,由于出现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俄国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所有工业企业全部国有化,最严格地集中分配原料和制成品;在农村强制征收全部余粮,甚至一部分必需的粮食,禁止私人贸易。1920年年底战争结束,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仍在继续实行。不久,“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农民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暴动,工农联盟有破裂的危险。现实要求刻不容缓地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新的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在早期主要是取消战争时期的特殊政策,回到1918年初列宁所设计的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上来。为此,苏维埃政权将一些小企业非国家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农村和农业领域取消余粮收集制,代之以实物税。实物税的量较轻,税后的余粮应同国家的工业产品进行商品交换,禁止自由贸易。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的1921年前半年,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农民扩大了播种面积,工人陆续回到工厂,工业已有复苏迹象。但是,到了1921年夏天以后,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商品交换没有成功,这种商品交换变成了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国家拿不出这么多的工业品与农产品进行交换。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是初期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基础一动摇,整个新经济政策就有可能归于失败。新的情况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寻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到10月底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会时,列宁才对新经济政策的内涵有了新的把握。此后,列宁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根据俄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和面临的经济现实,反复论证对新经济政策作进一步改变,即从国家资本主义退回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并不是1918年政策的简单重复。他写道:“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更多的旧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20)“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方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21)

       也就是说,到1921年10月底,列宁已经放弃了革命胜利之初主张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国生产的想法。列宁特别说明了现在所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与1918年初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他说,当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22)也就是说,在1918年春的政策中,国家资本主义被作为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手段,而现在却被视作由社会主义向后倒退的一个阶段。

       列宁特别强调,1921年上半年虽然已经退到了的国家资本主义,但那时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没有同商业的作用联系起来,而是只退到了“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下,农民的农产品只能同国家的工业品进行实物交换,它排斥了贸易的成分。所以说,初期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并未越出直接过渡的框架。到了1921年秋以后,实践证明商品交换已经失败了,通常的买卖和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市场和商业问题才从理论和实践上被提了出来。

       关于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的内容,列宁指出“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23)列宁说道:“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24)可见,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下,允许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

       至此,列宁已经放弃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而主张经过一个“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也即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下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道: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只有这样,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眼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25)

       根据列宁的这种指示精神,于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十一大通过决议,确定了俄共的基本任务。决议指出:“明确俄共在经济方面的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26)

       从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严格的计算和监督”为形式的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到以“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为形式、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允许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列宁根据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农国家,大工业还很不发达这一现实所作的实事求是的退却。不难看出,在这一退却中,实际上蕴含着这样一个道理,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完全公有制和高度计划化的社会主义体制,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机器大工业还很不发达的国家里,是不可能直接建成这种社会主义的。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必须首先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下,允许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以此发展生产力,建立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然后再向完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过渡。列宁的这一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俄国革命胜利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五 余论

       以上我们简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四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改变了此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轨迹,前苏联开始走上了一条与列宁的设想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特点是:(1)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国民经济全盘计划化;(2)工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完全脱节,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重工业独立发展;(3)生产资料全盘社会化,消灭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领域的个体所有制,不允许任何小生产的存在。这是一种不顾国情,简单套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的结果。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前期成绩是主要的,错误表露得还不明显,到后期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在改革中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结果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瓦解。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吸取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继续探索在落后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中国共产党在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过程中,诞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战略思想,它们构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发展和创新源流的继续或初步完成,它们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源流的统一的、连绵不断的发展过程。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9~6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18、5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7~62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75页。

       ⑧《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⑨《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7页。

       ⑩《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48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499页。

       (18)《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19)《列宁全集》第34卷,第236页。

       (20)《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

       (21)《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6页。

       (22)《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1页。

       (23)《列宁全集》第41卷,第245页。

       (24)《列宁全集》第41卷,第231页。

       (25)《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9页。

       (26)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编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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