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研究

蒋雪梅 ， 郑可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 基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地区间投入产出表，从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贸易的角度，对京津冀地区间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隐含的碳排放转移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量呈上升趋势，且天津与河北在制造业上的相对优势导致其单位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强度要远高于北京单位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强度。北京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碳排放转移的50%以上由间接贸易贡献，天津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北京的碳排放转移则多由直接贸易贡献。

关 键 词： 碳排放转移；协同减排；投入产出；京津冀地区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的增长，碳排放量持续上升。自2006年起，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2001—2018年，我国的碳排放由35.2 亿t上升到94.3 亿t，其增量占全球碳排放增量的59.6%^[1]。不论是出于自身环保和经济转型的需要，还是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均面临着较大的国际国内舆论减排压力^[2]。对此，我国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减排行动目标：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并将减排目标细化至各个省区。

大量研究表明，各区域间存在着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问题，即一个地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也称为生产端碳排放)，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其他地区的需求而产生的^[3-5]。就中国而言，由于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多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内陆多生产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地区间贸易量巨大^[6]，导致地区间大量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其中碳排放净流出地区承担了较多的减排责任。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我国各地区间贸易隐含的碳排放转移^[7-9]，如汤维祺等基于密集度和经济特征将中国划分为3个区域，运用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2年与2007年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发现重工业与加工贸易较多的地区多为碳排放净流出地区，需求较高的超一线城市多为碳排放净流入地区，由此提出按照共同责任的原则来制定减排政策和目标^[9]。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及北方经济的重要地区，其减排工作与成效备受关注^[10]。特别是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北京基于城市规划和产业升级，在后工业化过程中，不断降低制造业比重，天津与河北两地为提升工业化水平和促进就业，承接了北京大量的制造业转移^[11-12]。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北京本地的碳排放，加剧了河北、天津等地区的碳排放，产生了碳排放转移。近年来也有部分文献对京津冀地区进行了特别关注。如汪浩等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责任及转移，发现京津地区为碳排放净流入地区，河北为净流出地区，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13]。庞军等研究发现，就碳排放而言，北京为最大受益方，河北为最大受损方，高污染行业密集和增长的区域间贸易是河北生产端碳排放量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14]。

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框架并未考虑产业转移和省区间贸易导致的污染转移对减排目标及政策制定的影响。2015年底，京津冀三地环保厅局正式签署《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着重强调在立法、规划、监测和治理方面的协同合作，并未考虑污染转移问题，这实际上增加了 “污染输出地”(如河北)的减排难度和成本，降低了“污染输入地”(如北京)的减排难度和成本，为京津冀协同减排设置了新的障碍。目前虽然已有大量文献对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进行了关注，但由于地区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极为繁杂，多数已有文献均将省区进行了合并，如将京津作为单独的一个区域，河北与山东一起合并为北部沿海区域，未对京津冀地区进行细分讨论。也有少数文献着重于京津冀地区^[13-14]，但多截止至2007年，对于近年来非首都功能外迁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和区域一体化的动态影响描述不足。另外，多数已有文献只考虑了包括地区间直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即地区r 从地区s 直接进口的产品中所隐含的碳排放，并没有考虑间接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转移，即地区r 通过进口其他地区产品间接拉动对地区s 中间产品的需求而引致的碳排放。由此，本研究将采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我国省区间投入产出表，对京津冀进行特别关注，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测算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深入剖析引致隐含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和地区，以此为京津冀协同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数据

1.1 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的隐含碳排放测算

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是利用地区间商品和劳务流动将各地区投入产出模型联接而成的模型。由于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各个地区各个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并对各个地区间商品和劳务流动进行描述，因此，目前已成为研究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重要工具^[15]。沿用潘安^[8]、汤维祺等^[9]的方法，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可以追溯地区r 为了满足地区s 的需求而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即地区r 对地区s 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为：

。

(1)

从具体数值看，2002—2012年北京和天津的最终需求通过间接贸易引致的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总量均在上升，特别是北京，当地需求所引致的当地碳排放总量呈下降趋势，通过间接贸易引致的本地区碳排放从722万t升至2 180万t，所占比重从13.15%上升至64.29%。这说明北京的部分非首都功能外迁只是将最终产品的生产端进行了转移，中间环节(特别是服务部分)以及最终消费环节还留在北京。在此期间，不论是从总量还是从比重来看，天津的最终需求通过间接贸易引致的北京和河北的排放转移均呈上升趋势。而河北的最终需求通过间接贸易引致的北京和天津的生产总排放转移在2002—2012年基本稳定，仅对本地区的总排放影响有所扩大。

对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相对强度进行进一步对比。公式(3)计算了地区r 到地区s 的单位贸易(包括中间品和最终品)流出所隐含的碳排放强度与流入所隐含的碳排放强度的比值。若该值大于1，则地区r 向地区s 的单位贸易流出碳排放强度大于流出碳排放强度。

。

(2)

进一步从京津冀地区内部的关联角度看，2002—2012年京津冀三地的总需求对北京的生产端碳排放贡献比重一直稳定在50%左右，对河北的生产端碳排放贡献从45.4%增至56.2%，对天津的生产端碳排放贡献则出现了波动式上升，从44.8%增至51.7%。具体地，北京当地最终需求对北京的生产端碳排放的贡献量逐年下降，从5 493万t降至3 391万t，但对天津、河北的生产端碳排放的贡献量在逐年上升。特别是对天津而言，北京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生产端碳排放从183万t升至1 007万t，10年间上升近6倍。说明非首都功能外迁和能源结构的大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北京的生产端碳排放，但却将更多的碳排放转移至天津和河北，进而加大了这两个地区的减排压力。天津最终需求对本地区、北京和河北的生产端碳排放均保持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本地最终需求引致的排放量与排放总量双降的情况下，天津最终需求引致的北京生产端碳排放从301万t增至762万t，说明京津之间产业贸易在2002—2012年大幅上升。河北最终需求对本地区生产端碳排放的贡献量增长较快，从1.2亿t升至3.6亿t，对天津、北京生产端碳排放的贡献量仅保持了小幅波动式上涨。说明河北的生产端碳排放主要是由本地区的最终需求拉动，京津贡献相对较小。整体而言，不管是从绝对量还是相对贡献比重来说，京津冀通过地区内部贸易实现的产业关联及其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在2002—2012年均呈增长趋势。

Combin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defined by Eqs.(7)–(9),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the motor section is

1.2 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间接碳排放转移度量的是地区间通过产业链条上的关联(也称间接贸易)实现的排放转移。将三个地区内部的直接消耗矩阵置零，根据公式(2)即可计算得到间接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转移，再与总的碳排放转移相除，得到间接排放所占比重(表2)。表2 中如第一行第五列(河北)的数值310(40.33%)表示2002年河北的最终需求通过间接贸易拉动了北京生产端310万t的碳排放，占河北最终需求转移至北京碳排放总量的40.33%。

2 结果分析

2.1 京津冀间的隐含碳排放转移

2.1.1 京津冀之间的隐含碳排放转移总量。表1为京津冀各地区最终需求引致的京津冀各地区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如第一行(北京)第二列(天津)301万t表示2002年天津的最终需求使得北京(直接和间接)共计产生301万t的碳排放。为方便对比，表1也列示了京津冀地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即生产端碳排放)总量。由表1看出，2002—2012年京津冀各地区生产端碳排放总量呈现不同的趋势。天津和河北的碳排放总量均不断上升，年均排放量增速分别为4.2%和5.1%；北京的碳排放总量则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降幅达3.1%。从总量上看，河北的排放量要远高于天津和北京，这与3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高度相关。河北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大省以及重要的钢铁冶炼区，每年生产大量高耗能产品(如钢铁煤炭等)，其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生产端碳排放总量的不断上升；北京作为人口众多的国际化大都市，服务业比重较高，制造业和农业产品大量依赖于外区(特别是河北和天津)，加之非首都功能的大量外迁与能耗结构的大力调整，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生产端碳排放的不断下降；天津作为传统的工业城市，制造业比重较高，加之承接了部分非首都功能外迁，因此，与经济增长伴随的同时是生产端碳排放的不断上升。

表 1 2002—2012年京津冀
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排放量 万t

Tab.1 The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during 2002—2012

式中：表示地区r 到地区s 的间接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转移。越大，表明地区r 与地区s 之间通过其他地区的间接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越大，当间接隐含碳排放转移超过直接排放时，说明地区r 与s 间的关联关系并非以直接贸易关联为主，而是以间接产业关联为主。

2.1.2 影响京津冀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的主要部门。为进一步分析引起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增长的原因，将计算过程中的最终需求部分进行对角化，以此讨论影响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的主要部门。将公式(1)中的最终需求F_s 分别汇总至30个部门，对角化后即可求解各部门最终需求引致的所有地区生产端碳排放。对比2002年和2012年京津冀地区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的主要部门(图1)，其纵坐标为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排名靠前的产业部门的累计影响度，横坐标为地区之间贸易，例如“京-津”表示北京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生产端碳排放(即北京对天津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从图1看出，2002—2012年北京最终需求对本地碳排放的贡献中，建筑业比重大幅上升，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及大量制造业如钢铁冶炼业、化学制品业、专用通用设备的贡献比重均显著下降。但北京最终需求对河北、天津的碳排放贡献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专用及通用设备、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食品加工等制造业的贡献比重均显著上升，说明高耗能、高排放的制造产品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北京市内部生产转移至河北、天津生产后再调入至北京。

图1 2002年和2012年影响京津冀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的主要部门

Fig.1 Major sectors affecting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02 and 2012

对天津而言，当地建筑业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对生产端碳排放的总量贡献比重大幅上升，化工、专用通用设备、纺织业等传统制造业优势产业对生产端碳排放的总量贡献比重大幅下降。建筑业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2002年起天津启动了老城区改造工程和滨海新区建设工程，投资比重大幅上升，在改善城市风貌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而从天津最终需求对北京生产端碳排放贡献的主要部门分布来看，2002年其分布较为均衡，分散在建筑业、服务业、农业、化工、专用通用设备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各部门，但2012年则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和食品加工业。这是天津本地区的最终需求结构变动以及北京的产业结构转型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引起的^[17]。天津最终需求对河北生产端碳排放贡献的重点部门基本集中在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和专用通用设备制造业，另有一些部门如商业、造纸和玩具制造业比重下降，而运输设备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食品加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

如表2所示，京津冀各地区间的碳排放转移中，间接贸易的贡献率整体较低，但在2002—2012年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02年京津冀地区内部需求所引致的京津冀地区生产端排放总量为26 067万t，其中通过间接排放转移所引致的生产端排放为3 470万t，仅占总排放的13.3%。2012年京津冀地区内部需求所引致的京津冀地区生产端排放升至53 266万t，其中通过间接排放转移所引致的生产端排放为12 740万t，占总排放的比重升至23.9%。这说明随着地区间的深入合作和产业链条的加长，京津冀地区间产业关联关系中间接贸易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另外，2012年部分地区通过间接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转移比重超过50%，包括北京满足本地区需求、北京满足天津需求、天津满足河北需求、河北满足天津需求的部分。在这四类地区间的关联关系中，间接贸易对于碳排放转移的贡献大于直接贸易，在协同减排的政策制定中需要尤为关注。

2.2 京津冀的间接碳排放转移

投入产出专项调查是编制省区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目前我国的投入产出专项调查每5年进行一次，逢2逢7年份进行。截至2019年10月底，最新的各省区投入产出表仅公布至2012年。因此，本研究数据限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2002年和2007年省区间投入产出表采用了中国科学院虚拟研究中心石敏俊课题组的数据^[16]；2012年省区间投入产出表采用China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 (CEADS)课题组的数据^[17]；相应年份的分省部门碳排放数据同样采用了CEADS课题组的数据^[18]。由于各年份投入产出表和分部门碳排放数据在部门分类上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对部门分类进行调整，最终得到了区分30个部门的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和碳排放数据。

表2 京津冀间接贸易引致的 碳排放转移及所占总排放比例 万t

Tab.2 Carbon emission transfer caused by Beijing- Tianjin-Hebei indirect trade and the corresponding share

对河北而言，2002—2012年当地的最终需求对本地区生产端碳排放的部门分布较为均衡且变化不大，重点部门集中在建筑业、其他服务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专用通用设备业。而河北最终需求对北京和天津生产端碳排放贡献的主要部门中，建筑业和高端制造和服务行业(比如科研业、电机制造)比重大幅上升，食品加工、化工、通用专用设备等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下降。近年来，河北向北京和天津调出的食品、化工等初级制造业产品逐渐增多，说明在京津冀空气质量监管和减排力度加大的背景下，河北承接了北京和天津的高耗能、高污染制造业转移，并在这些行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优势，促进经济增长，但与之相应的后果是其生产端碳排放总量的迅速攀升。

放下酒杯，富翁说：“我今天和你们说点掏心话，我是个没多大文化的人，当年凭着一股傻劲才把家业干得这么大，所以我要让我的女友在文化上翻身，当作家，当大作家！这本童话怎么出版我不知道，你们帮着弄，钱不成问题。”

他们喝酒时，颜晓晨忙着招呼其他客人，并没太关注他们，Apple却借着送水，去找程致远打听颜晓晨究竟在哪里请他吃饭，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反正程致远没拆她的台，从那之后，Apple她们再没用此事挤对她。程致远和朋友坐了一个多小时，喝了小半瓶酒。

式中：C _r 为地区r 各部门的碳排放系数矩阵，即单位产值所带来碳排放量；B 为Leontief逆矩阵，即B =(I -A )^-1，且A 的子矩阵表示地区s 对地区r 的直接消耗系数子矩阵，其中Z ^rs 为地区r 向地区s 提供的中间投入，为地区s 各部门产出向量的对角化矩阵。测度了地区r 与地区s 间通过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转移的隐含碳排放总量。

2.3 京津冀地区间的碳排放转移强度对比

已有研究大多未对间接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转移(即地区s 通过进口其他地区产品间接拉动对地区r 中间产品需求而引致的碳排放)进行单独区分。由此，本研究对间接贸易在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中的作用单独测算。将地区r 对地区s 的直接消耗矩阵归零，即令A ^rs =0，即可计算二地的间接贸易引致的碳排放，公式如下：

除筷子之外，韩国餐桌上还会放置一副银制勺，与筷子并齐置于右手边，用餐时，不宜将汤匙与筷子一起抓在手里，更不能碰撞制造噪音，但在中国的餐桌上少有放置个人勺子，常备有公用汤勺，以简单为主，用餐时不能将筷子插在饭上，此在中国视为不敬，在韩国，吃饭时用手托碗被视作大不敬，而在中国却无此忌讳，在用餐时，大人经常会要求小孩用手端碗，避免掉饭，以免浪费。

(3)

表3中给出了2012年的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额(括号外数据)和隐含碳排放转移相对强度(括号内数据)的测算结果，如第一行(北京)和第四列(河北)的数据表示，2012年北京向河北的中间品和最终品调出为2 223亿元(括号外数据)，而北京向河北的单位调出隐含碳排放强度是河北向北京的单位调入隐含碳排放强度的24%(括号内数据)。

表3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向天津和河北的调出分别为2 531亿元和2 223亿元，而从天津、河北的调入分别为2 777亿元和1 683亿元；天津与河北间的贸易量相对较小，天津从河北的调入为804亿元，调出602亿元。这说明在京津冀地区内部的经贸关系上，北京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津冀两地均与北京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天津与河北互相依赖度较低。而从碳排放转移的相对强度来看，北京与天津之间差别不大，京津两地与河北的差别较大。具体来讲，河北对北京的贸易额低于北京对河北的贸易额，但单位贸易额中的碳排放强度却是北京的4倍有余，这是由于河北出口商品中大部分为高耗能高污染物排放产业，如钢铁冶炼与制造业等。北京出口的商品则大部分来自服务业等清洁产业，由此贸易额高而隐含碳排放量低。同理，天津与河北的贸易中，贸易额相近而碳排放相对强度相差较大，表明河北出口产品中高能耗高碳排放的产品较多，单位产品的生产有较高的碳排放强度，天津向河北转移了更多的碳排放成本。

表 3 2012年京津冀地区间 贸易额和隐含碳排放转移相对强度 亿元

Tab.3 The trade flow and relative emission intensity embodie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不管是从直接/间接贸易中的碳排放转移绝对量还是相对贡献比重来看，2002—2012年京津冀地区通过地区内部贸易实现的产业关联及其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均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北京，随着非首都功能的大量外迁与能耗结构的大力调整，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生产端碳排放总量的下降；同时，北京对河北、天津的碳排放转移逐步上升，且多集中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专用及通用设备和食品加工等高耗能、高排放生产部门。特别地，北京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的碳排放转移50%以上是由间接贸易贡献的，而天津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北京的碳排放转移则多由直接贸易贡献。

除此之外，休闲运动还需要学校予以一定的支持，为学生进行休闲运动提供良好的场地条件，教师也应该加强对于休闲运动方式、项目的研究，从而以更加专业化的形式给予学生正确的指导。学校也可以定期举办休闲运动项目的活动，如组织学生在节假日，一起走出校门和深入大自然之中，开展郊游、登山、骑山地自行车、徒步越野等一系列空域、陆域、水域休闲体育项目。这些休闲项目操作简单，对于学生的要求较低，而且这些休闲体育项目都是对于日常基本动作技能的练习，对于学生日常生活有着很好的帮助，能够使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进行自身的锻炼，加强了学生的身体素质。

3.2 讨论

研究表明，北京市近年来碳排放总量的下降更多是源于非首都功能外迁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其高耗能、高排放的制造业产品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至河北、天津等地。如果考虑京津冀地区内部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转移，则北京最终需求引致的消费端碳排放总量下降幅度要远小于生产端的碳排放下降幅度。而河北和天津的大量碳排放增幅源于承接了部分的非首都功能外迁。贸易总量和单位贸易额的碳排放强度对比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河北向北京单位贸易(调出)中的隐含碳排放强度是北京向河北单位贸易(调出)中的隐含碳排放强度的4倍有余，且北京与河北、天津间的贸易额要远大于天津、河北间的贸易额。

整体说来，在京津冀地区内部，不管是从经济关联还是碳排放转移角度来说，北京均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从协同减排的角度来看，随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北京有能力也有必要分担部分天津和河北地区的减排责任，在未来的京津冀地区协同减排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京津冀地区间接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转移占总碳排放的比重逐年上升，说明随着地区间的深入合作和产业链条的加长，京津冀内部地区间的产业关联关系中的间接关联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增加，且形式和种类日益丰富。间接贸易隐含的碳排放转移由于不涉及到区域间的贸易，在协同减排政策中尤其容易被忽视，需要特别关注。

实习教师需要一对一指导实习生。教师除却讲授理论知识外,还需要讲授实习生病历书写方式以及护理查房方式,注重实践练习。关注实习生在学习期间心理变化问题。采用一对一带教方式,能够有效带动学习积极性,并且能够使实习生更加细致的学习,在实习中能够增加更多的互动,保障良好的学习氛围,开展师生相互评价方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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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bodied CO ₂Emissions Transfer in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JIANG Xuemei ， ZHENG Kexin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

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Jing-Jin-Ji), this paper employed a series of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covers 30 industries and 30 regions of China in 2002, 2007 and 2012 and estimated the inter-provincial embodied CO₂ emissions transfers in Jing-Jin-Ji region. More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quantified the CO₂ emissions transfer through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trade in Jing-Jin-Ji reg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in Jing-Jin-Ji region is increasing. In particular,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ianjin and Hebei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led that emissions embodied per unit of exports of Tianjin and Hebei a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Beijing. In addition, over 50% emissions of Beijing and Hebei transferred to Tianjin are attributed to indirect trade, while the emissions of Beijing transferred to Hebei and Tianjin are mainly attributed to direct trade.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ollaborative emissions reductions of Jing-Jin-Ji region.

Key words ： transfer in embodied CO₂ emissions; collaborative emissions reductions; input-output model;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中图分类号： F2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 2363( 2019) 06- 0126- 05

doi: 10.3969/ j.issn.1003- 2363.2019.06.023

收稿日期： 2018-09-17；修回日期： 2019-10-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246，71873091);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72006)

作者简介： 蒋雪梅(1982-)，女，四川隆昌县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低碳经济与数量经济研究，(E-mail)jiangxuem@amss.ac.cn。

通信作者： 郑可馨(1994-)，女，北京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量经济研究，(E-mail)4082731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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