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暴露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透支消费问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问题、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反思，深究危机根源、检讨发展理念、认清未来趋势、审视危机对策，对于继续应对危机和避免类似危机在今后重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今后必定还会发生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但是，这并不会降低对本次危机进行多层面反省的重要性。对起源于最发达国家的危机进行深度思考，不仅可以为今后避免危机、应对危机增添更多的智慧、积累更丰富的经验，创造更多的手段，而且可以为后进国家重新调整发展路径、修正发展模式避免重蹈覆辙树立可资借鉴的规范。实际上，对30年代大危机教训的汲取，不仅降低了此后恶性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危害程度，而且也为应对本次危机提供了诸多的经验。
一、如何看待美国的透支消费问题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透支消费引发的危机，是过度消费难以持续的危机。也就是说，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与30年代大危机有重要区别，那次大危机是典型的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
美国过度消费、透支消费是怎样发生的？什么因素造就了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金融危机能否终结美国过度消费的总体行为？无疑，资本主义本性、福利制度、强大的工会势力和文化传统都是美国透支消费模式赖以存在的重要因素，但深究起来，这些因素却不是美国透支消费的根本原因。确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为了讨好选民，福利制度具有“能高不能低”的“刚性”，助长了敢于消费的风气。但是，日本、韩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是高储蓄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强大的工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多数中下层人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扩大消费，但未必会导致透支消费，因为就社会保障的完善程度和工会的影响力而言，北欧和西欧才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典型福利国家，那里工会力量比美国更强大，与它们相比，美国只能算低福利国家，可是欧洲并没有美国式的透支消费过度消费。另外，也很难说，透支消费根植于美国文化传统。作为文化大熔炉，美国文化来自全世界，但主流文化来自欧洲，来自基督教特别是新教，而新教崇尚的是勤俭、禁欲和积累，这可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得到印证。实际上，美国透支消费并不久远，主要是最近几十年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至多可以追溯至大危机后，与凯恩斯主义同生共起。过去美国崇尚节俭，以致于萨谬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要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辟专节讨论“节俭的是非论”问题。
敢于消费与透支消费所依赖的条件是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和金融市场发达是敢于消费的条件但不是透支消费的前提。无所不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打消居民消费的顾虑，而发达的金融信用能够成倍放大消费能力，但都无法抵充透支能力。
宏观经济意义上的透支消费，在封闭条件下是无法持续的，因为会导致生产的不断萎缩，所谓“坐吃山空”。在开放条件下，在一定时间段内透支消费能够持续但需要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第一，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消费；第二，国家拥有持续吸引外部储蓄的手段；第三，外部存在供美国持续透支的巨大储蓄来源。其中，第二条最为关键。
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许多实体经济部门由于丧失竞争优势，被迫向国外转移，可供大规模投资领域收缩，出口竞争力也随之下降，加上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呈周期性，因此，消费就自然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常态拉动力。作为实体经济部门转移萎缩的副产品，金融服务业被推上了维系竞争力的前台，而信用透支是金融业快速膨胀的重要前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透支消费是美国的无奈的之举，美国有自己的苦衷。但这仅仅说明，美国需要膨胀消费，有这种需求的国家不只美国一家，但只在美国才成为现实，这就与美国独家“密籍”有关。“密籍”就是美国拥有持续吸引外部储蓄的手段，即美元的国际货币特权，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货币特权。美国独家拥有这种特权，可以任意发行美元来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这就好比家里有了“聚宝盆”，怎能克制高消费的欲望呢？居民收入不够消费，向银行和资本市场举债消费，或者政府扩大开支减税支持居民消费，银行存款支撑不了贷款、政府收入弥补不了支出，就向国外借款，由于国外对美国公私债权绝大多数只能以美元来支付结算，美国完全可以开动印刷机将自己这些对外债务化于无形，至少能使自己的负债能力大为提升，表现在时间上，就是这种透支消费能够比其他国家持续更长的时间。由于这种货币特权只有美国有，虽然欧洲日本的货币也有一些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但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因此过度消费、透支全球只能是美国的专利。只要美元的这种特权存在，透支消费冲动就不可能消失。
美国透支消费模式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产生的土壤是否依然存在；二是美元特权的运用是否受到有效牵制；三是全球生产过剩对美国透支消费的依赖是否减弱。
应该说，美国透支消费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经过这次金融危机，其外部的透支源泉，例如东亚，一定会意识到对其透支的巨大风险而逐步调整战略；同时，美国也会意识到，“法宝”过于频繁的使用也会失灵，从而被迫有所节制。至于全球特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是否继续需要美国这个“寄生国”的透支消费来吸收过剩产能，那要取决于这些国家扩大内需转移外需的战略能否成功落实。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论战时指出，资本主义要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要容忍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寄生阶层的存在，否则就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而萨伊则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供给与需求最终不会存在缺口，因而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过去几年，就不依靠物质生产而靠货币特权维持消费而言，美国扮演的正是全球化条件的专事消费的“寄生国”角色，客观上，对于消除一些国家的生产过剩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正像资本主义发展史证明的那样，地主、贵族等寄生阶层的存在在短期内固然有利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离开了寄生阶层也照样有其他办法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寄生国的作用和命运大概也会如此。据此，可以认为，在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过度消费将有所收敛，但由于支撑美国透支消费模式的基本要素依然存在，其最终命运，取决于中国等大型发展中国家内需战略是否成功。
二、危机过后发达国家能向实体经济回归吗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过分背离被认为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根源。美欧目前都提出要恢复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似乎预示着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将向何处去，能否退回到物质资本主义时代并限制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从总体趋势上看，在没有新技术革命的前提下，美欧发达国家经济服务业化、虚拟化的总趋势不会改变，绝大多数制造业竞争力不仅无法恢复，而且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还会进一步下降。这首先是因为，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新全球化浪潮，已经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了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世界工厂功能已经成型，由于与发达国家在生产要素价格上的落差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因此，其生产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不会消失，而美欧等国除非重新沦为发展中国家，否则其在制造加工环节上无法重拾竞争优势。由此，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不断转移生产工序和加工环节的趋势不会逆转，而且会从低端不断走向高端，这是国际分工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其次是因为美欧特别是美国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和既得利益，不愿也不会回到物质生产的老路去。金融创新表面上与市场主导的英美金融体制有关，深层次原因在于，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物质产业自给能力大幅降低，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这时，如果信用货币供给继续保持与生产同步，必然会导致生产的急剧萎缩，居民消费水平也会大幅降低。因此，必须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于是开始大规模金融商品生产，尤其要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使金融商品生产规模变得无限巨大，通过出售这些金融工具的货币来支付进口。由于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的竞争优势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占据着发展中国家无法企及的制高点，金融产业的利润率也远远高于物质生产。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攫取高额利润，虚拟经济中有巨大的先发优势和高达数十倍的利润空间，要它回到物质生产的时代，岂不是与虎谋皮。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日益虚拟化实际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新平衡机制，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从而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因为在虚拟经济时代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及其所创造的金融繁荣，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产品过剩，从而给过剩形态的传统资本主义找到一个消除过剩的新出口。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用脱离物质生产增长的信用货币膨胀、金融资产膨胀所构造的金融市场繁荣，就不会出现发达国家用金融产品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相交换的机制。因此，美英等发达国家在危机过后仍会在经济虚拟化道路上继续前行，金融监管会发生重要变革，金融创新自由放任程度会有所减弱，金融衍生工具的规章会更加完善，技术将有所改进，步伐可能放慢，但总趋势不会改变。去全球化过程只能是在危机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全球化步伐也会有所放缓，全球化总趋势不会根本逆转。
不过，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引发金融危机确实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重要警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一直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作参照物，要求一次产业、二次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三次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实质是要求直接物质生产比重不断降低，非物质生产比重不断提高。由于我国农业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农业所占比重较高，工业化没有完成，二次产业也比较高，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阶段，降低一次产业比重，大幅提高三次产业比重是必要的，甚至一些中心城市主要以服务业为主也是可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服务业特别是属于虚拟经济的那部分服务业比重越高越好，相反，这部分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在相当长时间内应该适度，从全国范围看，三次产业主要以满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需要为主，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自我膨胀的现象在目前阶段应该避免，为金融而金融的部分应该减少。这是因为，第一，只有这样，三次产业在一个经济体内才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减少对外部的依赖；第二，美国这种服务业畸高、虚拟经济畸高的产业结构是以全球化和实体经济向外转移、腾笼换鸟为前提的，转移的生产能力要有巨大的承接者，中国是发达国家的承接者，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发达国家化，那么谁能接替中国，道理非常浅显，如果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去生产“服务”，那么谁来生产物质产品？要么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技术高度进步，一个小国或几个小国生产的物质产品能够满足全世界之需，要么是一个巨大经济体接替中国的世界工厂功能，并能消化世界的“服务”。否则，频繁的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在现有的技术进步速度下，除非发达国家重新沦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之后能够充当世界工厂的国家并不多。
三、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怎样改革
逻辑分析和大量事实都证明，战后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都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有密切关系，甚至历次危机都能从这种货币体系中找到祸源。因此，改革的必要性是毋庸质疑的。但是，是否有可能改变以及怎么改变，除了要深刻认识现有体系的缺陷和理想体系应具备的要件外，更重要的是要分析现有体系垂而不倒的生命力何在、现在是否已经具备了理想体系的要件？如果不具备，应该怎么办？
战后以来，尽管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核心内容一直未能根本改变，那就是美元充当头号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没有根本动摇。本来，理论上讲，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应该满足三个要件：首先币值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但是，以美元这种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就根本无法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勉强能满足第一个条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黄金非货币化，大致能满足第二个条件。这就是说，由主权货币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无论是否与黄金挂钩，始终有两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是必然无法解决满足世界流动性的需要与美元信心或币值稳定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常说的特里芬难题；二是货币发行国与外部世界的利益冲突，而且，在利益冲突中，美国总是把本国利益置于国际利益之上，常常以本国利益损害全球利益。在后布雷顿时代，这种利益冲突更加明显。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行美元，还要受到黄金兑换的约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任意发放货币，受到的外部制约更少，通过超额发行货币，不仅可以提高美国自身的福利（因它可以用本国的货币购买全球的资源），维持国内的低实际利率，而且由于相当数量的美元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它还可以将金融风险分散到其他国家、分散到全球市场，让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经济体都来为美国负担风险。因此，这种利益冲突更加严重，条件也更加便利。
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内在弊端的深刻认识并非今日才有，改革的呼声也并非始于今日，但数十年过去了，基本问题依然如故，必定有一些更根本的力量在起作用，除了美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依然强大，还没有出现可以取代美国地位的新兴力量之外（如果这个力量不是中国，仍然解决不了该问题，只不过张三，换成李四而已，币种变了，性质没变），可能还有更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这些更根本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世界进入“大同”之前，同时满足前述三个要件的储备货币在现实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这三个要件只不过是又一个不能同时实现的“三元悖论”。第二，主权信用货币取代黄金充当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的必然，尽管不完美，但基本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有进步意义，一切形式的金本位、金汇兑本位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可能成为取代美元的现实选择。第三，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还远未达到货币同盟阶段的时候，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要么软弱无力，要么是受大国的操纵，根本担负不了储备货币所赋予的使命。第四，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是全球范围内市场选择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元仍能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并不是国际制度安排，也不是受制于美国的强权和淫威，是市场、政府自愿赋予的。第五，尽管美国经常利用这种地位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但并非没有顾忌，并非没有制约，那就是其他国家可以不持有美元，也可以用持有的美元买空美国。其他国家的美元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能买它的债券，也可能买的汽车、飞机、甚至资源和企业。这些都是令美国担忧的。这说明，美元虽不是最优选择，但是现实世界的次优选择。
有人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希望寄托在恢复金本位上，实际上，金本位无法复辟。最主要的原因是，黄金无法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灵活调整。在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后，生产交换的规模都在空前增长，但是作为纸币基础的黄金，无论蕴藏量还是产量都非常有限。自1900年至今，世界黄金产量只增长了12倍，而GDP却增长了30倍，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黄金产量基本上没有增长，但全球GDP却从30万亿美元增加到50万亿美元。如果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继续采取金本位制，必然导致长期通货紧缩，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正像黄金从商品中分离出来，专司货币职责是历史的进步一样，纸币取代黄金，主权信用货币取代贵金属都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都顺应了生产力发展内在需要，因此，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而建立超主权货币也不现实。因为第一，发行超主权货币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权威发行机构，不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没有这样的权威，就是联合国也没有这样的权威，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就是新建立或改建一个机构也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权威。第二，在凌驾于主权政府之上的机构无法建立权威的基础上，发行超主权货币，如果听命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必然不受其约束，如果听命少数发达国家，必然是现行体系的翻版，换汤不换药，同样缺乏公信力。第三，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货币，如果不是取代各国的货币发行权，必然是重复发行，如果是各国货币发行权让渡的结果，现在只能是一种空想。即使不是空想，其机制必然要求货币的增长与世界生产增长同步，这就会阻碍发达国家用脱离物质生产增长的货币构造金融市场的繁荣，从而发达国家用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实物产品相交换的机制也将不复存在。
那么，现实的选择就只有两条：一是争取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二是联合起来，对美元进行制约。这包括建立区域货币，加强行动协调等等。最现实的是做大做强本国货币。
四、不要轻视美国加强金融监管的意义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无疑是这次金融危机肇因之一。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一直实行“双线多头”模式。所谓“双线”是指联邦和各州两条监管体系，银行有隶属联邦监管的银行，也有只受州监管的银行，保险一般由各州监管，但金融持股公司归联邦储备银行监管；所谓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财政部、货币监理署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诸多缺陷：一是存在一个实际上不受任何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投资银行、抵押经纪商和发行商、对冲基金、资产证券化中介和其他私人资产池等都处于监管盲区，监管真空地带的存在不仅使市场纪律荡然无存，也使已有的监管大打折扣。因为银行为了规避资本金要求，纷纷把风险转移到影子体系中的附属机构，结果，银行监管机构就根本无法掌握风险的准确信息。二是对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缺失。美国对金融创新鼓励多，监管少，很多金融创新缘于规避监管，处于监管盲区，这导致了诸如金融创新产品泛滥和过度投机以及金融创新产品信息不透明和真实风险状况难以准确评估等一系列问题。三是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缺失。高风险抵押担保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流通债券的再证券化和信用违约互换等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基本不受监管。四是顺周期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比如，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规则和雇员的激励机制设计都是鼓励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定价法会计准则也是如此。信息披露问题表现在结构性产品风险难以理解、表外业务缺乏资本约束、场外交易踪迹难觅、各类特殊目的公司是信息黑洞以及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和风险集中度信息无从掌握。五是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还有，资产证券化后，最初的贷款者没有积极性来充分监测相关的风险，因为他们随后就会卖掉这些贷款。如何从制度设计上跟进解决这一问题，在危机前长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美国目前已经在着手完善金融监管。一是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扩展金融监管者的管辖范围，扩大监管的覆盖面，消灭监管的真空地带，所有的系统风险和具有系统风险的金融机构都要纳入监管；改变以单个机构为中心的监管方式，更加注重机构间的相互联系和系统性风险；改革激励机制、会计制度，弱化顺周期问题，增强风险的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等。建立综合性的面向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监管机构，赋予联储采集、分析及公布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数据的权力。二是重塑金融监管体系。成立新的抵押贷款委员会制定针对州级抵押贷款公司的执照发放标准，授权美联储起草联邦抵押贷款法。减少监管重叠。废除联邦储蓄章程，将储蓄监管局职责并给通货监理署。将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州注册银行的审查权移交给联储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财政部下设立国民保险办公室，负责对业务范围遍及全国的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合并商品期货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期货和证券业实行统一监管。实行“基于目标”的监管模式，实现对市场稳定、审慎目标和商业行为的监管。联储将享有对整个金融系统和联邦保险机构注册类、联邦存款保险机构注册类和联邦金融服务供应商类等三类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管权。成立审慎金融监管局，负责与政府担保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设立金融市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与消费者保护相关的金融市场行为标准的监管。
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第一，我们不应低估美国完善金融体系的决心和能力，不应低估这些制度改良对防范类似危机重演的重大意义。我们总结经验往往过于宏观，低估制度上有针对性改良的深远影响。金融危机在许多情况下，并非是一种经济模式、一种体系、一种秩序、一种制度、一种主义的不治之症，这些模式体系并不会因一次金融危机而被颠覆，相反，会因为有针对性调整革新，而焕发青春、重获生机。第二，美国要解决的金融监管问题都是世界性难题，成败与否，都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应该密切跟踪，认真研究借鉴。
五、应对危机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对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提供了三个经典案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过分的政府干预以及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都有片面性和严重的局限性。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在一些国家的经济赶超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丘吉尔说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扶犁的俄罗斯，而留下的是一个装备有原子武器的强大帝国，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计划经济，但是，苏联由强盛走向停滞最后解体，从经济层面上证明了计划经济或全面的政府干预虽然有利于一时，但不利于一世。苏联解体从经济制度上宣布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普遍经济制度的失败。战后东亚国家推行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一定时期对推进这些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但亚洲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扭曲市场功能的体制也有严重隐患，特别是在开放背景下，经济很容易因外部冲击而出现重大波折。自由市场经济从来都是相对的，美国从来就不是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特别是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政府干预就无所不在了，但是，美国金融危机则是在某些领域过分迷信市场、过分自由放任结下的苦果，是迷信市场极端化的集中体现。
这三个重大事件以及对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几点有益启示。
一是国有与私有、管制和放松管制的分际不是一成不变的。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美国的政府干预更多地表现在规制上、战略上、间接手段上，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主，并遵循市场纪律。美国国有企业很少，也不鼓励政府在私人企业持股。
但是，这次面对空前危机，美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国有与私有的关系上却是高度实用主义的。除了大幅放松财政货币政策外，甚至不顾道德风险和市场纪律，政府直接收购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和股份，虽然购买的股票以优先股为主，并且规模范围和期限都有严格限制，不能称之为国有化，但毕竟是政府直接插手改变竞争性企业的股权结构，这就明显背离了其一贯教导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回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及其所支配的国际金融机构何其颐指气使，为东亚开的药方，不仅有紧缩财政、紧缩货币，更有强硬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向国际资本开放股权等指令，对马来西亚临时资本管制和香港干预外汇市场严厉指责和威胁。两相对照，美国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又多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但是，美国灵活务实的做法说明了，管制和放松管制，国有化和私有化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分际，应完全根据本国长远利益和现实需要来加以取舍。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正确的，今天面对空前危机，加强干预也是完全必要的。各国也应该根据国情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应用计划和市场、国有化和民营化、规制和放松规制两种手段，在市场化不够的时候，坚持扩大市场化，在规制不足的领域，加强规制，在民营化效率更高的方面，继续推进民营化。
二是在市场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政府要坚决果断地干预，该出手时就出手。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全球各国的共同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既定制度前提，必须充分遵循市场规律，不能逆市场规律而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不能迷信市场。政府不仅要在市场失灵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即使在市场的“世袭领地”，如果在非常时期，市场无法正常发挥功能，政府也应积极干预，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太慢、太轻或不到位，就会酿成严重后果。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政府出手干预。对这些人看法的回应，引用奥巴马在乔治顿大学演讲中的话是非常恰当的：如果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都同时在削减开支，就没有人花钱，这就意味着没有消费者，意味着更多的失业，意味着经济会变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在此时介入暂时扩大开支刺激需求的原因。”
三是必须牢记干预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市场正常运行，出手的方式也要尽量采取有利于发挥市场作用的方式。市场经济迄今是人类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始终不能忘记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仍然是、只能是、必须是最基本的资源配置的手段。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这也是美国念念不忘的基本经验。现在他们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干预市场，但同时做好了一定时候退出的准备。这就是说，政府干预不是目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市场最有效地发挥作用，干预是为市场正常运行创造条件，而不是代替市场。出手的方式也要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作用。
四是要学会通过市场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计划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方式，应该珍惜这个优势。但是，也应该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也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阿波罗登月、信息高速公路和7000亿救市计划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方式之一就是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也应该掌握资本主义的这种优势。这与后进国家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不发达有关，但是，如果政府不去利用市场，市场也难以发达。今后应该同时考虑利用多种方式来贯彻政府的意图。
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教训问题
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这些增长是有史以来上少有的。从传统标准看，这种增长是健康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比较吻合。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都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之上，货币政策似乎比较成功。但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全球经济这一史无前例的大好形势为系统性风险的滋长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低利率加上对未来过分乐观的预期，推高了股票、房地产价格；对高收益的追逐不断催生各类高风险资产的问世。但各国中央银行并没有与时俱进，它们要么对资产价格的过分膨胀推波助澜，要么就是所谓“善意的忽视”。多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注意的始终是总量和通胀。那时许多国家热中于通货膨胀目标制。虽然格林斯潘率先将货币政策关注的目标从CPI的变化转向资产价格的变化。这种转向符合美国经济金融结构的变化，反映了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但他对资产价格的疯长和高杠杆业务采取了纵容和放任的态度。很少国家对资产价格上涨和杠杆的风险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严重低估了资产价格上涨和高杠杆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对审慎监管估计过高，认为审慎监管对任何系统性风险的累积都能加以控制；三是想当然地认为，即使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其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也能通过低利率政策加以应对。结果，火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不断堆积，就差导火线了。从理论上说，金融监管是对付系统性风险的更有效工具，但过时的监管方法没能识别出已经十分巨大的风险。因此，在危机爆发后，即使利率一降再降，降到无法再降的程度，也没能阻止经济的直转急下。
为此，今后宏观经济政策要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在今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必须更加重视资产价格走势、信贷泡沫、杠杆和系统风险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和应对系统风险。本次和过去几次金融危机表明，并非所有的资产泡沫特征都相同，它们对系统风险的影响很大程度取决于金融部门涉足状况和杠杆率的高低。90年代后期的网络泡沫由于杠杆率低，因此，它的破灭对宏观经济影响就较小。而本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资产价格的下滑影响到了核心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第二个教训是关于财政政策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导致本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仍有两方面的教训需要吸取：一是许多国家在繁荣时期没有充分利用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机会尽最大可能地减少预算赤字，结果，反危机的时候，财政捉襟见肘，没有刺激经济的财政空间。二是税收结构问题。多数国家的税收体系都通过利息抵扣的办法鼓励债务融资，这种对高杠杆的偏爱削弱了私人部门应对危机的能力。第三个宏观经济政策教训是全球失衡问题。危机前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许多失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全球失衡。危机前全球失衡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关国家的注意，但美国并没有认识到失衡根源在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过度透支所积累起的系统风险，而是把失衡当作向别国施压的棍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失衡风险点的判断也是错误的。IMF当时主要担心资本流入美国的可持续性，以及突然逆转造成的无序调整如美元贬值等。但实际上，危机是以IMF也没有料到的方式爆发的，不是从资本流入大规模逆转、美元贬值开始，去杠杆化才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危机爆发后资本流入规模最初不是减少，而是从美国私人部门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工具转向美国政府证券，现在资本流入规模下降，但是全球普遍下降，而不是从美国流向了其他地区，美国净流入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下降幅度都要好于其他国家，而且美元总体依然强劲。不过，也应承认，全球失衡对低利率、高杠杆和高风险资产的泛滥起了提供养分的作用。这次危机说明，货币政策在对付全球失衡方面作用不大，例如，高利率可能进一步增强国内资产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为此，第一，需要权衡何时和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政策对大规模失衡作出反应；第二，要限制国内机构和其他借款人的外汇风险敞口，降低大规模资本流入带来的系统风险。
七、危机中超常规措施的退出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除了大幅降息外，还纷纷采取超常规的数量措施，放松货币政策。美国的数量措施主要有四类：一是短期信贷。即向存款机构、经纪商、交易商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的流动性支持。二是向借款人投资者直接贷款。三是购买高质量的证券。主要是财政证券、机构债、机构支撑的资产抵押证券。四是对具体机构的直接信贷支持如对AIG信贷支持，这也是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果截至2009年5月初，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从一年前的11905亿美元扩大1倍到20813亿美元，美国存款机构在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从一年前的20亿美元增至7775亿美元。1—4月，基础货币同比增幅高达112.3％，广义货币M[,2]同比增幅也达8.5％。欧洲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也在5月初扩大到17951亿欧元，较一年前的13929亿欧元扩张了29％，基础货币同比增幅在一季度达到22.9％，广义货币M[,2]同比增幅也有6.1％。全球流动性有重新泛滥的趋势，这引发了对未来通胀的担忧。这首先在资产价格上，特别是股市上反映出来。但我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资产负债表的膨胀还不至于酿成通货膨胀。首先，许多贷款便利是短期性质的，因此能够较快的终止，而且，由于这类贷款利率一般都高于正常市场条件下的利率，因此一旦市场形势好转，对这类贷款的需求将自动减少。其次，联储可以通过逆回购协议的办法，释放长期证券排干银行储备，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卖掉证券。当然，在任何给定的联邦基金利率下，撤销贷款平台和出售证券都是事实上的紧缩政策，需要根据届时的情况进行仔细权衡。第三，财政部的补充融资项目也可以吸收一些储备。第四，在去年10月，联储获准对存款机构的超额储备支付利息。提高储备利率将鼓励存款机构将储备放在联储而不是以低于该利率的利率贷给联邦基金市场，这样，对储备付息将为联邦基金利率划定下限。目前流动性重新泛滥，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很微弱，即使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也明显偏窄，股市离危机前的高位还有40％—50％的距离，CRB商品价格指数也只回升了20％，离危机前高位也差40％—50％，长期政府债券的需求依然不旺。当然，各国在保增长的同时，应密切监测流动性的动向，防止通货膨胀反弹。
标签：金融风暴论文; 金融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美元黄金论文; 经济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