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以来，非典型肺炎迅速的从区域性的传染病演变为全国性的新型流行病，继而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发现了非典型肺炎病例。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这里并不想对这种传染病进行医学的解读，笔者只是对“非典”流行时期的政府行为与社会行为及其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
一
国家，是把政治的动力组织起来、并使之形式化的结构。国家包括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制度和权限、原则和权力，它是结构化的关系网络。政府意味着握有官方职权的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1]。国家与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包容政府，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视政府行为当作国家的表现。所以我们分析“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行为，主要是通过分析中国政府在“非典”流行时期的行为来实现的。
政府行为涉及到每个公民，政府行为的结果，关系着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政府是否是依法行政，是否能够体现公民对公正与正义的要求，是否让生活在国家领土范围的公民主体感到安全等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政府的建构大约就是以此为原则的，最关键的作为政府在制度的选择中要体现出一种制度正义。正义的原则主要有两个：平等的原则，自由的原则[2](P66-70)。如果能够在国家的治理中，体现一种平等自由的原则，那么我们正在向着民主前进。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有一个前提原则，那就是生存原则[3](P184-186)。
1978年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这是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寻与实践后，终于找到的一条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兼采各国所长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从单纯政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到加强经济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转变，中国也走上了比较平稳的经济持续发展之路[4](P108-113)。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迅速变革。在政治领域；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业已启动。1992年以后中国又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主要作用，而不是政府起主要作用，政府支配资源配置这是寻租现象发生的经济根源之一[5](P119-138)。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迅速走上变革道路。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公民权利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受到制约，政府行为不断公开化、法制化，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结构中，官员任命和政府决策越来越民主化，政府运作越来越透明化[6]，我们正在向民主、平等、自由的法治社会转变。但是相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十分落后，虽然萨谬尔·P·亨廷顿早已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政治参与的增长与政治变革的滞后，往往引发社会动荡；而政治变革快于政治参与的增长，也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后发展国家如果为了保证现代化的稳定发展，政治变革不可激进，就像“东亚四小龙”在经济腾飞时期，基本上处于专制的状态之中[7](P44-45)(P387-400)。亨廷顿的理论似乎为我们的政治变革滞后做了一个注脚，但是，现代化发展不是一个领域的发展带动另外一些领域发展，现代化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现代化涉及到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现代化涉及到人类对自身环境所具有知识的巨大扩展[7](P30)；要求我们社会各个领域共同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了人类和其他自然物种的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8]。即使是在我们现阶段所执行的现代化发展策略中，也不仅有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变革、文化更新、社会分化与整合，思想启蒙，还有十分重要的人的现代化问题[9]。如果我们忽视了若干方面或者任何一方面，将会因此积累社会问题，而将来前进的道路上，他们会以更难解决的方式出现。
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发生时，恐怕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疾病的严重危害，而是对于政府延续了一种非常的信任。1998年特大洪水之后，政府的社会救济能力与作用得到了承认，社会也出现了一种空前团结的局面，但是我们对于政府行为缺乏学术性的反思。在非典型肺炎发生之初，政府又是如何作为的呢？当广州有爆发新型传染病的“谣言”时，政府出面辟谣：
最近广州市流传什么鼠疫、不明病毒爆发、还有流传说是广州市正在遭遇生物性武器的袭击、甚至说某某医院的院长染病身亡，某某医院被部队戒严了，还有的说广州市已经死亡了数十人等等传闻，就这些传闻……我可以郑重地、认真负责地告诉大家，这是一种谣言，对于这种别有用心、或者利用谣言来抬高物价，扰乱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行为，我们表示强烈的谴责！我们广州这个城市，依然有这么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为了谋取单位和部门、个人的利益，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制造谣言的行为是非常可耻的！任何有正义感的同志和人们，都应该站出来，对这种卑劣的行给予强烈的谴责！[10]
其实，中央政府也并不明白这种疾病的具体情况，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政府掌控一切，对社会采取了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尤其当事故、灾难发生时，不会主动向社会公开信息，这事实上还不十分明了政府的责任问题。信息公开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前提，这说明我们自上而下或者说自下而上都在重视它，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知道，现代政府不单是一个权力的体系，更是一个服务性体系，那么面对“非典”政府如何行为呢？上面的有关报道非常典型，政府把社会对不明疾病的恐慌反应以及由此引发的谣言，认为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行为，是一种“卑劣的行经”，可见，广州市政府对社会进行了事实上的信息封锁。政府初期的封锁消息肯定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如果不公开信息，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民族灾难，所以我们看到4月20日之后，在中央撤掉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职务后，防“非典”之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省撤掉防治“非典”不力的官员的报道。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的作为，“非典”的灾难危害可能更大。但我们也同时思考，政府依靠的是什么来调动权力资源的呢？沈阳市规定哪个区把疫情病人放进城，就要追究领导责任；在陕西宝鸡，只要哪个地区有一例输入“非典”病例，该地领导就地免职；一些地方还采取了限制人流、闭关锁城的过激手段等。官员下马，尤其是高官下马，的确迅速扭转了抗击“非典”的被动局面，同时对国际与国内都有一个交代，在国内外重塑了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形象，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就可以从根本上整肃吏治，树立了官员的民本思想，并以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防治不力就会被免职，在地方官员中成了压倒一切的心理，只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滥用权力，这可以说与现代行政中的服务精神是相背离的，同时与法治社会精神也有一定的距离，最根本的一点，如果官员失职，我们希望通过法律的渠道免除其职务，追究其行政责任。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非典型肺炎的爆发与传播，与政策问题没有及时定位密切相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非典型肺炎是未知疾病，卫生部需要掌握足够信息，确定新传染病的爆发模式；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公共医疗体制等方面的社会体制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政府和社会未及时掌握非典型肺炎发生、传播的情况；三是我国各级政府主要抓经济建设，一直把经济增长和确保经济增长的社会稳定当作核心目标，一旦发生传染病等公共问题，政府本能反应是为了不影响经济增长，尽量淡化处理[6]。可以说持续半年有余的“非典”突发事件中，旧有行政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官僚层级的低效，官员的相互推诿塞责，应急反应体系的迟滞，对信息的掌控失真，整个行政体制设计的封闭，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开放社会的需要[11]。
当非典型肺炎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展开来的时候，中央政府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尤其是北京的“非典”病例越来越多时，政府成立了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这是“我们政府从操作层面强有力地回应SARS危机”[12]。卫生部开始真诚公布信息，政策透明度日益提高，公众的知情权要求基本得到满足，社会心理日趋稳定，全社会开始正面面对这一危机，并为解决危机提供智慧资源，国家与社会开启了危机时期的有效沟通，这是一种的良性的互动关系。政府不久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虽然不少学者仍批评中国的公共政策建设不足，这仍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学者们希望以这次非典型肺炎危机为契机，对中国行政体制的积弊进行纠治，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但是在危机面前，这些要求的确是不可能满足的，这一时期最重要是怎样防止非典型肺炎，进行的不过是相关的制度建设，具有十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次非典型肺炎事件中，我们的制度创新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希望借这次非典型肺炎消除中国行政体制积弊恐怕是十分理想主义的要求。但是，这次事件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对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我们会发现行政体制改革将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通过这次事件，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应付危机事件的挑战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虽然在非典型肺炎爆发初期，由于信息机制的不畅通与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影响了政府的积极行为，从而导致非典型肺炎疫区的扩大；在政府开始全面关注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利用独特的社会动员能力，调动全社会参与到防治非典型肺炎事件中来。我们同时看到，国家拥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政府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社会动员依靠的是怎样一种机制呢？我们发现政府在社会动员上主要依靠的是传统而又有力的行政及其依附性体制。第一个就是各级政府系统。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这种垂直的管理体系日益凸现，尤其是“高官下马”的警示作用，事实上，官员是否平等地关注每一位公民的生命，我们难以回答，但如果再象以前那样懈怠，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许就会寿终正寝。第二个系统是单位组织系统。中国的单位组织系统，无论大小，确实“肝胆俱全”，在这次非典型肺炎的袭击中，各单位严防死守，如临大敌，执行的是一种事实上的“戒严”政策，在这次的危机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单位是怎样一种组织系统呢？可以这么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控制着社会组织资源，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参与社会资源分割的主要是体制内的组织系统，单位就是这样一种体制内的组织系统。政府机构与单位在结构功能层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同质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政府—单位组织同构现象[13]。第三个是社区组织系统。社区组织系统同样是政府组织系统的延伸。第四个是专业化的医疗系统。中国的医疗系统十分庞杂，但系统内的分割却比较严重，其中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14]。后三个组织系统，在乡村社会十分薄弱，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依靠政府组织系统了。由于是处于危机时期，政府行为是否出位？政府是否在滥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这一方面我们关注不够。我们如何保证政府官员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和公民的监督体制。官员们是公民的“公仆”，而非高高在上的父母官，中国的政府官员应多一些“服务”与“责任”意识，少一些“恩民”的观念。
这次“非典”突发，对中国政府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在当前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政府无可置疑地成为防治“非典”的核心，中国政府利用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说取得了防治“非典”的相对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社会动员渠道，这种动员渠道的强化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短时期内我们还难以看出，但是我们却发现政府在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力，这是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非典”虽已经过去，但是其影响却是长期的，通过这次“非典”事件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但我们仍然有权追问：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使我们能够在非典型肺炎流行之初就可以斩断其流行的渠道呢？
二
何谓社会？社会概念十分复杂，至今仍是各家学说并行于世，就总体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是社会是有机体的社会，是超越个人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依存，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二是社会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社会就是社会化，在其中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三是社会是文化的集合体，社会是人之外的实在，其主要事实可在文化中和制度中发现。四是宗教的社会，是模式化了的人类行为的综合体，它总是表现为高度的规则性[15](P91-92)。何谓现代社会呢？现代社会中，个人在一个制度领域内，任何一个特定角色的获得并不自动地带来政治和文化领域特定角色的占有；现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或至少是平民主义的社会，以社会的外在力量来使统治者合法化的传统在衰弱，而统治者对那些被认为有潜在政治权利的被统治者，则负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通常也是制度化的责任；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形成，需要一个持续的分化与变迁过程[16](P4-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的过程之中，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在逐渐形成。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中国社会的准则。而改革开放以来，“财产原则”“成就原则”所起作用越来越大，精英选择机制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除政治利益集团之外，还形成了其他利益集团，个别利益集团还有成熟的组织形式与利益诉求渠道；二是宪法上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和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经处于边缘状态；三是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爆发式增长”过程当中[17](P7-8)。也有的学者指出，现代化的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现代化社会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18](P43-60)。
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但社会结构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社会整合能力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现代社会关系已经取代传统社会关系，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开始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但也出现了价值判断的多元化，社会关系评价中，道德评价弱化，权力评价、金钱评价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要警惕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日益扩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制度的不公正问题进行了反思，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制度中人道主义的缺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社会制度向公正化方向发展，社会正义、公平、自由、民主等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心理迅速地发生变化，社会心理结构多元化，有的适应现代化发展，有的则属于社会心理问题，尤其是当代社会面临认同危机，社会主体对社会问题的承受力却十分脆弱；在现代化变革过程中，社会秩序在发生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依靠权力自上而下维持社会秩序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但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选择的结果，中国社会发育严重不足，社会整合力严重欠缺，这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基于以上的社会发展背景，在这次的非典型肺炎流行突发事件中，社会各方面的表现验证着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成果。正如上文所言，现代化发展的政治选择中，我们对于社会发展关注不足，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失衡，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社会发展不足所付出的代价。
在非典型肺炎流行初期，由于对于该种疾病认识不足，政府又没有及时提供相应的具有说服力的信息资源，所以一度引起区域社会民众的恐慌，开始主要是在广东。而生活在其他区域的民众对于非典型肺炎同样一无所知，甚至一些人抱着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态度。更何况广东有关政府部门一再表态，这种新型流行病，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不是那回事，又得不到科学的有说服力的信息，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谣言，谣言在现代化传媒的推波助澜下，迅速从广东传向全国，从城市流向乡村。
谣言与社会变迁又有什么关系呢？谣言不仅折射出社会心理，而且同样可以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谣言的蜂起，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社会行将发生或已经发生重大变故，天下行将大乱或已经大乱。其二，社会缺乏高效率的大众传播媒介，或者虽有这种媒介，但它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19](P225-226)。对于谣言与社会关系，已经有学者作出了经典的分析（注：美国学者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通过1768年的叫魂事件，对清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清代的权力运作及政治体系进行了绝妙的分析。），谣言未必是发生在社会发生重大变故之时，也未必与社会缺乏高效率的大众传播媒介直接相关，在这次非典型肺炎事件中，谣言四起，生化武器攻击的谣言、北京“封城”的谣言，北京各大商场的抢购风潮，放鞭炮、艾草、绿豆汤、烧香可以驱除非典型肺炎等谣言的版本多种多样[20]。传统社会的谣言是因为高效率传媒的缺乏，如清代中期的叫魂事件，历时半年流传了大半个中国，而且是由乡村向城市蔓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的叫魂事件中，在妖术谣言传播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21](P32-34)。事实上，谣言的传播渠道已经难以完全复原，我们却可以感受到社会心理的变迁与社会无助的震撼。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谣言，从城市传向乡村，在城市感受到的不安与乡村感受到的不安是相同的，只是在乡村中面对的是更多的无助与无可奈何。本来传媒的发达，有助于消解社会因突发事件而带来的不安情绪，但政治与传媒的同构，使得传媒缺乏独立性。在政治层面上讲“每个社会都有其迅速掩饰错误、文过饰非的方式，它使人们的生活得以继续。这些解释有时是完全错误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正确与否无关紧要。其功能并不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只是通过消除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恐惧、不安或冲突，来稳定社会局势”[22](P10-11)。政权要求的是社会稳定，尤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稳定显得尤其重要，对公开、透明的要求往往从属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但社会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问题，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这次非典型肺炎事件已经明确告白了社会发展不足的弊端。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整体在突发事件面前缺乏自救能力，不能把突发事件的危害有效减少到最小的限度，社会的无助与非政府组织和中间阶层的发展空间缺乏密切相关。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特别是社会的中间层，由于它处于社会中间，易于协调上下关系，因此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社会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主要有党政机构发起创办的社团组织，由企业、事业单位发起创办的社团组织和一些联谊性质的协会等[17](P31)。这些中介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先天发育不良，而且严重依附于政权体系，有的甚至是政治权力的延伸，这事实上在强化社会的政治化趋势，无助于社会的独立与协调发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大陆非政府组织和中介组织的软弱呢？有的学者分析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23]。可以说中国现在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而是形成了与现代化中的南美诸国、东南亚泰国等相似的两头大、中间小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从现在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来看，中国现在缺乏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17](P34-35)。
社会缺乏自救能力，社会在非典型肺炎面前“失语”，可以说与社会结构发育不合理、社会整合能力缺乏等相联系在一起（注：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对复兴的家族势力进行了研究，并表示了适度的担忧。但是我们发现，家族势力在整个非典型肺炎事件中无所作为，基本保持沉默，也即是说，宗族作为当代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在于国家的整合力量，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角色定位，或者说当代社会中，宗族势力已经不可能有效承担起整合地方社会的作用。关于当代宗族的研究，请参见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1期；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冯尔康《20世纪变异中的宗族形态和类型》，《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社会有效防止非典型肺炎主要依靠的是国家大规模的介入、社会权利的进一步弱化、公民个体自由遇到重大挫折。事实上这对于现代化发展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带来沉重打击。
三
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有不同的模式架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中，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全面的统治；“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非常软弱，社会左右着国家权力的发展；“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一种非常突出的地位，但同时又面对着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而且有自己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国家与社会在制度的框架内可以进行有效的对话；“弱国家—弱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缺少发达的官僚系统，阶级发育的程度低，强有力的社会难以形成[24]。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正从第一种模式向第三种模式过渡。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兴起，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这一时期市民社会研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而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发展关系，就是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注：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请参见：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施雪华《现代化与中国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总第7期；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论著。）。西方视野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黑格尔的“国家先于市民社会”的架构，肯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间的国家对于型构市民社会的作用，它在原则上承认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性或者统合的政治性，认定市民社会在道德层面的低下地位，国家或者政治的至上地位以及一切问题都可以诉求国家或者依靠政治而获得解决，这实际上隐含的逻辑往往被用来作集权或集权的统治张目。一是洛克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市民社会”是一种比较完美的状态，国家的作用是对公共领域负责，保护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财产权；国家还承担平衡和协调各大利益集团的作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可以说洛克的市民社会架构表现出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国家或政治的怀疑和高度不信任[25]。无论哪一种理论，我们皆可以作为他山之石，反观我们自身，对于我们理解变迁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深刻的启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建立了以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政治国家为根本的一元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处于胶合状态[26](P37,P88)。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中没有“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进，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开始缓慢发展，这种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政治职能急剧扩张，不仅完全吞噬了社会，政治权力开始渗透到的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个人和家庭的“私”的领域，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缓慢发展进程被彻底打断。这种情况下，政治至高无上，在所有的社会事务中起着支配和决定作用，而社会和个人则被纳入到国家的控制体系之中。国家虽然保持了强大的动员力量和至上权威，但却牺牲了社会的发展，社会日益僵化、缺乏活力、激情、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精神，这对于追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而言不足于提供一种思想和学术资源，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自主选择。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以政治国家为本位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相对独立的社会逐渐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走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后，市民社会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
在“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我们看到国家为了控制“非典”疫情的蔓延，依靠其传统的政治动员渠道，大规模介入社会。事实上，社会在危机突发面前，毫无举措，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况。社会没有可资凭借的组织资源，无法进行有效的防治活动，而非典型肺炎又是传染性很强的新型传染病，如若任其传播，非但社会有失控的趋势，整个民族都会面临空前的灾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开始行动起来，由于我们一直很少关注社会的发展，社会出现问题之时，国家出面干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各级党委、政府都把防控“非典”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全国各族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共渡“非典”难关，在这次成功防治“非典”的事件中，各级党委、政府起了主导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好像回到了改革开放以前。“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现实说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发展趋势是多么脆弱，经不起任何突发事件的冲击，面对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如何让社会不处在“失语”的角色位置上呢？我们希望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不成熟，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的可能，但我们希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非典”事件之后，能够弱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才是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二者关系的未来走势应当是“强国家—强社会”模式，而最适合市场经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弱国家—强社会”模式，正如前面所指，这里的社会是有自己独特规定性的市民社会，这里的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或私有产权、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分化为基础；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不是传统社会中的宗法血缘关系，也不是国家主义体制下的垂直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平等的契约关系；市民社会由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所以市民社会以法治为原则而不是以人治为原则；市民社会又奉行自由和自治原则，社会是由单个有着生命独特规定性的个人组成，个人有自己选择自由与责任；市民社会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大众传媒与国家进行民主的、有效的交流，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发展[27]。在国家保证自己强大的动员力量同时，让社会拥有更多的权力，使二者形成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发展模式。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现代化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而不能厚此薄彼，我们发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不协调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些社会问题不可能被绕过。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社会自主性的缺失，是一个警示，我们不能再无视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民主、平等、自由与正义，关于这一点，我们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标签：非典型肺炎论文; 非典论文; 政治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