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源于制度层面吗？——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非论文,为例论文,特惠论文,层面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8-00139-17
一 问题的提出
贸易制度和平论是近几年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贸易和平论的一个重要拓展，它认为贸易的和平效应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而不能自动地产生。近几年来，伴随着大样本统计方法的兴起，学术界对这一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①其中，戴维·贝尔斯(David H.Bearce)和大森佐和(Sawa Omori)提出了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源于制度层面的高层会晤机制这一观点。②
贝尔斯和大森佐和的研究问题是：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究竟是源于经济层面的一体化程度还是制度安排层面的因素？其实证研究的设计基于三个理论假设：(1)特惠贸易安排可能会增加成员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经济机会成本，从而促使当事国选择和平方式解决冲突；(2)特惠贸易安排有时会为成员国提供彼此之间军事信息的共享，为和平谈判提供了便利条件；(3)特惠贸易安排包含了成员国高层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有助于在冲突国的领导人之间建立沟通的平台。在此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两位作者对1951-1985年所有政治上相关（包括地理相邻和其中至少包含一个大国）的两个国家进行了统计分析，考察的变量包括贸易相互依存程度、民主化程度、是否同属其他联盟、强国与弱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否为霸权国、经济一体化目标、制度安排中嵌入的军事合作以及高层会晤机制的数目，其中后三个变量反映了特惠贸易安排的结构特征。
大样本分析的结果显示：(1)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军事冲突的减少之间没有关联；(2)特惠贸易安排中嵌入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与军事冲突的减少之间不存在积极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与冷战期间贸易制度安排中包含的军事安全合作较少以及有价值的军事力量信息共享程度较低有关；(3)与军事冲突减少表现出强烈正相关关系的是贸易制度安排中包含的高层互动机制，而一般的日常事务机制不起作用，因为高层会晤常常能够共享一些不公开的信息，因此，制度安排中包含的高层会晤机制越多，它的和平效应越明显。两位作者认为，包含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共体”）、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在内的贸易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积极的和平效应，是因为它们都设有首脑之间的会晤机制；而中美洲共同市场、东非共同市场之所以不能抑制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因为这些制度安排中缺少了首脑之间的会晤机制。③因此，贝尔斯和大森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是，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更多的是源于制度效应而非地区经济一体化。
大样本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变量间的共变性来确定特惠贸易安排与抑制政治冲突升级之间的因果影响或相关性，但却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是否真正存在，因为相关性并不总是能够建立起因果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变量间的相关性可能是没有原因的。④而对典型案例进行历史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却能够弥补其上述不足，并且如果变量间的因果影响的确存在，案例研究法也有助于揭示因果影响产生的机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西共体这个所谓的贸易制度和平效应的典型范例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和历史过程追踪，来验证贝尔斯和大森佐和的上述观点。
西共体是非洲重要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尼日利亚和多哥的推动下，16个西非国家⑤于1975年5月签署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它们中既有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法语区国家（如塞内加尔），也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如几内亚比绍）。虽然共同承诺实现经济一体化，但这些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仍然与法国、英国和葡萄牙这些前宗主国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显著的差异必然预示着西共体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会平坦。
西共体的产生是与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紧密相关的。首先，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西欧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对非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对于多年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西非国家而言，区域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被认为是摆脱经济依赖和落后的关键战略。⑥其次，7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石油用做对抗西方国家的武器，提升了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给予美国等西方国家重重的一击。对于拥有丰富石油资源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西共体内占1/3强的尼日利亚而言，石油不仅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也带来了称霸地区的政治雄心，它迫切希望有一个平台能够满足它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甚至是全球影响力的渴望。
西共体的机构于1977年3月正式设立，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必要时还可召开特别首脑会议。同时，它还设有部长理事会，每年召开两次。此外，西共体还设立了一系列正式或临时的委员会、理事会以及工作组，以便应对突发事件或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共体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例如西共体监督小组(ECOMOG)和西共体五国委员会。⑦这些变化从制度上体现出西共体的使命从经济一体化向地区安全合作的转变。
从经济一体化的效果来看，一体化进程对成员国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活动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而这一次区域的贸易和经济模式仍然更多地停留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时期。西共体成立之时，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3%；20年之后，这一数字也仅为6%。⑧虽然6%已经达到了实现地区一体化的最低水平，但这些贸易其实仅仅反映了某些沿海国家与内陆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贸易行为，例如尼尔利亚与尼日尔之间、黄金海岸国家与布基纳法索或马里之间，并不具有地区内的普遍性。
与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西共体在成员国间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上倒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早在西共体成立之初，尽管条约本身并没有关于防务合作或维和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但西共体始终对成员国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非常关注。⑨1980年西共体首脑会议之后，西共体于次年签署了一项共同安全和防务协定，但协定中由各成员国防务和外交部长组成一个防务委员会并且最终成立一支联合部队的内容并没有落实。这项协定直到1986年才最终被各成员国批准。
伴随着西共体在安全防务合作上的努力，西共体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1988年，加纳和多哥之间因“西多哥”问题关系紧张，两国边界一度关闭，但是凭借西共体首脑会议这个平台，两国首脑之间实现了和解，关系逐渐缓和。这个冲突也成为西共体贸易制度推动和平的一个所谓经典案例。但是，回顾西共体的发展历史发现，1985年马里与布基纳法索因对资源丰富的阿加彻地带(the Agacher Strip)存有主权争议，冲突最终升级为阿加彻地带战争；1989年，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因互相驱逐对方民族居民，冲突迅速升级。西共体在这两场冲突中均进行了调停努力，但没有成功。
从西共体的上述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共体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停滞不前并没有妨碍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防务上的合作，可以认为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特惠贸易安排的安全外部性之间没有相关性，但安全外部性并不必然产生和平效应，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一体化程度与抑制冲突升级无关。另外，特惠贸易安排中嵌入的安全合作不能有效抑制政治冲突的升级，西共体调停1985年阿加彻地带冲突和1989年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在塞内加尔河谷边界冲突的失败即可证实。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与加纳和多哥一样同属于西共体的成员国，同样拥有西共体首脑会议这一交流平台，但政治冲突的升级却并没能得到抑制。并且，这三起冲突均发生于冷战期间，与贝尔斯和大森佐和的时间限定完全相同，这说明贝尔斯和大森佐和通过大样本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可疑的。
据此，本文认为，特惠贸易安排能否产生和平效应与各成员国共同享有的制度特征无关，而是存在于冲突内部，与具体的冲突和冲突国家有关。那么到底是什么要素最终导致了同一贸易制度安排框架内冲突不同的演进结果？本文试图通过对马里—布基纳法索的阿加彻地带战争、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的边界冲突以及加纳—多哥的边界争端这三个案例进行尽量详细的历史过程追踪，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找出导致冲突升级或缓和的主要因素，即特惠贸易安排产生和平效应的限制条件。
二 历史过程追踪
为了与贝尔斯和大森佐和的统计时间保持一致，本文对上述三个案例的历史过程追踪均截止到冷战结束之前，冷战后冲突的发展仅作参考。既然特惠贸易安排产生和平效应的限制条件产生于冲突内部，那么在考察案例时主要考察冲突国家的背景、冲突的起因与性质、冲突的进程、冲突升级或缓和的原因以及最终的解决框架这几个因素，因为这几个因素基本涵盖了决定冲突进程的主要方面。通过对上述因素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导致西共体框架内冲突不同演进结果的决定性条件。
（一）案例一：由资源争夺和国内政治困境引发的边界武装冲突
1.冲突的原因
马里与布基纳法索的冲突是围绕阿加彻地带的边界争端。阿加彻地带是一条位于布基纳法索西北部的长约160公里、宽约30公里的狭长地带，富含大量的油气和矿产资源，与马里南部接壤。1904年，上沃尔特（1984年后更名为布基纳法索）与马里同时被划为法属殖民地，后于1958年和1960年先后获得独立。由于两国现有的边界均是在殖民地时期被宗主国任意划定的，丝毫没有考虑到两国民族的实际边界，因此，独立之后，两国就阿加彻地带大约2000平方公里的边界产生了争议，边界始终没能划定。⑩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十分落后，属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因此，对急于改善本国经济状况的两国政府而言，阿加彻地带丰富的资源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马里政府更急于在这场资源的争夺中占优。(11)因此，两国围绕阿加彻地带的冲突表面上看是边界冲突，但实质上是一场资源的争夺战。
2.冲突的进程
为了争夺这些资源，马里与布基纳法索先后于1974年和1985年发生过两场武装冲突。第一场冲突发生于1974年11月25日，但两国间仅发生了轻微的交火，使用的武器仅局限于一些手持武器和小口径火炮，起初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冲突发生之初，同为西共体成员的多哥和尼日尔两国总统对战争双方进行了调停，但没有成功。随后，上沃尔特国内发生了许多针对马里人的报复性行为，冲突开始升级。11月末，马里一架米格17飞机因不明原因坠毁，飞行员丧生。由于双方均出现了一些伤亡和损失，在非洲联盟的调停下，双方决定停火，并于1975年6月18日在多哥首都洛美最终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此后，两国在阿加彻地带的交火仍时有发生，外交关系甚至一度中断。直到1977年，在西非“不侵犯和协防协定(ANAD)”(12)的框架内，两国重新开始边界谈判。但是，两国间冲突的根源并没有得到解决，随后，一场更大的冲突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阿加彻地带战争。
冲突的导火索是布基纳法索展开的全国人口普查。1985年末，布基纳法索的调查人员误打误撞进入马里的Fula部落进行调查，此举彻底激怒了马里，认为其主权受到严重侵犯，并立刻准备采取军事行动。12月20日，马里加紧了战争准备，在边界开始进行卡车巡逻，并动用了空军的米格21和直升机在布基纳法索上空进行侦查。12月25日的圣诞之夜，马里对布基纳法索的边界哨卡和警察站发动了地面攻击。此时，布基纳法索的军队仍在进行军事动员，军队迅速进入阿加彻地带，开始对这一地区发动反击。战争正式爆发。
1985年12月26日，利比亚政府试图出面调停，但没有成功。在布基纳法索成功地发动了几次反击之后，马里动用了米格飞机对布基纳法索的一个市场进行轰炸，造成不少平民丧生。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马里的此次空中轰炸对布基纳法索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伤亡损失惨重。12月29日，尼日利亚和利比亚再次调停失败，布基纳法索急于想从马里军队手中收复失地，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12月30日，ANAD的调停终于成功，战争双方实现了停火。在这场为期五天的战争中，双方均遭受了不小的伤亡：马里38人死亡、57人受伤，布基纳法索141人死亡、257人受伤。
3.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原因
从冲突演变的进程来看，冲突的升级和战争的出现与这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第一次武装冲突发生于1974年，当时，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国内都普遍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在布基纳法索，由于一党专政和军事干预，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动荡。1960年独立之后，布基纳法索共发生了五次军事政变，政治权力在平民政府与军事政府之间不断更替。在经济领域，1970年，布基纳法索在遭受了五年的旱灾之后，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饥荒，经济混乱，社会动荡。1970年上台的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Aboubacar Sangoule Lamizana)上将也迫切希望通过战争摆脱国内的政治困境。
在马里，1968年靠政变上台的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e)在国内受到了众多的批评和反对，反对派不断向其施压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恢复立宪政府。这个时候，与布基纳法索的边界冲突正好给了特拉奥雷转移国内视线的借口，即使战争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也在所不惜。况且，与布基纳法索相比，马里的军事力量占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空中打击方面。军事优势和作战的决心使得马里更急于通过战争获取阿加彻地带的丰富资源。
第二次武装冲突出现在1985年末，这时两国的国内形势依然未见好转。1978年，布基纳法索总统拉米扎纳被迫重新建立议会政府，但两年之后他就在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中被赶下了台。1982年，布基纳法索政权再次更迭，年轻军官托马·桑卡拉(Thomas Sankara)在又一次军事政变后得以上台执政，提出了改革政府的口号。他决定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所有国内问题。在阿加彻地带的问题上，新政府坚持认为该地区属于主权领土。同一时期，在马里国内发生了一起未遂的政变，特拉奥雷总统于1979年重新执政，并在1985年再度当选总统。政变之后，马里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政治迫害迅速蔓延开来。在经济上，两国在1985年之前均遭受了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旱灾，但是当1985年10月旱灾终于结束的时候，雨季的来临却又冲毁了道路，国内运输陷入瘫痪，食品和医药无法送达灾区。
在这一时期，布基纳法索与马里的外交关系不断恶化。马里驻布基纳法索的一名外交官被驱逐；两国边界会谈均无果而终；桑卡拉总统与马里总统特拉奥雷的关系十分紧张。两国媒体互相指责，一些布基纳法索的报纸攻击马里做好了战争的准备，马里又反过来指责布基纳法索纵容了冲突的升级。(13)由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困境，两国在外交上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战争已经成了两国政府走出国内困境的必然选择。战争持续的时间仅为五天，说明战争是为了转移视线，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战争很快进入解决程序，说明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推动谈判。
4.冲突的解决
圣诞战争结束之后，两国间的冲突很快进入了冲突解决的程序，由六个西非法语国家组成的安全组织ANAD成为冲突解决的主要平台和推动力。1986年1月中旬，ANAD峰会在科特迪瓦首都亚穆苏克罗举行，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两国总统桑卡拉与特拉奥雷在这次峰会上均表现出了和解的意愿，双方同意将军队撤回到战争前的位置。同年2月，在ANAD的监督下，两国互换战俘；6月，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但由于两国间的边界争端并没有解决，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仍未消除。1986年6月，马里军队购买了一个小型的T55坦克，被布基纳法索指责为正在准备一场新的武装冲突。而事实上，布基纳法索也同样依靠从利比亚那里获取的经济援助加紧军事装备更新。但是很快，这场“军备竞赛”就因为两国经济的捉襟见肘而不得不停止。在ANAD的调停下，两国决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庭。根据ANAD提交的冲突地区的地理报告，1986年12月22日，国际法庭裁决基本保留了两国独立时的边界，对于有争议的阿加彻地带则一分为二，马里得到了阿加彻地带的西半部分，布基纳法索得到了东半部分，面积大致相等。马里总统特拉奥雷表示对这个裁决“非常满意”，这是两国人民的一次“胜利”。(14)
（二）案例二：资源争夺和国内政治推波助澜的一场民族武装冲突
1.冲突的原因
1989-1991年，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在两国的边界塞内加尔河谷地区发生了流血冲突，导火索是毛里塔尼亚在国内推行的土地改革，导致两国间的民族矛盾激化。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边界冲突，但是在更深层次上它是阿拉伯民族与黑非民族争夺水资源的族群冲突。
毛里塔尼亚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人口主要包括摩尔族和黑非民族（非洲黑人）两大类，其中摩尔族占总人口的70%，主要居住在北部，从事畜牧业；黑非民族（非洲黑人）占30%，主要居住在河谷附近，以农业为生。自11世纪以来，阿拉伯民族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随着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情况发生了逆转。1960年，毛里塔尼亚宣布独立，独立之后成立了阿拉伯民族控制的白人政府，为了挽回白人在殖民主义时期失去的权力，达达赫总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排挤黑非民族的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毛里塔尼亚遭受了严重的沙漠化和旱灾，对北部摩尔族的畜牧业影响很大。为了寻求更多的草场，摩尔族开始从北部向南方的河谷地区迁移。长期以来，黑非民族在塞内加尔河谷两岸耕种。以河谷为界，黑非民族按照居住地被划分为两个国家，北部是毛里塔尼亚人，南部是塞内加尔人。但由于黑非民族常常跨河耕种，两国的边界实际上是可以随意穿越的。(15)摩尔人的到来打破了河谷原有的权力均衡，黑非民族的耕地被大量挤占。在1970-1980间，毛里塔尼亚从事游牧业的人口从80%下降到23%，其余的摩尔族人口均在河谷附近转而从事耕种。(16)
为了更好地利用河谷的资源，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马里从1972年开始联合在河谷修建水坝，以解决附近耕地的灌溉问题。1984年，毛里塔尼亚出台了一项土地改革计划，授权政府在河谷重新进行资源分配。这项改革从1988年5月开始实施，黑非洲人在毛里塔尼亚一边的土地被剥夺，被政府划归南下耕种的摩尔人。此举激起在河对岸拥有土地的塞内加尔黑非洲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对河谷附近黑非洲人的权利侵犯，更是对所有塞内加尔人的挑衅。由此毛里塔尼亚国内的冲突跨越国界，演变为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两国间的边界冲突。
2.冲突的进程
1988年，冲突开始出现。11月，塞内加尔在其境内抓到了毛里塔尼亚白人放牧的骆驼群并将其遣返，指责毛里塔尼亚违反了两国间关于放牧权的协定；作为回应，毛里塔尼亚禁止塞内加尔的卡车入境；塞内加尔反过来又封锁了河谷进行报复。1989年初，两国开始实施经济制裁，塞内加尔禁止从毛里塔尼亚进口鲜鱼、矿化水和其他食品；毛里塔尼亚则对植物油、动物饲料和新鲜蔬菜施行禁运。
1989年4月8日，毛里塔尼亚人在塞内加尔放牧被抓并与当地农民发生了冲突，两名塞内加尔人被毛里塔尼亚的边防士兵打死，13人被扣押。两国政府开始出面协商，但在协商过程中，毛里塔尼亚内政部长在达喀尔公开宣称“不应给予这一事件超出其事实的重要性”，此言一出即激起了塞内加尔人的愤怒。冲突开始迅速升级。
1989年4月19-20日，黑非洲人与摩尔人在边界附近再度发生对抗。在毛首都努瓦克肖特，人们听信谣言，误以为有两名阿拉伯人在达喀尔冲突中被杀，于是开始疯狂报复。4月25日，一个“黑色星期二”，数百名塞内加尔人和黑非洲人被驱逐或杀死，伤者不计其数，有7万名难民逃往塞内加尔。当这些黑非洲人抵达塞内加尔之后，开始疯狂捕杀那里的毛里塔尼亚人以示报复，在4月27-30日的冲突中有大约50名毛里塔尼亚人死亡。两国出动了军队开始实施戒严，并在外援的帮助下开始遣返各自国内被围攻的族群。6月初，大约共有7.5万塞内加尔人和17万毛里塔尼亚人返回家园，(17)但仍有2万－3万难民滞留塞内加尔的难民营。(18)
然而，冲突并没有就此缓和。由于无法达成协议，两国开始在边界动用武力。1989年10月，两国军队开始交火；11月，毛里塔尼亚对边界大规模增兵，并部署了大量的武器。1990年1月，两国在塞内加尔村庄附近的战斗中第一次使用了重型火炮。两国政府在随后的谈判中态度愈加强硬，谈判破裂。1990年8月，两国互相遣返了对方大使，导致两国外交关系完全中断。
3.冲突升级的原因
为什么一项看似不大的土地改革计划会在两国间迅速升级为如此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发生之初，两国政府均尽量将冲突淡化，强调要保护好国内外来族群的安全和福利。但很快，两国政府发现他们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并且迅速与国内的大众情绪保持了一致，指责对方应为冲突负责。在冲突升级的过程中，两国政府均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控制局势的发展，反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在冲突过程中，两国政府从克制到纵容的转变完全是出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压力。
在毛里塔尼亚，镇压黑非民族的反抗是政府任由冲突升级的主要因素。1966年，毛政府下令将阿拉伯语作为中学的必修课，引发黑非民族的不满和国内骚乱。此后，政府规定不允许公开讨论族群冲突问题。1983年，三个反政府的黑非民族派别联合组建了“毛里塔尼亚非洲解放力量(FLAM)”。1987年，FLAM发动了一次政变，但没有成功，政府又逮捕了几名成员和一些该组织的支持者；黑非民族中图库勒族的一些政府官员被杀或抓进监狱；随后，政府开始对黑非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
同时，毛政府还面临着阿拉伯民族内部强硬派的压力。毛国内的阿拉伯民族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伊拉克支持的激进派，另一方是亲利比亚的温和派。激进派对政府在族群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指责政府不够强硬。为了去除黑非洲人的威胁，激进派在国内煽动和指使哈拉提内人(19)对黑非洲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在两方面的压力下，毛政府不得不将纯粹因放牧权问题引发的边界冲突置于族群冲突的大背景下，从而导致了冲突的升级。
在塞内加尔，国内政治斗争的压力和反对派的鼓噪使政府不得不在冲突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作为法国在西非的大本营，塞内加尔虽然有幸避免了军事政变威胁，但国内政治局势并不安定。1981年，阿卜杜·迪乌夫当选总统后，开始在国内逐步推行多党制，并在1983年和1988年的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赢得连任，但反对党指责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导致其几名核心成员被抓。(20)这一时期，塞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食品生产停滞、贸易条件恶化、外债增加。政府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并按照要求实行经济紧缩，由于停止农业补贴和减少投资造成了国内失业大幅增加。1988年2月以来的数月内，反对党在国内发动了反政府的大罢工，塞政府面临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
河谷冲突发生后，一些来自河谷的反对党领导人对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利益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在政府最初试图平息冲突之后，反对党指使媒体在国内散布舆论，称政府被努瓦克肖特挫败，呼吁政府采取强硬的外交立场。(21)在尚没有证实是毛里塔尼亚士兵开枪之前，反对派的媒体就对外宣称，“毛里塔尼亚军队开枪致使2人死亡、15人受伤、18人被拘为人质、7人失踪”。在反对派的暗示下，许多暴乱分子上街乱涂标语，反对派领导人公开挑衅，声称非统应组建安全部队或者让摩洛哥军队介入，暗示政府的无能。(22)在这种情况下，塞政府不得不拒绝谈判和调停，任由事态恶化。
4.冲突的平息
随着冲突的升级和持续，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两国政府均感受到了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武装冲突虽然能够暂时转移国内政治的压力，实现国内各派别的团结，但由于国内斗争的根源没有解决，国内冲突迟早还会出现。毛里塔尼亚总统甚至担心阿拉伯的激进派会成为政府新的威胁；另一方面，两国冲突也导致彼此的经济利益大幅受损。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人控制着大多数的贸易，并向穷人提供小规模的信贷；在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人是不可或缺的熟练技术工人，尤其是在捕鱼、机械等行业。此外，冲突还造成国外投资大幅减少。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7月18日，两国接受了迪乌夫总统提出的和解方案，结束了持续长达两年的武装冲突和敌对，两国边界重新开放。
（三）案例三：经济利益超越了领土争端
1.冲突的原因
加纳与多哥的边界之争是非洲国家冲突中较为持久的一个，也同样是殖民主义时期的历史遗产。艾维族(Ewe)是多哥的主体民族。1890年，因德国和英国殖民者的入侵，艾维族被一分为二，东边是“德属多哥”，西边是英属“黄金海岸”。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败国德国的殖民地被英国和法国瓜分，德属多哥的西部，即“西多哥”被英国占领并纳入“黄金海岸”；东部被法国殖民者占领，成为法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联合国接管多哥。1956年5月，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全民公决，绝大多数的艾维族人支持与加纳结为联盟，英属多哥正式成为黄金海岸的一部分。
1957年，黄金海岸独立，更名为加纳。在庆祝活动期间，多哥民族分子试图在加纳发动一起武力暴乱，但被加纳政府镇压，这些民族分子被杀或者监禁，有些被迫流亡多哥。加纳的开国总统恩克鲁玛在竞选中提出了要让多哥成为加纳第七个地区的领土收复政策，激起了多哥的不满。借此机会，恩克鲁玛宣布将从1960年11月至1963年2月关闭两国边界。此时，多哥于1960年脱离法国宣布独立，首任总统奥林匹欧上台伊始本希望能够实现多哥和加纳的合并，但鉴于恩克鲁玛的强硬政策，要求加纳归还“西多哥”。1963年，多哥发生军事政变，奥林匹欧被暗杀，新的多哥政府在1963-1965年继续关闭两国边界。两国的边界冲突由此开始。
2.冲突的进程
20世纪70年代，加纳经济形势严重下滑，猖獗的走私活动使多哥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严重打击了加纳的经济。(23)1969-1970年间，加纳开始加强了对边界的限制，数千名多哥人被逐出加纳，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则宣布关闭边界以示抗议。1971年底开始，加纳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边界的控制，边界争端、骚扰、拘捕甚至枪击事件屡屡发生。
20世纪70年代中期，埃亚德马再次提出要求加纳归还全部或部分西多哥。从政治层面看，多哥政府在1972年以后采取了一种现实战略，对内推动经济和文化民族主义，对外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宣称收复“西多哥”既可以显示对本国艾维族的关心，也可以争取加纳国内的艾维族民众。况且，一旦多哥获得西多哥的主权，就可以控制该地区的发电站项目，而不必耗费多哥有限的外汇储备从加纳购买电力。在多哥政府的支持下，1974年2月，包括Tolimo在内的两个艾维民族组织在多哥首都洛美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要求从加纳分离出去；1975年初，Tolimo领导人再次在洛美宣称，如果加纳不释放其活动家，他们就绑架加纳的外交官。
1975年末，加纳在国内制止了一起艾维族的政变，并借此机会镇压和取缔Tolimo，打击边界走私。由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1976年1月，多哥政府再次宣布对“西多哥”的主权；1977年1月和9月，埃亚德马对媒体宣称，英属多哥以及整个艾维族地区才是多哥与加纳的“自然边界”。在利比亚的帮助下，Tolimo大规模扩充军备，并扬言要运用武力对抗加纳的“新殖民主义”。加纳对此反应激烈，其军方领导人指责多哥在边界策划颠覆活动并试图利用走私和外汇黑市搞垮加纳经济，他们声称如果爆发战争则完全是多哥的责任。(24)1977年10月，多哥政府挫败了从加纳入境的商人发起的政变，国内舆论对加纳的敌意达到顶点。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仍是龃龉不断。1983年6月，上台一年半的加纳军事政权在国内遭遇了一场政变，大多数反对派据称均来自多哥；1985年8月，多哥反过来指责加纳在洛美策划了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次年6月，流亡在加纳的多哥反对派在多哥策划政变未遂，加纳和多哥两国关系紧张并关闭了边界；1988年7月，多哥驱逐了124名加纳人。1988年的西共体峰会为两国首脑解决双方积淀已久的争端提供了契机，通过首脑峰会的平台，两国总统就缓和边界争端达成了共识，边界的紧张局势开始缓解，两国关系也开始逐步改善。(25)
3.冲突缓和的原因
从两国边界争端的进程来看，两国政府始终在冲突中保持了克制，避免了冲突的升级。尤其是在1977年的危机时，武装冲突的出现似乎已经难以避免。危机前，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公开表示并不希望激化与加纳的矛盾，而是希望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1977年10月争端激化之际，尽管多哥国内反对加纳的声音十分强烈，多哥政府却迅速转向与加纳复交的政策。多哥政府首先加强了便捷的安全控制，在防范加纳政变的同时，也抑制了边界的走私和黑市活动，而后者是加纳政府长期以来希望多哥政府做的一件事。其次，由于加纳扬言要对多哥政府支持Tolimo进行报复并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埃亚德马总统不得不软化立场。危机过后，埃亚德马已经深知边界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他并不愿意使争端升级为公开的冲突，因此开始减少对Tolimo的财政支持，并寻求改善两国关系。(26)
从深层次观察，边界争端的起伏始终受到两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对处于争端中心的艾维族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所享受到的经济福利。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纳经济开始陷入停滞。1960-1970年，加纳的人均GDP从298.2美元跌至259.4美元，下降了13%。(27)对加纳的艾维族来说，他们还面临着政府支出减少，农业收入下降，国内和进口消费品短缺以及通胀率的增加。(28)与加纳的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哥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人均GDP从1960年的79.5美元增加到135.2美元，其经济增长势头一直保持到70年代中期。而多哥的艾维族居住区则是多哥增长最快的地区。进入70年代，加纳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不断增大的福利差距直接导致了1977年的边界冲突。
对于加纳和多哥政府而言，他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边界走私问题是两国矛盾的焦点。1965-1971年，多哥的国民收入中有30%来自于从加纳走私的可可出口，加纳则因此损失了可可收入的1/4，而多哥出口的咖啡中有1/3是从加纳走私入境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多哥出口的16%是从加纳走私过来的。另外，多哥每年从加纳走私的消费品多达1500万美元。(29)加纳政府始终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合作解决边界走私问题，以挽救加纳经济。对于多哥政府来说，虽然边界走私给本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电力供给方面它必须依靠从加纳购买，这也是为什么多哥政府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加纳与多哥两国的边界争端表面上虽然是关于“西多哥”的归属，但本质上仍然是经济问题，它之所以能够在西共体的框架内得以缓和，其根本原因在于“西多哥”的归属并不涉及两国政府的核心利益。
三 案例比较分析
从冲突类型看，这三起冲突都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或领土争端，同时由于非洲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背景，又皆属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遗产。基于对上述三个案例的冲突过程追踪，本文试图通过对案例的比较研究来找出导致冲突进程不同结果的主要因素。
如前所述，贝尔斯和大森佐和在统计分析时考察了十个不同的变量，其中，一体化目标、嵌入的军事合作和高层互动机制这三个变量体现的是贸易制度安排的制度性特征，贸易相互依存反映了特惠贸易安排各成员国间的平均贸易水平，其余则是政治层面的变量，例如民主化程度的高低、是否存在霸权国等。但是，这种统计分析的设计却完全忽略了冲突本身的特质，不纳入与冲突有关的变量而直接探讨特惠贸易安排对冲突升级的影响，必然会使分析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为了弥补上述不足，并结合对冲突的过程分析，本文选取了殖民地时期归属、冲突原因、冲突的进程、冲突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冲突解决的框架以及动机这几个变量，以求同和求异法来分析导致不同冲突进程的关键要素（如表1）。
对案例一和案例二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起冲突的结果是相同的，即冲突升级。从影响冲突进程的主要因素来看，相同的因素包括殖民地时期均属于法国；两起冲突的表现虽然有所不同，案例一表现为领土划界，案例二的起因是民族冲突，但深层次矛盾均是对资源的争夺；导致冲突升级的决定性因素都是为了转移国内的政治、经济压力，政府迫切需要一场武装冲突。不同的是冲突最终解决的框架和动机不同，案例一是在法语区国家的安全框架内解决的，因为冲突升级是为了在谈判时获得更大的砝码，所以运用武力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案例二则是两个当事国自己来解决的，动机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受损。由此可以判断：
第一，资源争夺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导致冲突升级的根本原因。非洲国家大多资源匮乏，资源对冲突国家而言事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经济福利以及政府的政权稳定，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国内政治是导致冲突升级的直接原因。冲突国家的政府均在国内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反对党的压力和政治斗争迫使政府不得不通过武力来解决冲突或推动冲突的解决，以维护政权的稳定。
第三，冲突不同的解决途径和动机说明，西共体对这两起冲突没有发挥和平效应。西共体成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很大，在调停冲突方面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冲突为例，西共体调停冲突的能力就远不如成员均属法语区的ANAD。而案例二中经济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敦促冲突解决的效应。
将案例三和案例一、二进行比较，两组冲突有着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冲突缓和，而后者是冲突升级。从主要因素来看，案例三中冲突的起因与案例一或二相同，分别涉及领土归属和民族统一问题，但不同的是并未涉及资源的争夺。(30)其不同还包括：决定冲突进程的是两国间的经济因素和经济相互依赖；两个冲突国在殖民地时期分属英国和法国；冲突缓和的框架是西共体。运用求同、求异法可以判断：
第一，冲突的起因与冲突是否升级没有必然联系，但深层次的冲突性质决定了冲突的演进。对于加纳和多哥两国政府而言，它们最为关切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西多哥”的归属不属于政府的核心利益，因而不会导致冲突升级，这也是冲突得以缓和的必要条件。
第二，冲突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是冲突缓和的根本原因。与其他两组冲突不同，加纳与多哥在经济上互有所求，无论是边界走私问题还是电力资源问题都事关两国核心的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只有通过两国间的合作才能实现，武力是不可能解决的。
第三，西共体框架的和平效应一方面源于两国对经济合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与两国殖民地时期的归属不同有关。经济问题当然需要在经济框架内解决，因此，作为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西共体是一个解决两国冲突的合适框架。此外，加纳与多哥分属不同国家的殖民地，因而也没有像ANAD这样的平台可以利用。
四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这三组冲突的历史过程进行追踪和比较，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当冲突涉及两国的核心利益和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时，冲突往往会升级，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不发挥作用；反之，只有当冲突不涉及两国的核心利益并且冲突国之间存在经济相互依存时，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才可能显现。因此，贝尔斯和大森佐和认为“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源于制度层面而非经济一体化”的结论在实践中是经不起逻辑检验的。换言之，特惠贸易安排能够产生和平效应是有条件的，但其限制条件并不存在于制度层面，而是关乎冲突本身的性质以及冲突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本文的案例分析和结论是存在局限性的，这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造成的。在运用求同和求异法进行案例比较分析时，难免会遗漏一些可能比较重要的变量，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很难去穷尽所有。不过本文在分析中已经尽可能地去控制变量，例如在同一个特惠贸易安排内选择冲突的案例。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在分析框架中纳入了所有的变量。因此，本文只是提出了特惠贸易安排发挥和平效应的一些限定条件，并不排斥其他条件或情况存在的可能。
［收稿日期：2010-04-02］
［修回日期：2010-06-28］
注释：
①参见郎平：《贸易制度安排的和平效应分析：基于地区特惠安排与全球贸易体制的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第66页。
②David H.Bearce and Sawa Omori,"How Do Commercial Institutions Promote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2,No.6,2005,pp.659-678.
③David H.Bearce and Sawa Omori,"How Do Commercial Institutions Promote Peace?" p.675.
④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01页。
⑤它们是：贝宁、布基纳法索、多哥、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2009年1月被暂停成员资格）、几内亚比绍、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2002年退出）、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塞内加尔。
⑥Stephen Riley,"West African Subregionalism:The Case of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in Glenn Hook and Ian Kearns,eds.,Sub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 Ltd.,1999,p.80.
⑦前者监督了西共体对1990-1997年利比里亚内战中的干预，后者则致力于1997年对塞拉利昂内部冲突的调停。
⑧Stephen Riley,"West African Subregionalism:The Case of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p.65.
⑨Julius E.Okolo,"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ECOWAS," in Julius E.Okolo and Stephen Wright,eds.,West Afri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Boulder:Westview,1990,p.39; Max A.Sesay,"Civil War and Collective Intervention in Liberi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23,No.67,1996,p.43.
⑩2010年2月1日，马里政府领土管理和地方行政部发布公报说，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已于1月29日完成两国定界工作，并于同日签订了关于划定两国边界的协定。参见陈顺、波利：《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划定两国边界》，新华网巴马科2010年2月1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2/02/content_12915786.htm。
(11)Tom Cooper,"Burkina Faso and Mali,Agacher Strip War,1985," Western & Northern Africa Database,July 31,2004,http://www.acig.org/artman/publish/printer_460.shtml.
(12)成员包括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均为法语国家。
(13)全球军事网：《阿加彻地带战争》，http://baike.militaryy.cn/doc-view-1301.html.
(14)Tom Cooper,"Burkina Faso and Mali,Agacher Strip War,1985," http://www.acig.org/artman/publish/printer_460.shtml.
(15)Mark Doyle,"The Rift Widens," West Africa,May 29-June 4,1989,p.868.
(16)Ron Parker,"The Senegal-Mauritania Conflict of 1989:A Fragile Equilibrium,"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29,No.1,1991,pp.155-171.
(17)Ron Parker,"The Senegal-Mauritania Conflict of 1989:A Fragile Equilibrium," pp.155-171.
(18)2007年6月，毛里塔尼亚总统请求联合国难民署帮助遣返因此次冲突而滞留在外的毛里塔尼亚难民，其中塞内加尔大约有2万人，马里有6000人。
(19)哈拉提内人也是黑非洲人，殖民地时期是摩尔族人的奴隶，废除奴隶制后仍与摩尔人保持了亲近的关系。
(20)Amadou Moctar Gueye,"Herculean Tasks," West Africa,September 18-24,1989,p.1551.
(21)Mark Doyle and Chris Simpson,"Another Week of Terror," West Africa,May 8-14,1989,p.725.
(22)Ron Parker,"The Senegal-Mauritania Conflict of 1989:A Fragile Equilibrium," pp.155-171.
(23)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纳经济衰退，而多哥经济迅速增长。加纳采取了进口限制的贸易政策，国内消费品短缺；而多哥则采取了开放的贸易政策，进口消费品在市场上十分富余。走私商一方面将加纳国内大量由政府补贴的低价消费品走私到多哥，同时也把多哥的大量进口消费品运到加纳。此外，加纳国内大量的可可和咖啡也被走私到多哥。
(24)"Interviews with Bawa and Dumoga,"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1977,p.4555.
(25)20世纪80年代末，边界问题的缓和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两国间的政治关系。1993年1月，多哥军队在洛美攻击和枪杀了数名民众，导致数以万计的多哥民众逃亡加纳，加纳军队不得不在边界高度警戒；1994年1月，多哥首都洛美发生了一起试图推翻埃亚德马的突然袭击，多哥政府指责加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次袭击，并逮捕了加纳驻洛美的事务代办。多哥军队轰炸了加纳的一处边界哨所，造成12名加纳人死亡；位于加纳的多哥难民营也遭到了轰炸。加纳政府宣称多哥政府应对死难家属进行赔偿。两国关系真正和解是从1994年中开始的：8月，多哥支持加纳总统罗林斯当选西共体主席，并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商讨边界争端；11月，加纳向多哥派驻大使，结束了两国12年未互派大使的历史。随后，多哥重新开放了两国边界。
(26)David Brown,"Borderline Politics in Ghan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18,No.4,1980,p.592.
(27)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Survey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Africa,1973,p.22.
(28)加纳的年均通胀率在1953-1960年不到2%，1961-1964年超过5%，1965-1970年接近10%，1971-1976年已经达到35%。参见E.O.Boateng,Inflation in Ghana:Problems and Prospects,Legon:University of Ghana,1978,pp.5-10。
(29)Samuel Decalo,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ogo,N.J.:Metuchen,1976,p.150.
(30)在加纳与多哥的冲突中，虽然也涉及可可、咖啡的走私以及多哥希望掌控加纳水坝项目的电力资源，但这些资源属于加纳是没有争议的，因而不涉及两国对资源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