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意义生成因素的实验分析报告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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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3 —0361—05

一、试验的缘起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在最后写到诸武林高手在侠客岛共同研习一部武林秘籍——“古诗图解”,对武功招式所配李白《侠客行》一诗,英雄们费尽心机也是参悟不透,单第一句的解释便是众说纷纭:

(甲)“缦胡”二字应当连在一起解释,“缦胡”就是粗糙简陋,“缦胡缨”是说他头上所带之缨并不精致,并非说他带了胡人之缨。这个“胡”字,是胡里胡涂之胡,非西域胡人之胡。

(乙)不然,你看下一句注解:“左思赋云;缦胡之缨。注:铣曰,缦胡,武士缨名。”这是一种武士所戴之缨,可以粗陋,也可精致。

再看“吴钩霜雪明”一句:

(丙)吴钩者,弯刀也,出剑之时,总须念念不忘“弯刀”二字,否则不免失了本意。

(丁)壁上的注解说:鲍照乐府:“锦带佩吴钩;”又李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这个“佩”字,这个“带”字,才是诗中最要紧的关键所在。吴钩虽是弯刀,却是佩带在身,并非拿出来使用。那是说剑法之中当隐含吴钩之势,圆转如意,却不是真的弯曲。

众人的诗、图解释都讲得有理有据,但却无法达成共识,于是许多英雄难免练得走火入魔,相互切磋起来也是大打出手。下面的文字,文学批评的味道着实更浓;

只听第一个老者道:“这一首《侠客行》乃大诗人李白所作。但李白是诗仙,却不是剑仙,何以短短一首二十四句的诗中,却含有武学至理?”第二人道:“咱们不可太钻牛角尖,拘泥于李白这首《侠客行》的诗意。”第三人道:“纪兄之言虽极有理,但这句‘银鞍照白马’,若是离开了李白的诗意,便不可索解。”第一个老者道:“是啊。不但如此,我以为还得和第四室中那句‘飒沓如流星’连在一起,方为正解。解释诗文固不可断章取义,咱们研讨武学,也不能断章取义才是。”

绝好的例子。若将李白的诗看作一个文学文本,将文本的意义看作那“武林秘籍”——虽然文本的意义显然不是如秘籍中的绝世武功那般惟一——有哪位批评家能够宣称自己可以获得“绝世武功”?

其实,文坛上批评家的争论,绝不亚于武林中侠客们的争斗。比如张惠言对欧阳修词的解释,况周颐说《花间》词的“重且大”,以及红学界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争论等等,给人的感觉是文学批评家处在一个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为的功能执行之中。因此,梳理诠释学意义上的对文本的理解,考察文本意义生成的基本因素,是界定文学批评任务的首要环节。

在诠释学意义上,文本的意义被理解为一个“理解事件”[1],是文本语言信息与读者个体经验的交流,此外,我们还认为,读者的“理解”还受到既有批评成果的制约。因此,我们把文本的意义理解为阅读者在解读文本时所产生的全部思想内容。当然,这“全部的思想内容”并不是读者自由思想的结果,而是读者个体经验与积淀在文本及其相关批评中的历史经验的交流与融合。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所产生的思想内容受到下列三种相关因素的制约;首先是读者的个体经验因素。如读者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人生经历、价值观、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等等条件。其次是作者规定在文本中的意图。这主要是以语言作为存在而表现出来的信息内容,包括作者构思的主题、情感倾向、措辞与篇章结构方式等等。最后是既有的对文本的解释因素。如历代批评家的解说,各种介绍性读本的解释等等。当然,这些信息必须在读者接受到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对文本意义理解的正确性,我们设计了如下试验,力图通过考察读者的个体经验、作品本事以及批评家的观点对文本意义的生成作用及其机制进行分析研究。

二、试验的基本情况

(一)试验方法与样本情况

(1)被试验者:中南大学中文系2005级新生一个班,共30人。选取新生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试验者已经接触过试题中的作品。

(2)试验时间:2005—09—29。

(3)试验形式: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试验,杜绝了被试验者间相互交谈、抄袭等现象,被试验者分为甲、乙、丙三组,每组10人,其中甲组为控制组,乙组和丙组则分别引入不同变量。三组发放不同的试卷,同时答题,考虑到阅读材料的多寡,时间分别为15、20和30分钟。

(4)试验样本选取原因:因促使文本意义生成的变量很多,本次试验不可能得出全部所需要的数据,因此只尽可能地总结出一些既得规律,来对其中某个或几个变量进行分析。此次问卷意在试验在“读者群”不变的情况下,作者“本事”以及既有的批评结论这两个因素对于文本意义的生成是否有影响,因此不对被试验者的职业、性别及年龄等进行广泛分布,在以后的试验中会分别针对这些因素来展开新的统计。由于被试验者的年龄和知识结构都相似,故在本次试验中我们视30个被试验者为固定不变量,即前面所说的“读者群”不变。

(二)试验问卷的框架设计

问卷设置主要是试验在“读者群”不变的情况下,作者“本事”以及既有的批评结论这两个因素对于文本意义的生成是否有影响,因此本次试验选取了4首带有“本事”的古诗或词(杜甫《月夜》、姜夔《齐天乐》、元稹《离思》、元好问《摸鱼儿》,并将问卷分为信息量不同的甲、乙、丙三组:甲——只给出作品题目和诗词本身,无任何参考资料给出作者姓名,因为作者姓名本身透露着相关的本事信息;乙——给出作品题目、作者、诗词本身、原序或本事考证材料;丙——给出上述所有信息及多份批评赏析材料。

问卷的问题只有两个:①以上各首诗词的主题是什么?②请根据你的喜欢程度对以上诗词排序。

通过设置三组不同信息量的问卷,来看当分别给出作者“本事”及相关的既有批评材料之后,是否会对读者之于文本意义理解和文本喜爱程度产生影响。

三、试验结果的统计

首先,我们离析出所回答问题中的关键词,一方面比较不同组使用这些词语的异同,同时比较与既有文学批评中主要批评用语的温和程度。其次,我们通过不同组的排序差异分析各组之间喜爱程度的差别——我们假设同班同专业的同学之间的价值观基本相同。最后,我们还考察问题回答的字数,我们认为,问题回答的字数可以作为作品理解丰富性的一个指标。统计结果如下列图表所示。

(一)对诗词主题的理解

表1 学生对《月夜》主题的理解

思家 忧国忧民 感伤、无奈 政治腐败

甲 8

- 2 -

乙 8

5 5 3

丙 9

10 5 4

注:各表中数字为“人次”,而非“人数”。

表2 学生对《齐天乐》主题的理解

思家、思妻 爱情 哀愁苦闷 闺妇思人 担忧、批评政治

甲6

1

3-

-

乙2

-

52

2

丙-

-

54

7

表3 学生对《离思》主题的理解

离别、哀伤 爱情 思人 悼亡 “忠贞”

甲 42 7 - -

乙 44 5 8 -

丙 17 5 9 5

表4 学生对《摸鱼儿》主题的理解

情、爱情 怀人 忠国 离愁、别愁 批判战乱 “忠贞”

甲71 2

1

1 -

乙7- -

-

1 5

丙9- -

3

- 5

(二)喜爱程度排序统计

表5 学生喜爱作品程度排序状况

喜欢《离思》《摸鱼儿》的比例

甲组

乙组 丙组

70%70%

80%

不喜欢《月夜》《齐天乐》的比例

甲组

乙组 丙组

90%100% 90%

(三)答案字数统计

表6 答案字数统计状况

作品 字数平均值变化情况 字数最大值变化情况

《月夜》 26-61-68 58-126-161

《齐天乐》18-46-58 51-76-113

《离思》 18-47-37 40-85-81

《摸鱼儿》19-39-40 64-68-76

四、文本意义生成因素探究

文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接受美学将其分为“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即作者创作出来的“文本”和与接受者直接发生关系的“文本”。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文本”理解成创作者(作家、艺术家等)所创作出来的成品,它必须要通过与接受者发生关系,才能实现文本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去研究“第一文本”单独存在的价值,而注重试验接受者理解和认同下的“第二文本”的意义所在。就文学而言,这里的“接受者”即普遍意义上的“读者”,“第二文本”也就是读者接受中的文学作品。

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它在不同读者那里所产生的文本意义也是不一样的。究其原因在于:

首先,一个文本的意义生成是有层面的。其中最基础的层面就是读者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及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揣摩和猜测,这是读者对一个文本所产生的最原始的印象和理解,也是文本意义的初层;第二层是读者通过自身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在阅读文本本身的同时,将自己对作者或写作背景的了解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审美体验和感受;第三层指读者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通过阅读文本而产生一系列的联想和想象,而这些联想的内容却与文本毫无关系,这是文本意义在读者那里生成的最外一层,外延层。由于读者(不同的,甚至包括相同的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对其意义理解停留在不同层面上,因此自然会产生不同意义的理解。

其次,文本意义的生成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由于这里的文本意义与读者密切相关,因此读者的知识结构、性格气质、受教育程度、所处时代背景以及以往的众多阅读经验等因素都会对其在理解文本意义时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前文本因素”;再从文本的角度看,读者经常会在阅读文本自身的同时,还接触到作者、作者自序、创作年代、背景等相关资料,它们都是与文本本身同时出现在读者视野之中的,因此可将其称为“文本同步因素”;在实现上述两个步骤后,便完成了读者理解中最初文本意义的生成,但这并不代表文本意义只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因为还有文艺批评家的存在。读者在完成文本阅读之后还经常会接触到很多既有的文艺批评与鉴赏,评论家之于文本的态度也会对读者理解文本意义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则成为影响文本意义的“后文本因素”(这里暂不讨论读者先接触评论,再阅读文本的情况)。

既然文本意义的生成会受到如此多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考察各个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呢?一次试验不可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因此本次试验问卷便集中对其中两个变量(作者本事和既有评论)进行考察,以便研究其对文本意义产生所造成的影响。

(一)文本意义生成之影响因素一——作者本事

甲组问卷和乙组问卷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给出了作品的作者或者诗前小序,使读者对该作品有些稍微深入的了解。而在试验中我们发现,就仅仅一个作者名字或者几句序言,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杜甫《月夜》一首,通过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甲、乙两组对于该诗主题理解上的变化:甲组因没有任何资料的补充,通过文本中“闺中”“云鬓”“玉臂”“泪痕”等字眼的描述,将主题集中在表达作者或一位妇人因思家里人而产生的愁苦和感伤上(这部分主题在乙、丙两组中也得到更大范围的确认,从而可以说明当给出的作者、背景材料以及既有评论与读者单纯揣摩作品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时,被试验者会认同所给的相关材料,从而进一步明确对主题的理解。)而乙组因知道作者为杜甫,主题则扩展到了表达作者杜甫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感,和对政治腐败黑暗的控诉上。再看其他三首诗词的主题变化:

1.《齐天乐》:作者思家思妻——闺妇思人、担忧批判政治

甲组集中认为该词表达作者纯粹的思家、思妻之情,应该说这是对原作品的一种误读,他们只能凭借自己以往的阅读经验去体会,没有人想到这会是咏蟋蟀之作;当作者的序一经给出,读者立刻获取了“蟋蟀”这个有效信息,扩展了视野,开始对作品从更多的角度开始解读。这是由于作者将所谓的“本事”于序中交待,这对读者理解作品主题,有很大的帮助。

2.《离思》:思人——悼亡

因为历史和写作背景的补充,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得到正确的引导,最为明显的就是甲组中没有一个被试验者读出这是一首悼念亡妻的诗,到了乙组则80%都在回答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这很好地论证了前文中所提到的写作背景对文本意义产生的重要影响。

3.《摸鱼儿》:情爱、怀人、忠国、离愁、叛乱——情爱、战乱

元好问的这首词,第一句早为众人知晓,故读者在“情爱”这一表现主题上没有什么疑问,两组中同样有此认识;两组中对比明显之处在于读者对文本主题的理解由杂乱到相对集中,这便源于作者本事的给出,使读者进一步明确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而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相对集中和统一。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乙组中所给出的这些作者本事(作者姓名、写作背景、创作意图等)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调动了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所具有的审美经验和对作者的了解,唤醒了他们原有知识结构中与文本相关的部分,从而对文本意义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说,甲组的试验结果显示,被试验者对文本的误读和误解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在乙组中,由于给出了作者之名、之志,无须再拘泥于文字表面,因此该组对文本意义理解的准确度相对于甲组来说有了很明显的提高,理解出的内容也相对丰富了。很显然,甲组所形成的文本意义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的(揣摩作者之意),乙组由于文本同步因素的加入,从而唤醒了读者原有的众多前文本因素,两组因素相结合,其形成的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相对准确了许多。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回答字数的角度上来观察出甲、乙两组认识的变化(见表6), 字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作者本事对于帮助读者理解文本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文本意义生成之影响因素二——既有评论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乙组和丙组的不同之中。相对与乙组来说,在丙组中我们给出了既有的关于作品的大量评论,褒贬不一,从而来试验这些既有评论会对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月夜》的众多评论也都分别提到了该诗“意本思家”的主题,这与读者最初对文本意义的猜测以及对作者、写作背景的分析所得的结论一致,因此读者对既有评论给予最大程度上的认同(同意“思家”主题的人次变化:8—8—9);同时在甲组中没读出来的“忧国忧民”(人次变化:0—5—10)和“感叹政治腐败”(人次变化:0—3—4)在丙组中都有很高的认可度。

《齐天乐》单看该词,我们很难从中体会出作者对国家政治腐败黑暗的批判,甲组完全没有读出这个意思,乙组中仅有2个人,而丙组由于给出了对该词大量的评论,其中多次提出了这个观点,而读者又对这一说法表示认同,因此选择此项的比例猛增(人次变化:0—2—7),同时甲组中出现最多的“思家、思妻”主题在丙组中消失(人次变化:6—2—0)。

其他几首作品亦是如此,见上文表可知。

另外,丙组试验结果显示,被试验者共17次直接引用了所给评论中的原话或词语(与原话表意相同、相近者尚不算于其内)。如元稹《离思》,由于这首词的评论赏析中评论者使用了“忠贞”一词,统计结果显示,丙组有50%的被试验者直接引用了这个词,而没有看到评论的甲组和乙组中没有一个人使用该词。受其影响,在后面一首《摸鱼儿》中,“忠贞”一词也于丙组中出现了5次(甲组为0次)。这些足以证明当读者的观点与批评家的观点恰好吻合时,读者对这些既有评论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且很乐于直接借用批评家原文来描述自己对文本意义的理解。

既有评论对读者理解文本意义的影响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使被试验者的语言组织和表达开始向着审美与评论的方向发展了。在甲、乙两组中,被试验者的语言多口语化,大体上只是简单地描述了自己对主题的理解,而几乎没有对文本的艺术鉴赏和评价,而丙组的答案中,有较为普遍的文本赏析层面上的表述,语言更加准确严密,不但实现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他们对文本的鉴赏和批评。

当然,我们在承认既有的批评和结论会对文本意义产生很大影响的同时,不能就武断地认为它可以完全改变或左右读者的认识。事实上,读者对于文本的好恶是不会因看了某些评论而发生即时的改变的,从本次试验的作品排序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见表5)。

(1)在甲组中,选择最喜欢《离思》或《摸鱼儿》的占70%,而乙组和丙组所得到的数据分别为70%和80%。

(2)在甲组中,选择最不喜欢《月夜》或《齐天乐》的占90%,而乙组和丙组所得到的数据分别为100%和90%。

可见,被试验者对于文本的喜好与否并没有马上受到既有评论的影响(至于该影响是否可以通过长时间反复强调而被实现,则有待进一步试验与考证)。

五、结语

试验结果发现,如果不给予任何附加信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最模糊的和最宽泛的,如果只给予作品的本事信息,则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最明确和最狭窄的;而当给予大量的批评信息时,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就变得异常丰富和富于思辨性。

批评家的观点可以帮助读者知识结构的提升,开拓作品阅读时的想象空间,但无助于改变读者既有的好恶感和价值判断。

收稿日期:200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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