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长三角时代——长三角发展趋势与主要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主要特征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至1991年，沪苏浙（注：为了数据处理上的便利，本文主要用沪苏浙两省一市数据进行分析。）GDP合计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1991年以后，这种下降趋势得以扭转并开始上升，到2003年，沪苏浙GDP占全国比重上升到29.8％，比1991年增加13.3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中沪苏浙约占1/3。随着长三角重振雄风，沪苏浙经济格局也开始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
后长三角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上海继续较快发展，但核心城市功能有所弱化、相对地位有所下降；周边区域持续快速发展，发展水平直逼上海，经济规模扩大引致外部经济性和报酬递增，竞争力快速增强；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和改革的深化，推动长三角成为竞争有序、合作紧密、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机整体，更好地担纲中国改革发展“引擎”的作用。
一、周边区域具有挑战上海的有利条件
与世界其它大都市圈相比，上海大都市圈具有独特的个性。大都市圈是由地理、经济和历史人文因素交织而成的一种空间现象。地理条件是基础，经济活动是主体，历史传承是空间格局的文化因素。大都市圈由于人口、经济和城镇高度密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世界三大都市圈。大都市圈最早是国外学者提出来的，在发达国家发育比较充分。因此，通常研究都市圈的国内学者，往往会照搬国外经验来分析长三角，然而由于情况的差异，难免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并导致研究难以深化。我们应从长三角的实际出发，来得出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长三角实际的发展思路与对策。
大都市圈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地理上的整体性，区域内没有大江大河以及高山等的地理障碍；二是人口、产业和城市高度密集，通常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700人以上；三是国家的核心区域或某一较大区域的经济社会中心，如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荷兰的经济中心，也是德国西部、比利时东北部和卢森堡的经济中心。
按这三条标准衡量，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于1957年提出的世界六大大城市带，只有3个够得上大都市圈标准。戈特曼当时所说的美国五大湖沿岸、英格兰以及欧洲西北部3个大都市带，均位于广阔的空间之中，城市相距较远，区域内城市在空间上并不完全具有地理上的整体性。戈特曼提出的另3个大都市带，则可以认为是以当今世界最大的3个大都市圈为核心形成的，这就是纽约、东京和长三角大都市圈。
纽约大都市圈。这是一个由海湾、岛屿和滨海平原构成的区域。南面和东面是海，北面是隔海相邻的康涅狄格州滨海平原，西面是新泽西洲的半岛型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曼哈顿为中心、有60多个城镇地区的大都市圈，面积20191平方公里，人口1808.7万人（1996年）。
东京大都市圈。也是一个由海湾和滨海平原构成的区域。包括东京都的26个区和8个市，以及琦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面积13280平方公里，人口3383.9万人（2002年）。在这个区域内，平原占78.9％，东京大都市圈之外则以山区丘陵为主。
长三角大都市圈。以河口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为主构成了长三角的广大地区，包括上海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14个中等以上城市。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7608万（2003年）。长江、太湖以及浙江东部和中部山区，构成了长三角与其它区域的地理分界线。区域内的杭州、湖州、宁波和绍兴估计有2万多平方公里山地，其它均为平原和内陆水面。
表1 世界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有关数据
上海市 周边14 合计 上海市
市小计 比重/％
面积/km[2] 6219
93895 100114 6.2
人口/万人
1342
6266
7608
17.6
GDP/亿元
6251
16553 22803 27.4
工业增加值/亿元
2866
8154
11020 26.0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3027
6235
9262
32.7
人均GDP/元 46718 26415
-
-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899
1265
2164
41.6
出口/亿美元 485
902
1387
35.0
东京都
东京都 周边3
合计
比重/％
县小计
面积/km[2] 2102
11178 13280 15.8
人口（万人） 12219 21620 3384
36.1
GDP/10亿日元 85230 70014 155243 54.9
第二产业/10亿日元
15496 21183 36679 42.2
第三产业/10亿日元
78111 50436 128547 60.8
纽约市 周边2 合计
纽约市
州小计 比重/％
面积/km[2] 2972
33568 36540
8.1
人口/万人
855
1182
2037
42.0
GSP/亿美元 6517
4286
10803 60.3
注：长三角数据系2003年数据；美国人口系1996年数据，GSP（即地区总产出）系1997年数据，纽约GSP数据系纽约州数据；日本人口系2002年数据，GDP系2000年数据。
美国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
日本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日本统计年鉴2004》。
2、长三角的独特个性。与世界其它大都市圈相比，长三角地区具有独特的个性。
（1）幅员广阔。长三角是世界三大都市圈中最大的都市圈，面积是纽约、东京大都市圈的5倍和7.5倍，人口是4倍和2倍，具有超越纽约和东京大都市圈的发展潜力。
（2）人口高度密集。在这个5倍于纽约大都市圈的区域内，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60人（按户籍人口计算）。如果仅计算平原地区，则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913人，（注：剔除山区较多的杭州、宁波和绍兴，未包括一部分外来人口。）高于纽约（895人），低于东京（2548人）。如果以纽约大都市圈为参照，则整个长三角地区已具有都市化地区的人口密度。
（3）周边区域经济规模大大超过核心区域。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周边省份的面积和人口，均数倍于上海市；而纽约和东京大都市圈的周边区域，单个区域人口均少于核心区域。（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周边区域，面积多达9.3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6266万人；面积是核心区域的15倍，人口是核心区域的4.7倍。纽约大都市圈的周边区域为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面积合计3.3万平方公里，人口合计1182万人，人口只有纽约核心区的1.6倍；东京大都市圈的周边区域为琦玉、千叶和神奈川三县，面积合计1.1万平方公里，人口合计2162万人，人口只是东京都的1.8倍。）这就导致了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周边区域，经济规模超越核心城市的必然性，纽约和东京的周边区域经济规模则难以超越核心城市，这对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基本状况构成了决定性影响。
（4）大国经济导致的巨大发展空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近10倍，巨大的国内市场，给了长三角地区以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样再加上国际贸易，形成了长三角整体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
（5）非首都地位对上海的不利影响。纽约是美国的经济首都，也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等中心。东京既是日本的政治首都，又是日本的经济首都，占日本商品批发总额的11.4％（1994年），金融机关票券交换总额的74.9％（1995年）。上海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不是全国惟一的经济中心。因此，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与纽约和东京在美国和日本的地位，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这就大大影响了上海核心城市功能的增强和发挥。
3、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均质化格局。长三角除了上述独特个性外，还具有制造业发展的投资环境均质化特点。纽约和东京的大都市圈格局，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中缓慢地形成的，加上周边地区空间狭窄，强化了“一花独放”格局。如日本人称之为过密化的人口和经济高度密集，曼哈顿高度集聚的非均衡单极化格局等。长三角的高速发展，则是在信息化和国际化时代展开的。国际贸易、信息和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全面渗透、北京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上海核心城市的作用，改写了大都市圈内部的时空关系。
（1）空间距离趋向于零。有四个因素导致长三角大都市圈内的空间距离趋向零的倾向，一是人口高密度均衡分布，任一点上均具有同质的商品、劳务供需状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二是基础设施的均质化分布，这是人口高密度均衡分布下必然会有的一个状况，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各地基础设施将大致具有同等水准；三是国际和区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各地短途运输成本在其总销售成本中的比重大大减少，并趋于相等；四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实时海量数据交换成本大幅下降。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距离这一区位经济学中的最重要参数趋向于零，因此对于厂商投资选择来说，如果忽略社会发展、制度环境等因素，则区域内各个点上的投资环境大致是相同的。
（2）点对点（point to point）的资金、物品和信息流，增强了城市间的平等独立关系。由于交通、通信的高度发展，工商活动中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点对点为主，传统经济时代的地理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城市等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并进入后台活动状态。这有点类似于互联网结构，即进入互联网的每一台服务器、每一台计算机都是平等的，以并行方式而非串行方式展开活动。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也进一步弱化了城市间的纵向序列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形成一种新的、具有较强横向竞争关系的区域经济格局。
（3）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人员活动，强化了大城市的人员沟通功能。这种人员活动的空间非均质化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均质化倾向。经济社会活动还需要频繁的直接交流，因为相当一部分活动，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接触，除了口头语言外，还需要有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的交流，才能准确、方便、有效地实现沟通。为了降低这种直接沟通成本，就需要一个比较方便的地点，或者说是一个极点，进行聚集式的双边或多边交流。传统的地理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城市，正好能满足这方面需求，这就强化了大城市在社会空间方面的集聚作用。由于大城市的替代作用，中小城市在商务，以及社会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功能将大大弱化。大城市将更多地朝着经济社会综合功能方向发展，中小城市则具有强化其单一产业功能的倾向。
4、结论：长三角具有多极化趋向。纽约和东京大都市圈均为单极格局，上海大都市圈则具有潜在的多极化趋向。纽约、东京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中心，具有难以撼动的核心地位，这是由其较高的经济比重和较强的经济功能决定的。纽约人口占纽约大都市圈的61.6％，GSP（注：GSP系美国地区生产总值（Gross State Product）的缩写。）占60.3％，是周边地区合计的1.2倍多，纽约大都市圈人口则占全美约7％；东京都人口比重虽然较低，但GDP占东京大都市圈的54.9％，第三产业占60.8％，东京大都市圈人口则占日本的26.6％（2002年）。长三角由于自然、经济等原因，具有潜在的多极化趋向。
（1）区域广阔造就的活力。苏南、环杭州湾等地区，土地平整宽阔，深水岸线资源丰富，机制灵活，发展空间较大。即便按每平方公里生产总值为上海的1/2计算，其它14个城市合计的潜在经济规模至少是上海的6倍（注：2003年为2.6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周边区域经济规模的扩大，由于外部经济性和报酬递增，区域投资环境将有极大的改善，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典型的是萧山机场将以浙江和苏南部分地区快速增长的客货源为依托，具有成为华东地区又一国际航空枢纽的发展前景，非常有利于环杭州湾地区竞争力的增强。
（2）大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注：2004年10月，美国最新人口估计为2.94亿人，http://www.census.gov。）、日本的10倍多，因此中国的区域经济将不可避免是多极化或多中心的格局。在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后，中国的任何一个大都市都难以对全国经济有决定性影响，上海只是中国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其它大都市对上海具有较强的竞争性替代作用，十分有利于周边区域的发展。如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上海发展缓慢，浙江企业开始与深圳有比较密切的经济往来，这是大国区域经济格局的一种必然现象。
（3）上海服务业发展制约所提供的机遇。现代服务业是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基本功能，也是强化与周边区域关系的主要纽带。然而从目前状况看，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受到四方面的不利影响，给周边区域挑战上海提供了极佳机遇。
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替代。一大批跨国公司及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展开各项业务，挤压了上海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如海外资本市场吸引江浙企业上市，替代了上海资本市场发展的部分发展空间。
二是北京总部经济的替代。上海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然而北京是国内几乎所有大型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政策制订者的所在地，决定着中国金融、外汇、证券和保险市场政策，控制着90％的银行资产，65％的保险资产，且毫无迁址迹象，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努力正在日益遭受着巨大冲击，大大削弱了上海核心城市功能。
三是江浙港口对上海航运中心的替代。对上海来说，北有江苏沿江港口、南有浙江深水岸线，尽管江苏港口对上海的竞争力较弱，但浙江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起码而言，上海港较难吸引杭州湾——钱江以南广阔地区的货源（注：2003年，在上海港和宁波两港合计的货物吞吐量中，宁波港所占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16.6％，上升到2003年的41.1％；在两港集装箱运输合计中，宁波港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2％上升到2003年19.7％。）。同时还必须看到，交通枢纽等空间节点，在信息经济和全球化年代，对所在城市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最后还有体制因素制约。上海是中国最顽固的计划经济堡垒，强势政府、计划经济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仍在严重弱化着上海的服务业活力。
统计数据进一步证实了上文分析。2000至2003年，金融增加值占上海GDP比重，从15.1％下降到10.0％；1978—2003年，上海第三产业在沪苏浙三地中的比重，从41.2％下降到26.9％（注：2000年，东京都第三产业占东京圈一都三县第三产业合计的60.8％。）。现在，上海确定制造业为其产业重点，应该说是摆脱浪漫幻想之后、符合客观实际的明智之举，但也是在充分认识到了服务业发展难度之后的无奈之举，从长期看，势将导致核心城市功能的弱化。
二、周边区域的崛起
上海从1843年开埠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在长三角地区具有不可争辩的“霸主”地位。优越的河口港和广阔、丰裕的腹地，促成了上海在远东地区的迅速崛起。与此同时，连年战乱，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严重影响了江浙地区正常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终于逐渐向“百花齐放”的正常格局回复。
经济规模超越上海。江苏生产总值于1979年超过上海，浙江于1988年超过上海。江浙空间广阔、人口众多，这是一种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超越，然而从世界三大都市圈角度看，这种超越是区域经济关系变化的先声。纽约周边的2个州和东京周边的3个县，经济规模均小于纽约和东京，因此周边对核心城市的超越是长三角的一个特有现象。2003年，江苏生产总值是上海的1.99倍，浙江是上海的1.50倍，目前，浙江和江苏地区生产总值高于上海的倍数，正以每年3～5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预计到2020年，江苏生产总值有可能是上海的2.5倍，浙江有可能是上海的2倍，实际高于上海的倍数，可能会更高一些。
发展差距日益缩小。1978年，江苏人均生产总值只有上海的17.2％，浙江只有上海的13.3％，这种悬殊差距决定了江浙和上海之间众星拱月般的关系。2003年，江苏人均生产总值上升到上海的36.0％，浙江上升到上海的43.1％。浙江与上海人均生产总值差距，目前正以每年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缩小，按趋势外推法估测，到2020年将缩小到上海的55％。环杭州湾、浙赣沿线和温台地带的一些城市，与上海的差距完全有可能缩小到60％以上。
制造业产值高于上海。虽然上海把制造业确定为产业重点，但仍难以改变制造业发展慢于江浙的现实。2003年，上海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下降到6.7％，江苏上升到11.3％，浙江上升到7.8％，均超越了上海。
商贸业迅猛发展。江苏出口贸易于2000年前超越上海，2003年，江苏出口贸易达到591.1亿美元，高于上海22.0％。浙江外贸1978至2003年出口增长率列全国第一，2003年为415.9亿美元，仅比上海低14.2％。得益于专业市场的发展，浙江国内批发贸易迅猛发展，2003年达到4390.1亿元，高于上海5.0％。
投资环境直逼上海。周边区域的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全面改善，沿海港口群较快发展，城市化全面加速，投资环境差异正在日益减少，形成了一种制造业布点的均质化倾向。形象地说，上海市的某一个点，与沪杭甬高速公路边上的某个小镇，在制造业发展方面，并不具有显著的投资环境差别。
周边区域的崛起，是历史的一种回归。这里历来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明朝中期之前，曾号称天下粮仓，有清一代则是皇家制造业基地，设在南京的江宁织造府即为其采购中心。长三角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正在日益改写着中国的经济地图，亦将改写长三角内部的经济关系。
三、后长三角时代的基本特征
在后长三角时代，沪苏浙15个城市以群星璀璨之势，形成明亮的星云团，成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引擎”。当然，如果仅以市为单位考察，上海力量仍较强，其它各市稍弱，但从行政区划考察，江浙两省长三角部分的经济总量，以及集聚和辐射力都将超过上海。
1、形成多点并重快速发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发展，各自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发展水平，是后长三角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上海由于其国际大都市地位，当前和未来都是长三角地区的耀眼明星。周边的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上海，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上海，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体快速发展格局。按粗略预测，大致在2010年前，无锡、常州，以及杭州、宁波、绍兴等市，人均GDP将接近或达到上海水平，其中苏州已于2003年达到。人均GDP并不是衡量区域经济关系的唯一指标，但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周边地区也具有了与上海相近的发展水平、发展起点和竞争实力，意味着自上海开埠以来与周边区域形成的发展差距，转变为区域并重发展格局，意味着传统的极化和辐射关系转变为竞争和合作关系。
2、形成多层次经济圈。多层次经济圈，是长三角区别于世界其它大都市圈的一个重要优势。第一层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长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各市加快现代文明发展的促进器，是长三角其它各市的金融、资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务中心。第二层次是苏南和环杭州湾都市圈。世界其他大都市圈也有这一层次，但长三角周边都市圈的发展空间之大、经济实力之强，则是其它大都市圈所没有的。第三个层次是苏中、苏北，以及浙江的温台和金衢丽经济圈。通常并不把这些地区包含在长三角之内，但它们显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苏南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很强影响。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称之为长三角地区的边缘或外围区域。
3、形成周边地区较强的自我支撑能力。苏南地区具有多元化的资金、技术和物流循环格局。这一区域的出口商品以上海为主要口岸，矿石等大宗散货进口则以宁波港中转为主，国际客运以上海和萧山空港中转为主，形成了高度相融于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循环；同时随着沿江港口和产业带的加快建设，电子等支柱产业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自我支撑能力较快增强。浙江积极利用境外技术和制度知识，迅速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虽然利用外资较少，但与境外形成了非常密切的知识流和商品流，形成了根植于浙江乡土社会之中的“神似”的外向模式。随着浙江块状经济的强化、宁波港的崛起、萧山机场国际航线的逐一开通和航班密度增加，对外经济关系趋于多元化。城市将成为上海周边区域，具有主导地位的空间形态，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宁绍平原、苏锡常一带，将形成以城市为主体的空间形态，从而进一步增强区域自我支撑能力。
4、形成制造业基地和投资中心。从1997年开始，沪苏浙制造业终于结束了占全国比重下降的趋势。1998年，三地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1.7％，2003年达到25.0％，提高了3.3个百分点。到2010年，假定人民币汇率不变，长三角制造业占世界比重，有可能达到2.1％，到2020年，则将达到4％左右。国际上有人预测，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有望在20年时间内，从目前的大约7％扩大至约25％。按此推论，20年后，沪苏浙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有可能达到8％左右，高于目前东京圈制造业占世界比重的1倍多。逐渐成为中国的投资中心，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本地经济密度增加，导致要素价格上升、发展空间缩小、利润率下降，这就将促使企业家向外拓展寻找商机、资本向外流动扩张盈利空间、产业向外转移增强竞争力。从积极的意义看，这将促使本地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本地经济与全国经济之间，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形成积极均衡，有利于长三角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5、形成更加紧密的整体。江浙将与上海形成嵌套式的“双子星座”关系，居中的当然仍是上海，但已经不会再是那种众星拱月式的关系了。当然，这是从行政区划角度而言的，是描述行政区划关系的一种形象说法；而从经济关系看，竞争将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使三大星球高度无缝对接，联成更加紧密的整体。从19世纪末期开始，江浙就与上海有着紧密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上海曾是江苏的一个县，与江苏有着说不完、道不清的地缘关系；上海曾是浙江人大显身手的舞台，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100多万浙江人带着淘金梦来到这个喧闹的大都市。随着三地共同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将再一次弱化行政区域隔阂。紧密相联、高度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激烈竞争、密切合作，是未来长三角区域经济关系的真实写照。
四、简要的结语
当今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年代，这种快速变化是跨越式发展的必然反映。空间结构的重大变化，亦是快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心态，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区域格局的重大变化。在发展规划、区域布局、空间理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适应变化、推动变化。以一个高度活力的长三角大都市圈，整体取代原先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一个“大引擎”来替换原先的“小引擎”，更强劲、更有效地带动全国发展。
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必须增进区域间的理解和信任。在长三角地区，应该充分强调和发挥两省一市的独特个性，经济发展不应有固定的范式，合作与交流应该在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前提下展开。各地从实际出发并经过市场竞争检验的发展战略是最好的战略，能够加快三地自身发展的对策方案亦将有利于长三角整体发展。各方都应以务实、平和、充分替对方着想的心态，来审视对方的发展战略和重大举措。进一步通过政府间的有效合作，强化竞争、规范竞争，拆除影响要素流动的藩篱，增强政策的一致性、规划的协调性、基础设施的整体性，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竞争水平，更好地加快长三角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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