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而非颠覆：从古典、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非论文,经济学论文,古典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7)02-0122-09
一、引言：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与传承性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各自具有不同的方法论体系。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也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比如物理学强调实验的重要性，而气象学主要依赖于实地观测。因此，如果用某种学科的方法论来作为衡量和判断一切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准，就会导致片面性。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它与自然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而经济学研究的是认识物并作用于物的人。这必然导致经济学有着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研究方法，但这并不妨害经济学的科学性，而恰恰是经济学科学性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标准来判别经济学的科学性，经济学是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科学。
作为科学的经济理论应至少具备这样几个性质：其一，该理论必须是可验证的，即必须在经验上和逻辑上经得起考验；其二，该理论必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即必须在概念内涵和假定前提上保持清晰的边界，并在推理的过程上保持逻辑一致性；其三，该理论应具有相对真理性，即有可被进一步认识与超越的可能性。这三个性质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理论一旦能够在一定的前提假定条件下得到验证，并且在逻辑上能够保持前后一致，则这个理论的可适用性也就受到了限制，它虽然可在一定条件下作为现成的可用理论，但当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发生变化时，就必须做出新的扩张或创新，即所谓的相对真理性。而这种相对真理性还意味着理论具有传承性，即新理论的提出不是对旧有理论的完全否定与贬斥，而是对旧有理论的继承和扬弃。如果一个经济理论宣称自己已经穷尽了对任何经济现象的解释，那么这一定意味着该理论并不具备科学性。科学的经济理论必然是与所研究的特定空间或时间内的对象相对应，而不是所谓的绝对真理，因而当所考察的客观经济现象发生变化并超出原有理论的承载力时，经济理论就必须做出一定的改进来适应新的解释与预测需要。
对于经济理论的改进可分为两步来看：第一种改进的情形是指在旧有经济理论内部所作的量变扩张。其含义是，当所研究的客观经济现象发生变更时，研究者首先必然想到的是如何在已有的分析框架下纳入和分析这个变化了的问题，从而给出符合实际、逻辑一致的解释和预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原有理论做一定的改动和调整，但并不触动理论的核心假定和逻辑体系。此时如果新的问题能够得到解释，则理论在其量变范围内就仍然满足它的适用性，因而对理论的改进也仅仅是在原有体系内部所作的量变扩张。比如，博弈论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转变就属于经济理论量变扩张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的适应范围不断扩大，所研究的对象也更加丰富，但基本的核心假定(比如个体完全自利假定以及充分计算能力假定)与分析框架却并未做改变。又比如，贝克尔(Becker)[1] 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利用经济学手段来探究人类诸行为，完全是在新古典框架下巧妙完成的，而未对该框架做实质性改动，这同样属于理论在针对不同问题时的量变范畴，同时还意味着，理论并不只限于对其最初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其量变扩张在某些情形下可以使理论迈向新的研究领域。
对经济理论进行改进的第二种情形是，当理论在允许的量变范围内仍无法对新问题进行解释时，则必须对原有理论进行质变突破。其含义是，此时应当对原有理论的核心假定与逻辑分析体系进行审视与修正，在继承与扬弃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对理论做出创新，而创新后的理论在前提假设和逻辑过程上仍然保持科学性。这种创新突破了原有理论的量变最大范围，因而是原有理论质的飞跃。比如，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对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发展经济学之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等等。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质变突破是以原有理论为基础的，而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理论是具有可累加性的(当然，这种累加多数是非线性的)，理论的创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理论创新的动因又可归结为人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决定关系。就理论创新而言，其所凭依的社会存在既包括理论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还包括理论所必需的工具和技术条件。具体到经济学科上，前者即指人类的客观经济生活，而后者即指经济理论所借助的各种分析工具和技术，而根植于这些社会存在之上的相应经济理论就属于社会意识。当人类的客观经济生活发生改变时，既有的经济理论将逐渐丧失其解释力与预测力，从而必然需要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这实际上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所起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理论不断获得创新的内因所在。而如果没有适当的可借助的理论工具与技术，即使人们已经意识到应当对理论进行创新，也会感到束手无策。比如，如无微积分技术的推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无从奠定；无近代心理学的成熟与完善，行为经济学将推迟产生；无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计量经济分析将仍停留于浩繁的笔算阶段，等等。这也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发展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理论创新的外因所在。当然，对理论创新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内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作为科学的经济理论，必然暗含着不断自我扬弃与创新的动力与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以割裂的眼光看待经济学的各个发展时期，或者把某种经济理论看作一个既定的、不需任何改进的完备理论，或者把经济学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等同于经济学的唯一和最终形式，或者无视某种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而加以滥用并以此作为对其他理论妄加批判的依据。实际上，只有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学，才能保持经济学的科学性。经济学同样需要与时俱进。有鉴于此，我们将论述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自诞生以来的理论沿革和发展前景，并试图论证，近二十年逐渐发展起来的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历经古典、新古典之后的新的发展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传承与超越，它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学派，也不是什么颠覆性理论，而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同时主流经济学是其特例。此外，行为经济学也同样是经济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必将继续完善、发展和演进下去。
二、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抽象化进程
任何理论的产生，首先都源于人们对某一特殊问题的研究需要。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一国如何创造和累积财富，因此对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财富分配与使用倾注了大量热情，故而随之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注重经济总量的研究，这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各方面。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因而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是理解经济生活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各方面的关键。这样，经济学的研究目光逐渐汇聚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上，比如：亚当·斯密曾论述了社会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李嘉图(Ricardo)[2] 利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来解释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马克思提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并论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作用等等。所有这些对社会关系的研究，都是为了能够理解外化于其上的总量经济现象。然而社会关系涉及的是社会各利益主体的互动问题，而利益主体则是由作为个体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集团形成的，因而经济学最终必须把人的动机和行为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于是，如何对人进行定义和描述，也就成为经济学建立完整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把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抽象定义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和逻辑分析起点。
亚当·斯密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抽象来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假定，这在本质上与物理学中需要抽象一个真空状态以说明质点的运动是一样的。在斯密的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人的行为和动机被抽象归纳为人的“自利”动机。斯密相信，正是由于这种“自利”，使得经济秩序服从一种内在的逻辑，从而使人们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去达到某种确定的目标状态①。之后，约翰·穆勒(John Mill)[3] 通过对斯密的思想进行形式化处理，正式地提出了自利经济人的假说。穆勒认为，经济学仅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侧面，即以获取和消费最大化的财富为目标，因此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的自利经济人。
古典经济学由于着重经济总量研究，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的学者也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得到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故而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内部已孕育了对人的行为与动机进行抽象定义的初步认识，但是却没有进一步地深入下去。新古典经济学的建立为人类行为与动机的抽象研究带来了突破性进展，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是以古典经济学无法对产业革命后日新月异的经济现象做出合理解释为前提的。自从产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人类生活水平与质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然而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并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美好：贫穷仍然制约着许多家庭的生存与发展，财富的分配不均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的出现给许多个人与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所有这一切都处于古典经济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之外。因此，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古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并且力图找到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以往古典经济学对总量经济问题的侧重力度，而以人们如何在既定资源下最大化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原因是，资源配置反映的是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利害关系，这意味着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就是对个体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这样，对作为个体基本单位的人的行为动机如何进行抽象界定，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能否立足的关键。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经济学有关自利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抽象化与极端化的处理，定义了一个更加清晰化、统一化的具有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的行为个体，并对所谓的经济理性做了严格的描述，即把经济理性分为核心理性(core rationality)以及两个激励性假设。其中核心理性假定个人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偏好，它通过若干数学抽象，将个人的偏好描述为是充分形成的(即认为个体在进行决策时，考虑了所有相关的选择，并对这些选择有清楚的了解)和具有稳定性的(即个体对某一事物的“感受”是固定的，这种固定的感受又会反映在实际做出的选择中)。而两个激励性假设分别是指，个体行为是由物质利益驱动的，并且人们都是利己的；个体的偏好只与物品本身的价值有关，而与获取该物品的过程无关。在经济理性的定义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微积分学的相应技术，建立起了一套描述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理论和均衡分析体系，使得经济学研究纳入了体系化、规范化的轨道，并使得其分析能够进行实证，从而对许多领域的问题都能做出更恰当的解释。因此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改进和突破前人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抽象界定，而改变、深化和发展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方法与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可视为古典经济学质的突破。
三、从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异质化进程
(一)行为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仍然逃不脱它的相对真理性，即它所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大量现实经济中的所谓“异常现象”无法用新古典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和预测，比如股票溢价之谜[4] 和非自愿失业的根源问题[5]等。其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把经济分析的出发点锁定为“刚性的”经济理性人，因而其分析过程必然带有机械主义色彩，这使得各种社会关系也被作为一种机械而非人格化的关系来对待，从而导致以它为前提的经济学分析显得过于僵化，因为非人格化的“机械人”并不能再现复杂社会中人的思考、喜好和相互行为，这忽视了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事实。
但我们应当看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主义色彩并不属于理论的缺陷问题，而属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在其可适用的范围内，它可以通过对理论的适当修改和补充来达到研究和解释不同问题的目的，比如厂商理论中在完全竞争市场与寡头竞争市场下对厂商特征的刻画就不尽相同，但这属于对理论量变扩张的范畴，而理论的核心假定(比如最大化假定等)不会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行为的日趋复杂，许多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能企及的解释范围，亦即在新古典框架内的任何量化扩张都已无法对这些新问题做出解释，此时就必须对原有理论体系做出根本性的发展与改进，而这意味着原有理论将迎来质的飞跃，从而形成新的具有更强适应性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后来促使行为经济学产生的内因。
行为经济学产生的外因是心理学的逐渐成熟和新研究工具与技术的出现。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科，它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并为研究人类的各种经济行为提供来自自然科学的理论支持。早在斯密时代，他就已注意到了人类心理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其《道德情操论》中，他展示了个体行为在心理学上的渊源，并且充满了对人类心理学的深度思考[6]。斯密曾提到，“我们由于境况恶化所遭受到的痛苦远远大于我们由于境况改善而得到的欢愉”，这正是行为经济学中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的观点[7]。
然而在19世纪，心理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因而也就不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受心理学自身的发展所限(可视为社会存在的制约)，斯密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深入下去。其后，经济学虽然一直宣称自己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但却与心理学渐行渐远，特别是受到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使得研究经济行为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逐渐消失。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心理学中行为学派与认知学派相继兴起，这种现象逐渐得到改观。行为学派的观点是，人脑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反应器，而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查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行为学派的观点对行为经济学中的强化学习理论(reinforcement models)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但它所提出的刺激-反应模式却不能解释人类行为中一些最为显著的特点，比如选择性和适应性。这种局限性直至认知学派的兴起才有所突破②。认知学派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它使经济学得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进行研究，而不像早期那样停留在对行为本身的外在描述上，这为理解各种现实经济现象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科学基础。
另外，新工具与新技术的出现和使用也使得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具有了更加可靠的现实基础。在行为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对心理学实验方法的借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许多重大的理论发现均得自实验的结果。实验经济学可视为经济学实验方法的总称。类似于计量经济学可理解为经济计量学，实验经济学也可理解为经济实验学，它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实证基础来源。而实验方法本身又可细分为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和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两类，前者侧重于研究情景控制下的实验对象行为与动机，而后者更侧重于考察某一类别当事人在不受有意控制下的经济行为。同时，一些超越实验的分析技术正逐步得到采纳，包括计算机模拟[8] 和人脑扫描[9] 等，其目的是更深入考察人类经济行为与动机的生理与心理决定机制。这些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应用，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视野和洞察力，使得更多的研究内容和考察方向被容纳到经济学中来。
这样，一方面由于经济学对日益复杂化的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诉求，另一方面由于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新研究工具和技术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家得以开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逻辑体系进行审视，以突破原有理论在量变扩张下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推动新古典经济学质的突破，于是形成了所谓的行为经济学。然而，如果认为行为经济学仅是简单机械地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心理学、实验、计算机技术等，那是极为片面的看法。这些新的方法、工具和技术不是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是手段，是为理论创新服务的。行为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融入这些新的要素后继续向前演变的自然顺承，是发展了的新古典经济学。正如凯莫勒(Camerer)[10] 在其《行为博弈》一书中所指出的，当行为经济学最终被建立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研究体系后，将不再需要“行为”这样的修饰语。同时，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像古典经济学一样，自身的适用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会退出历史舞台。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行为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基础来源和方法论来源。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更广范畴下的行为经济学的一种特例情形，将成为经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参照理论。因而说，行为经济学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的传承而非颠覆。
(二)对经济个体的进一步抽象：从同质经济理性人到异质经济行为人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质变突破首先体现在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定义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对经济个体的分析应建立在“机械”的经济理性(核心理性以及两个激励性假设)之上，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应建立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之上，比如有限思考(limited thinking)、心理会计(mental accounting)、启发式代表性程序(heuristic representation procedure)、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等。这种对经济个体的界定变化必然导致整个理论的逻辑体系随之发生变化，使得行为经济学既可以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通过边际分析法等逻辑推演手段分析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广泛借助实验手段和微观计量方法，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非线性和动态的前沿分析方法或经验实证方式。下面我们来具体探讨行为经济学如何突破了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定义。
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状态类似于经典物理学所描述的真空状态，它是人们为了便于分析而给出的一种假想状态，即认为决策者是同质的经济理性个体，他们在面临相同的环境时会做出相同的决策，但这过于僵化和脱离现实，从而使得理论的适应性受到制约。有鉴于此，行为经济学家试图发展出一套更具一般性的基本假定，这些假定应更能体现人类的真实行为特征，以便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可供修正和补充的余地较大，或不需做过多修正和补充即可满足解释和预测的需要，从而使理论的适应性得到增强。
我们把这种对旧有前提假定的发展集中概括为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即认为经济个体在决策时的偏好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行为人的决策过程之中，这暗示由经济个体内生偏好所决定的外在选择、判断等行为必然具有异质性。其主要论点如下：
(1)认为经济个体不具备充分的思考和推理能力。传统的经济理性假定认为，决策个体可以充分地计算收益和损失，并且从不计较计算成本的大小。然而，行为经济学却认为，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思考和推理既取决于人们的智力约束和思考成本，还取决于环境的可识别性与信息的可获取性，这暗合了西蒙(Simon)[11] 的有限理性思想。这使得在很多情形下个体将采用“拇指原则”来指导选择行为，因而经济个体的偏好不是充分形成的，这意味着不同的个体由于推理能力的差异会导致对同一事物的偏好判断不同。
(2)认为同一个体对同一事物的偏好会出现时间的不一致或环境的不一致情形，甚至会出现偏好的反转情形[12]，这导致偏好不再如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那样是稳定的。
(3)认为经济个体的行为不仅受物质利益驱动，还受他人利益影响，因而不同个体对他人利益的不同考虑会导致对同一经济结果出现不同效用判断。规范地表述即为，作为个体的人会把他人的效用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13]。
(4)认为经济个体对物品的偏好不仅取决于物品本身的价值，还取决于获得该物品的过程，因而不同个体获取物品的不同过程将导致对物品的不同偏好。
上述这些命题都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理性所做的僵化假定，而一旦这些假定得到放松，则意味着经济学对人的刻画摆脱了一个外在强加的“刚性”标准，并通过强调人类行为动机(受偏好影响)的内生性③，而决定了外在行为的异质性，于是导致经济学的前提假定从同质经济理性人向异质经济行为人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理论发生了质的突破，而前者也将成为后者的一种极端情形或特例。异质经济行为人的假定更符合经济生活中的一般情形，它为行为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如何更加细致和精确地刻画这样一种假定，并在可应用的前提下将它置于规范化的经济学分析之中，是目前的一个开放性课题。
(三)对均衡产生过程的强调：认知与学习理论的引入 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从同质经济理性人向行为经济学的异质经济行为人过渡时，必然使得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体系更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现实性，这会使原有理论的结果变得更为丰富，并可把原有理论的结果纳为一种特例。
首先，在同质经济理性人的假定下，经济个体的选择行为被先验地假定为均衡行为，也就是说，同质经济理性人的假定意味着经济个体自然会“本能地”选择无套利的均衡行为，任何市场都会自动达到无套利的均衡状态，而对个体选择行为的分析也是在均衡状态下展开的。然而，这种分析范式阉割掉了无套利均衡的具体产生过程，因此会导致对现实经济现象只能做某一侧面的考察和理解，因为大量现实经济现象并不是所谓的均衡行为，而只是处于向均衡的演进过程之中。故而经济学家需要能够理解均衡产生过程的相应理论，而这在传统的同质经济理性人框架下是无法孕育出来的。
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由于把人们的行为特征理解为内生而非外在给定，因此其意义是深远的：即新古典经济学强加在经济个体身上的经济理性假定此时将不再是每个主体必然具有的共同特征，因而每个主体的偏好、推理和计算能力等将可以不再相同，人们的行为模式与经济理性人之间将可以存在各种差异。此外，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暗示了经济个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具有不断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并且通过认知和学习，可以使自己的选择行为逐渐趋于均衡。虽然人们可能会达到均衡行为，但却不像经济理性人那样先天具有寻找无套利均衡点的敏锐嗅觉——均衡是人们通过认知和学习不断摸索出来的结果，是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步累积和提高自身的经验知识以及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认知程度而渐次摸索出来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下的经济理性假定不是人们先天具有的品质，但却可在后天逐渐内生习得，这个习得的过程，就是行为经济学超出新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内容所在，亦即行为经济学中所谓的认知与学习理论[14] [15] ④。借助这些理论，人们通过对决策个体的学习方式进行假定，来试图刻画个体摸索无套利均衡的决策变化轨迹，从而得以把许多经济现象理解为均衡的产生过程而非其最终结果并加以分析。
四、行为经济学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异质化进程的继续与“现实理性”假说
正如前文所述，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与它所根植的社会存在——客观经济现实以及可供利用的分析工具与技术条件相适应，而随着社会存在的不断演进和变化，作为社会意识的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发展，来不断深化人们对客观经济现实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成立的，都只是相对真理，因此不存在普适的一般理论，任何理论都不能无条件地加以滥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为经济学虽然已初步具备了自身的前提假定和逻辑体系，但它仍然不能摆脱作为科学理论的相对真理性，它的理论也必然具有开放性和可超越性，在它之后，经济学还将继续发展下去。有鉴于此，我们试图对行为经济学今后的发展空间做一评述。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规定一套外在的强加假定而回避了个体行为动机的来源问题，而行为经济学撤除了这种强加假定，使得个体行为动机的来源问题显露出来。在此情形下，如果行为动机的来源无法纳入建模，经济学的分析将举步维艰。然而，行为经济学对个体行为动机的来源解释过于依赖人的内在心理学渊源，即给出了个体异质偏好和行为动机的自然属性基础，但这却忽视了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幸运的是，这一点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探讨和解释。比如，有文献显示，不同的博弈情形会导致博弈参与者的情绪和判断力不同，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均衡选择——在这里，不同的博弈情形可视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而这种差异性又会影响当事人的偏好序，从而左右当事人的策略选择，此时，我们称“不同的经济情形内生了不同的当事人行为动机”[16]。这意味着，人由于具有社会性，因而其偏好和决策必然会受到不同社会环境的制约。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使得不同社会空间、不同社会时代的人是异质的个体，于是造成人的行为动机和选择也各不相同。这就从人的社会属性的角度丰富了人的异质行为基础：人与社会是互动的两个方面，异质的个体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结果会在各种社会经济变量中体现出来，同时异质的社会环境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因此，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个体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同特征，人们的价值判断也因而不同。
如果能够清晰地揭示出人在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下的异质行为来源基础，那么经济学分析的逻辑出发点将可以从行为经济学下的异质经济行为人继续发展到选择行为满足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内在统一的“现实理性人”。“现实理性人”的行为动机内生于与之紧密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经验环境，因而其选择过程更具现实性与合理性，是人类行为范式的真实再现。具体地说，就是人的合理选择行为内生于人的本能意识和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而不是像经济理性那样假定一套外生的行为规则并分析之，或像有限理性那样过于忽视人类除思考能力外的其他重要自然属性。“现实理性”认为人们的选择满足一种“中庸的理性主义”，认为符合人现实条件的选择就是理想的终极选择，而不是像经济理性那样认为人们的理想选择是一种不近人情的“极端的理性主义”行为。然而，我们虽然提出了“现实理性”的本质含义及其与经济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核心区别，但如何科学地界定“现实理性”，却是行为经济学在未来的一个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行为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理论。它并不是经济学的最终形式，而仍然是经济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它必将继续发展下去，这是由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复杂多变所决定的。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因时因地不断变化的品质，以应对更广范围内经济现象的考察和解释，和对各种社会伦理、价值观下的经济行为的考察和解释。
注释：
①斯密虽然提出了人类行为动机的“自利”假说，但却并没有完全阐明在自利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机理，这也反映了人们的认识受当时社会存在制约的局限性与无奈。
②认知学派将人脑看作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包括感觉输入的变换、简化、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因而认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阶段，而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的最终产物。认知学派强调对人类意识的研究，即关心作为人类行为基础的心理机制，其核心是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理过程。
③然而，如果行为动机不是外生给定而是内生形成的，那么如何理解行为动机的来源问题呢？这是行为经济学并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后文将对此展开进一步论述。
④这些理论的提出仍然是基于心理学中的行为学派和认知学派，其中受前者影响而发展出来的强化学习理论是系列学习理论的先驱，而后者对学习理论的贡献则是根本性的，因为它进一步把人们决策的过程看作是基于一定心理机制的不断搜寻和处理信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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