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精神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4-0080-08
一、宋初文学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宋初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一直是被作为问题文学来看待的，自欧阳修等人发动诗文革新、改革文风以后，这一点已成为历史的定论。然而宋初文学是否真的有病，即便有，又究竟病在何处，实际上并未搞清楚。未搞清楚的原因，一是我们简单化地相信了当时文学革新者发表的言论，并将他们的言论直接拿来当作我们自己的观念，没有对此进行深入审视和探究，结果是，既没有真正理解革新派，且我们自己也和今天一般所持有的文学观念拉开了距离。二是对宋初文学未能做客观冷静的剖析和对待，满足于扣上几顶帽子完事，既然判定其有病，且病得不轻，则似是而非的诊断亦无伤大雅。殊不知，移至他时，宋初文学或未必被视为有病，也许还相当健康呢。搞清楚这一点，对于把握整个宋代文学，意义重大，故不得不特为辩之。
范仲淹对宋初的文风有一个比较简练的评价，即“文章柔靡，风俗巧伪”[1]。所谓“柔靡”含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轻盈柔软，缺乏阳刚之气；另一则是作品的内容多写男女情事，转借今天批判者的话说，就是淫荡放纵。此主要是针对诗歌而言的。至于“巧伪”，则当是诗文并重了，宋初流行四六文，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说：“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相掷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四六文也即《宋史·文苑传》说的“唐人声律之体”，讲求“属对精切，致意缜密”，形式美的因素尤其突出，此就是巧。至于伪，能够对应的恐怕只有考场之文了，即欧阳修所说的“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2]其中当多有言不由衷之作，不过科举之道，所在多是，此弊不当仅归于宋初。至于其他文章，难以担此，顶多只能算作“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3]，“繁富见长，不达体要”[3]等。说到诗歌，范仲淹曾专门指出：“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固有非穷途而悲，非乱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1]诚然，虚情矫饰，无病呻吟，不论古今，这都是一种病，然而宋初的诗歌，伪饰是否已成为一时之风尚了呢？这是需要加以考察的。
众所周知，宋初诗坛，流行三体，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此三体皆自晚唐、五代承袭而来，其中白体持续的时间最长。有人认为西昆体兴起后，白体即衰落无闻，其实不然，据欧阳修《六一诗话》回忆，真宗后期晚唐郑谷的诗尚盛行一时，“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郑谷为晚唐的白体诗人，其影响并未因西昆体的兴起而销匿；此外，同书中欧阳修又说：“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可见，此体在宋初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存在。目前学界已辨明，所谓白乐天体，并非人们盛称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题乐府诗，而是指那些“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之什，这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白居易在世时，其乐府诗已“时人罕能知者”[4]，而“善状咏风态物色”的闲适篇章却“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5]白居易的闲适诗除了记游写景，多写身边琐事，还有一些艳情之作，基本意旨在于娱乐性情，涵养一种满足平和的精神状态，这是士大夫文学中的必有之意，与之生活状况恰相吻合，其为后代效仿，不仅仅在于“得于容易”。假如我们承认诗歌应该尽量贴近生活，表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此类诗歌就应该有它堂而皇之的存在理由，难道娱乐不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吗？何况是一种健康的娱乐呢！
晚唐五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士大夫更多地注重于娱乐，遑及其他，于是白体便大行其道。延及宋初，一批五代入宋的作家依然畅续其风，此还不能仅仅视为刹不住车的惯性化行为，亦有其生成的理由，张耒曾指出：“宋兴，锄叛而讨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文章稍稍兴起。”[6]这类作品恰恰是当时士大夫生活的真实写照，与“非穷途而悲，非乱而怨”的虚情矫饰之作判然有别矣。范仲淹本人其实对所谓白体也不排斥，他说过：“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由此视之，当时的革新派人士对文学的看法比我们今天要通达得多。事实又不光如此，宋初的白体实际上比五代要来得收敛，“干净”，今观徐铉、李日方、李至、宋白、张佖、郑文宝等人集中，大多数皆为酬答、送别之作，优游而不失儒雅，浅显却不堕庸俗，如李昉的“日转迟迟影，炉焚袅袅烟。应同白少傅，时复枕书眠”，徐铉的“帘间尚觉琴床暖，院静偏闻酒瓮香”，“独坐翻棋势，闲行绕药载。凉风入书幌，时动水沉灰”等等，跟白居易的“食饱摩挲腹，心头无一事”、“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等相比，似觉更胜一筹。尤其突出者，宋初的白体作家写男女情事者绝少，与晚唐、五代香奁体、宫词的盛行形成了鲜明对照，实际上软媚纤柔的风格在白体中并未占主导地位，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方回于《送罗寿可诗序》中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过去一般认为方氏前一句话不切实际，今天看来，未必。这里且不论艳情诗的得失是非，所谓“文章柔靡”之斥，白体不受也。
如果说白体属于在朝士大夫的文学，那么晚唐体便是在野隐居之士的文学。在晚唐体作家中惟有寇准在朝中任职，且一度为相，不过他的成名作恰恰不产自在朝时，而是早年任巴东知县和晚年贬谪南方时所作，诸如“恐朝金马去，还失白莲期”，“何日忘簪绂，深居石室间”等，诗中表达的仍是向往隐逸之情。与寇准同时的晚唐派作家赵湘也确曾任过庐江尉，其作品多写山间幽居之情，“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与隐居诗人极为相近。其他作家则非为隐士便是僧人了。一般认为晚唐体创自贾岛、姚合，这一派在唐末五代有相当大的势力，足与白体相抗。五代时僧侣诗人贯休、齐己是此派的代表作家，名耸一时，显然影响了宋初的诗坛。自五代入宋的廖融、王元、孟贯等人皆有与之相近的创作，可视为宋代晚唐体的先声。以后九僧、潘阆、魏野、寇准、林逋等人继起，将该派的创作推向了高潮。晚唐体是以苦吟出名的，过去批评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认为苦吟就是形式主义，这是很荒唐的，注重艺术形式的锻炼未必就非是形式主义不可，关键要看作者表达了什么。晚唐体自贾岛、齐己直到宋初各家，实际上皆非玩弄文字的作家，相反，他们的情感是三派当中最为深挚的，倘若平心静气来观审，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个中原因，当然非止一端，而最本质的一条，乃是晚唐派作家没有以娱乐的态度来对待创作。娱乐固然为文学功能之一，但决非惟一，以娱乐为宗旨的作品是不可能与人的心灵产生深层次共鸣的，它虽能使人乐，却不能令人感动。晚唐派作家恰恰相反，他们是将创作当作自己的生存依靠、当作精神慰藉来对待的，贾岛有“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之说，诗是他的上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几乎是一种宗教性的态度，他怎么肯随意为之呢？所谓苦吟，非止辞句而言，在追求灵感的执著方面也是如此。试看潘阆的“败叶声如雨，狂风响似雷”，魏野的“眼明山雨后，发乱晚风前”，寇准的“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以及林逋的咏梅诸佳作，读者必然会得出上述结论。当然，晚唐体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欧阳修曾讥嘲九僧作诗离不开山、水、风、云、竹、石等字，用词范围狭窄，其实晚唐派的狭窄不光在用词上，他们的精神世界从来就没有跨出某种定势，这就是在自然中寻找自己的隐居情趣，向前人的创作里搜寻表达的方式和材料。尽管宋初晚唐派取径不止于贾、姚，又上溯到大历诸子，还是改变不了这一基本格局。过去我们批评晚唐派，其实并未抓住要害，“小巧零碎”固然是事实，难道足以为病吗？
三派中西昆体崛起最晚，后来居上，造成了轰动效应，而招致的争议也最多。当时的反对者中甚至包括皇帝在内。《续资治通鉴》卷28载：“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词涉浮靡。帝曰‘词臣学者宗师，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厉学者，‘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其雕印文集，令转运司择部内官看样，以可者入奏。’”其中“浮靡”的提法与范仲淹的批评颇为相近，可以断定，范氏的批评也主要是朝着西昆体去的。仁宗时又有石介著《怪说》进行重炮轰击：“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剜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实际上革新派的攻击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西昆体。近来学界又有为西昆体辩护的，如指出西昆派的作品中有讽喻君王的内容，又如认为西昆体的雍容华贵、典雅整饬体现了宋王朝作为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都是事实。然而批评者与肯定者都没有把握西昆体的本质，西昆体固然有言情之作，也确实有讽喻之章，甚至还有别的，比如歌颂太平，感叹兴亡，羡慕归隐，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游戏，是翰林大臣们在皇家图书馆编纂《册府元龟》之余的消遣行为，既不能当作情感的依托，也不能当作针砭时弊的良药，跟他们崇尚的李商隐诗之意蕴亦无关系，将其视作一场华采炫目的表演，作者的本意就算得到了。这里又回到了前面的旧议题，即娱乐可不可以成为一种不受谴责的文学。与白体相比，西昆体在这方面显得更突出，白体尚以抒写作者的闲适心情为乐，而昆体则以表现虚幻的他人的情感为乐，表现本身成了目的，那种意向的瑰丽流采，那种似有若无的神秘感觉，那种铿锵和谐的声韵效果，那种从容矜持的表述态度，它们构成了一场高水平、高层次的精神游戏，令许多文人士大夫流连忘返。症结其实不在柔靡或者巧伪，而在于娱乐是否也能占有文学的一席之地，以及它究竟打算占有多大的地盘。
二、呼唤文学精神
行文至此，问题似乎已经难以找到统一的答案，不同的文学观必将得出不同的结论，且谁也无法说服谁，不过有一点仍然且必然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宋初的文学缺少精神。什么是精神？那是指支撑某一时代、某一群体的文学价值核心。就像一个人的躯体，有许多的器官，但必得一根坚实的脊柱撑起全部的身躯，如此人才能够站立起来。文学亦是如此，它固然具有许多内蕴，担负有许多功能，但是缺少了整体的价值支撑，就如同一堆无序的存在，如同失去了方向和家园的迷途羔羊。没有精神，文学就无法融入时代，没有精神，文学只能沦为随手丢弃的小玩意儿。说到底文学的状况就是人自身的状况，文学与人的关系构成了人在世界中的基本活法。当消遣和放弃成为文学的主体时，人的精神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初文学的概貌正是这样，它确有产品，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游戏、娱乐当然负载不起精神的重担，隐居自得也不适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正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指出的：“贾姚一派诗人的心态与封建王朝末世一些政治上无出路的士人比较吻合。”末世里的自我清高同样不能承担起支撑文学大梁的责任。时代在呼唤属于自己的精神，历史在催促一场文学的革新，这种呼唤和催促被一批优秀的文学精英首先感受到了，他们要做的和最终完成的，就是为这个全新的时代铸造灵魂。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革新者们对待前期文学的基本态度，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否定该时期的文学，甚至还怀有不同程度的赞赏，他们不满的是人与文学整体关系的失序，是人的文学存在与现实存在的不协与抵牾。这才是文学革新的真正动因。
有一个现象是评论界普遍注意到但并未与上述情况联系起来思考的，那就是主张文学革新的士人都是政治上的激进派，且为坚决的社会改革的拥护者或者参与者。虽然这不可简单地逆推，但仍然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柳开是最早倡导文学改革的，他在太宗时便主动请缨，愿赴边塞，与契丹战，“身没战场，臣之愿也。”[3]真宗朝又上书言改革，“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3]王禹偁为又一位革新派的先驱，“赋性刚直，以兴利除害为己任”，敢于“斥君之过”，虽三遭贬谪而不悔。前人将王归入白体作家一类，王早期确也有这方面的创作，但贬谪后诗风一变。这一变不仅仅在于转向白居易的新乐府传统，而且将文学创作与自己的人生追求契合起来了，“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消息还依道，生涯只在诗”，诗歌对于王禹偁的意义和价值不同了，过去只是娱乐和消遣，现在成了他精神上的凭藉和依靠。
文学革新的先驱者倡导改革文风，并非受到谁的旨令或指使，而是导源于他们对时代大氛围的感悟。宋王朝的建立开创了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时代，与那个“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2]的五代完全不同了。以文治国方针的建立使文人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褒扬，其参与社会、实现自我的机遇大大增加，就科举一道来说，仁宗一朝40年里中进士者就有4570人，与唐代每年不及百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进士之外又有诸科，常选之外又设制科、童子举，每年入选名额竟逾千人之多。入仕成为士人择业的首选。宋朝在政治上也是最开明的时代之一，自太祖赵匡胤提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规定，“不罪狂悖以劝谏士”[3]便成为一种传统，虽然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依然有压制和迫害的事件发生，这些迫害往往与朝中政治集团间的交锋有关，虽然投机和奔竞依然比抗言直谏更能得到实惠和升迁机会，但毕竟为一代优秀士人展现了一个光明且极富理想魅力的前景。再加上数十年的和平安定，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繁荣局面的逐步形成，都为这个社会提供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氛围。这种氛围对文学创作自然具有感召和鼓舞作用，给予人们的文学观以新的刺激和启发。
然而客观事实是，相当长的时间内真正的感悟者只有少部分人，个别先驱者并未造成大的声势，散文方面只有梁周翰、高锡、范杲，诗仅有田锡、张咏等寥寥数人响应，士大夫文学依然在惯性的轨道上行进，娱乐的层次还在提升，低质量回应时代的倾向使得文学成了新生活的附属物，成了某种生活的点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没有获得调整。这种情况直到社会危机的突然出现和降临才真正得以改观。危机成为了文学局面发生转变的关键性契机。北宋危机的正式触发，当在仁宗景祐元年，当时西北的元昊自称嵬名吾祖，开始频繁入侵宋境，杀掠居民，而契丹也乘机屯兵边疆，随时准备南下，固有边防的软弱加重了外部的威胁，另一方面连带国内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构成一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正如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指出的：“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危机的爆发将一场严峻的考验置于每一个士大夫的面前，是视而不见，态度暧昧，继续“光荣而饱”，还是挺身而出，锐意改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文学革新派成员就是在这场考验中脱颖而出，与前期的创作倾向划清界限的。在当时他们都是一批职位不高、入仕途不久的年轻人，这当中京师的作家为首当其冲。早在天圣年间，穆修便与苏舜钦兄弟在那里写作古文歌诗，“论斥时病，诋诮权贵”[3]，揭开了诗文革新的序幕。欧阳修作为革新运动的领袖，也是最早的觉悟者之一，他于洛阳任推官时已与尹洙、梅尧臣、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相与作为古文”[2]，跟赏识、笼络他们的幕主、西昆派领袖钱惟演拉开了距离。入京任馆阁校勘后，欧又与恩师、座主晏殊公开发生了矛盾，在一场赏雪雅集的夜宴上，写作长篇古诗，指责太平宰相“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令晏殊“深不平之”。山东方面还有孙复、石介发自儒学立场的攻击，另外同地的东州逸党范讽、石延年、刘潜等人也以狂放的姿态表达了对平庸现状的不满。事实上向前期文风的发难正在此时，一方面晏殊、宋祁、晁迥等人依然在诗酒流连，西昆体及白体的风气仍在蔓延；另一方面，挽救危机，提倡变革，将文学融入社会大潮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文学观念的分歧恰是文学家不同人生选择的结果。
应该承认，新的文学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危机文学，正因为此，在革新派的文学观念中，实用、“救时”便占据着重要地位。欧阳修曾经提出过一个今天看来很过分的观点：“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2]他的意思是，为文学而文学是没有出路的，要提高文学的地位就只有使其有用，具体地说只有为政治改革服务时，文学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因此欧阳修主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2]，他还劝导别人说：“京东聚群盗，河北新点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2]苏舜钦同样认为：“诗之原于古，致于用而已。”[7]梅尧臣则有“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的名言，稍后的王安石更将其发展成“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的纲领性论点。这种观念其实是白居易新乐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它的优势的确十分明显。比如对待“时文”，革新派并不一棍子打死，“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2]，改革派的散文也每每带有一定的偶化句子。但骈体文的拘于声病、辞句毕竟束缚了作者意念的表达，所以流畅平易的散文究竟占据了主流，这正是实用文学观的胜利。又比如，一度流行于科场的“太学体”是以古文形式出现的，因反骈体之绵软谐熟，走向了新奇险怪，“毒病唇齿，咀嚼荆棘”[8]，演为食古不化的怪胎，同样地受到了欧阳修等人的排斥。此外，仁宗朝还滋生出一种侈谈性理的倾向，将传统儒学一套风教观念教条化地纳入文学创作中来，高自标榜，无的放矢，当然也受到了主张文以明道的欧阳修的批评：“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余之所不暇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2]今天来看，宋代文学没有走向空谈义理、脱离生活的道路，实用主义的文学观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功用毕竟只是新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其精神的外在表现和派生物，而非精神本身。所谓精神，它不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工具，而是与人的生存状况共存、为人提供价值支撑的东西，过去人们更多的注意了文学革新对于政治改革的推动和策应作用，却忽视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存在，这是很遗憾的。事实上，注意一下革新派的创作实践就会发现，所谓歌咏生民病，指斥时弊的作品只占有了相当小的一个部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其实不在这里，而应在于创作对文学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向内的观照和倾诉才是精神的核心所在。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精神的价值就显示出来了。欧阳修在谈到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过：“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是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余之所为者，岂其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应该说所有主张文学革新的作家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当待遇、地位、名誉等受到损害，既有之利益因事业的追求而失去时，精神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必须寻找另外一种支撑，一种更坚强更独立的价值支撑，这时候文学精神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欧阳修在论到李白、杜甫时曾说过“麒麟凤凰世所惊，二物非能致太平，须时太平然后生”，这个评价不一定正确，但却说出了唐宋文学在生成背景上的某种差异。
以梅尧臣为例，他被后世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过去认为，他的功绩在于发扬了新乐府精神，这是比较肤浅的。梅诗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确立了一种光明磊落、首尾一贯的人生态度；他有一首《古意》颇能代表自己的心迹：“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月缺魄易满，剑折铸复良。势力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这首诗作于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因主张改革被贬以后的景祐四年，态度明朗，展示出有追求、有理想的士人的立场和操守。梅本人沉迹下僚，无缘参政，但却有一种独立不阿的尊严和人格，他在《和达观禅师赠别》一诗中说：“我迹固尚贱，我道未尝轻，力遵仁义途，曷畏万里程。安能苟荣禄，扰之复营营。”这种坦荡、爽朗的人生态度，之前的宋诗人尚未表达过。不错，梅诗中依然有大量描写山水、陶冶性情之作，它们于梅诗并无损害，反而增加了梅诗的审美厚度，我们将梅的诗集作为一个整体观照时，其精神和人格就非常清楚的显现出来了，他俨然有一根坚挺的脊梁。陆游称梅诗“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指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精神的确立。
再来看参与庆历改革的其他作家，欧阳修早在贬谪夷陵时即写信给尹洙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余靖），慎勿作戚戚之文。”[2]这话值得寻味。本来，在政治斗争中遭受到打击，产生悲怨之感是难免的，这方面的作品历史上可以说比比皆是，又岂止韩愈一人，但欧阳修却反对这样做，为什么呢？答案只能是，他对文学有一种更高的要求，希望能给自己、给他人以精神上的鼓舞，至少也要使人从容、坦然地去面对这一切。欧阳修本人正实践了这一主张，我们读他的作品，因此也就体会到了那含蕴沉厚的从容，那平静自然后面的人格力量。当时的改革派中坚人物富弼在看到欧作于滁州的《醉翁亭记》及相关诗作后，特作《寄欧阳公》一诗寄赠，道：“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意古直出茫昧始，气豪一吐阊阖风。”可见富弼的确从欧的创作中受到了鼓舞。从总体上看，欧阳修的诗文魅力正在那一份经过熔炼后的挚热的感情，他的创作生涯其实就是一个锻炼精神的熔炉，王安石称：“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海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9]，正说出了欧的文学精神与人格精神之间的关系。苏舜钦也是庆历新政失败遭贬后生活较久的一位作家，他的创作大体也具备了这种精神。观其后期诗作，有的写得豪放旷达，如《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身虽俱在大江外，不得会合烦相邀。秋风八月天地肃，千里明迥草木焦。夕霜惨烈气节劲，激起壮思冲斗杓。岂如儿女但悲感，唧唧吟叹随螳蜩。拟攀飞云抱明月，欲踏海门观怒涛。……”有的则写得闲淡从容，如《答章傅》：“废官旅吴门，迹与世俗扫。构亭沧浪间，筑室乔树杪。穷经交圣贤，放意狎鱼鸟。志气内自充，藜藿日亦饱。不图名利场，有士同所好。……”至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写景小诗，同样意蕴非凡，与前面提到的某些满足与恬散的作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前引欧阳修书信中提到的余安道，曾跟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同被称为“四贤”，当时并不以文学知名，然而亦有著作传世，今存《武溪集》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以方驾欧、梅，固为不足，要于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家也。”余靖有诗集二卷，其中收录不少与僧人长老赠答之作，却无“戚戚之文”，尤其可贵者，在于一些剖露心志之作，试看这首《双松》：“自古咏连理，多为艳阳吟，谁知报高节，生处亦同心。风至应交响，禽栖得并阴。岁寒当共守，霜雪莫相侵。”的确不愧为辞情并茂的佳作。另一首作于后期的咏叹彭蠡湖孤舟的作品更有久经风浪后的从容：“奔雷鸣大车，连鼓声粗厉。岂诚阴阳争，长忧天地闭。孤舟一叶轻，飘如游在缀。所以溯沿人，未尝贪既济。逆犹上坂丸，顺比飞鸿翅。直待浮云收，乾坤廓然霁。进退甘迟留，克保无祗悔。我愿修身者，体此操舟态。”欧阳修称余靖“为人资重刚劲，言语恂恂，不见喜怒”[2]，其人格实际上也得益于文学的滋养。庆历年间与范仲淹共同主持新政的名相韩琦同样不以文章名世，其《安阳集》五十卷也颇可观，《四库全书总目》尤赞赏他的诗，称“不事雕镂，自然高雅。”韩琦的诗中多咏物之作，往往寓有寄托。久为世所传诵的是《九日水阁》中咏菊一联：“虽惭老圃秋荣淡，且看寒花晚节香”；此外，咏琼花有“不从众格繁，自守幽姿粹”；咏泉水有“林泉不较为生厚，名节犹希到死香”；咏竹有“丹心自觉同高节，青眼相看似故人。不染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高精神”等等，皆不失为佳句。实际上，投身政治改革的一批士人几乎都有创作，成就有大小，志业有专攻，而文学精神的趋向是一致的，正是他们组成了仁宗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流，那广为人传诵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甚至成为终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座右铭，可见这一文学潮流影响的深远。南宋时杨万里指出：“若夫自唐末、五代以来，为臣者皆以容悦而事君，能以容悦而事君，岂不能以容悦而事雠乎？忠言直节，举明主于五三以否变容悦之俗，至于庆历、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国家，至今赖之。”[10]这话既是在论人品，其实也是论文学，后代的人们总是将此二者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可以说，诗文革新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这样一种独立的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借助危机和政治改革而生发，却不是它的附庸；以呼唤社会改革的形式出现，却超越于具体的政治事件之外。假如说这也是一种功用的话，那么宋代的文学精神的确是功用主义的，但此与作为工具的所谓功利文学究竟不同，因为它直接与人的终极价值有关，与人自身的生存目标有关，它的本质并非指向外界，而是指向诗人自我，所以它没有因为政治形势的更变、庆历改革的失败而消歇，相反，倒成为了后世一切社会变革和拯救危机的精神动力与源泉。
宋代文学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士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那种无序的、不协调的文学状况才得到改变，宋代文学至此才有了自己的灵魂。诗文革新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这一基础上才会有后来文学高潮的到来，而所谓文学高潮，也不过是这一精神的充分展开罢了。
收稿日期：2001-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