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视角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旅游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气候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低碳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浪潮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自2003年低碳经济概念见诸英国能源白皮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将人类发展的命运聚焦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性命题，再到2013年华沙世界气候大会上为2015年签署的全球气候新协议搭建框架，纵观全球所做的努力不难发现，低碳发展作为一个大系统涉及世界各国乃至各产业部门，各方都在尝试以一种全新的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应对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的到来，这其中包括旅游产业。低碳旅游(low-carbon tourism)正是基于生态文明的理念，在满足旅游者最优旅游服务体验质量的基础上，以最少的旅游碳排放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实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要发展低碳旅游，则有必要对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对其低碳旅游发展背后的动因及演化模式作出界定与分析。这对于科学、合理及有效地判断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特征，正确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旅游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产业在一段时期内的总体发展方式，是对旅游经济发展过程、方式及特征的高度抽象与概括。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模式、旅游资源禀赋以及旅游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对应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譬如美国模式、印度模式、西班牙模式及岛国模式等[1]。已有研究主要从不同出发点、角度及思维方式入手，对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作出研究。国外研究更多的是从具体的旅游目的地发展角度出发，总结当地旅游发展的经验与问题，研究相对个案化，缺乏对总体的概括与类比，譬如Bulter以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对苏格兰高地旅游业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作出了解读[2]；Thompson从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研究了冈比亚旅游经济发展特征、发展模式及发展战略[3]；Brohman对第三世界国家外向型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4]；Gunn从供需匹配视角出发，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作出了分析[5]；Richards提出了以创意为主导，推动旅游产业与多种产业共同融合的发展模式[6]。 与国外研究不同，国内研究更侧重于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整体性，重视先进旅游经济发展经验的传播与借鉴，譬如王慧敏提出了集合“创意、融合、链条、协同及集群”五要素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以旅游者动态需求为核心，通过动态集成创新实现旅游经济综合发展[7]；许振晓和王国新以淳安、桐庐、临安3个县(市)为对象，从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调节两个维度出发，对3县市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作出了分析[8]；宋慧林和马运来在其研究中指出，我国旅游经济与旅游资源禀赋存在较强关系，但旅游经济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旅游资源禀赋[9]；朱竑和戴光全对东莞市的经济驱动型城市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总结[10]；马春野等以产业系统演化理论与协同动力机制理论为切入点研究，认为环境诱致旅游产业调节方式可以促进中国旅游经济系统发展绩效[11]。而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重平衡为表征的可持续发展观逐步融入旅游经济研究中，譬如邱云美在对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作出了选择，并提出了相应策略与建议[12]；王文瑞对自然保护区内旅游产业生态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实行旅游产业生态化的主要方法与保证措施[13]；马勇和刘军更是从低碳经济角度出发，对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社区主导型3类低碳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14]；明庆忠与舒小林在树立系统观、新经济观、新价值观、新生产观和新消费观基础上，构建起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动力系统、支持保障系统、参与层面系统和目标系统等要素系统，并认为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是旅游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赢的发展模式[15]。 上述研究文献对认识和把握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应该注意到，以上研究多是针对传统旅游经济、生态旅游经济及循环旅游经济等相关发展模式，而对低碳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较少，且多局限于定性的分析与设计，譬如马勇和刘军[1]、蔡萌和汪宇明[16]等。低碳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是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及绿色旅游等一系列新型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延伸，强调以碳排放量作为考评旅游经济环境压力的指标，在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减少旅游引致碳排放量，推进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维度的平衡，最终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从低碳经济视角出发，研究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对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作出定量测度、分析及判定，对于低碳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参照F
re等所提出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理论框架[17]，构建了碳排放约束条件下的旅游经济增长分解模型，对2005—2011年我国30省市(因西藏、香港、澳门及台湾的部分数据缺失，故不作考虑)旅游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定量测算，以此为基础，界定、甄别及分析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模式与特征。 2 方向性环境生产函数与旅游经济增长分解 旅游业是一种以服务为主，并涉及众多行业和企业的复合产业，旅游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这既包括各类要素投入、技术水平上升，也包括旅游消费环境结构特质与环境资源约束等。基于此，本文拟构建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旅游经济增长分解及测量模型，测定与分析各类因素的影响，进而对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作出甄别与剖析。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旅游经济增长分解模型主要分成三个部分：(1)环境技术，(2)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与环境技术效率，(3)方向性环境生产函数及旅游经济增长分解。 2.1 环境技术 设定第k=1，…，K个省市旅游产业在第t=1，…，T年份资源要素投入、经济产出及其相应碳排放的生产可能性集合为
，即在环境生产技术集
条件下第t时期投入的N类资源要素
能够转化为M类“好产品”(旅游经济产出)
和“污染排放”(以碳排放表征)
。参照序列数据包络分析(sequential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SDEA)，将受评省市旅游业技术前沿构造中所参照的观察值设定为基期至当期所有样本点，以避免前沿技术倒退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发生，相应环境生产技术集具体数学表达式如下：
上式中，i'为受评省市旅游业编号，i为技术前沿构造中所参照的省市旅游业编号，p为技术前沿构造中所参照的省市旅游业观察值时期编号，
为技术前沿构造中第i省市旅游业对应观察值的权重，权重变量非负设定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是一个封闭、有界、凸性的产出集，相应两类产出具有零结合性、联合弱可处置性、合意性产出的强可处置性、投入要素的自由可处置性等四个特性[17]。 2.2 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与环境技术效率 环境生产技术集
列示了给定投入结构条件下，最大旅游经济产出与最小污染排放的集合，而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则是依据方向向量测定受评省份旅游业的样本点与技术前沿参照点之间的距离，借此测量受评省市旅游业的环境技术效率。参照查建平等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构造思路[18]，相应数学表达式构造如下：
上式中，β为既定投入
与技术结构
条件下，旅游经济产出
与污染排放
在既定投射方向(
)上所能实现的最大扩增与缩减程度，其表示受评省市旅游业与最优前沿之间的差距，亦表示该受评省市旅游业的环境技术效率。参照Chung等的方向向量设定思路[19]，本文设定方向向量(
)，即受评省市旅游业的旅游经济产出与污染排放在现有基础上的扩增与缩减比例一致。为了将环境技术效率指标转化为(0～1)之间的正向指标，即对应指标值越大，环境技术效率越高，相应环境技术效率指标构造如下：
图1列示了前沿产出、实际产出与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的示意图。图中，A点表示受评省市旅游业样本点，OBC表示既定投入与技术结构下的最优前沿，C点受评省市旅游业样本点按照既定投射路径(
)在最优前沿上对应参照点，因而最大程度的扩增或缩减比例β为GH/OH=EF/OF。
图1 前沿产出、实际产出与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 2.3 方向性环境生产函数及旅游经济增长分解 基于上文构建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与环境技术效率指标，结合实际旅游经济产出、前沿旅游经济产出与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之间的内在关系，方向性环境生产函数模型构造如下：
(5) 如上式所示，旅游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环境技术效率、环境技术进步、要素投入效应、污染排放效应及旅游业环境结构效应5个部分。环境技术效率(environmental technical efficiency，ETE)表示环境技术落后者对环境技术先进者的追赶速度，若环境技术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值大于1，说明受评省市旅游业向前沿曲线参照点靠近，反之，则说明受评省市旅游业离最优前沿参照点越来越远，在其他分解因素恒定的条件下，环境技术效率的变化所导致的实际产出增幅变动即为环境技术效率边际影响，表示环境技术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环境技术进步(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progress，ETP)表示环境技术前沿向上扩展所导致的旅游经济前沿产出的额外增长，而环境技术进步对实际产出增长的边际影响表示技术前沿进步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环境技术效率与环境技术进步共同构成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效应(resorce-factor input effcet，RFI)表示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要素投入变动对旅游经济前沿产出增长的影响，而要素投入效应对应边际影响则表示要素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污染排放效应(pollution-emission effect，PEE)表示在环境技术效率、技术结构、要素投入及旅游业环境结构不变的条件下，碳排放量变化对旅游经济前沿产出的影响。碳排放量大小表征了环境约束强度高低，对旅游目的地游客接待规模、旅游服务产品类型及污染治理费用形成约束，进而影响到旅游经济前沿产出。同理，污染排放效应对实际产出的边际影响亦表示碳排放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旅游业环境结构效应(environmental structure effect，TEC)表示旅游业环境结构变化对旅游经济前沿产出的影响，即旅游业中经济产出与污染排放比例结构变化对旅游经济前沿产出的影响，对应边际影响则表示旅游业环境结构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前沿产出对应分解项或能够以t期的实际投入与产出为基准测度环境技术进步，抑或能以从基期到t+1期的环境技术
为参照度量要素投入效应、污染排放效应及环境结构效应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了避免实际投入、产出与技术前沿的时期选择随意性，参照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构造思路，本文将两种分解路径对应指数进行几何平均，相应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模型进一步转化如下：
(6) 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界定：若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项中的环境技术效率、环境技术进步及旅游业环境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则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倾向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若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项中的要素投入效应与污染排放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则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倾向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 3 分省旅游产业碳排放量估算 3.1 旅游产业碳排放量评价方法 已有旅游碳排放评估方法主要存在两类：“自上而下”法与“自下而上”法，具体方法的适用条件及其优劣参照Becken等[20-21]。囿于我国省级旅游相关资料缺失、数据不足，本文选择利用“自下而上”法对旅游业各部门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为评估对象，对旅游产业链中“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环节能源引致的碳排放进行评估。参照李江帆与李美云提出的“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概念[22]，将各省市旅游业的能源消费量从相关行业能源消费总量中剥离出来，再结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中的碳排放计算方法[23]，折算得到省级旅游业碳排放量，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首先，利用旅游消费剥离系数计算特定行业中与旅游业相关的能源消费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7)中，i=1，2，…，m表示与旅游业相关的特定行业，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两大行业①，j=1，2，…，n表示能源类型，为了精确起见，涉及的能源类型主要囊括原煤、洗精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产品等15种，
表示特定行业i所消耗的第j类能源量中与旅游业相关的部分，
表示特定行业i所消耗的第j类能源量，
表示特定行业i的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式(8)中，
表示特定行业i中旅游业增加值，
表示特定行业i增加值，其中，
以行业i旅游收入乘以行业i增加值率获得，而行业i增加值率等于行业i增加值除以行业i总产值。 其次，参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中的碳排放折算方法[23]，计算特定行业i中与旅游活动相关的能耗引致碳排放量，即：
式(9)中，
表示特定行业i中与旅游活动相关能耗引致碳排放量，
为第j类能源的标准煤转换系数，参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附录，C
为第j类能源的单位标准煤的碳排放量，即碳排放系数。式(10)中，
为第j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值，参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附录；C
为第j类能源的碳含量，CO
为第j类能源的碳氧化因子，参照《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23]。 最后，对两大行业中与旅游活动相关碳排放量进行加总，得到旅游产业碳排放总量，即：
式(11)中，C表示旅游业碳排放总量，
表示行业i中与旅游活动相关碳排放量。 3.2 旅游产业碳排放量评估结果 依据上述旅游业碳排放折算方法，对2005—2011年中国30个省市旅游产业碳排放作出评估。在数据来源方面，旅游业相关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总产值和增加值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30个省市的统计年鉴；各省市旅游收入囊括旅游外汇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两部分，相关数据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各省市旅游统计公报及旅游统计便览；各省市旅游相关行业的各类型能源消费数据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30个省市的能源平衡表。 依据上文所列示的旅游业碳排放评价方法，结合相应的基础数据与参数，可以计算得到2005—2011年中国各省市旅游业碳排放量，据此可以对中国旅游业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与区域差异情况作出进一步分析。图2列示了2005年和2011年各省市旅游业碳排放量及其年均增长率。如图所示，同一年份各省市旅游业碳排放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且整个样本时期内绝大部分省市的旅游业碳排放量皆有大幅增长。2005年，旅游业碳排放量最低与最高省市分别为宁夏、上海，其排放量分别为9.33万吨、641.11万吨，最高旅游业碳排放量是最低旅游业碳排放量的68倍；2011年，宁夏旅游业碳排放仍为最低，而广东旅游业碳排放量最高，最高与最低省份旅游业碳排放量之比约为51∶1。从动态视角上看，各省市之间的变化态势存在较大差异，但多数省市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这与各省市旅游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存在关联，但并非完全一致，说明旅游业碳排放量与旅游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但不同旅游经济体系对应要素投入效应、结构特质、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因而有必要对碳排放约束下旅游经济增长源泉作出分解与度量。
图2 各省份旅游业碳排放量及年均增长率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2)、《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4—2012)、《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4—2012)、《中国旅游年鉴》及各省市国民经济统计公报(2007—2011)、部分省市旅游便览整理；分别以2000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基础，剔除旅游总收入与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波动；2005—2011年共7年的30个省市样本观察数合计210。 4 变量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30个省市旅游业为基本研究单元，对2005—2011年中国省级旅游经济增长源泉作出分解与量化，进而对低碳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剖析。在投入指标选择上，本文主要从硬件资源与软件资源两方面考虑，以与旅游相关的能源消耗、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本存量、交通设施条件4个硬件资源指标以及接待服务质量这一软件资源指标为基础，共同构成各省市旅游业要素投入；在产出指标选择上，本文以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经济产出指标(国际旅游收入按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表示旅游业要素投入所产生的正常产品，以旅游业碳排放量作为污染排放指标，表示旅游业要素投入所引致的环境压力，各项指标折算方法见表1。 5 实证分析结果 依据上文构建的碳排放约束下旅游经济增长分解模型，本文利用Matlab分析软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与度量，借此深入解读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5.1 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结果 5.1.1 环境技术效率 从边际影响视角上看，在其他分解因素保持不变条件下，环境技术效率变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不大，且在整体上多呈现负面影响。全国层面上，历年环境技术效率边际贡献均值分别为-1.833%、-3.119%、-1.174%、0.629%、-1.175%、3.004%，对应边际产出绝对值分别为-308.865亿元、-638.335亿元、-274.249亿元、159.496亿元、-358.232亿元、1 102.017亿元。这说明2008年之前落后省市旅游业环境技术效率退化对旅游经济增长形成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而2008年后这一负面效应在波动中逐步反转，2011年环境技术效率对应边际产出绝对值更是达到1 102.017亿元。就具体省市而言，天津、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5省市旅游业在整个样本期内处于环境生产技术前沿位置，环境技术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为0，而旅游业环境技术效率边际贡献均值大于0的省市有河北、辽宁、上海、吉林、湖北、湖南及陕西等7省市，对应边际贡献均值为1.892%、1.905%、0.113%、0.354%、11.048%、1.172%、0.286%，剩余省市旅游业环境技术效率边际贡献为负，环境技术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5.1.2 环境技术进步 各省市环境技术进步皆处于增长态势，环境技术进步对旅游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其中，辽宁、山西、黑龙江及四川等省市环境技术进步对前沿产出的平均增长率更是超过5%。从边际影响角度看，历年环境技术进步边际贡献均值分别为0.602%、2.023%、1.508%、6.688%、4.585%、5.913%，对应边际产出绝对值分别为101.384亿元、415.252亿元、352.285亿元、1 695.924亿元、1 397.478亿元、2 168.935亿元，环境技术进步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且这一影响不断扩增，旅游系统内部诸如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及技术创新等环境技术进步推动了旅游经济增长。从地区分布上看，辽宁、山西、吉林、黑龙江以及四川等5个省份环境技术进步对旅游经济增长边际贡献均值超过5%，分别为7.758%、7.908%、5.135%、6.319%、6.584%，其他省市对应边际贡献均值在1.061%～4.932%之间，旅游业环境技术进步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存在一定省际差距。 5.1.3 要素投入效应 从要素投入视角上看，2005—2011年间各省市旅游资源禀赋相对稳定，旅游能源消费、旅游资本存量、交通设施条件以及旅游业辅助设施等方面投入呈现增长态势，而旅游从业人员数量逐步缩减。譬如2005年，全国星级饭店数量为1411家，旅行社数量为16212家，到2011年，全国星级饭店数量达到11908家，旅行社数量更是达到23593家，旅游辅助设施规模急剧膨胀，而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从2005年的259.248万人缩减至2011年的203.452万人，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8年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处于上升趋势，而2009年后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开始下滑，这可能是受后危机时代的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所致。
从边际影响上看，在全国层面，2005/2006—2010/2011年要素投入效应对应边际贡献均值分别为-0.466%、-4.025%、-2.895%、-1.116%、-6.585%、-4.951%，对应边际产出绝对值分别为-78.643亿元、-823.754亿元、-676.620亿元、-283.227亿元、-2007.117亿元、-1816.207亿元，旅游业中要素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整体上形成负面影响，诸如旅游能源消费、旅游资本存量、交通设施条件及旅游辅助设施的扩增并未促进旅游经济增长，反而形成抑制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旅游业只是表现为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增，但在旅游业技术效率、接待服务质量等软件资源配套工作方面存在不足，致使旅游经济系统内部要素配置错位，进而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具体省市而言，海南、内蒙古、吉林、湖南、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等省份要素投入效应对应年均边际贡献为正值，要素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其他省市年均边际贡献为负值，而就动态视角而言，2005—2008年间部分省市旅游业要素投入效应对应边际贡献为正值，而2008年之后边际贡献的正向态势发生逆转，进而导致要素投入效应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与以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表征的接待服务质量指标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5.1.4 污染排放效应 作为环境压力的表征形式之一，旅游业碳排放反映了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2005—2011年各地区旅游业碳排放量呈现上升态势，多数省市年均增长率超过10%，各省市旅游业污染排放效应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为正，对应边际贡献均值在10.601%～39.448%之间，因而若对旅游业碳排放施加约束，则会对旅游经济增长形成显著负面影响。在全国层面上，2005/2006—2010/2011年污染排放效应对应边际贡献均值分别为29.754%、23.407%、14.207%、18.246%、27.667%、21.101%，对应边际产出绝对值分别为5014.664亿元、4790.284亿元、3320.024亿元、4626.866亿元、8433.683亿元、7739.664亿元，因而污染排放效应在旅游经济增长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说明了多数地区皆通过单纯地扩大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接待规模，使旅客接待量接近或者超过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推动旅游经济增长。 5.1.5 环境结构效应 2005—2011年间各省市旅游业环境结构效应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均值为负，旅游经济系统内部产业环境结构变化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其中，湖北、内蒙古、甘肃及新疆等4省份尤为显著，对应边际贡献均值在-6%以下。从动态视角上看，2005/2006—2010/2011年全国旅游业环境结构效应对应边际贡献均值分别为-5.064%、-3.258%、-3.205%、-3.896%、-5.521%、-4.385%，对应边际产出绝对值分别为-853.420亿元、-666.727亿元、-748.905亿元、-987.983亿元、-1683.025亿元、-1608.327亿元。因此，旅游经济系统内部污染排放特质较高与较低行业间的比例结构变化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说明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推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同时，亦需承受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而对旅游经济发展成果形成反噬效应。
5.2 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划定及解读 依据旅游经济增长分解结果，结合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评判标准，可以对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划定与解读。计算结果显示，2005—2011年间多数省市旅游业要素投入效应、污染排放效应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综合值(comprehensive marginal contribution value of factor-input offect and polution-emission offect to tourism economic growth，EPP)大于环境技术效率、环境技术进步及环境结构效应对应边际贡献综合值(comprehensive marginal value of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efficiency,environmental tehnology progress and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effect to tourism economic growth，EFP)，因而多数省市旅游经济属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全国层面上，历年EPP综合值分别为29.287%、19.382%、11.312%、17.129%、21.083%、16.149%，历年EFP综合值分别为-7.498%、-4.348%、-2.871%、3.421%、-2.112%、4.533%，因而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整体上呈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特征，其中，污染排放效应在整个旅游经济分解项中所占比重最大，说明我国旅游经济发展主要以生态环境为代价，通过单纯地扩大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接待规模，推动旅游经济发展。从东部、中部及西部3大区域视角上看③，2005—2011年间3大区域旅游业属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但存在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的趋势，其中以东部地区尤为突出，全国及3大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对应边际贡献综合值见表3。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已在系统层面上对全国或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划定与解读，但对各省市旅游经济源泉分解项的加总与平均可能会忽略其自身所存在的特征，因而本文选择对各省市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划定结果显示，2005-2011年间“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地区则相对较少，绝大多数省市属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个别年份、个别省市的旅游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中环境技术效率、环境技术进步及环境结构效应边际贡献相对较高，譬如2006/2007年的广东、云南，2007/2008年的山东、新疆，2008/2009年的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宁夏、新疆，2009/2010年的北京、辽宁、广东、内蒙古、湖北，2010/2011年的辽宁、上海、山西、吉林、湖北、四川。除辽宁以外，尚难判断其他省市旅游业形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发展模式，因而在推进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地区是以要素投入、生态环境超载为基础，对绿色旅游项目开发、旅游服务产品价值增值、旅游活动节能降耗以及旅游业相关技术应用等方面缺乏足够重视。 6 研究结论 本文在低碳经济视角下构建了旅游经济增长分解模型，将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环境技术效率、环境技术进步、要素投入效应、污染排放效应及环境结构效应等5个部分，并结合中国省级旅游业的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计算得到2005—2011年间中国30个省市旅游经济增长分解项对应边际贡献及边际产出绝对值，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时期内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划定与解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结果显示，环境技术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不大，且在整体上呈现负面影响。技术效率落后省市对前沿省市追赶效应并不明显，各省市旅游业技术效率差距逐步拉大，对旅游经济增长形成不利影响；环境技术进步变化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且这一正面效应呈现上升态势，旅游系统内部诸如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及技术创新等环境技术进步变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扩增；由于旅游经济系统内部要素配置错位，要素投入效应对旅游经济增长整体上产生负面影响，以2008年为分界点，2008年前这一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而2008年后对应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各省市旅游业污染排放效应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为正，对应边际贡献均值在10.601%～39.448%之间，边际贡献额度相对较高，多数地区主要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通过单纯地扩大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接待规模，使旅客接待量接近抑或超过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而推动旅游经济增长；旅游系统内部产业环境结构恶化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且这一负面效应有上升态势，因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同时，亦需承受生态环境破坏对旅游经济发展成果的反噬效应。 第二，2005—2011年间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整体上呈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特征，但存在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的趋势，其中，以东部地区尤为明显。就具体省市而言，绝大多数省市属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个别省、市个别年份的旅游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中环境技术效率、环境技术进步及环境结构效应的边际贡献综合值相对较高，譬如2006/2007年的广东、云南，2007/2008年的山东、新疆，2008/2009年的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宁夏及新疆，2009/2010年的北京辽宁、广东、内蒙古及湖北，2010/2011年的辽宁、上海、山西、吉林、湖北及四川等，但除辽宁以外，其他省市旅游业EFP综合值并不稳定，难以判断这些省市旅游业形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发展模式。因此，在推进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地区是以要素投入、生态环境超载为基础，对绿色旅游项目开发、旅游服务产品价值增值、旅游活动节能降耗以及旅游业相关技术应用等方面缺乏足够重视。 依据上述分析结论，针对如何推进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改变过往以资源消耗、生态环境超载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思路，积极推进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思路的宣传与贯彻。传统旅游经济发展思路往往过于重视旅游经济增长，忽视了旅游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系统形成的压力，即多数省市皆以生态环境资源损耗为代价，通过单调扩增传统的较高污染排放服务项目、盲目提高景区游客接待量推进当地旅游经济发展，而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缺乏重视，不利于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从发展思路出发，强调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维度的平衡，将低碳旅游发展观融入旅游经济发展工作中，以思路转变为突破口，克服旅游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瓶颈”。 其次，积极推进前沿地区旅游业的技术、经验及知识向落后地区扩散，重视旅游产业内部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及技术创新工作，提高旅游业环境技术效率与环境技术进步。具体而言，通过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搭建专门的旅游业技术、经验及知识交流平台，构建不同地区旅游专业人才的流通与扩散机制，推进旅游经济发达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与技术向欠发达地区扩散，缩小国内不同省份旅游业及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最后，强化绿色旅游服务项目开发，优化旅游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及消费结构，以结构调整为切入点，努力实现旅游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红利”(经济红利与生态环境红利)。旅游经济系统内部不同行业与产品之间能耗及污染排放强度存在一定差距，因而要推进低碳旅游经济发展，则必须紧抓旅游经济结构调整工作，降低高能耗、高排放旅游服务产品产值比重，着力促进绿色旅游服务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引领游客消费结构向低碳转型。 ①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产业分类，旅游业主要涉及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3个行业部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地区能源消耗平衡表中，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主要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两个行业。因此，为了便于将旅游业能源消费量从相关行业中剥离，本文选择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两个与旅游碳排放紧密相关的两个行业。 ②由于我国并未公布旅游资本存量数据，因而以旅游业固定资产净值近似替代旅游资本存量，《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仅列示了2000年之前各省市旅游业固定资产净值数据，鉴于此，我们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2005—2011年旅游业固定资产净值，即
为受评省市旅游业第t年的资本存量，
为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该省市旅游业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δ为对应资产折旧率，参照王小鲁和樊纲的固定资产折旧率，设定δ为5%[24]，在确定2000年旅游业固定资产净值后，即可依据此方法折算得到2005-2011年旅游业固定资产净值。 ③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西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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