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论文,周年论文,世纪论文,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
何谓现代化？学术界有多种论述；中国的现代化从何时开始？学人们也莫衷一是。
近代和现代，在西方是一个词：modern。
前苏联史学界曾用“新”与“最新”两个词来区别历史的社会性，即：近代史指资本主义社会史，称为“新”历史；现代史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史，被称为“最新”历史。
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相应的变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史学界曾一度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而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化史”。后来感到矛盾很大，因此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通称为“中国近代史”，因为它正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如何叫法，也还有现代、当代称谓的不同。
不论怎样称谓，现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有相应的精神文明。概括说来，就是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不再混用近代、现代，而统一使用现代化这一史学界大体认同的名词。
中国和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不同，它既没有像英、美那样有一个独立的“产业革命”，也没有像法国那样有一个起着思想解放作用的启蒙运动。中国自鸦片战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曾被迫建立过自己的军事工业，从而也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发生并在20世纪初年有所发展，但它的力量仍然微弱，要依赖帝国主义求生存，又不能和封建势力割断联系。因此，这时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应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如毛泽东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1](p667)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是第一次巨变，它的最大的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梁启超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近化概论》中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2](p)梁的这一段话，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即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这种发展仍然没有停止。这当然不能归功于袁，而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工商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困境。孙中山的一切良法美意，诸如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实业计划等等，也只能限于纸上谈兵。
历史的教训使一切志士仁人陷于深思：革命失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二 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倡“古今中外法”，又提到了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因此，我们研究现代化问题不能不从辛亥革命说起，也不能不对陈独秀在“五四”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辛亥志士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后逃亡日本（注：陈在辛亥前曾是安徽岳王会的会长，辛亥后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1914年东渡日本，曾帮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并在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有的著作说陈曾留学法国，不确。），1915年回上海并于同年9月创办《青年》（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启蒙运动。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因为中国缺少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因此，陈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
陈的这一思路，他所要求人们达到的目标，从两个杂志的封面就很形象地显示出来了：
1.《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印着"la Jeunesse"，就是法语“青年”的意思。国内一些著述，对《青年》封面上的这样一个法语标题，往往不大注意，而有的国外学者却对它非常重视。如有一本著作写道：“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唯一的期刊，是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叫《青年》），人们经常用它的副题'la Jeunesse'来称呼它。这个副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民主思想深远影响的反映，不仅影响了陈独秀本人，而且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同代人。”[3](p437)
2.由《青年》杂志影响下的一部分爱好文学的青年，在此后不久创刊的《新潮》杂志也是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为副题的。
我们再从《新青年》杂志的内容来看，也大都是介绍和论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时的文章。如《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为发刊词《敬告青年》，第二篇即为《法兰西与近世文明》。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陈独秀的上述思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地不妥协的斗争，使中国青年从长期的封建教条控制下解放出来，被称为20世纪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如瞿秋白所形容的那样，当时的思想界在封建主义的禁锢下，好像“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喷沫鸣溅”，各种新思潮滚滚而来，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作为新思潮的一种到了中国。
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问题：第一，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即使在五四时期亦是如此。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应是1899年，即出现在当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4](p443)。
20世纪之初，梁启超、朱执信等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曾涉及到马克思及其学说，孙中山在1912年的一次演说中，还曾称赞过马克思及其《资本论》。[4](p446)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但是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并未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而在此之后，由于李大钊等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组成部分，才为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所熟悉，其原著也开始陆续有了中译本。而李大钊则成为在中国的有代表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影响下，无论在启蒙思想家中（包括陈独秀），或者在五四运动中涌现的青年学子中，都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人们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都十分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当然是对的。但这究竟是外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人们虽然也注意到了国内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但对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却研究和估计得很不够。从历史的联系不可割断来看，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都是《新青年》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青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无不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因此，思想解放对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作用不可低估。新文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步成为它的新内容，它与“民主”、“科学”的目标并不背驰，而是其新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之外，显然是不对的。
人们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还往往忽略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早期也是很明显的。
当李大钊等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在青年学生中还流行着互助论、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王光祈（时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把它们揉和在一起称之为“中国式……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工读互助团，发起了一场工读互助运动。这个团吸引了一批青年，建立了四个组，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过起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世外桃源生活。这个团在1920年上半年出现，存在了6个月左右，最后以经济压迫、人心涣散而解体。
空想社会主义曾被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称为“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5](p281)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写道：“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6](p409)
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是件大好事，它促使了广大的先进分子勇敢地，而且理智地向科学社会主义跨进了一步。他们纷纷走向工矿、农村，从事社会调查，有的则到国外从事勤工俭学。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特别在“六三”及其以后）中力量的显示，由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特别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通过“一大”、“二大”，它不仅制定了自己的最高纲领，而且制订了当前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
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1919至1921年的“五四”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
四 “茫茫黑夜”中的“星辰”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上的一段佳话。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茫茫黑夜，
吾辈仰承。
这是当时的先进青年在李、陈像片背后写下的几句诗一样的颂语。这当然不只是对两位领袖的个人崇拜，而主要是指他们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党。由“星辰”二字不由使人想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流行在群众中的一首歌中的一句歌词：“你是灯塔！”从“星辰”到“灯塔”，一脉相传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期待。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一段极为关键的历史，因而也受到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极为重视。1919年6月18日，他在《复蔡冰若函》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的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7](p66)他在1920年1月《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又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获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7](p66)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不仅加紧了自己的著述、研究工作，而且积极指导他的左右办理《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
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7](p140)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其势已经溃不成军。1914年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但团体狭小，也无能为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勃起，给予他很大启示和勇气。就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当年——1919年10月，他把自己的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并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义（注：辛亥革命后，孙认为“民族”、“民权”二主义俱已达到，任务只剩“民生”一项了，经过二次革命，他在重组中华革命党时才又提出“民权”任务，加上“民生”，也只是二民主义。）。
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基础上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当时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成了1924年1月的国共合作。这次合作，采取了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孙中山的意图就在于给国民党注入新的血液。他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8](p526)
正因为有了这次国共合作，才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革命”，出现了“打倒烈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
这次“大革命”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后(1914-1922)中国资本主义比较迅速的发展。这次发展为“五四”和“大革命”准备了一个新兴的阶级阵营，也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自己的阶级基础。
回顾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前后这段历史，它在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说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是并不为过的。正是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发展的进程。
出现于20世纪的第一次“大革命”，由于1927年的国共合作破裂而夭折了。接着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内忧外患，使中国现代化步履维艰。但是，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这时，距鸦片战争是109年，距辛亥革命38年，距五四运动30年，距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8年。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实践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望所归的历史伟人。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晚几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巨变，它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
第一，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经过109年的斗争，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此结束。没有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中国。毛泽东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9]
第二，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民族独立，还需要民族的统一。如果不统一，在一个四分五裂、连年混战的状态中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所形成的统一和政令所及的版图，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可以说，远迈汉、唐、明、清）。孙中山在建立民国时所追求的“五族共和”，不但已经实现而且有所过之。56个民族生活在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中，共同发展。
对外独立，对内统一，这就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取得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的1951-1952年，完成了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使数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得到解放。毛泽东在1945年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10](p1075、1078)他在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和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直接联系起来。他说：“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11](p1432)
第四，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具备现代化的“机器”——工业。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2](p239)
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性的工业只占10%左右。即使到1952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占35.5%。毛泽东很生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3](p712)因此，中国在全国解放以后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道路不得不借助国际力量的支持。这种支持的谈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即已开始，并且能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集中力量支持发展重工业。周恩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到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14](p177-178)
应该指出，当时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工业企业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其中有50%到70%的主要设备由苏联供应。此外，苏方还派其大批技术专家来华和接受中国派去的大量留学生、实习生。这在当时是起了大作用的。而所有这一切，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性质，毫无疑义，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宪法正式制订前具有代宪法的性质）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国家必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但是，新民主主义毕竟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它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注：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说：“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版，第383页。）。
1952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中共中央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于1953年9月庆祝建国4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这一设想；在同年12月的宣传提纲中具体解释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并于1954年9月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建设（即过渡时期）的估计，少则十年、十五年，多则二三十年、几十年，即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总路线公布之时，也还是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的时间，加上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但是形势后来发生变化，这样一个十五年的计划，不到三年就完成了。1956年1月15日，首都北京首先宣布完成三大改造，已进入社会主义。同年的第一季度，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9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
社会主义改造的加快，毫无疑问地产生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毛病。[15]实际上，毛泽东在中国三大改造即将完成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开始感到了俄国过早地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弊病，而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对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的学习一定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3]1956年12月上旬，他三次接见各地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时指出，全行业公私合营，谁也没有料到这样快，下一步的国有化就不要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对民族都不利。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针对三大改造后出现的地下工厂等问题，他明确表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6](p170)
从总的形势来看，1949至1956年，全国还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中共“八大”宣布今后已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饱满的诗人热情高呼：“向地球开战！”集中全国第一流的专家做出的十二年自然科学规划，大都按期完成。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14](p225)后来他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比较完整地向全国人民发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14](p439)
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有成就，也有失误；有挫折，也有建树。两种历史趋势都在发展。但是经过十年(1957——1966)反右、反“左”的循环往复，失误、挫折的积累与发展，最终导致了十年(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
在“四人帮”滥施淫威的年代里，百花凋谢，万家墨面。1976年4月5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大规模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年花山、诗海、人潮的那种生动场面。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广大群众所表达的那种“擒妖甘献我头”的坚强意志。
人们把这次活动称为“四五”运动，因为人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五四”当年爱国群众那种怒发冲冠、啮指血书、声泪俱下、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场面。“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预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坍台，而“四五”运动则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特别应指出的是，广大群众在这场运动中表达了这样的意志：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只有如此，才是对亡者英灵的最大慰藉。
六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如同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践线，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一样，邓小平也正是继承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准确地分析了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路线，从而指导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良种，国情则是土壤。任何良种，如果不与土壤相结合，即理论与国情不适应，都是不会生根、发芽，更是不会开花结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正是违背了中国国情、硬搬外国的教条所致；毛泽东所以正确，正是因为他正确地分析了国情，才使中国在1949年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伟大胜利。
在三年的经济恢复阶段后，从1953年起又以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化三改”、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但这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阶段呢？如前所述，在当时的认识中是很不一致的，有的甚至认为在此后的不太长的时间内即可赶上世界上的强国。基于这种对国情的认识，才使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探索路程中遭受不少挫折、走过不少弯路。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有中国特色新理论的宣言书（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至22日）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工作会议历时一个多月，邓小平在闭幕式上所作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见《邓小平文选》(1972-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由此而形成的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巨变。
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又围绕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问题，十分强调四个现代化问题。他说：“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四个现代化。”[17](p276)
走向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许多国家都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半发达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以“西化”为模式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相继出现了苏俄、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原因，在建设几十年后，都没有成功却相继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有外国模式的借鉴，也有自己的发挥、创造，虽然成绩斐然，但没有顺利地到达理想的彼岸。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使自己繁荣、富强，又避免走向“西化”，而建成为一个具有四个现代化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7](p163,150)
要中国化，不要“西化”，但又切忌闭关自守。邓小平说：“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p373)
邓小平根据从历史经验中形成的远见卓识，实事求是地判断国情，果断地把195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定位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曰“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注：1987年，他在与外宾的谈话中，多次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8](p252)
从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设计出“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温饱，第二步小康，第三步比较富裕，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30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部署：“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8](p216、226)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接受了这一完整的构想。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各方面的干扰也不少，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的三条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8](p372)他认为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搞改革要敢于大胆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6年春夏之交，江泽民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也说过：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深化，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19](p2312-2313)
要实现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1984年初就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几年后他又提出“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希望至少有70年的和平时间。”[18](p250)
希望如此，有无可能呢？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的变化，指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他认为：“对于总的国际形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8](p233)又说：“我们讲的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
因此，邓小平从80年代初开始，在多次谈话包括与外宾的谈话中，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8](p105)和平与发展相互影响，和平是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而发展又是和平的最根本的保证。
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及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改变了长期以来所信守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这就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从而保证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和平与发展，不仅仍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也将是新世纪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世界上的霸权主义、极权政治、侵犯他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等仍在影响甚至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安全，但是它们不顺应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不代表人类文明的方向。
按照邓小平的战略部署，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走上了康庄大道，而且发展迅速。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回顾、总结了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的奋斗历程，瞻望、规划了中国在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包含了对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历程的精辟概括：
从上世纪中叶到本世纪的中叶，中国人民经过100年的浴血斗争，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根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本世纪的中叶到下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100年的艰苦创业，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标签：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新青年论文; 陈独秀论文; 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