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探索自己的路——访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大学教授论文,国防论文,五十年代论文,林蕴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是在1956年就提出来了。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到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说是这个阶段中共党内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其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和政策，虽然在其后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坚持，但终究为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迈出了极其可贵的第一步。请您给我们谈谈毛泽东这一段的重要思想。
林蕴晖：这得从苏共二十大谈起。
在50年代初，当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把社会主义看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党的共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乎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1956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长期积压的矛盾和问题逐步被揭露了出来。这首先是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矛盾，接着是30年代肃反造成的大批冤案开始悄悄平反。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
这就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和把苏联经济教条化的思想禁锢，使人们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终结，共产党人在各自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还有待自己在实践中探索。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解放。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破除了斯大林迷信的积极一面作了极高的评价。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说：对斯大林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在接见澳大利亚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也指出，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记者：是不是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酝酿《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林蕴晖：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直线发展的。
1955年秋天，中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急速推进。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在12月提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是继续反对右倾保守。12月5日， 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100多人。刘少奇主持会议， 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意见。周恩来在1956年1 月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传达了这个精神。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明确分工：刘少奇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准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负责准备党的章程的修改报告。把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八大的中心思想，大家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的。但在进行具体工作时，并不是盲目行事。在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座谈会结束前， 刘少奇向到会者宣布：为起草中共中央向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门同志作准备。
据资料记载：从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5月28日期间，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共中央、国务院37个部委局的80多位负责人到他住处的会议室，请他们汇报本系统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事关全局的问题。汇报座谈经常是从白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他亲自记笔记，不时地提问、插话，同部长们讨论，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和见解。从有关材料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这些谈话，很显然已经毫无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息，而是从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
就在刘少奇听取各部委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得知此事，很感兴趣，他让薄一波也为他安排。因此，自2月14日至4月22日亦先后听取财经方面29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5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
记者：原来这里还有一个由反“右倾保守”到实事求是的转变过程，而且是先有刘少奇找中央各部调查，才有毛泽东听取34个部门的汇报。
林蕴晖：正是这样。就在这次漫长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讨论，形成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共中央对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也由原来的反对右倾保守转向对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后来正式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这既是由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集体参与的产物，更是由毛泽东作出最后概括的代表作。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在当时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氛围下，确如吹来一阵沁人肺腑的清凉之风。
记者：由《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的决策，你认为有什么发展？
林蕴晖：如果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主要还是讲的原则，中共八大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目标、布局和方方面面的方针、政策作了具有可操作的规定。
举例来说，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 ）工业化建设方针。政治报告提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目标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险主义。（2 ）轻重工业的关系和建设布局。以发展重工业为主，但同时，在资金、原料、市场允许范围内适当地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布局问题上，提出要注意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配合，中央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配合。政治报告明确阐明，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的生活。（3）关于国家计划与运用市场调节的原则是，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第二、关系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政治报告说：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第三、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建设。政治报告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要求的。
政治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国家法制建设的迫切性。报告具体分析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八大通过的决议正式宣布：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建立工业国的需要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体制，应该是以计划生产、集中经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生产单位根据原料和市场情况进行生产、分散经营、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补充。
总之，八大的这些规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是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记者：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处于什么地位？
林蕴晖：就在中共八大闭幕不久，1956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了因党中央领导人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首次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 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这篇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首先在于它第一次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其性质和情况同旧社会这些矛盾根本不同，它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从1936年斯大林宣布已经在苏联建立起来以后，到1956年已整整20个年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有矛盾，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应该说，是没有搞清楚的。尽管列宁曾有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失，矛盾还会存在”的名言，但既缺少理论上的论证，更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
具体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矛盾和冲突，是1938年斯大林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在1939年联共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更明确宣称：苏联社会已不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实现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这种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和爱国主义，就是苏联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对1937年到1938年苏联社会发生的“肃反”大审判，斯大林的解释是，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都是一伙帝国主义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也就是国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同时断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越来越深入，同这类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也越来越尖锐。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性质达到了“完全适合”的论点时，重新作了解释。他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那末，对“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么理解呢？他接着回答说：“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的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第577页）从30 年代末断言：苏联社会主义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全社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已达到“完全一致”，这种“一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到50年代初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合”，但也有矛盾。这显然是斯大林在认识上的前进。但是，诚如毛泽东所说的，斯大林在这里是不彻底的，是“羞羞答答”的辩证法。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严重错误的揭露：是年6月到10月，相继发生波匈事件。1956年，在中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在此期间，也发生有农民要求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事件。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矛盾了吗？为什么也发生工人罢工，群众上街示威，甚至在匈牙利发展到对抗的局面？斯大林杀的不是间谍、暗害分子吗？怎么出现这么多的冤假错案？为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也会犯这么大错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是从理论上对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何以会发生这类问题的根源作了深层回答。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记者：既然从《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政策都已经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而且直到今天来看都是很有价值的。那为什么在此后的实践中，既没有完全付诸实施，而且很快走向了反面呢？
林蕴晖：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研究。
历史地看，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尽管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怀疑。因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在吸取苏联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则，也相应地对具体政策作了规定，但中共八大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依旧是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这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总纲中都有明确表述。
从理论上看，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存在着不相适应的方面，但他认为问题并不在已经建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而在于人们应如何去适应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这除了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全党都沉浸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喜悦之中，权力过分集中和单一公有制的弊端暴露得还不够充分以外，更重要的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犯错误的深层原因。
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 对斯大林的错误是这样分析的：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进而又将个人崇拜归咎于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
匈牙利事件以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即他的行动和政策，不只是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毛泽东也讲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他又认为，铁托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它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现代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些缺点，专政过火了，这还是可以原谅的。斯大林并未破坏全部法制，他只破坏了一部分法制。拿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说，基础是所有制，是好的，上层建筑是政法等机构，是有缺点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如果说，苏联社会中的官僚主义机构能建设社会主义，能打败希特勒，那这种官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我们并不为社会主义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作辩护，我们承认有。但克服官僚主义，并不要求改变制度。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铁托的上述论断作了直接的回答。文章说：“斯大林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很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就必然成为妨碍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再论》虽然讲到了基本制度适应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建设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但同时又强调说：“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
这样，对斯大林错误的根源，就最终归结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因此，《正处》在谈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基本上没有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那些环节需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着重强调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方法是历史传统——整风。
因此，当那些允许个体经营和私人经营、市场调节等灵活政策一旦付诸实践，而人们又据此提出要对现行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单一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时，就被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逆流”，看成出现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并把工作重点转向了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共八大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正确论断很快被否定，与之相关的正确政策也被中止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历史出现过曲折，毛泽东等在1956年前后所作的走自己的路的探索，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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