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问题的探索及其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现实论文,企业管理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问题的三次探索思考，极具开创性，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要着眼于开发企业的活力，解放企业的生产力；要注重职工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民主管理；必须具有创新的精神。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问题的重要性。他一方面率领全党大胆进行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实践，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吸收全党共同探索的成果，作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许多新的理论思考。这种探索思考，较为集中的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于4月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这篇重要的著作中，谈到工厂企业的管理权力，毛泽东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对于给企业多大的管理权力，在当时并没有多少具体的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可供毛泽东去总结。因此，毛泽东说，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看来必须兼顾国家和企业，国家和工人，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不能只顾哪一头。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又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一个工业，一个农业，一个财，一个商，一个文教，都往下放。”“有中央的工业，有省的工业，有专区的工业，有县的工业。这样就手脚多，大家的积极性多，单是我们北京这一方面积极，人太少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96～797.）
第二次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初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结合中国实际，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注：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五）[J].党的文献，1994(3):3.）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人们是改革管理还是不改革管理，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一切企业都专门由条条即中央各部门直接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应该避免这种片面性。在我国，都同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们归哪一级管理，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是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他主张所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应该实行分级管理，有的由中央各部门管，有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理，有的由县管；而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毛泽东强调，中央各部门管的企业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要有点“独立王国”。企业有没有这种自主权，对促进生产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发展，关系很大。（注：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164～165.）
毛泽东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和苏联企业实行的“一长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他根据当时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缺乏既懂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又懂党群工作的管理干部、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以及企业外部和内部关系较为复杂，需要党委协调解决的实际情况，明确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作为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针。当时，毛泽东把这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他批评苏联企业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上多少年来没有改进，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工艺规程的改进，不大讲生产管理、规章制度需要改进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应该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他说，我们要学习西方国家“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注：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167.）在毛泽东的提议下，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即一种由许多生产同类产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联系的企业联合组成的专业公司），作为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重要措施。1964年1月，毛泽东指出，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干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应该说，当时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觉察到单靠行政方法管理国民经济和企业确有许多弊端，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国民经济和企业。
第三次反映在196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杭州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作了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讲话。他说，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注：房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毛泽东的这段话发展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思想，对企业管理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的权限，都作了比以往明确的界定，即他已把企业管理的权力，区分为虚的和实的。虚的指政策方针，由中央管；实的指经营管理，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企业管理部门去管。要求在我国企业管理权限的条块关系中，变以条条为主，为以块块为主，以期改变我国在1961年以后重新加强的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状况。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问题的三次探索思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的，它虽然力图革除这种体制下企业管理的某些弊端，但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些科学的认识在实践中也没有坚持去做。然而，这种探索和思考，极具开创性，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启示：
其一，要切实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既要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权限，更要从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的圈子里跳出来，着眼于开发企业的活力，以解放企业的生产力。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曾经是一个盲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逐步认清了，看准了，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深化了对企业管理改革的措施，加大了改革的力度。从“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政企分开”，一直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体制问题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新路。过去，我们党反复强调要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在实践中并没有使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即法人）；企业只有经营权，而没有法人财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使企业对包括国家在内的投资者授予其经营的财产享有独立支配权，使经营权与法人制度结合起来。企业利用公司制形式，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进行根本性改造，实行企业管理制度根本性创新，从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其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不能只靠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而忽视人的价值。注重职工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民主参与，实行“全员式”管理，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本质要求。毛泽东制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方针和为实行这一方针而确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我们今天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提供了指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企业管理活动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大领域，而贯穿于三个方面的中心，则是人。因此，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应紧紧抓住“人”的因素，突出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坚持企业职工不仅是管理的客体，也是管理的主体的观念，使企业管理的人财物各个方面和产供销各个环节紧密围绕激励全体职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进行，同时建立企业既出产品、又出人才的双层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目前，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或主体意识得到增强，职工代表大会制作为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最基本形式已被列入国家根本大法。但是，如何充分发挥职工在企业民主管理中的作用，使职工代表大会真正成为职工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而不流于形式，在改革中如何使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仍是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三，深入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问题，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面对企业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研究和反复实践，从而提出正确的思想和科学的认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问题的每一次探索思考，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国内改革和建设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的时代条件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如何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创新。我们必须继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探索中提出的积极成果，善于从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中吸取新鲜经验，并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以创造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管理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