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成功的原因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平论文,煤矿论文,原因论文,时代论文,唐廷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廷枢，字景星，广东香山县人。初在香港接受教育，1861年受雇于英国怡和洋行，于1863年升为买办。1870年主持怡和洋行新设的船务部工作。在任买办期间，唐廷枢对近代西方工商业的知识增多了，在生意方面也越来越内行了。1873年受李鸿章委派为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招商局成立后，英怡和洋行和美旗昌洋行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欲挤垮它，把招商局扼杀在襁褓之中，但唐廷枢凭借他的练达才识顽强相抗，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与洋行几番较量，最终使上海轮船招商局立住了脚，难怪美旗昌洋行经理福士概叹道：“在取得情报与兜揽中国人生意方面，怡和洋行的唐景星……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①
唐廷枢的才识为李鸿章赏识，1876年10月被任命为开平矿总办，从此以后的十余年间，唐氏兢兢业业地经营这家企业，为之耗尽了自己的精力。郑观应说他“一生精力，尽销磨于商务、洋务之中，数十年备尝艰苦”②他一生惨淡经营企业，“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③。他经营的开平煤矿，时人论曰：“中国有利之矿，仅开平煤矿耳”④，故对其成功经验的总结，不但可以让我们把握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教益，为今天的建设服务。
一、指导思想的正确
众所周知，开平煤矿的开办者是李鸿章和唐廷枢，特别是唐氏在1876年接受李鸿章的任命后，更是焦劳擘划，惨淡经营，不遗余力，十余年间奠定了开平煤矿近代化的基础。⑤在开平煤矿成功的道路上，开办之初的正确构想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1.重视勘察、就地取材、煤铁兼兴
据历朝典籍记载，河北滦县的开平镇素产煤炭，在明代，土人就开始用土法开采。但清初有鉴于明季开矿的弊政，实行矿禁政策，认为“开采病民，得不偿失”⑥，以致矿政不修，矿业衰微。鸦片战争后，战争的费用加上赔款使得清政府入不敷出，有识之士便痛斥“矿徒扰民，矿税病民”⑦的旧说，极言开矿之利。李鸿章作为近世一名有头脑、有知识的人物，他认为“近世学者鉴于明季之失，以开矿为弊政，不知弊在用人，非矿之不可开也。”⑧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成了近代实业界的巨子，他便开始实施自己的开矿计划，1875年，他首先在直隶磁州开办煤矿，终因矿藏不旺和运输困难而失败，但李氏并未气馁，决定继续开办开平煤矿。1876年，他任命唐廷枢为开平矿总办，这次他们吸取了磁州煤矿失败的教训，注重实地考察。
唐廷枢在接到任命后，于1876年11月偕同英矿师马立师一同前往开平勘察，携回了煤铁矿样，分寄北京同文馆及英国名化学师巴施赖礼、戴尔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唐廷枢于次年9月写成《开平煤矿化验成色简报》禀呈李鸿章。⑨铁矿除了山根红石外已达李鸿章准备开采所必须具备的四、五成的要求，可以开采，煤炭的质量虽不甚高，但尚属可用。在唐廷枢看来，煤与铁相表里，自应“一齐举办”⑩，他还在《请开采开平煤铁并办铁路禀》中专有“论煤铁乃富强根基”一节，论述了煤铁兼兴的重要性。此禀呈报李氏后，煤铁兼兴的思想正与他“非煤不济，非铁不成”的思想相一致，颇为赞赏。
得到李氏的赞扬后，唐廷枢进一步论证了开办开平煤铁的优越性，他把开平煤铁和英国的煤铁情况作了比较。他发现：“（英国）市面发售铁板、铁条，高者每百斤出价二两三四铁，中者一两七八钱，次者一两三四钱。”而开平煤铁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大约“每百斤成本银一两左右，……若所炼之铁，能照该化学师评论，可与英国中等市铁或次等钢铁相行，则其利更厚矣”(11)。实地的勘察和反复的比较论证使李、唐二人对开办开平煤铁信心十足，在日后的《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中明确申明：“于直隶开平设局，名曰‘开平矿务局’，专为开采开平一带煤铁等矿，并就地熔化生熟铁等事、余外生意概不搀越，以专经营”(12)。对于章程，李鸿章批示曰：“就近熔化生熟铁，不得搀越余外生意，自是正办”(13)，予以支持。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李、唐二人通过对开平的实地勘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就地取材，煤铁兼兴。
2.“宁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
当时，西法开采煤矿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陌生的东西。故唐廷枢认为“宁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14)，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取其所长，去其所短”(15)的效果，在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禀陈李鸿章说：“工程浩大”，必须先行勘察，对采得之矿务样本进行化验，如“果有把握”，则“禀请核示开办”(16)。唐廷枢也确实这样做了，化验的结果表明，“其铁既无磷酸，其煤又无硫磺，却是相宜之事”(17)。在这种情况下，唐氏才上禀请开采开平煤铁矿。
在禀文批准后，唐廷枢也未草率行事，首先详立了章程，对企业的资本性质、集资情况、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都一一作了考虑。其次，对于引进的机器款式、型号必须讲求。他说：“盖铁炉、铁锅、拉铁机器等件，款式最多，大小不齐，应用何款何式，马力多少，须审明地势石质煤力等件，方不致徒劳费力，虚费煤工”(18)。当这些都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决定订货和购买与否，因为冶铁机器费资甚巨，稍有不慎则浪费很大，不仅要作量力而行之计，还必须与洋商“面商”，可小则小，可省绝不靡，为企业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总而言之，唐廷枢为了开平矿务局日后的“远大宏猷”，计划周密，考虑精详，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3.振兴开平实业，有利风气转化
我国矿政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惑于风水谬说，早在清初就规定，开矿“若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名踊，辄用禁封”(19)。请看山东蓬莱县的一碑文：
《禁开煤窑告示碑》(20)
照得近年来米珠薪桂，火食颇艰，开采煤窑倘于居民无碍，人人自必乐从。惟是蓬莱环海负山，地势窄狭，非村落棋布，即坟墓重叠，实与庐墓、城池、风水攸关，前往本县照例出示严禁在案。无如刘继武违示不遵，又复赴附呈请开采，以致各绅士纷纷呈禀批饬示禁，等因。为此示仰阁邑居民人等知息，自示之后，如有不法棍徒，仍蹈前辙者，本县定行按规律究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早也。
此碑文旨意明确，就是要保护风水，不准擅开煤矿。对风水的危害性李鸿章也有所认识：“中国金、银、煤、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只以风气未开，精华闷而不发，利源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大宗”(21)，他告诉我们，中国矿务不兴，非矿藏不如西洋诸国，实因风气未开之故。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政府的治国政策是“重农抑商”，“事末到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22)，而重农业者通过科举制度即可登仕途，使得欲开矿设厂者止步，欲投资企业者裹足，形成了一种以开矿设厂为耻的社会恶习。然而世界潮流又是如此的浩浩荡荡，开矿求利，设厂自强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不可抗拒，李鸿章、唐廷枢等近代的弄潮儿，怎能无视于世界潮流而袖手旁观呢？他们要求发展实业，就必须对封建的生产方式有所改变，就这一意义来说，他们确是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在如何开办开平矿上，李鸿章与唐廷枢的意见是一致的，即用西法开采，所以李鸿章才派唐氏负责开平矿务，在李鸿章看来，唐廷枢是一位“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洋稽博考，胸有成竹”(23)之人。对于以后唐廷枢提出的开办建议虽不说是言听计从，也做到了竭力支持。李鸿章希望开平矿在唐廷枢的经营下“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矿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起”，如此，风气之开“于大局关系非浅”(24)。事实上，开平矿务局在唐廷枢的主持开办下，虽然铁矿的开采未能实现，但它仍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李鸿章的目标，即开风气之先。正因为开平煤矿给近代企业带来的新鲜气息，所以在日后开平煤矿发展的道路上得到了许多才识之士的赞赏，民族资本也纷纷投资，保证了开平煤矿的成功，使之成为近代企业的榜样，郑观应赞曰：“中国风气未开，积重难返，创办一事非大力者不能成。年来章请开矿者颇不乏人，独数开平办有成效”(25)。这话虽是赞扬开平煤矿，但从中我们能看到开平矿对转化风气所起的作用。
二、民族资本的青睐
唐廷枢拟定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共十二条，要旨如下：（一）本局定名开平矿务局，专采开平一带煤铁各矿；（二）本矿系招商集股，官督商办；（三）拟集资80万两，分作8000股，每股津平足纹银100两，任人认购，若日后需再招新股，以20万两为限，合100万两；（四）每年余利，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人员花红二成，其余八成按股均分；（五）本局所出煤铁，照市价先听机器局及招商局使用，如有剩余，再行出售。(26)李鸿章阅毕章程，逐条批示照办，1878年9月21日，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局，10月开工凿井。
从开平矿务局的招商章程我们可以看到，开平矿务局的资本是准备招集商股80万两，招集的方式是任人认购。简言之，矿局资金的来源是面向民族资本，而不是官僚资本。
唐廷枢在章程经李氏批复照办后，根据章程四出招集商股，但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加上开平矿务局属于创办阶段，成败难料，故有资本者大都裹足不前，持观望态度，这使得开平矿务局的招商工作极为艰难，到1878年10月的一年时间里，只募得股本约20万两，到1880年实募得30万两。虽然从1877年10月到1880年10月的三年时间里，矿务局未能如愿地招到80万两的股本，但根据唐廷枢的预算，从1878年至1880年的二年时间里“约需资本二十余万两”(27)，故所招股本尚属够用。然而，此时开平煤矿的发展已走上了正常的轨道，矿局在引进新的技术，开设新的矿井，修造厂房以及更新设备的同时，还准备疏通河道，实际耗资已逾四十万两，超支了10余万两。为了不使矿局流产，唐廷枢垫资10余万两；另一方面又呈报李鸿章，请求予以救济，“伏念矿局只招股本三十万两，现已多用十万两有零。此时再筹垫十四万两挑河，实为心力不逮。可否吁恳爵中堂，终始成金，于机器、海防支应两局酌拨银五万两，暂资工需急用。”(28)五万官款是否允准拨用，囿于材料，殊难肯定。
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唐廷枢之所以不泄气，是因为他凭借自己多年的商业经验相信，一旦矿井出煤，有利可盈之时，招商集股方面的这一窘困局面定会烟消云散。1880年过去了，翌年给开平煤矿带来了生机，开始产煤了。“每日出至五、六百吨之多”(29)，于是开平煤矿的声誉鹊起，招股也容易了。虽然到1881年3月矿务局的成本共计达70余万两，(30)但这时的集股却远远超过这一数目，1881年11月8日的《捷报》登载天津通讯称：“矿局在上海已集股一百万两”(31)开平的股票走俏，民族资本的青睐使唐廷枢决心进一步地发展企业，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采煤，二是运输，特别是1881年6月唐胥铁路已正式通车，1882年唐廷枢便从英国购进了机车车辆，使矿务局的费资到1882年猛增至150万两，超支50余万两，(32)欣慰的是矿务局之煤业已外销，1882年产煤38383吨，运往天津销售的8185吨，获利36833两，1883年获利达51021两。(33)虽然盈利不多，但它犹如启明星，预示着新的一天的到来，它预告：开平矿务局将有能力填补50余万两的超支款，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必将盈利更丰。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开平股票在市场上再次走俏，1882年面值100两的股票涨至154两，到1883年春，股票持有者已拒绝210两的售价，年底虽一度降低，但不久便又回升。(34)开平股票的几度走俏，说明民族资本对之无比青睐，同时，民族资本的青睐增强了企业经营者的信心，保证了开平煤矿的成功。
论者会问，既然开平股票如此走俏，为什么矿务局不继续集股反而超支欠债呢？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此时矿局已开始盈利，日后资本的来源可从盈利中提取，进行扩大再生产，不到逼不得已，无需集股。正因为如此，以后几年中，开平矿所集股份仍为100万两，但其投资不断增加，到1887年“煤矿用及二百万”，尽管已超支100万两，但仍然可以“源源收息”(35)，翌年，开平矿第一次分付股息6%(36)。但由于1888年的产销量及盈利有所下降，加上1889年又开始开采林西煤矿，唐廷枢才不得不重新集股，据1889年9月的《捷报》：“唐景星前为林西煤矿招集新股……已集资达五十万两”(37)。此后，开平矿的投资更大了，到1891年，据薛福成统计，“历年共费银二百三十万”(38)。但本重利优，开平矿的盈利也越来越丰厚，到1893年，开平矿可以分付的股息达10.5%。(39)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开平煤矿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民族资本的支持。有的论者认为“开平的股本，不论官款商款，可说都是官僚资本”，此说笔者不敢苟同，原因如下：
第一，章程款二“议招徕商股，众擎易举”之语说明企业是希望商股投资的，真实企业准备集资80万两，分作8000股，任人认购，“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这种一股不嫌少，千股不为多的集资方法自然是针对分散于民间的游资而言。同时章程对投资认购股票作了详细的规定，每股分三期交清，注册时交10两为第一期，第二期交40两，第三期交50两，待交清100两后再换发股票。李鸿章对之批示也云：“凡入股者，详开姓名籍贯，即交附近招商局代收”(40)。这说明集资是严肃的，也是面向民间资本的，否则没必要作如此烦琐的规定。
第二，《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款五白纸黑字地写着：“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于事”(41)。这里规定的是企业的经营方式，厂局生产的产品归商人销售，矿局的负责人员（司事）要从股东中选拔，由他们共同监督，管理工厂。款八更明确规定：“查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其能当何职，应受薪水若干，由总局酌定。若其人不称职，或不守分，任由总理辞退，仍请原人另派，以昭平允而免误公”(42)。人事权的初步民主化，使企业明显地带有自由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说明，矿务局虽名为官督商办，其实为商办，当时的《申报》论曰：“各巨商知此事（指开平煤矿），名为官办，实为商办”(43)。
第三，开平矿务局创办时借用官本的数额殊难确定。当我们查阅开平矿的资料时发现有关官款的记载有二：一是1880年唐廷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李鸿章呈了一份奏章，热望政府能拨以官本5万两予以扶持，这五万两官本最终是否由李鸿章允准拨用，似无证据，殊难定论；二是据1889年正月份《申报》载：“所有官款，年来除国子监存款若干万外，余俱次第拨还”(44)。由此可见，开平矿务局在创办伊始确是借用了官本。据现在可见的开平矿收支情况的文献资料，凡二、三十万两的商人集资矿务局就有所记载，而借用的官本的数额却不见记载，我们有理由说矿务局所借用的官本是少量的，否则很难理解文献资料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少量的官本在百余万两的商人资本中是成不了气候的，倘若我们说开平资本全为官僚资本，则百余万两的由商股操纵的商人资本岂不也成了官僚资本吗？何况，借用官本必须以矿务局所产煤相抵销，或一旦盈利立即奉还，可见，矿务局所用的官本与其说是官款，不如说是借款为宜。
第四，唐廷枢等人虽有一官半职，但他们在企业中的红利在章程中有明文规定，只准提二成，不得多提，其余的八成仍按股均分，在这八成的红利中，他们所享受的待遇与商人无二。事实也是如此，在1880年矿务局经费拮据之时，唐廷枢曾垫款十余万两银子。说明他是腰缠万贯之人，但他后期却如此凄凉，可见他不但没有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而且把自己的资产也全部投资办企业了。企业按章办事，它不但不是任何封建官僚或其集团的私产，而是商人共同投资举办，共同取利的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生产目的又有抵御外侮的成分。所以，我们应把开平煤矿归诸民族资本之列。
第五，张翼接办矿局后的中国资本，仍应属民族资本的性质，虽然张翼是由官方委派主持开平矿局的，并有候补知府的身份，同时又投资30万两，是最大的股东。按章程规定，他也理所当然是股东中的主要人物，更是矿局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却不可能由此把矿务局变成自己的私产，改变不了矿务局原先的经营方式。所以张翼说：“开办十余年，并无官款，均系商股商办，……凡在矿务局管理矿务者，自本督办以下，多系有股之人”(45)，这里不难理解，因开平矿务局创办之初的招商章程中有矿局司事要从股东中选充的规定，所以管理矿务者，自应是有股之人。这里的有股之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主要有商人、买办和一官半职之人，他们投资开平矿务局并在其中管理企业是章程明文规定的，他们并非是张翼集团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而定其投资的资本性质。
三、生产技术的革新
早在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时，就特别注重生产技术的革新，这是保证开平煤矿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首先，他主张聘请一些西洋的矿学家，在开办之前，唐廷枢呈报李鸿章时说，要决定开平矿能否煤铁兼兴，要“俟地学及铁匠到来，勘钻地石之后”，经面商而定。(46)对此，李鸿章亦颇为赞成，他说：“西土治地质学者，视山之土石，即知其中有何矿”(47)，在批复唐氏的禀呈时也说：“其煤铁厂规条，须俟矿师到后，察看情形，审时度势，……以期经久无弊”(48)。于是在1876年11月，唐廷枢就曾偕同英矿师马立师一起赴开平实地考察。矿务局成立后，唐廷枢又聘请了英国杰出的矿师柏爱特、墨莱斯窝尔及金达等人，他们为开平煤矿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次，在生产工具上，唐廷枢引进了抽水机，提煤机，抽水机的引进保证了矿井的正常生产，摆脱了土法开采时无法摆脱的困难，抽水机“有水即提”，使得矿下“路既干，灯既明”，过去土法开采时的“锄愈深，水愈涌，非止路远，而且泥泞”(49)的局面已大为改善，便于开采了。提煤机的引进保证了矿下所产之煤的及时提出，土法开采是用人力绞动轱轳、用竹篮提煤，而现在用机械的力量来代替人力，无疑是一大进步。土法开采时，开平矿的工人由于种种不利条件，每人每日采煤四、五百斤，而使用提煤机和其他开采工具后，每人每日采煤四吨多，悬殊之大，令人惊讶，抽水机和提煤机的运用是用机械力替代人力，这是生产力进步的一大标志。
此外，唐廷枢在采煤工具上还运用了铁锤挖煤，使采出之煤大都为块煤，提高了煤炭的售价。他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还依照西式开井之法，在井底挖小井，使井底相通，保证了井底的通风，可以降低瓦斯的浓度，同时，唐廷枢在井底采用了安全灯，所点之灯皆用玻璃密罩，不致火星触及瓦斯引起轰然之变。种种生产技术上的革新，使开平煤矿走出了土法开采的窠臼，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了。
再次，运输的近代化。铁路是交通运输的最佳工具，亦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西方工业革命的显著成就之一便是铁路的修建。但在中国，铁路的修建，火车的行驶就相当困难，那根深蒂固的风水迷信之说时刻在困扰着近代铁路的诞生。但滚滚长江水，毕竟东流去。铁路的建筑已势在必行，顽固派们想挡住历史的车轮宛如螳臂挡车。
1881年，开平煤矿产煤后，唐廷枢就敏锐地感觉到修造铁路对于开平矿发展的积极作用，“若有铁路，便多开一井”(50)，于是唐廷枢禀请李鸿章允准修建铁路。关于修建铁路之利，唐廷枢曾算过细帐，若没铁路运输，开平煤运至上海则成本费每吨合计六两多，而用铁路运输只需成本费合计四两，相差二两有零。厚利所在，李鸿章亦为之心动，于是决定修建铁路，由外国矿师金达一手主持，于1881年2月兴工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15里，于6月竣工，15里的唐胥铁路与专运煤的从芦台镇东起到胥各庄止的煤河相接，便利于煤炭的外运。起初由于顽固派的反对，铁路只能用骡马引车辆，但矿局的发展容不得风水横行，于1881年6月4日，即乔治·斯蒂芬逊百岁生辰，中国的自制机车终于冲破了风水之说，开始运行在唐胥铁路上了。
铁路的修建给开平煤矿带来了广阔的前景，随着产量的增加，外销量也日渐增加，由于铁路的兴建每年可节省运费十余万两，对于一个矿一年的收入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大大地增强了开平煤矿向外争夺市场的能力。铁路之利使人注目，矿局的发展对铁路又提出了新要求，1886年矿局决定将唐胥铁路扩至芦台，并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由伍廷芳为总理，集资25万元，于同年11月动工，翌年5月竣工，1888年8月，铁路又延至天津。至此，开平煤可由铁路运送至天津煤市销售，保证了开平煤在天津煤市上的优势地位。
1889年后，开平煤矿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增强竞争能力，自己购买了轮船，从天津把开平煤分远往旅顺、威海卫、烟台、上海、海口、广州等地销售，到1899年，开平矿务局已拥有6艘轮船，总吨位在8300吨左右，专事运煤外销，开始了争夺其他通商口岸煤市的活动。近代化的交通运输设备，可以说是开平矿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为开来煤矿的成功起了铺垫作用。
四、竞争意识的引进
与洋商争利是李鸿章办企业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1875年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时，他就上奏说，办企业要“略分洋商之利”(51)，易言之，就是要和洋商进行经济竞争，到1881年他上奏请开开平矿务时，就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升华，上升到了要求采煤御侮的爱国思想。他说：只要中国自己开办煤矿，“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52)从表面上看，这则材料只反映了李鸿章的御侮思想，但要使日后中方用煤不购于外洋，其前提就是要和洋煤竞争，要价廉物美才能保证在竞争中稳操胜券。李鸿章毫无疑问是开平煤矿的总后台，他的思想在开平矿务局有所体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独有偶，开平矿的总办唐廷枢也有这种思想，他在准备开采开平煤铁时就以“富甲天下”的英国作为竞争对手，时时拿中国的情况与之比较，他说：只要开采开平煤铁，就可以“取天地自然之利，济民生日用之常，寰中之宝藏已兴，海外之漏卮渐塞，诚属富强要求，远大宏猷”(53)，他的思想和李鸿章是那样的翕然契合，所以在开办开平煤矿时，李、唐二人就定下了企业要参与竞争的原则，竞争意识的引入又给企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为了保证开平煤矿在日后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李鸿章于1881年上奏《请减出口煤税法》，他在陈述目前的情况时说：“（开平煤）成本既重，煤价亦因之而昂，若再加现定之税额（土煤每吨税额为一两有奇——笔者注），即难敌外洋之煤，其势必不能畅销，而关税亦鲜有实获”，与此相反，“中国原定洋货税则过轻（洋煤每吨税银五分——笔者注）”，二者盈绌悬殊至20倍之多，“以致华商疲累，难与洋商颉顽”。“外洋进口之货税轻，内地出口之货税重，不啻限制华商而护洋商。此通商后数十年之流弊，隐受厥累而不觉者也”，但这种局面必须迅速改变，否则华商难敌洋商，利源之失更大，所以，李鸿章特地上奏开平煤矿引台湾、湖北煤矿之成例，“每吨征收税银一钱”，目的是“以恤华商而敌洋煤”。(54)李鸿章的上奏允准后，开平煤矿无形每年将增加20万两以上的收入，增强了竞争的能力。
对于开平煤矿来说，当时争夺的煤市是天津煤市，其主要对手是日本煤。所以开平煤在天津煤市上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竞争，而且是爱国之举，其行为充分地体现了李、唐二人的竞争意识。在如何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上，唐廷枢认为：“天下各矿盛衰，先问煤铁石质之高低，次审出数之多寡，三审工料是否利便，四计转运是否艰辛”。(55)为此开平矿在增强竞争上就注意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其中煤铁石质之高低是自然条件，无法更改，余者就成了开矿增强竞争力的努力方向。
首先，“审出数之多寡”。要提高产量，前提采用新的技术，唐廷枢在引进新的技术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内容前文已论及，勿赘。技术的革新保证开平矿从1882年开始产煤后，年产量逐渐上升，有关资料表明，开平煤矿至1887年产量超过22万吨，1889年则超过24万吨，输出量与产量当成正比，也逐年增加。以后几年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切都表明，开平煤矿在生产技术和运输条件得到更新后，达到了唐廷枢增加产量的目的。
其次，“审工料是否利便”。唐廷枢相信我国的工料较之英国便宜，开采开平矿是就地取材，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重要的是唐廷枢看到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廉价。他在考察英国矿业时发现，英国的工匠的工资很高，使得产品的成本也高，英国所以能盈利全在技术，开平煤矿在技术上采取了引进的办法，但劳动力的低廉却是英国无法比拟的，所以唐廷枢说：“若将土工之廉，引之以西法，煤块必多，煤本必轻无疑”。(56)事实上，开平开局后，唐廷枢就这样做了，他广招廉价土工，1879年，中外员工不下250余人，(57)到1889年，矿工达3000人，(58)正是因为唐廷枢一再压低工人的工资，使得开平矿在1882年爆发了工人的第一次罢工。
其三，“计转运是否艰辛”。在煤炭的运输和销售上，唐廷枢兴建了铁路，其内容前文亦已论及。
上述的措施使开平煤的成本大大地降低了，竞争能力却相应地大大增强了保证了天津煤市上开平煤在和日本煤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日本煤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天津煤市场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数量不断增长，到1880年，日本煤在天津的销售达到了顶峰，达19402吨，是年正是开平煤矿产前的阵痛期，1881年开平煤矿出煤后，从1882年起开平煤即开始向天津运销。当时日本煤在天津的标价是：广岛煤矿的块煤每吨售天津纹银七至八两，三池煤矿的块煤则为七两，而开平煤矿的块煤以每吨四至五两的价格在市场上招揽生意，这便使日本来煤在竞争中明显地处于了劣势，日本煤在天津的销售量出现了萎缩现象，日后随着开平煤产量的增加，运输条件的改善，成本的降低，在天津市场上的比例开始了明显的转变，日本煤迅速地减少，到1888年，一度减为120吨，到九十年代后，天津煤市“不复有洋煤进口了”。(59)
五、结论
回顾开平煤矿的兴衰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洋煤进口日益增长之际，李鸿章、唐廷枢等人凭藉着一颗中国人的良心，一个中国人的人格和一点中国人的骨气，力主开办开平煤矿，作为抵御侵略，保证国利的手段。从创办之初的正确构想到企业技术方面的大胆革新，从招商集股的优惠政策到企业竞争意识的引入无不体现了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勿庸置疑，开平煤矿在唐廷枢时代是成功的，它是中国近代企业的榜样。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时期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其发展却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长期封建因素的影响，在矿务局招股之初就极为艰难，预计招商股80万两，但从1877年至1880年的三年时间里，实募得30万两，尚不足半数，好在开平矿的后台强硬和唐廷枢的才干卓越，才使得开平矿生存下来，但资金难筹给近代企业的发展罩上了阴影。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依恃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大权，开始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掠夺我国富饶的资源。1892年唐廷枢死后，开平矿由张翼接办，由于资金不足，最后开平矿一步步地为英国势力把持，矿权易手。他们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严重地压抑着民族工业，近代企业的发展不得不偏离了原来的正确方向，走上了崎岖之路。
注释：
①刘广京《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第93页。
②③《盛宣怀档案材料》，《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为请思恤唐廷枢遗孤禀》，光绪十八年八月。
④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2页。
⑤拙文《开平煤矿近代化历程简论》，《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
⑥乾隆《汾州府志》卷31，第20，艺文。
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7，第1，魏源《军储篇三》。
⑧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339页。
⑨⑩(14)(15)(46)(48)(49)(51)(54)(56)《洋务运动》第七册，第125-127页、第117页、第123页、第123页、123页、133-134页、第114-115页、第123页、第119页、第122-123页。
(11)(16)(17)(18)《请开采开平煤矿并兴办铁路禀》，《洋务运动》第七册，第121页、第119页、第119页、第123页。
(12)(41)(42)《禀覆遵批议定开平矿务设局招商章程》，《洋务运动》第七册，第130页、第131页、第131页。
(13)(40)《附直隶总督李鸿章批》，《洋务运动》第七册，第133页、第122-123页。
(19)赵尔巽《清史稿》卷124，第3664页。
(20)道光《蓬莱县志》卷13，《艺文志》中第10页。
(21)《直境开办矿务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第141页。
(22)《史记·商君列传》。
(23)(24)(2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第140页、第140页、44页。
(25)《盛世危言》开矿上，《附开平矿事略》。
(26)(27)(28)(30)(31)《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28页、第669页、第669页、第643页。
(32)(35)(37)(38)(44)《开平矿务局收支情况》，《中国近代史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69页、第669页、第669页、第669页、669页。
(33)《关册》1882-1894年。
(34)The KaiDing Mines，第35页。
(36)1888年7月21日《捷报》。
(39)1893年5月26日《捷报》。
(43)1878年3月8日《申报》。
(45)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张翼委派德璀琳扎》。
(47)(52)(53)《李忠文公全集·奏稿》，卷24、卷25，第4页、卷40，第415页。
(55)《请减出口煤税法》，《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第44页。
(57)《关册》，1879年，天津分册。
(58)《直隶开平煤矿年表》，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68页。
(59)《关册》1895年，统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