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形成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萌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苏联模式走向衰败、苏东发生剧变的同时，兴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从时代发展的总背景来看，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面临的时代课题
当今时代的发展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第二，当代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面临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新技术革命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它们面对这些世界性的挑战进行竞赛。社会主义要在这场竞赛中站住脚跟并求得发展，首先需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如何实现这一过渡，就成为社会主义新的最紧迫的时代课题。
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一过渡是十分艰巨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各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建立的体制，待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时，必然要进行改革，从而发生体制的转换。这种改革是十分困难的，它会遇到既得利益和陈旧观念等等造成的障碍。危机和危机意识是克服这种障碍的重要条件，因而是这种改革的重要条件。“危机”既包含危险，又包含机遇。正是危机的出现，强烈的危机意识的形成，推动人们去克服种种障碍，从而把握住机遇，实现体制的转换。美国学者布莱克等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的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
回顾现代化的历史，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几乎都经历了严重的危机。美、英等国是在30年代大危机以后才走上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法国5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引发的民族危机促成的；德国和日本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带来的民族灾难，促成了体制的转换。亚洲“四小龙”的体制转换和经济起飞也同强烈的危机意识有关。
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甚至更大的困难。不经历严重的危机，很难完成体制的转换。就中国来说，它是经历了三次危机才逐步地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三次危机，才逐步萌芽、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第一次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
第一次危机是1956年发生在苏联共二十大以后的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一次风浪的袭击，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次事件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以来的一次危机，它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的错误和体制的弊端，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总结经验教训、尝试突破苏联模式的机遇。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顶住了国际国内的逆流，另一方面以苏东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正是在波匈事件以后，他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波匈事件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有两重性，“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他还说：社会主义还存在矛盾，社会制度还要改革，“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1956年春——1957年春是我们党最初全面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的成为后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上的生长点。
在发展战略方面：鉴于苏联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的超重的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要求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得到兼顾。这是后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长点。
在经济体制方面：八大接受了陈云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这里涉及到经济体制中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调节机制和市场结构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试图改善所有制过分单一的、忽视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体制。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还可以搞资本主义，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这些是后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生长点。
在政治路线方面：八大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重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是后来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生长点。
这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我们说，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泽东，具体地说就是始于1956年。
三、第二次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在我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60—70年代，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关键的时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并存时期。在这一时期，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起来了，西方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发生了，给许多国家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机遇。亚洲“四小龙”抓住了机遇，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起飞了；我们却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从60年代中期开始关起门来埋头搞“文化大革命”而坐失良机。当“文化大革命”结束，重新睁眼看世界时，发现我们已大大落后于时代；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状况时，看到国民经济已濒临破产的边缘；环顾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多陷于困境之中。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遇到的第二次危机。如果说前一次地震震源在遥远的东欧，那么这一次的震源就在我们的脚下，给我们的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毛泽东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并没有完全说错，只是前半句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后半句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文化大革命”是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其实，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弊端，并且它把这些弊端推向极端，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它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我们体制的弊端，从而推动我们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推动我们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1986年9月2日，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改革的推动作用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调整发展战略的同时，实现了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调整发展战略和第三个转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并在理论上不断有所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党的第十三大把这些理论概括为十二条，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较为完整的理论轮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
四、第三次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三大以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空前尖锐的挑战。80年代末发生了东欧剧变，9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解体。这些震撼世界的事件，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以来遇到的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在国内，我们也遇到了困难：政治上，发生了六·四风波；经济发展上，发生了经济过热，进入了治理整顿阶段；体制改革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重大突破，国家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价格改革的滞后，形成了双重体制长期并存、摩擦很大、漏洞很多的状态。形势是严峻的。
中国向何处去？是再次“以俄为师”，走苏东演变的的道路？还是回到我们熟悉的老路，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抑是继续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把它推向前进？我们党否定了前两条道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在理论上，这一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强调了改革是革命的论点，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思路。在实践上，1992年确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1994年初，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的改革。
考察第三次危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关系，对我们决不会是没有教益的。
第一，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根源于苏联模式的衰败。时代的发展，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苏联模式的积极作用已经耗尽，而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体制实行根本性的转变和变革。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总背景和历史地位，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性质。
第二，它告诉我们：出现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临危机，看不到危机，如清王朝那样面临西方挑战表现出惊人的麻木与迟纯，终于错过机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怕的是面临危机，不承认危机，如“文化大革命”那样高唱“到处莺歌燕舞”，使这次危机延续了十年之久。如何唤起全党全民族的强烈的危机意识，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课题，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不要说完成模式的根本转换，就是对这种转换中容易出现的腐败也无力克服。
第三，它告诉我们：面对危机，既不能惊惶失措，又不能掉以轻心。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危机转化为动力，需要对危机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正确的反应。只有认真研究危机的性质和根源，深入分析与危机并存的机遇和克服危机的有利条件，才能作出正确的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一方面，对危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充分认识与危机并存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并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另一方面，又深刻分析危机的性质和根源，认真探索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途径，从而把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
应当承认：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并未过去。如何对待危机仍将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因此，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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