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与中国海外并购绩效： 基于跨国并购经验的实证研究

裴 瑱¹，彭 飞²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上海 201620； 2.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以96家沪深上市公司2010—2015年期间1150起海外并购案例为样本，从文化视角探讨跨国并购企业的异质性，实证分析了跨国并购企业所在区域文化的异质性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区域水稻文化都会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绩效, 并且并购规模越大，文化距离、水稻文化的负面影响越大；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经验能够减缓文化距离和水稻文化对于海外投资规模绩效的负面影响，提升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绩效，但是随着并购规模的加大，这种正面效应会减弱。

关键词： 文化距离；南稻北麦；海外并购绩效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引导，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业务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

那时，庐山是外国人的天下，山上至少有几千外国人，他们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合面街我家（现邮局）东侧墙基石为界，下坡即是英租界，芦林湖一带是俄租界，河南路上下是美租界。

本文试图从文化距离和区域文化差异的视角讨论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绩效问题。相关研究只是将文化视作一个整体概念，倾向于比较分析国家间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

国内研究中，李进龙等(2012)认为，文化距离越大，并购后的协同效应越大。余鹏翼等( 2014) 发现并购双方的文化异质对收购公司的并购绩效影响显著正相关。闫雪凌等(2016)、刘晓宁(2018)、孔群喜等(2019)、慕绣如等(2016)考察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因素。王艳等(2014)研究了收购企业的文化强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1。

H1: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会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绩效, 并且并购规模越大，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越大。

3.经济水平。我们用自然对数形式的真实GDP(lnrgdp )衡量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市场潜力。将各国的名义GDP转化为2010年美元计价的真实GDP的GDP折算数也是来自世贸组织数据库中的世界发展指数。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具有寻找潜在市场的动机。所以，方程(1)中东道国经济水平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大于零。

南稻北麦的区域文化差异，会通过影响上市公司海外投资中与东道国形成的群体信任，进一步地影响跨国并购的绩效。在南方水稻区，代际之间复制传承的集体主义文化强化了短半径信任模式。在北方小麦区，代际之间复制传承的个体主义文化强化了长半径信任模式。既然水稻文化不同于小麦文化，那么，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在跨国并购时，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战略和整合方式，进而对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因此，我们假设水稻文化会阻碍上市公司与东道国形成一般性信任，从而降低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回报，并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水稻文化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2。

数值模拟假定流体为三维不可压缩湍流流动，几何模型采用非结构化网格。控制方程由连续性方程、N-S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组成[10]。计算模型采用标准k-ε模型，压力与速度耦合采用Simple算法。

H2:水稻文化会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绩效，并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水稻文化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1.所有权性质。目前国有上市公司仍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主体。表2描述了本研究中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项目中71%是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标准方差约为45%)，可见中国海外并购主要是由少数拥有丰富海外并购经验的国有上市公司所主导。国有企业经常能获得政府各种潜在或直接的支持，从而使其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优势来实施跨国并购。因此，方程(1)中国有上市公司亚元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大于零。

7.劳动力比例。我们控制东道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lab )。鉴于中国本身就拥有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所以，这个变量应该在方程(1)中不显著。

H3:海外并购经验会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绩效，但随着并购规模的加大，这种正面效应会减弱。

二、数据描述与计量模型设计

本文样本取自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追踪数据》中96家沪深上市公司在2010—2015年期间发生的1150起海外并购案例。通过核对交易数并按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未完成的交易数据，选取状态为完成的交易数据；(2)鉴于金融公司对会计准则要求的特殊性，剔除按照证监会发布《上市行业分类指引》分类为金融类的收购方企业；(3)剔除ST公司以及并购发生当年新上市的公司；(4)排除非上市公司以及在美国或者香港的企业；(5)剔除财务数据披露不全的公司以及在相关指标上出现异常的样本公司。按照上述标准，本文共得到1150起跨国并购交易数据。

2.文化距离。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cd )一般使用Hofstede等(2015)的6维度文化指标衡量。按照Hofstede等(2015)的0～100幅度的衡量标准，中国文化是权力高度不平等(pdi =80), 高度集体主义(idv =20), 高度男性主义(mas =66), 对不确定性高度忍耐(uai =30), 注重长期规划(lts =87)并且非常自律(inr =24). 因此，我们根据Kogut等(1988)的模型衡量东道国和中国的文化距离如下：

地质工程中，由于节理和地质分割等构成了结构面，这使得地质项目工程的风险具有较为明显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另外，该风险不仅与地质本身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与人为的不规范操作有关。同时，外部因素也会对项目工程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阻碍工程建设的正常进行。

aqf _it =β ₀+β ₁lnv _it +β ₂cd _it +β ₃rice _it +β ₄Exp _it +β ₅X _it +y _t +Ind _k +ε _it

(1)

被解释变量aqf _it 是中国上市公司i 在跨国并购完成后一年t 采用会计指标法度量的经营绩效。为简便起见下文省略了公司、产业和年份的下标i ，k 和t 。主要解释变量包括自然对数形式的收购规模(lnv )；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cd )；上市公司所在地水稻文化指标(1916年的水稻种植面积的比例rice )；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经验(exp )。控制变量(X )包括：上市公司所有权(public =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public =0,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东道国资源丰裕度(nr )；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对数形式的2010年美元计价的真实GDP:lnrgdp )；东道国基础设施(infra )；与东道国制度距离(id )；东道国营商环境(dbi )；东道国劳动力比例(lab )；东道国产业结构(工业与服务业的比值indserv )；东道国是否是“一带一路”国家 (OBOR =1,是“一带一路”国家；OBOR =0,不是“一带一路”国家)。同时，我们还控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行业固定效应(ind 1-ind 5， 以房地产行业作为基准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y 2010-y 2015, 以2010年为基准年)。

(一)被解释变量( aqf )

现有研究中，会计指标法评价企业绩效的常用指标主要有：总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销售利润率ROS和销售增长率等。然而，Hitt等(1997)认为净资产收益率ROE等对企业间的资本结构差异太敏感，在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中不应该包括在内。鉴于此，本研究参考财政部《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Peng等(2013)对于中国并购相关财务指标的构成，选取6个财务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并购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aqf )。这将克服单一财务指标的局限，更全面地反映企业跨国并购所带来的效应。6个财务指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详见表1。

表 1并购绩效财务指标的选取及其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choice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表2描述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被解释变量并购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aqf )的均值为0.21，标准方差为0.77，伴随着aqf 值的提高，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绩效越来越好。

在以往笔者接触到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大多数是由施工单位负责采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进场时，必须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向现场监理单位提交材料设备进场报审，并附相关材料设备提供方的正式资料，主要有：出厂证明、质量合格证、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等。现场监理单位必须严格审查申报进场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审核生产厂家和品牌的业绩及口碑，是否有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和国家强制认证，消防产品是否有消防部门的3C认证许可证，把住材料、设备的进场关。

表 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2005— 2015)

(二)主要解释变量

1.并购交易规模。本文把并购投资规模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用交易金额的自然对数来表示(lnv )。根据Kang等(2018)的市场扩张假设，方程(1)中并购投资规模变量前的系数应该大于零(β ₁>0)，表明海外投资具有规模效应。

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构建海外并购绩效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N0x、λx、μx分别是截距参数、斜率参数和形状参数;D是粒子直径。所有的粒子都被假设为球形,体积密度ρx为常数。在WRF3.5中,通过限制雨滴的质量平均直径(或体积平均直径)Dmr来简化处理雨滴破碎时的体积效应,其最大值被限制在Dmr_max=0.9 mm。冰晶的形成是源自初始核化、凇附破裂和云滴的均匀冻结。冰晶到雪晶的转化基于冰晶的扩散增长到达临界尺度125 μm。而霰的形成来自雪晶的凇附转化,以及依概率碰并的雨滴的冻结。雪晶、霰和雹融化的参数化过程是通过扩散热平衡假设来实现的。

(2)

cd _jt 是东道国j 在t 年对中国的文化距离;C _ij 是东道国j 第i (i =1…6)个文化维度的值;C _i 是中国第i (i =1…6)个文化维度的值；V _i 是第i (i =1…6)个文化维度的值的方差;T _jt 是东道国j 和中国正式建交时间，T _jt 的倒数表明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间越长，文化交流和理解就越深入，文化距离就越小。表2描述了本研究中的海外并购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文化距离变量(cd )的均值为2.62，标准方差为1.21，随着cd 值的提高，海外并购东道国和中国的文化距离越来越大。根据假设H1，方程(1)中文化距离变量前的系数应该小于零(β ₂<0)，表明文化距离对海外投资绩效的负面效应。

3.区域文化差异。中国上市公司的区域文化差异会形成跨国并购方的异质性企业特质。上市公司的区域文化差异由上市公司所在省份1916年水稻种植比例来代表：rice =水稻种植面积/(水稻种植面积+小麦种植面积)。由于靠近现代年份的小麦与水稻的种植面积很可能与企业海外投资存在内生性的关系，所以我们最终只选择中国上市公司所在省份1916年水稻种植比例(rice )作为区域水稻文化的代表。表2描述了本研究中发生过海外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所在省份1916年水稻种植比例(rice )的均值仅为15%(标准方差为25%)，远低于传统水稻区的标准(>70%)。所以，中国的海外并购主要发生在小麦区域的上市公司中，可能和小麦文化的个体主义文化容易形成一般性信任有关。根据假设H2，方程(1)中水稻文化变量前的系数应该小于零(β ₃<0)，表明水稻文化对海外投资绩效的负面效应。

4.海外并购经验。我们回溯了上市公司2005年到2015年期间所有海外并购的次数，来描述海外并购经验(exp )数量上的特征。表2描述了本研究中中国上市公司自2005年以来海外并购经验的均值约为92，标准方差约为80，可见中国海外并购主要是由少数拥有丰富海外并购经验的上市公司所主导。海外并购次数最多的上市公司从2005年到2015年间，发生了高达270个海外并购项目。根据假设H3，方程(1)中海外并购经验变量前的系数应该大于零(β ₄>0)，表明海外并购经验对海外投资绩效有正面效应。

2003年，厦门吉宏成立；2006年，廊坊分公司成立；2009年，呼和浩特公司成立；2013年，孝感公司成立，吉宏纸品公司成立；2014年，滦县公司成立；2016年，公司上市……纵观厦门吉宏的成长历程，发展的脚步虽大却很稳健，这正是得益于领路人庄浩的决策。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一个保守的人，只有看准了项目，在有一定把握之后，才会拍板决定。但其出手果断，一旦决定就迅速执行。当然，其也偶有判断失误之时，但稍感苗头不对，便会立即停止该项目。

(三)控制变量

国别间文化距离和国内区域文化差异对海外投资绩效的负面影响，还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通过海外并购经验来提高文化吸收能力。现有研究中，并购经验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本身还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跨国并购经验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体现在干中学，是企业自我学习和知识转移的过程。阎大颖(2009)认为跨国并购的成功经验能提升企业对诸多隐性问题的认知能力和解决技巧,有助于降低并购后的资本运营风险, 改善绩效水平,提高并购成功率。Muehlfeld 等(2012)在研究1981—2008年的报业兼并时发现，不管以前的并购成功与否，都会对下一步的并购有所帮助。因此，并购经验会帮助收购方在管理过程中不断提高绩效。跨国并购经验对并购绩效有正面的贡献。

2.资源丰裕度。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变量(nr )是来自世贸组织数据库中的世界发展指数，利用东道国的矿物燃料、矿石和金属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来度量该国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这个变量的值越高，表明东道国资源丰裕度越高，同时其经济也就越依赖于自然资源。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方程(1)中资源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大于零。

Talhelm 等(2014)从农耕作物角度出发，解释个人和集体的文化差异。他认为，小麦种植的历史更加鼓励独立的区域文化，水稻种植的历史则更需要该区域文化上的相互依赖。其原因是与小麦种植相比，水稻种植更需要农民团结协作,随着时间的推进，就形成了集体主义心理的要求“协作与共同利益并存”的大环境。然而，种植在旱田的小麦，雨水基本可以满足其生长需要，农民各自独立耕作就能完成小麦的种收，这使得北方独立性文化的大环境得以形成。

9.“一带一路”倡议。投资东道国是否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家已经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根据Kang等(2018)的研究，“一带一路”东道国的异质性特征就表现在文化距离、制度距离、自然资源和经济结构等变量中。当这些变量被控制后，OBOR 亚元的系数应该不显著。

5.制度距离。我们利用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中的6个政治治理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以及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这些变量都在-2.5～2.5之间波动，值越大表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高。主成分分析后形成的制度质量因子总体KMO值为0.892。6个指标的KMO值都高于0.75。东道国制度质量(wgi )和中国制度质量(cwgi )的差的绝对值就是制度距离：id =|wgi -cwgi |。制度距离变量(id )的均值为0.81，标准方差为0.65，在0.01-2.33之间波动(见表2)。随着id 值的提高，海外并购东道国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距离越来越大。所以，方程(1)中东道国制度距离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大于零。

6.营商环境。我们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数体系中的营商难易度指标来衡量东道国商业管制和执行。该指标对全球175个经济体进行排序, 基数值1表示政府管制最友善,反之表示政府管制越严苛。所以，根据其指标值的经济内涵, 预计其与并购后绩效成反向相关关系。

Lee等(1998)发现，缺乏并购经验的初次投资者的并购利润会降低。即使是在同一地区有多次并购经验的跨国公司也很难有效地降低大型海外并购风险并提高并购绩效。尤其是在最初的并购中，缺乏经验的并购企业往往以仅有的并购经验为基准，忽视并购之间的差异。最初的并购经验没有提高其学习能力，反而有可能成为提高并购绩效的障碍。只有并购经验积累到企业能够合理地区分不同类型并购和使用不同的学习方式，这种负相关关系才会逆转成为一个U形关系。Hayward(2002)也发现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之间有显著的反向关系(或者完全不显著)，但是没有发现U形关系的证据。因此，他们认为并购的复杂性使得以前的并购经验根本不能保证企业在未来多样化并购中的学习能力和绩效。根据上述文献，我们认为并购经验和并购规模是有很大关系的。即使并购经验可以提高海外投资的绩效，这种正面作用也会随着并购规模的变大(也就是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而下降。相关的假设如下。

8.产业结构。我们还控制了东道国产业结构(工业与服务业的比值indserv )。因为从事海外并购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工业企业,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如果也是以工业为主，必然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从而降低海外投资的绩效。因此，产业结构变量在方程(1)中的系数应该显著为负值。

4.基础设施。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也是吸引中国FDI的重要因素。我们用东道国铁路相对面积的总公里(railway )、航空客运量(airpass )、宽带用户数(broadband )、互联网使用人数(internetuser )、移动电话使用量(landline )和固定电话使用量(mobile )来衡量该国的基础设施。这些变量用来考察东道国的基础建设部门和海外投资的基础建设导向是互补还是相互竞争排斥。数据来自世贸组织数据库中的世界发展指数。我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这6个指标合成为一个在-1.065～2.18间变化的因子(见表2，值越大表示东道国基础设施越好)。 由于中国的海外投资有很强的基础建设导向, 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会与中国的投资形成竞争关系。所以，方程(1)中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小于零。

在引导学生开展整本书阅读时，教师十分有必要对学生进行指导。教师不仅要将优秀的阅读书目推荐给学生，还要鼓励每个学生都参与到阅读当中，对学生的能力、个性以及爱好充分尊重，由学生来选择阅读时的角色，从而积极投入到这本书的阅读当中。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课堂导读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行激发的过程。学生在进行课外书阅读时，老师应该对学生的好奇心进行全面激发，可以通过课外书的内容设置悬疑问题，学生主动去解答这些悬疑问题，进而让学生积极地展开课外书阅读。

为了考察东道国文化距离、区域文化差异、海外投资经验和投资绩效规模效应的关系，我们将方程(2)扩展到包含相互的乘积项，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去掉了变量的公司下标i 和年份下标t 。

aqf =β ₀+β ₁lnv +β ₂cd +β ₃rice +β ₄Exp +β ₅cd ×lnv +β ₆rice ×lnv +β ₇Exp ×lnv +β ₈X +y _t +Ind _k +ε

(3)

控制变量X 仍然和方程(1)一样。根据假设H1,β ₂和β ₅应该显著小于零，揭示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 并且并购规模越大，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越大；根据假设H2, β ₃和β ₆也应该显著小于零，表明水稻文化对跨国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并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这种负面影响就越大；根据假设H3,β ₄应该显著大于零而β ₇应该显著小于零，所以海外并购经验增加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绩效，尽管这种正面效应会随着并购规模的加大而减弱。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3中模型1是方程(1)简化的结果。主要的解释变量只有并购规模，并购规模上升1%，投资绩效只上升了0.0489%。由于表2显示投资规模的标准差为96%，可以提高投资绩效达到约4.8%。而且当我们加入更多的解释变量后，并购规模效应逐渐上升到模型5的0.2806%，对应投资规模一个标准方差是投资绩效28%的提升。可见，投资规模的一些负面效应最终被文化距离和水稻文化放大出来了。

我们把重点放到模型2。将全部主要解释变量都加入到方程(1)中进行回归后，我们发现当投资的规模上升到了一个标准方差(96%)，投资效应对应上升了约6.9%(=0.0697×96%)。文化距离上升一个标准方差(1.21)，投资绩效下降约4.2%(=-0.0353×1.21)。这个负效应会抵消部分投资规模的正效应，而且符合假设H1。水稻种植比例如果上升一个标准方差(0.25)，投资绩效下降约32%(=-1.307×0.25)，符合假设H2。同时，国际并购经验如果上升一个标准方差(79)，投资绩效上升约30%(=0.0038×79)，符合假设H3。由此可见，在主要的解释变量中，起主导性作用的是地区文化差异和国际并购经验，文化距离和投资规模对投资绩效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 3东道国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与企业并购绩效

续表 3东道国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与企业并购绩效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系数下面的括号内的数字是估算的系数的标准方差

模型3到模型5是应用方程(2)的逐步回归结果来讨论文化距离、地区文化差距和国际并购经验和并购规模的交叉效应。首先，文化距离和并购规模的交叉效应在模型3到模型5中都不显著，说明当并购规模加大时，文化距离的负面效应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不符合假设H1。但是，这可能体现出并购规模本身也是上市公司吸收能力的一部分。尽管并购规模越大，文化距离问题就越复杂，但是并购规模大也意味着并购时间长，学习吸收不同文化的过程长，得到专业人士指导的机会更多。这会极大地提高上市公司的文化吸收能力，在并购过程中就能积累足够的并购经验，从而降低文化距离的负面效应。

其次，水稻文化和并购规模在模型4、5中的交叉效应都非常显著，说明当并购规模加大时，地区文化差异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假设H2认为并购规模越大，水稻文化的短半径限制性信任难以解决跨国并购中的复杂问题，从而降低了并购绩效。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个假设。尽管并购规模本身也是增强上市公司吸收能力的途径，但是显然一次性的海外并购即使规模很大，也难以打破公司文化中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短半径有限信任的束缚。而且，当发生过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在假设没有并购(lnv =0)或者并购规模很小时，水稻文化对公司的经营绩效的贡献是显著为正的(1.677和2.3065)。只有海外并购达到一定规模，比如在模型4中，投资规模在3.26(=1.677/0.5137)以上时，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受到了跨国并购的全面冲击，水稻文化才会体现出负面效应。所以，公司文化是一把双刃剑，跨国并购是公司文化最好的试金石。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oughts on Domestic Tourism Econom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YI Xiaowen,LIU Kaibang 8

再次，跨国并购经验和并购规模在模型5中的交叉效应为显著负值(-0.001)，说明当并购规模加大时，跨国并购经验不适应新并购的复杂情况反而成为阻碍提高并购效应的负面因素。所以，当新的跨国并购是日常性的、简单的、规模较小的情况时，以往的跨国并购经验对投资绩效的贡献是正面的。当跨国并购规模变得越大，例如在模型5中达到9.8(=0.0098/0.001)以上，以前的经验就难以发挥作用了，不仅难以解决大型跨国并购中的复杂的新问题，反而可能降低并购绩效。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H3的观点。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96家沪深上市公司在2010—2015年期间发生的1150起海外并购案例为样本，从文化视角探讨跨国并购企业的异质性，就跨国并购企业所在区域文化的异质性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对海外并购绩效起主导性作用的是地区文化差异和国际并购经验，文化距离和投资规模对投资绩效的影响相对较小；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区域水稻文化都会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绩效, 并且并购规模越大，文化距离、水稻文化的负面影响越大；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经验能够减缓文化距离和水稻文化对于海外投资规模绩效的负面影响，提升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绩效，但是随着并购规模的加大，这种正面效应会减弱。

楚艳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一个文艺爱好者家庭，古都的历史遗迹，启蒙着楚艳对美的感知——从小，碑林、青龙寺就是她的游乐园，十多岁的年纪，没事就背着画板，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描摹唐代仕女图、宋代陶俑。

由此得到启示如下：(1)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开展跨国并购时，应高度重视东道国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要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熟知沿线国家的文化习惯，尽量缩小文化距离对于跨国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2)水稻文化影响下的企业在文化建设中，要积极培育创新氛围，鼓励员工的创造力思维，增强文化包容力，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跳出公司文化中的短半径有限制信任文化的束缚，形成跨国并购中更为重要的一般性长半径信任。(3)中国政府应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海外并购活动，不断积累跨国并购经验，从而减缓与东道国文化距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过，不可否认，考试时间有限，题目数量有限，分值有限，这使得编码赋值所得到的数据离散，这也成为一致性系数偏低的不可忽略的原因.

参考文献：

孔群喜，王紫绮.2019.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事实与机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2-126.

李进龙,吕巍,郭冰. 2012. 制度约束、国家文化差异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J].上海管理科学(4):12-16.

刘晓宁. 2018.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因素与企业异质性因素的共同考察[J]. 经济经纬(3):65-72.

慕绣如,李荣林,孟寒. 2016.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动机分析——兼论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J]. 经济经纬(6):66-71.

王艳,阚铄. 2014. 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J]. 管理世界(11):146-157.

闫雪凌,胡阳. 2016. 制度、文化与中国OFDI的利益动机[J].南方经济(6):1-17.

阎大颖. 2009. 制度约束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经营绩效[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63-70.

余鹏翼,王满四.2014. 国内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3):64-70.

HAYWARD M L A. 2002.When do firms learn from their acquisition experience? Evidence from 1990 to 1995[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3(1):21-39.

HITT M A, HOSKISSON R E, KIM H. 1997.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product-diversified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0(4):767-798.

HOFSTEDE G, MAASTRICHT U O. 2015. Do American theories apply in China? [J].Cross-Cultural Management,3(1):21-27.

KANG L, PENG, F, ZHU Y, et al. 2018. Harmony in diversity: Can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China`s OFDI? [J]. Sustainability,10(9):1-28.

KOGUT B, SINGH H. 1988.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3):411-432.

LEE T J, CAVES R E. 1998. Uncertain outcomes of foreign investment: Determinants of the dispersion of profits after large acquisi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9(3):563-581.

MUEHLFELD K, SAHIB P R, VAN WITTELOOSTUIJN A. 2012. A contextual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rom failures and successes: A study of acquisition completion in the global newspaper industry, 1981—2008[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3(8):938-964.

PENG F, KANG L, JIANG J. 2013. Sel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activism in Chinese acquisitions[J]. Management Decision,51(1):141-162.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et al.2014.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J]. Science, 344(6184):603-608.

Cultural Distance and China ’s Overseas M &A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ross -border M &A Experience

PEI Zhen¹，PENG Fei²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China ;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1620,China )

Abstract :Taking 1150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cases of 96 Shanghai and Shenzhen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the period 2010-2015 as sampl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eterogeneity of cross-border M&A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heterogene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M&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ural distance of host country and regional rice culture will reduce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M&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e larger the scale of M&A, the great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ultural distance and rice culture. Overseas M&A experience of listed companies can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ultural distance and rice culture on the scale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thus enhance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But the positive effect will weaken as the scale of M&A increases.

Key words ：Cultural Distance; Rice-Wheat Culture; Overseas M&A Performance

作者简介： 裴瑱(1967— )，女，河南新野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彭飞(1975— )，男，江西吉安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劳动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 2019) 05-0072-07

收稿日期： 2018-11-29

(编辑：薛平 校对：蜀丹)

标签：文化距离论文;  南稻北麦论文;  海外并购绩效论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论文;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