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茶文化起源的民族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起源论文,茶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S272;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0)11—0037—06
中国西南部地区对人类的茶文化是有巨大贡献的，这不仅因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是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地及南北“茶马互市”的主要集散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茶文化的第一页就在这里翻开：大量的植物学、生态学和历史资料说明，中国西南是茶文化最早产生的地区。在这里，人类最早把野生茶树驯化家培，创造了制茶工艺，并把它传播开来。然而，西南地理区域很大，民族众多，究竟是西南的哪个地区？又是哪个民族最早采摘、种植茶的？这却是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虽然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和古老茶树的发现，基本认定大的地理范围在西南，但具体的地区上还有四川说、云南说等不同观点，具体民族也有争议。与此同时，有的国外学者借机又提出了印度说、泰国说等。
茶文化既有植物属性，又具社会属性，所以探究茶文化的起源问题，既要以大量的植物学、生态学资料为依据，又要将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研究。从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来看，中国的茶文化确系在四川形成后才在唐朝以前传入中原的，而到唐朝时达于顶盛时期。然而，茶文化的起源，即人类发现茶并把它驯化到家培的历史远不只于此。由于这个问题年代久远，我们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文献资料。而实际上，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至今还保存着大量的关于茶的古老传说、古朴的祭茶和饮茶习俗以及大量的民族语言志资料，借助这些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将其与植物学、生态学资料结合起来，我们感到澄清这个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一
茶，古字为荼或茗，据说是神农氏在“尝百草”时发现的。抛开神话和后人附会的色彩，我们完全可以说，茶是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从采集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发现的。而这一过程，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在近茶或有茶树生长的生态环境中。这就不能不涉及茶树的原产地问题。
世界茶树的原产地是中国，而不是印度或东南亚，这是植物学、茶学工作者多年努力探索得出的结论，得到世界许多学者的公认。他们经过对茶属植物的分类研究及对古茶树的发掘、考察，确认人工培植的茶最早出现于四、五千年前的中国西南部山岳地带，只是究竟在四川还是云南还有分歧。借助现有的植物学和生态学研究的成果和资料，综合分析起来，我们认为应在云南的澜沧江中下游地区，云南说比较可信。第一，茶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劫后的幸存者，而属亚热带和南亚热带气候的西双版纳，地质学家已证实，没有经过冰川袭击，所以很多古树种包括茶树得以存活下来，以至今天有“植物王国”的美誉。第二，以西双版纳为中心的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山高、湿热、雾大，有深厚的酸性土壤，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第三，生物学家最近从茶树原种——皋芦型的性状遗传以及茶叶生物化学论证了茶树的起源地只能是云南的西双纳版[1]，这一成果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近年来，虽然在贵州、四川、广西等地都发现了很多野生和家培的古老茶树，但是，云南目前仍然是发现古茶树最多的地区，尤其是澜沧江中下游的两岸最为集中。
1951年，在西双版纳的勐海县南糯山，科学家发现了三株大茶树，高3.5米以上，叶长25厘米，宽8厘米；1978年植物学家考察此地的茶园，发现生长在高山茶园中的古老茶树仍然枝壮叶茂，长势很好。据当地群众介绍，南糯山的“南”是“腊”，意指茶，“南糯山”即是“茶竹山”。生长在这里的这些乔木在高层阔叶林木的遮荫下，成片而有规则地分布，说明它们是被保存下来的古老茶园。1960年，在西双版纳勐海县的格朗和区那哈山岗，海拔2,000米的高山东南坡上，发现一株大茶树，高11米以上，周围5公里内不见茶园。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古老茶树是1961年在勐海县大黑山原始森林中发现的，高32.12米，胸径1.03米。这些大茶树当地人称之为“茶王树”或“茶树王”，喻其古老，有些树龄逾千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带的野生茶树分布，主要以西双版纳为中心的澜沧江和怒江的中下游一带，包括思茅地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所辖地区，分布密度从这里开始向东北和南部逐渐稀少，野生性状也逐渐变得不明显。[2]这说明人类正是从这个茶树的原产地开始，将野生茶树家培而使其丧失野生性状，并向四周移植开来的。
植物学家还告诉我们，茶树是顺着河流、山脉的走向，或天然或人为地传布开来的。四川、贵州、广西以及东南亚的缅甸、老挝、越南、泰国，因为邻近云南，所以也可以说是茶树原产地的边缘；印度北部发现的野生大茶树，是由缅甸流传过去的。茶学家的研究证实，皋芦原种经过人工驯化、生长，在西双版纳的云南大叶种与印度阿萨姆种对比，形态特征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印度的茶树也是间接从中国传入的。[3]
茶树原产地在云南的西南部地区，最早采摘、种植茶也即茶文化的起源也在云南，然而，茶的广泛种植、茶文化的发展并传入中原地区，是茶文化传布到四川后才开始的，所以在我国的文献中首先有茶事记载的地区是四川而非云南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约在商末周初，四川一带就有“芳蒻香茗”了。“茶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沈括的《梦溪笔谈》：“建茶皆乔木，吴、蜀、淮南唯丛茭而已。”尽管如此，茶生云南或云南产茶的记载也不绝于书，而且从年代上，云南也较四川为久远。比如说《神农本草》：“茶生益州，三月三日采。”益州即益州郡，汉置，主要统辖云南，兼及四川、贵州部份地区。《云南大理府记》也记载：“点苍山产茶，树高一丈。”点苍山属横断山脉系，也在澜沧江流域区内。
二
茶树最早出现在西南，尤其是云南的西南部地区，而且人类认识到茶的价值早在远古的采集时期就开始了。那么，是哪个民族最先采摘茶并首先把它引入家培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考据的问题。不过，植物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茶树原产地的考定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点和突破口。联系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脉络，综合现存的民族学资料，我们认为应该是同为孟高棉语族的布朗、德昂、佤等民族的先民、史籍称为“百濮”的古代民族。
从地理分布来看，上述茶树原产地的云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分布着“百濮”和“百越”两大族群。（注：也有部份学者认为，濮和越是同一种民族的不同称法，战国以前称“濮”，战国以后称“百越”。笔者以为，濮和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不仅在文献上出现的名称时间不同，而且分布地也不同：濮在西南，而越主要在东南，至于文化特征上更是差别极大。现在大多数学者普遍将其分开，认为是两个不同民族，而且认为濮人是土著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什数。”对比其他有关的史料分析，作为族系名称，西南包括云南在内的广大地区，古代分布有夷、越、濮三种，其余都是分属这三个族系的部落。“夷”属氐羌系统，从西北迁徙而来，主要分布在云南的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一部份分布在滇西南，但迁入的时间已比较晚了，不是最早植茶的民族。至于说原居住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三苗”，进入云南则更晚，是公元前3世纪以后的事。[4]现在主要问题是，究竟是“越”人还是“濮”人最早采种茶？
濮人定居滇西南的时间比越人早，许多人认为濮人是滇西南乃至整个云南最早居住的居民。《汉书·地理志》就是记载着以濮人命名的地名、山水名，如“濮水（今元江）出徼外”；“牛兰山，即水所出，南至双柏入濮”。《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记载当时永昌郡的大竹为“濮竹”等等。这些江河、物产之所以起源于“濮人”，说明“濮人”确系这里的古代土著居民。傣语也有成语“尚过法，腊过岭”，意思是天是天神造的，地是腊人（傣语对佤、德昂等民族的古称）开的。直到今日，这些民族的一部份，汉语仍把他们称作“本人”，即本地的土著居民。[5]
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越人迁入滇西南，时间稍晚，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在征服土著居民濮人的同时，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这在滇池区域所发掘的青铜文化造像中得到充分的说明。[6]从此，濮人与越人交错杂居，形成越人居坝子、濮人居山地和丘陵的分布格局，直到今天，仍然是傣族居坝区河谷平原，而布朗、佤族等民族大多居丘陵山地。
正是与越人交错分布、大多居住在山地和丘陵地带的濮人，最有可能最先接触到茶树茶叶，因为茶树适宜在湿热的丘陵坡地上生长，正所谓“山高雾大出名茶”。人们很可能就是从原始农业的前身——采集活动中发现、认识了茶，开始采摘食用到逐渐引入家培。而直到今天，濮人的后裔民族——布朗族和佤族，用茶的方式仍保留食用和饮用两种。食用的方式应该是最原始最古朴的方法，亦即最初的方法，因为在采集时代，人们的劳作主要是满足“饱”的对食物的需求。今天布朗族食用茶的方式是“制酸茶”，其法是“将鲜叶煮熟，放阴暗处十数日让其发霉，然后装进竹筒埋入土中，经月余即可食用。”[7]这种以茶为蔬、腌而食之的用茶方式是较原始的方式，应该是其古代先民用茶方式的遗留。
一个民族从事并擅长于某一行业或某方面技能，是有其传统的，即民族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纵向传承性。从今天擅长种茶、制茶的民族来看，在云南仍然是布朗族、德昂族等古代濮人的后裔，并且茶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们在长期的植茶制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其文化传统中，茶已经大大超出其物质上的功能，成为其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比如每年的祭献“茶王树”活动，德昂族更是把茶作为本族的图腾。
在西双版纳产茶的易武区等地，布朗族是主要的茶农和种茶能手。据当地的老人讲，易武一带最早种茶的是布朗族，现在的爱伲人（哈尼族支系）、傣族都是从布朗族那儿学习到种植茶技艺的。[8]直到今天，他们在采摘春茶前，都要祭献“茶王树”，待仪式完毕后才能开始采摘。在云南的西盟、沧源等佤族聚居区，茶在他们的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以家庭为单位种植、采摘的茶也是其家庭经济收益的主要来源。世代居住在德宏境内的德昂族更是对茶具有无比深厚的感情，正是他们把茶作为本民族的图腾，每逢重大的传统节日都要祭献。[9]正如在他们的一首传统古歌里所唱的“有德昂人的地方就有茶山”，的确是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很多古老的茶树。现在，滇西最古老的茶树就在他们的村寨中；在德宏盈江县的支丹山区，最早的居民相传为德昂族、佤族，尽管他们大部份都迁徙离开原地，但至今还保留有他们所种植的茶树，当地人称之为“崩龙茶叶”（崩龙系德昂族的原来称呼），现在每年还可以采摘。[10]
再从这几个民族的语言志材料来分析，比较能说明问题。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每一种语言，其词汇的来源不外乎是创造和借用。一般说来，如果某种东西是本民族首先发现或发明的，则用本民族语言新创词汇冠之；如果是外面传入的则借用或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一旦约定成俗，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老子总结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茶”在孟高棉族的语言中读“La”或“hla”（音腊），也读“qax”（音茶）。显然，“qax”是借用汉语的词汇，而“la”是自己创造的词汇。对一种常见的东西，会同时有两种不同的称法，值得注意。其原因，应该是孟高棉语族的先民最先发现茶，所以很早就创造了新词“La”冠之；而后来，随着茶的广泛种植，茶文化的普及，汉语“qax”随汉文化的传播而传入，尤其是汉语的语言文化氛围强，所以孟高棉语族的民族反倒借汉语词汇而有“qax”，同时最初的称法“La”也保存了下来，出现了与本民族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有两种称法的现象。就汉语中，“茶”读音的来源说法也很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从少数民族的语言中辗转借来。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邻近布朗族、在茶树原产地西双版纳的傣族，也称茶为“腊”，西双版纳傣文记音为[jεla]。西双版纳产茶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勐腊县，而“勐腊”傣语的意思就是“茶叶之乡”。但是，除了西双版纳傣族外，其他地区的傣族，包括壮侗语族的其他民族都与此不同，称茶为“cha”，显然是借汉语词汇的音。[11]同一个语音系属、同一语族的民族对茶有不同的称法，这很可能是因为壮侗语族中，只有西双版纳傣族与最早发现并采种茶的民族即孟高棉语族的先民濮人交错而居，在与他们交往中，在汉语“茶”的称法传入之前，就已接受并借用了他们的词汇“la”（腊）——这同时也是布朗语、佤语的最初叫法，而其他民族不具备这个条件，是茶已在汉族地区普遍种植以后，随茶文化的南传而借用汉语词汇“cha”的。泰国语也与汉语同，称茶为“
”[tsha]。显然，泰国的茶也是从中国传入的。
三
茶最初是由邻近野生茶树的古代民族在采集实践中发现并逐渐引入家培的，最早由哪个民族接触到茶树可能具有偶然性。也就是说茶的植物属性对茶文化的产生来说，并不具有全部意义。但是，茶的广泛种植和传播，或者说茶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则顺应着人类的认识、改造自然的客观规律，凝结着西南各族人民的智慧和辛劳。
布朗族有祭献“茶王树”的习俗，德昂族则把茶作为本民族的图腾，这些民族文化现象值得我们重视，是我们研究茶文化起源的切入点，也是溯源茶文化的重要线索。从人类认识自然的发展规律来看，茶文化在西南民族中的产生与其原始的宗教意识有关，而最初的茶文化也与原始宗教活动相伴相随。
原始民族最初的宗教观念，是针对具体事物性状的“灵”的观念。这种“灵”的观念大约首先发生在和当时人们经济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动植物界的个别事物上。[12]茶对人体有许多有效的营养成份，诸如止渴生津、益智明目、解毒化热等功效，甚至充饥，生活在亚热带地区以及山岳地带的人们离不开它；同时内含的咖啡碱，又是消食解腻的重要原料。但野生茶树十分有限，不易采集，在生产技术落后的背景下，家培又很难成活。人们对茶的需要、珍视以及感激之情最终幻化为神灵，顶礼膜拜，这在原始思维中是很自然的事。正因为这样，人们要祭献茶“灵”的载体——茶树，甚至把它尊奉为与本族有血缘关系的图腾；至于茶的“鼻祖”——“茶王树”更是不能得罪，三拜九叩，以祈它赏赐更多的茶叶。茶的这一被神圣化的过程对茶文化的兴起，包括对茶树茶种的保存具有重要的功能。第一，它使人们从观念意识上重视茶，在全社会形成重茶惜茶的风尚，客观上有利于种茶植茶的推广；第二，就像人类许多文化现象都从原始宗教开始一样，茶的神圣化本身就是茶文化的开始。从此，茶的社会属性越来越成为占主导的方面；第三，通过宗教禁忌或习惯法，避免人为地破坏茶树茶林，尤其是联系这些山地民族历史上都经历了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游耕阶段，这个过程就更显重要；第四，在全社会重茶的背景下，借助“神”的力量，提高植茶技艺。
德昂族及其先民对茶的图腾化崇拜，表现在他们的创世古歌《达古达楞格莱标》里。它写道：在有人类之前，天界有一株茶树，它愿意离开天界到大地上生长。智慧之神帕达然考验了它，让狂风吹落它的一百零两片叶子，撕碎它的树干，并让树叶在狂风中起变化。于是，单数变成了51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双数变成了51个美丽的姑娘。他们互相成了51对夫妻，共同经历了一万零一次磨难之后，有50对夫妻返回了天界，仅最小的一对留在地上，他们就是德昂族的始祖。[13]这个创世神话既反映了茶与德昂族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又表达了他们对茶的感激和敬畏之情。
图腾的起源与原始居民的区域性经济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英国学者A·哈登(A·C·Haddon)在谈到图腾的起源时认为：原始人类群体因所居地域的不同，每一地区或区域都有一种较有特色的动物或植物，而且这些标志性的动植物又是人们主要的和喜爱的食物。但在相邻地区中，这种食物完全没有或十分稀罕，这样便出现了区域性的经济生产，每一个群体都以本地区所剩余的动植物与邻近的群体交换自己所没有的食物，久之，各个群体都把自己特有的动植物保存下来，用以交换。这种生产与商品的专门化，以后便使这种特有的动植物成为该群体或族群的识别标志。相邻群体自然也就以特有的用以交换的动物或植物的名称，来称呼这一群体。[14]德昂族把茶作为本民族的图腾，合乎这一文化现象。而近代普洱茶的生产经营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哈登的这个分析。普洱茶中外闻名，而它的原产地主要在西双版纳。由于云贵高原特有的“山坝结构”形成了立体气候，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和迁徙中又形成立体分布的格局，使得各民族的物产具有区域性特色。自古以来，西双纳版坝区的傣族以种植水稻为主，山区的布朗族以及稍后迁入的哈尼族以种植茶叶为主，形成一种自然分工。每年粮食收获后，傣族将粮食、盐运往山区以换取茶叶，从而形成一种大规模的物物交换，山区茶农把茶叶生产作为换取粮食的主要手段；而坝区傣族又把交换到的茶叶转售给茶商。这种特殊的交换方式，既解决了山地的口粮，又使茶叶直接变为商品流通各地，使普洱茶能历经百年而不衰。
茶在最初主要被用作祭品和礼品，在传入中原的相当一段时间也是这样。（注：这在《尔雅·释木篇》以及《祀记·地官》均有记述。比如在《祀记·地官》中记载到“掌茶”和“聚茶”以供丧事之用。）布朗族、德昂族等直到今天还把茶叶视为圣物珍品，用于祭祀和婚丧。茶叶之所以被先民们广泛用作祭品，除了它不易获得和曾被人们神化过以外，还因为它具有兴奋作用，与酒有同等的功效。人们在祭祀时饮茶，增强了神圣的氛围；而更为重要的是，原始民族认为，在祭献中人与神共饮一称茶，可以拉近神与人的距离。这在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茶的生长和采摘具有季节性限制，为了随时供祭祀和婚丧之用，必须有效地收藏以备用；人大量地饮用也需要储存，这样，制茶和加工技术也就随之产生。茶叶的加工，最初是用手搓揉，去涩味，再晒干或用火焙干，这种传统的制茶方式在今天西南的山地民族中还保存着。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生产力的发展，茶的神性逐渐被人性取代，茶的用途也就从主要用作祭品而被人采食、药用，直到成为饮料。
四
如果说以濮人为首的个别民族曾经对茶文化的产生和兴起作过重大贡献的话，那么茶的广泛种植、茶文化的广泛传播则凝结着西南各民族的智慧和辛劳，是各民族友好交往、密切协作的结果。茶文化发展和传播过程，本身就是西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
西南在历史上是民族的走廊，各民族的迁徙、流动十分频繁，古代民族的三大系统即百濮、百越和氐羌都在这里交汇；随后，苗瑶系统民族的一部分也迁入这一地区。民族间的频繁迁徙流动以及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客观上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茶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百越族群自北部及东南逐渐迁入西南地区（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越族为夏民族之演称”，夏被商灭后，其后商有二支往南往北迁徙，其中往南迁入东南等地的部份为越族。如果按这种解释的话，那么越人进入西南的时间在这个稍后点的时间。参见彭适凡主编.百越民族研究[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p.7.），与百濮民族交汇。这可能是西南地区第一次大的民族接触和文化碰撞，形成了濮、越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这一次民族交汇对茶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促使了它的北传。《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刘伯庄云：“濮在楚西南”。这说明在巴国东南边界与楚国西南边境连结的地带有濮人分布，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他们也擅长种植茶，很可能与澜沧江中下游的濮人同属一源，是被越人征服后向北迁移的一支。虽然这部份濮人人数少，后来融入到其他民族中，但保留着采、种茶的传统。正是他们在北移时，把茶艺传布到巴蜀之地，使巴国在公元11世纪时，茶在其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嶲香茗。”[15]作为这一成果的遗留，便是我们今天在巴蜀之地所见到的众多的古代茶树。至于说迁入的越人对茶文化的贡献，从其后裔傣族在著名的“普洱茶”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可见一斑，更何况在滇西南的许多傣族自己也植茶种茶，在其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16]西南其他地区，如广西、贵州的壮、侗等民族，植茶种茶的历史很悠久，园艺水平也很高，这是众所周知的。
氐羌系统民族向东、南方向迁徙进入西南，是第二次西南民族的大交汇。古代氐羌民族是今天许多藏缅语族民族的先民，原来居住在西北高原，以游牧为生。春秋战国开始，逐渐向西南境内迁徙。由于他们长期的高原游牧生活所形成的对高海拔地区凉爽气候的适应，所以在进入西南以后，选择了人口稀少、气候凉爽的山岳地带定居或游耕，而这也正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种植的环境。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之中的许多民族，如彝、哈尼、基诺等民族的先民，对茶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比如哈尼族，“隋唐之际，哈尼族先民‘和泥’已完成了从西北高原向滇南腹地的大迁徙，广泛分布在红河、思茅、西双版纳地区，即唐‘银生节度威远
’辖域内。在迁徙中，他们与百濮民族发生了重大文化交流，成功地吸纳了百濮种茶技艺，并参与到对野生茶树的人工驯化、培育中来，并将中国的茶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创造了以普洱茶为代表的哈尼族茶文化。”[17]在发现了震惊世界茶坛的“茶树王”的原产地——西双版纳南糯山，分布着哈尼族和布朗族。据当地的哈尼族老人说，他们从墨江搬到这里已经五十五六代，在此之前，这里已有布朗族裁种的茶园。这说明百濮民族确系最早植茶的民族，哈尼族是向其学习到的茶艺技术。尽管如此，这个历史也非常久远了。如按通行的历史年代计算法，每代20至25年，则哈尼族至迟在一千多年前就在这里种植茶了。正因为南糯山具有产茶的悠久历史，又出产作为贡品的上等大叶茶，所以在“召片领”建立封建领主制、统治西双版纳以来，南糯山不归所在的勐海管辖，而一直被作为宣慰议事庭的直属单位纳贡。[18]
各民族在接受、习得茶文化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喜好和需要，创造了各具民族特点的茶俗茶文化。比如白族的“三道茶”，作为待客迎宾的佳品，深受人们的喜爱，产生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白族还创造了沱茶，年代也很久远。此外，布朗族的“青竹休”、“佤族的“烧茶”、“哈尼族的“煨土锅茶”和“煨酽茶”等都极富民族和地方特色；在牧区藏族中的“酥油茶”更是闻名遐尔，不仅本民族离不开它，邻近的其他民族也非常喜爱它。茶文化的这种个性化和多样化现象，既是茶文化发展的标志，又促进茶叶需要量的增长，促使茶树种植扩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茶在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它除了用作供奉神灵的祭品和待人接物的礼品外，在某些地区还用作与货币一样的等价物，在商品交换中流通。在民主改革前的西双版纳及思茅的部份山地集市中，当地民族用“野芭蕉叶”将等量的茶叶包裹起来，当作货币使用。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的民族志材料中也可看到。它一方面反映出商品经济在民族地区的不发达现实，是以物易物方式的延伸；同时也说明了茶叶在人们观念意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广泛用途。这同样促进了茶树的广泛种植。至于说茶从西南地区的大量外运，尤其是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互市”，更是促进了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茶文化的向外发展。但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台北中流基金”资助。
收稿日期：200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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