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的档案观_博物馆论文

傅振伦的档案观_博物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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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伦,字维本,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是我国社会科学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 学家、博物学家和档案学家。他的档案观和在档案教育、档案学术以及引入西方档案观念方 面的努力,曾对我国档案馆的近代化和专门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 研究。

傅振伦对档案的认识和重视源于中外两个方面的见识:一是早年的史学熏陶和史料工作实 践,二是对欧美档案工作的考察。他少聆庭训,习闻先哲嘉言懿行,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 趣,并由此认识到司马迁所以能成就史家绝唱,实因为“石室金匮之书”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 “得力于公文档 案 者实多”(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他早年先后参加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档案整理,并因此“经常涉猎史料”,而 对于“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有所领悟”,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自此他也才开始“从事档案学的研究”。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在这个时期的史料工作中,重视原始文献的袁同礼、马衡、朱希祖、 陈垣等先生对他的思想有深刻影响。二是1935年游历西欧和1939年出访前苏联,以及后来通 过翻译外文资料对美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档案工作的间接认识,使他对档案种类 及价值、档案管理方式和近代意义的专门化档案馆模式有了全新的概念。拜读《傅振论文录 类编》、《公文档案管理法》及三十年代在《文献特刊》上撰写的游记、有关的史志论述和 晚年回忆,其间闪烁的相关档案方面的思想仍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一、档案工作实践

傅振伦先生在档案方面的实践长达60年,这是其档案观形成和档案学理论建树的深厚土壤 。

1.对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参与国家档案库筹划

1929年,傅振伦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以后,留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积极参加朱希 祖 等人主持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1931年傅振伦先生又参与了简牍文献的整理。那 时,西北科学考察团采集到大量的历史文献,北大教授马衡、刘复两位先生研究额济纳河畔 西汉烽燧出土的竹木简牍,傅先生参与登记、整理,(注:傅振伦:《学习的回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

9年版,第347页。)并留下了《居延木简校读随记》、《 西北科学考察团整理居延简工作报告》、《简策说》等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笔记。这两次历 史档案的整理实践,使他积累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档案整理的经验。后来“旧档整理”还 成为其《公文档案管理法》的重要一章。40年代初,他又出任筹备中的国史馆编纂干事,受 命搜集、整理抗日战争以来的史料工作。其间,他还兼事筹划国家档案馆(时称国家档案库) 的工作,并于1941年负责拟定《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5章21条,为构架全国系统的档案工 作组织作了宏观规划。

2.档案教育和档案学术实践

早在1946年任私立东北中正大学教授期间,傅振伦先生就担任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的校 董。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主持图书馆学专科,“兼办培养档案专业人员”,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又邀 傅振伦先生为学生讲授《档案与资料》一课并编写讲义。这是除私立文华图专以外我国大学 教育中渗透档案内容的最早记载。解放后,他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创始人之一,与 吴 宝康、程桂芬、韦庆远等共同筹划。1953年,他为学生开设《中国档案史》、《苏联档案史 》等课程。除了撰写《中国档案史讲义》外,他还参加教研组编写《历史档案参考资料》、 《档案馆学概论》,并把此前所写的档案旧著捐献给人民大学,表现出对档案教育的极大热 情。1957年,傅振伦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但他一直对档案教育 怀有深厚的感情。直到1987年,他已是80高龄,还时常和人民大学档案学系的老师保持 联系,与他们商讨档案问题和方志问题。

在这些教学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创造性的档案学术实践。他对中国档案史的系统研 究,对档案与史志关系、档案馆学、历史档案整理方法、文书档案工作科学规范等问题的研 究以及大量外文资料的翻译,是我国档案学初创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文档案管理法》 则是集大成者,颇具中西合璧的眼光。

3.对西方档案事业的实地考察和介绍

1935年和1939年,傅振伦曾先后两次出访欧洲。虽说出游的直接目的并非档案,但从其游 记中却可以看出他参观和考察档案情形的自觉倾向。由于他深感“吾国案牍,其古者如汉晋 木简,近代者如明清档案,皆有多人整理。惟如何类别?如何比次?如何纂定?如何保管?时感 困难。”(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所以,“游程所至,曾经英法德意瑞比等国,每欲涉足其文书馆舍,心资借镜。 (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他“参观英国公文馆和法国档案馆”,又在苏联获取“档案馆资料”,从而“对于西方 档 案馆事业,始有了概括的认识”。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他“参观档案馆数处” (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不仅亲睹欧洲档案馆建筑 ,对西方档案馆的变迁及其风格和馆藏有了初步的了解,还注意到一些专业性的细节,如英 国档案馆之“墙壁承尘,皆以板条及石膏为之,取其耐火” (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法国档案馆的“玻璃柜上 窗户,均有布帘,平时与日光隔绝,”(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室中禁止吸烟,冬日亦无暖炉,”(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有警 铃,有消防器,设备颇周。”(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成为他后来设计我国档案保护的重要参 照。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亲身感受到了欧洲档案馆的开放气氛。如英国对利用者“甚表欢迎” (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的态度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在法国,他便极有兴趣地关心到“每周开放二次,公开阅览 ” (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的利用制度,并对与开放密切相关的“检之即得” (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

》,《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的案卷目录和索引的编制规范 作了详细的咨询和记录。这种颇具借鉴目的和专业意识的实地见闻,加之后来翻译胡适从美 国寄回的“欧美档案学、档案馆的论文十篇” (注:傅振伦:《学习的回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

9年版,第347页。)(其中涉及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瑞 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对于西方档案事业在体制、实体管理和利用法则等方面更 是有了较为全面的印象。这对于有过档案整理实践且致力于建设专门性质档案馆的中国学者 来 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欧洲档案事业的历史和专门职能的宏观印象,对当时我国档案贮藏的 近代化(专门化、开放模式和与学术相结合的道路),以及筹划国家档案库,都是具有重要参 照意义的。

二、傅振伦先生的档案观

傅振伦先生的档案思想散见于他的多种著述,但相对系统地可以从《公文档案管理法》和 《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中读到。正如上文所作的评价,来自于中外两个方面的经历和见识 成为其思想生发的土壤。

1.档案是“最为崇高”之史料

傅振伦在《史料的范围和种类》、《整理古籍及文献的体会》、《史志引书引文之例》、 《漫话清史稿》等著述中都议及档案的史料品质。1942年他在《史蠡》中发表的《档案与历 史》,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在他看来,因为档案与其它史料相比“优 点实多”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

988年版,第73-76页。),其“为原始资料,而非滋生资料;为直接资料,而非间接资料;为第一等之 资料,而非第二等以次之资料”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

988年版,第73-76页。)。故档案“大部尽为可信,而伪造者少”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

988年版,第73-76页。),是能够 让研究者“省却时间与精力”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

988年版,第73-76页。)的“最为崇高”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

988年版,第73-76页。)的史料“瑰宝”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

988年版,第73-76页。),于国史研究尤 为切要。他把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图籍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视为“当时之案牍”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

988年版,第73-76页。)这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档案形式的认识,也扩大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

2.以公文档案的科学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思想

傅振伦把公文和档案结合在一起来考察,认为公文与档案工作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科学管 理的效率,这是对文书档案连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公文为政务处理之记录, 档案为机关行政之参考”,“欲提高行政效率,则处理公文与夫管理档案之方法,不可不讲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他说:“汉元年,高祖入关,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所以俱知天下,塞 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因而,“公文档案乃推进政务之工具,公务员处理 公务,必先调阅以前一切有关文案,明了过去情况,方可着手措办。或援引前者为事例,依 据比附而拟定办法;或参稽考虑,以为进行之资鉴,而免分歧错误或前后矛盾。”(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他特 别强调,在人事日繁,档案益多的情况下,“苟不讲求公文与处理档案之方策”,“不仅为 来日修史之阻害”,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国家建设也“妨碍必多”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因为,如果档案不能很好地加以管 理,“文案之参调整理,必耗公务员大量之时间与精力。对于其本身职务,反无余力从事推 敲。行政效率,必致锐减。”(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因而他呼吁“公文和档案的管理必须详加研求”! (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其 《公文档案管理法》的出版,就很大程度上意在促进文书档案工作的规范,并借此提高社会 的管理效率。

3.保管与利用并重的思想

傅振伦认为,对档案文献“必须加强保管,不得散失。”(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他主张总结中国古代档案保 管的经验,以实现档案保管制度上的建设。他说,“《唐律疏义》所定有关禁令,还可参照 增订,形成制度,见诸实施。”(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同时,由于有西方档案馆的见识,他在档案保管的具体 要求上也形成了明确的概念。他指出,档案的保管“最要紧的是防虫、防火、控制自然光和 空气,制止自然的损坏以及人事上的失职行为。”(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他提出,从保管档案出发,库房建筑 应置于都市避静处所,且与办公处分开,并在内部设放上力求现代化。至于档案如何修复、 熏蒸、防虫、防尘,他都结合中外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傅振伦先生对实 现档案得以安全保管的“现代化之伟大国家档案库”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心向往之,所以他在国家档案库的 筹划中非常积极。

更值得称道的是,傅先生认为保管档案旨在利用。他从西方档案的开放和利用中受到启发 ,指出,档案馆要“建立健全周密的科学管理制度,既要利于保管,也要便于调卷利用。”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档案工作者要树立为利用者“科学服务”的思想,尽量“做好整理编目,编制索引等工 作 ”,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为开放利用创造条件。为此,他对档案阅览室的方式也作了具体的要求。

4.服务与研究并重的思想

傅先生还在强调树立科学服务意识的同时,认为在档案馆,“馆员也要从事科学研究”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对历史问题的探讨,也可以是利用馆藏档案作服务于建设的“综合的 研求”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10页。)。他强调,要想提高档案馆工作水平,就必须建设高素质的档案人才队伍。因此 ,“管理档案的人员不仅要学习业务”,更要“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成为德才兼备的干部。”(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

5.档案保密意识

在强调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强调档案为管理和研究服务的同时,傅振伦先生也提醒档案工 作者必须有严格的保密意识。他认为,“档案是国家行政的记录,不少是国家机要之所寄。 ” “尤其是关于中央决策、外交机密、军事设施、军器制造、驻军番号以及治安保卫及有关方 面资料情况、尖端科技、最新发明等材料”更是“必须注意保密”。 (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这些看法对今天的 档案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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