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赛与新的国家想象——刘心武纪实小说《五#183;一九长镜头》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镜头论文,足球赛论文,纪实论文,一九论文,刘心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最初刊登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第七期上，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极其广泛的轰动效应。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所描述的：“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比较平淡，很少有震烁文坛之作出现。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在八五年七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之后，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阅，看情势，颇有点像当年《班主任》问世时那样热烈。”①按照其他当事人的描述，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②，但以今天流行的文学史眼光来重读这篇作品，既无法理解这种轰动效应是如何产生的，也无法理解何以说“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比较平淡”。今天我们形成的共识是：一九八五年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年份，其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了文学的转型，即确定“纯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正宗地位。《五·一九长镜头》这篇产生“极其广泛轰动效应”的作品，无论是从作品的形式还是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政治”的视角都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因而从这样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来重新反思一九八五年的文学转型，将有助于我们清理这转型背后的“历史盲点”，以及这个盲点背后的各种力量的生成与变迁。我们知道，在一九八五年城市改革的大背景下，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的视角是把城市改革当中的问题置入于“社会心理空间”当中③，进而展开他的“文化政治”的叙事策略。此时这个“社会心理空间”呈现出的一个大的图景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叙事和个人叙事、新的国家想象与个人谋划虽然在整体上对未来的想象有着一致性，但在具体的问题上则有着冲突、碰撞，这种冲突、碰撞的背后则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博弈，而这种博弈也以各种样式参与到了一九八五年的文学成规的构建当中。在这种视角下对一九八五年文学转型的反思，也就要求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和抱有历史化的态度。在这里也不妨引用一下旷新年先生那句略显激愤但却清醒的话，作为我们的立场：我们也必须牢记“杰姆逊曾经提醒我们的：‘永远历史化。’一方面，在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理解，另一方面，历史的东西也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够摧毁”④。
一、展开在一九八五年的球迷事件
刘心武所改写的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的“球迷闹事事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颇有复杂的社会文本，这个文本在各种名义的叙述下被嵌入到了一九八五年的改革图景当中，例如今年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名义出版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图书中，一九八五年的“五·一九事件”几乎成为理解那个年代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在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一书中，“五·一九事件”和“下海经商热”也构成了一九八五年历史叙事最为重要的社会事件。按照历史的叙述，这一事件被给以如下的描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发生的一起由球赛引起少数人扰乱社会治安的严重违法活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东区第二大组第一小组中国队对香港队的比赛，最后中国队以一比二败于香港队，失去出线资格。当两队队员退场时，少数观众向队员们乱扔汽水瓶和果皮等物，击伤一位香港队员。少数人随后还在场外故意破坏车辆，阻截外国人的汽车，损坏公共设施，并打伤一些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公安部门及时拘留了肇事者，迅速平息了这场风波，北京市和国家体委领导迅即向香港队道歉。这是建国后在北京举行的体育比赛中所发生的一次最为严重的违法事件。”⑤而在刘心武的以这个事件为蓝本的《五·一九长镜头》中，却避开了这种视角，小说所直接呈现出来的最为引人眼球的则是“公众的怒火”，这些“肇事者”从历史的设定中跳脱出来，以活生生的个人现身。“多数球迷怒气冲冲地任凭雨丝浇淋，更有那激动中脱成光膀子的球迷，在雨中狂舞胳膊红了眼。最后十五分钟国家队没了章法，回天无术，以一比二败北。终场时，所有观众霍地站了起来，有如壁立的凝固的怒涛。”随后这股怒火真正地在体育场外爆发了，“工人体育馆门外沿街的几十个垃圾箱几乎统统被推倒，一座交通岗亭的挡风玻璃被砸，停在体育场外等疏散观众的十多辆公共汽车的窗玻璃被砸，除了处于‘圆心’的体育场窗玻璃被砸外，冲击波的半径至少达一公里以外的二环东四十条地铁站，那里的窗玻璃也惨遭砸击。”⑥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刘心武在这里将“长镜头”朝向了这些愤怒的公众，并迂回地赋予这种行为以正当性和合法性；另外一点是虽然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看作是纪实文学，但他恰恰是通过虚构了一个叫作滑志明的人物来展开叙述的，这两点所达成的是对这一事件的改写和历史再叙述⑦。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这件事的情况及投射的问题我的分析是与一般表面的解释很不相同的。我提出了我的理解和思索。”⑧无论这种理解和思索是在怎样的“政治无意识”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我们看到这场历史叙事在各种话语的博弈中最终失败，恰恰展示了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心理空间”的复杂性，国家的现代化作为这一空间的内核，本身就带有复杂的变动，而文学话语的更新、转型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内核的变动。
《五·一九长镜头》有个背景事件需要交代一下，就是一九八二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队功亏一篑，败给了新西兰，使得国人非常失望。因而一九八五年的世界杯就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因为这一年中国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运，最后一战，只要打平香港队就可以小组出线。但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是，最后一战中国队竟然以一比二输给香港队，这一天也被一些球迷称为“国耻日”。通过描述，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在足球赛事中所包含着的国家想象和政治无意识，而这也一直都是中国现代化叙事中的基本线索。事实上，当精英知识分子通过维新运动和革命变革在展开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想象同时，民众的自发民族化行动，在西方列强侵略直接的刺激下也在展开，这种自发的民族化行动因为无需诉诸政治正当性，其所带有的排外性质也就非常显著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区分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⑩一九○一年由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学生组建的第一支足球队，所包含的动机就是“以图和‘洋大人’们一较高低”。章成均对此评论说：“与其说，在华夏古国上诞生第一批现代足球的运动队，是为了满足竞争心理和一种学习的渴望，毋宁说：这是为了维护民族的自尊，以及由此变态的一种‘排外’心理的宣泄。中国现代足球迈出的第一步，就糅合进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11)也就是说在足球未纳入国家以铁路、舰队、新式陆军、工厂和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化想象之前，和武术的擂台赛一样，是以一种民间的方式来展开共同体想象的。虽然足球在四十九年之前并未被纳入“政治动员”的语境中，但足球中所包含的这种国家和民族叙事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也从未断绝过。一九五九年的全运会，由中国、苏联、匈牙利三国对决的足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比赛项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全体到场，坐满八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一片喧腾。”(12)一九八二年这种叙述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所清晰化，这个口号在新时期历史的转型中则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国观众完全同世界杯足球赛、奥运会足球比赛隔绝。一九八二年，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人民第一次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第十二届世界杯赛整个比赛的盛况。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竟还有如此争夺激烈、技艺精湛的足球大赛！他们开始惊叹，他们开始思索……”(13)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一条线索，足球作为承担民族共同体想象的一个媒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一九八五年的世界杯预选赛所呈现出的关于新的国家想象，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民族对抗的思路。
一九八五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在这种意义上，就成为了对历史的进入的契机，这种进入历史和世界共同体的渴望，其实与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方案有着同步的一致性。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方案被邓小平集中表述为“三步走”的战略，其背后则有着民族主义的焦虑：“八十年代，有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的焦虑，比如提出中国人有没有生存权，会不会被开出球籍的讨论。”(14)八十年代有两本讨论全球化的书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两本书在风靡世界的同时，也席卷了中国。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本就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甚至将这两本书作为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之书。”(15)“中国领导人对《大趋势》产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此书给那些提倡经济改革的人提供了一件最有力的武器。整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在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继续孤立或自给自足。而中国呢？这些人说，中国恰逢一个世界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用奈斯比特的话来说，这个行星正在变成一个地球经济村。”(16)这种在历史大趋势和全球化设想之下的国家想象和民族叙事，则渗透到整个八十年代的“社会心理空间”当中，这在今天看来不言自明的道理，在八十年代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中却是不甚明了的。进入世界共同体的“球籍”问题，使得文化、经济等等以“尖锐的政治问题”的角度而国家化，这里面也必然涉及到共同体中的“中国形象”问题。
二、“政治问题”里的“中国形象”
再次回到刘心武的这个文本，我们看到“五·一九”的长镜头是以这样一个画面开始的：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巴克连夜赶写了一条简讯，这条简讯描述了“五·一九事件”中他本人经历的“惊险场面”和紧张的事态，颇富戏剧性：“一群因中国队意外失利而怒不可遏的球迷围住了他的小轿车，‘一位球迷对我大声吼道：谁好？中国，还是香港？答错我宰了你！’……他还报道，‘这批闹事分子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开始砸汽车，大声嚷：外国人！外国人！’”(17)在八十年代，这样的描述极具爆炸性的效果，这里面的外国驻京记者的视角，所隐含的对西方态度的考虑，显然与八十年代国际舆论作为中国决策的风向标有着相似性，这些也早已以一种“政治无意识”的方式纳入八十年代“社会心理空间”。刘心武在一开始就赋予了这个事件极其强烈的感情色彩，因为无论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突发事件，还是针对外国人的排外情绪，在一九八五年中国努力进入西方世界的全球贸易和交易系统的进程中，显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早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务院就批准了中国申请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报告，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赵紫阳在会晤GATT秘书长亚瑟-邓克尔时表示，中国希望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这个问题非常具体，也非常现实，背后的逻辑则是“去政治化”的市场意识形态。
在接下来的叙述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刘心武借助海外媒体的报道，不断地将这一事件里包含的“政治问题”进行渲染。在小说中大量引用了香港《东方时报》和台湾国民党中央社的报道：“数以千计的球迷麋集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街道，高呼反外国口号，阻截外国人汽车和袭击在车上的外国人。”“同日，台湾国民党中央社从香港发出电讯，幸灾乐祸地引用‘香港某些球迷’的话说；‘他们……对中共输球后昨晚北平发生的排外暴乱事件，表示震惊……他们发现中共在心理上无法承受败给香港队，而导致引发排外暴乱……因此他们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也更加深。”(18)刘心武大肆渲染的，香港和海外舆论所塑造的一个中国未来和中国形象的问题，突出了“球赛闹事事件”背后尖锐的政治问题。要知道“打砸汽车”、“袭击外国人”、“排外”这样的一个形象，在八十年代中期有着中国人无法承受之重，尤其在启动城市改革之后，对海外资金、技术和海外市场有着大量需求。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上，由于国内资金积累的有限，八十年代的“招商引资”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港澳台和海外地区的商人，这也使得“外国人问题”几乎成为一个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此国家的态度也非常坚决。“一月十九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邓小平在会见中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又怎么样？那时，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19)另外，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并且正式生效，至此，我们能够看到“五·一九”事件之所以构成八十年代最为核心的关键词，恰恰是在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系统的对接中蕴含着种种历史的契机和突变性。
因而最能表明国家态度的“新华社电讯”也就马上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五月二十日新华社电讯在历数了一帮‘害群之马’的错误行为之后，用这样的语气说：‘更为恶劣的是，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恣意辱骂……’并报道，有关部门领导指出，‘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这一事情，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有损国格的事件，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北京市政府部门将依法严惩肇事者。”(20)在这种国家想象和国家叙述的强大逻辑之下，刘心武恰恰通过“虚构”一个“五·一九的全景长镜头”，从而自这个“政治问题”之中引出了一个“历史问题”，来与这个政治问题商榷。刘心武自己也承认：“《五·一九长镜头》是与主流的社会话语商榷的。”(21)在小说中所有的“肇事者”都被归属于“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属于被‘文化大革命’彻底耽搁的一代，他们在大混乱中进入小学，在几乎并不正经上文化课的‘教育革命’中度过初中时期，然后他们就待业，就当了工人，就在‘浅思维’的水平迎上了他们的青春。或许他们真是让我们头疼的不文明的一代？可是我们难道除了谴责他们、管教他们、责罚他们，就不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欠了一些什么？比如说，足够的理解与谅解、关怀与爱？”(22)刘心武也因此抱怨：“我们似乎总是重视国际舆论远胜于重视国内舆论。香港报纸因为毋庸翻译，外国驻京记者因为常以目击者自居，他们释放出的信息常足以引起我国最大限度的重视。就是外国人（或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口头传递的信息，也往往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23)但是这种“历史问题”在一九八五年之前作为一个展开新的国家的想象的障碍，已经在国家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中一次性地被解决掉了，并将其贴上“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标签彻底封存起来。正如汪晖所说：“由于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国家推动的过程，在现代化和改革的名义下，国家权力机器（在国——党体制下也不可避免地包括政党机器）的不同方面全面地卷入了经济范畴。”(24)无可否认的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市场经济从论证到具体实施的过程都存在着“去政治化”的逻辑，“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机器具有强烈的‘去政治化’特征，在‘去政治化’的社会过程中，它恰好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去国家过程’产生在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转变之中，即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受到全球性力量的挑战的过程之中，从而这一以‘去国家过程’为标志的独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叙述同时也是和国际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确立相关联的。”(25)也就是说在“五·一九事件”当中始终存在着的全球化力量的关联和运行，这种全球化的力量的运行和挑战，则表现为中国从“政治化”的国家向“非政治化”的国家过渡。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八十年代也正是“政治的终结”时期，朗西埃从对八十年代法国总统选举的考察得出结论：“政治不再作为驶向乌托邦岛的隐秘航行，从今往后它将作为掌舵和弄潮的艺术，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的自然和平和发展。”(26)在“中国形象”问题的尖锐性中，在全球化逻辑趋势中，《五·一九长镜头》的“历史问题”的论证自然显得黯淡。
三、被突发事件放大的滑志明个人性问题
从另一角度看，刘心武的“历史问题”的角度和早期的《班主任》等伤痕作品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一时期他基本上从伤痕模式里走了出来，试图从市民的日常生和城市的变迁来观察这个制度之下的个人生存问题。一九八四年的《钟鼓楼》通过鼓楼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一场婚礼来展开的对北京市民生活的描述和刻画，就是这个时期最集中的一个展示。刘心武在回应日本批评家濑户宏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批评时，也说道：“我不知道濑户宏先生后来又读了我哪些作品，但我很惊异于他这一类的预测：‘刘心武……在他的作品中一贯表现出城市性、市民性，从本质上肯定社会主义体制……他的作品风格正适合朴素而温和地描写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平凡市民。’我目前正是这样写作。”(27)我们也看到，刘心武在整个新时期的作品都是在强烈的国家认同的视角下，来展开他的观察和想象的。
在这个视角下来看，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的“历史问题”里面所隐藏的是在国家的现代化叙事和国家想象之下的对个人性的探讨，这也就集中表现为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博弈。正如李公明所说：“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反对权力垄断仍是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在专制与民主之间，力量强弱的对比与利益关怀的症结。”(28)这也是这篇小说受到批评的一个原因，“五月十九日中港足球赛观众达八万人之多，这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他们的职业、年龄乃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均有所异。如何通过塑造典型人物，以达到准确反映生活本质的目的，确是需要作家慎重思考的。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刘心武失之偏颇。作品中的贯穿性人物滑志明是一个浑浑噩噩，智能低下的小青年，一个略带滑稽色彩的角色。他在‘五·一九事件’的前后行为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先是在家里受了父亲粗暴训斥，继而是把录像带洗成了白带，无端地赔了冤枉钱；再就是上街和路人发生龃龉，接下去就是看赛球泄愤、闹事”(29)。其实这里面的冲突就是一九八五年的“个人性”问题的一个延伸。最典型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九八五年关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争论。国家对个人的明确定性，使得这种争论带有很强的博弈色彩，例如“公安部长在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是‘腐朽的思想观念和一些从香港、澳门以及其他渠道偷运进中国的黄色录像带和书籍毒害了我们青少年的心灵。”(30)“心灵”的问题是个人性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在这里“心灵”具有被管理和教化的属性，在这种背景下，个人性问题，在国家叙事里还是一个不断地被推迟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在这个中心之下的与国际社会接轨构成了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而在这种结构里，其他问题自然属于从属地位。早在一九八二年，刘心武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黑墙》，就已经开始触及这个问题。当时的《文艺报》专门请了一个年轻评论家给予批评，“这篇文章认为《这里有黄金》从一种‘不洁’的人身上发掘个体价值，这就已经到了边缘了，但这尚能容忍。但《黑墙》就已经不能容忍了。《黑墙》提出问题的方式比起《这里有黄金》来更近了一步，它是认为必须为个体生命的独特存在创造条件。”连刘心武自己也没料到的是“像《文艺报》这样当时对我非常友好的报纸发表了这种非常严厉的文章批评”(31)。
而在《五·一九长镜头》中，滑志明身上已经没有了刘心武早期作品中的政治负担，城市中兴起的新鲜事物在唤起他心中一种朦胧的个人体验，故事发生的时候他正和一个乳品厂的女工小瑛子谈恋爱，“她身上总突出着一股淡淡的奶香。滑志明爱闻这股味儿，可他没跟她表述过……可他内心里所蕴含的，不也有优美的朦胧诗吗？”为了取悦小瑛子，滑志明从朋友小猛子那里借来录像机，“今晚上让你乐个够，我请你看录像”。但这种喜悦的情绪很快被破坏掉，滑志明借来的录像机被他父亲看成洪水猛兽一般，“他恨恨地盯着那扁方的闪闪发光的机体，就仿佛是牧羊人面对着闯入牧场的怪兽”。这个“闪闪发光的机体”给滑志明的父亲带来的不适应和反感其实都缘于他心中的党性和自身利益的冲突，“录放机外观和性能的双重陌生感，以往听到过的私放黄色录像带的案例，‘小猛子’他爸那种知识分子技术干部的入党、提升、出国、获实利，自家作为党政干部的宦囊羞涩与街头‘二道贩子’们的得意忘形，‘搞活’和‘开放’所带来的他所判定的混乱和污染”。当他把女朋友带回家里，他父亲因为录像机的事，“冲着儿子劈头盖脸地发作起来”(32)。刘心武在这里所做的铺垫正是试图将个人生活中的冲突作为“球迷闹事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滑志明在生活中的挫折，与父亲的冲突，两代人的价值差异被充分地放大，从而带有明显的诉求和隐晦的政治表达，这也正是试图论证政治生活之下的个人生活的合法性；虽然与八十年代大多数作品的“去政治化”角度不同，滑志明的形象并未触及公安部长所说的“心灵”问题，而是始终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寻找着一个平衡点。
滑志明在与父亲争吵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去小猛子家，还回录放机和录像带”。没想到的是，录像带因为被他错误地操作而洗成了白带，赔了一百五十块钱；再加上昨天因为吵架和女友不欢而散，使得他一天都处在郁闷的情绪当中。“骑着车满城乱转悠”，“他想跳舞，但哪里有跳舞的场所呢？”“那么只有看电影。美国立体片《枪手哈特》已经看过两回，不想再看。”“他想找个地方玩玩电子游戏机，但想了半天，似乎只有中山公园里头才有，他已经骑溜到了东单，也没有兴致再回头往西骑。”“他路过了国际俱乐部，路过了友谊饭店，又路过了建国饭店和京伦饭店，他产生了一些浅浅的思维，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是不允许进这些地方的。”这种郁闷的情绪面对的是贫乏的城市文化生活，但又在这里无法得到排遣，“攘攘京城，竟没有一个能让滑志明顺顺溜溜排遣郁闷的地方！”(33)因而滑志明才成了“五·一九排外暴乱”事件中的一员。刘心武在小说中既没有这种情绪指向制度性的反思，也没有关于个人性的思考，而只是通过讲述一个个人叙述来完成对主流话语中现代化的国家叙事介入，这种个人叙述则充分集中在个人权利和权益方面，因而这种个人叙述在揭开谜底之后，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不过是最简单的物质要求和最基本的精神生活要求。“滑志明他们一伙无领导、无纲纪、无组织、无目的、由足球狂热转化而成的哄闹滋事的乌合之众，倘若能呼咒语，或许会这样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我们大伙要开心，一请奚秀兰，二请张明敏，三请汪明荃，四请徐小明，五看《霍元甲》，六看《万水千山总是情》，七要牛仔裤，八要迪斯科加华姿系列化妆品，九要夏普、东芝、日立家用电，十要铃木、雅马哈加塞扣、西铁城……’”(34)刘心武的个人叙述尽管看似是与国家话语的商榷，但其实仍是处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逻辑之下。八十年代的新的国家想象实施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的就是“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逻辑。在文学当中，主要是通过“去左翼化”来完成的，包括先锋小说在内的八十年代文学都参与了这一过程，尽管这种“‘剥离式’研究是要脱离左翼文化所垄断的沉重历史，让中国社会真正与‘走向世界’的历史大趋势完成最后的接轨”(35)。而在这种“去政治化”的逻辑中剥离出个人的概念，也是八十年代遗留下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这种个人观念在与特定的政治的剥离当中，不断地被置于“欲望叙事”的逻辑下，从而失去了人与更广阔的事物建立联系的可能。从八十年代末期的“新写实主义”到九十年代的“身体写作”，以审美和个人欲望的名义都在不断地强化这一逻辑。罗岗在《开裂处的个人叙述》一文中，认为这种个人意识经过八十年代的“实体化”之后，“又在‘实体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却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个人’的‘主体性’被高度地‘零散化’，‘解放’的结果走向了它的对立面”(36)。这里表明的是，《五·一九长镜头》与这一时期的国家想象有着紧密的缠绕关系，既有应和的叙述，也有博弈的商榷，但最终却是与国家想象的逻辑保持着一致性。
四、改革转型与主流文学的衰微
由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所提示的社会心理空间，我们可以接着讨论相关的很多问题，如改革转型所带动的主流文学的滑坡等等。也就是说，“足球赛”与“新的国家想象”的历史关系虽然让我们借机观察到历史的重大转型，但作家在这里的关注点显然并非是一场足球事件，而是催生这篇小说的整个文学生态环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他也许已深刻预感到，他所代表的强烈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一代”即将由此走向历史终结。这恰恰是围绕着全球化力量的挑战和市场经济的“非政治化”逻辑展开的，与刘心武所商榷的主流话语其实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在一九八五年的社会心理空间当中，这种国家的重新认同和想象所依据的“非政治化”逻辑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制度性的实施和场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一九八五年文学的发生和展开的历史性逻辑。
一九八五年吴亮写道：“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以它的非凡实绩中断了我的理论梦想，它向我预告了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正悄悄地到来。”(37)也正是在这一年吴亮和程德培共同编选了《新小说在一九八五年》，这本小说选所致力于的对文学建设的努力是对“文学的现代运动”历史化和制度化。我们看到也正是这样一本在先锋小说的运动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选本，将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两篇作品收录其中。程德培在后记中对这一选择也作出了解释：“本书取名为《新小说在一九八五年》，除了在时间概念上说明这些小说的‘新’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取其中性。这样，一些可能还不十分成熟，可能还会有些争议的小说，如刘心武的作品，残雪的《公牛》，陈放的《圣贤塔的倒塌》等，也可入选。”(38)但是最能表明编者选入这篇作品的原因是程德培在后记中所申明的：“这篇纪实小说的最大功绩在于表明了：现实问题并不能靠文学之梦来有效地解决，精神的问题也不能靠文学家来缓解。”(39)我们看到对于刘心武这两篇作品“新”的理解都不是在形式和语言上，而是在国家文学或者说主流文学(40)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今天这部作品在失去题材本身的轰动效应之后，无论是在语言的层面还是对主题的挖掘或是一九八五年流行的形式探索方面来看，都显得单薄和乏力，即使是在当时也有人曾指出这部作品：“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哪儿的描写还粗，还浅。”(41)但重要的是在一九八五年的时空中，《五·一九长镜头》通过对一场“球迷闹事事件”所展开的历史叙事和个人叙述的视角，与国家现代化叙事出现的裂隙，展现的正是主流文学与国家话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伤痕”、“改革”等文学样式登上文坛的“现实主义一代”，仍然陷于国家话语的怪圈中，既没能在文学的形式上展开有效的想象，也无力对国家的前景展开有远见的书写，因而在寻根与先锋文学所左右的文学格局中呈现衰微的局面。
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的第二阶段，相对于一九七九－一九八四的农村改革阶段而言，这一阶段充满极为复杂和多变的特征，“农村改革的上述过程为我们理解一九八四年启动的城市改革阶段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也构成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困境的历史条件。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看来则是‘放权让利’，即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42)。也就是说将《决定》写进中央全会决定意味着突破了极左势力的阻拦，使得改革真正地进入了正轨，因而商品经济的启动一是改革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二是“重组社会利益关系”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已经超出了主流作家的理解。“一九八四年，辽宁本溪市消防副食店猪肉组售货员关广梅承包了副食店，当年实现利润十八万元。到一九八五年，她与上级公司签订合同，租赁了副食店……这一年，副食店利润达到二十五点二万元。”(43)这一改革成果本身的展示，已经远远超过了改革文学的指导效应。因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城市改革，主流文学基本上已经无法进入国家话语。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主流文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们看到一些作家已经干脆放弃了写作。而在此时《新星》与《夜与昼》所书写的“改革文学”已经基本上脱离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的模式，其中通俗文学的元素无疑为小说提供了必要的畅销元素，例如官场险恶，英雄加美女。李向南在小说中展现的恰恰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大男子主义，“改革”与其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倒不如说是实现他个人成功的舞台。柯云路所虚构的与他有着瓜葛的三个女人的描写，也都在意图展现男人的征服欲。例如林虹的出场，“她走路的时候，苗条的身材在胸部、腰部、肩部显示出柔和和动人的曲线”(44)。当李向南回到北京时见到的顾小莉“腰肢很细，胸部精美地隆起，乌黑发亮的短发来回地甩动”(45)。而黄平平“她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可爱的姑娘。现在面对着她，就能感到一种在生理上、心理上的暖暖的、柔和的兴奋，隐隐洋溢自己的全身”(46)。柯云路的描述都有意地突出对女性肉体的意识，从而增加畅销的元素。雷达曾敏锐看到主流文学的衰微，“有一个问题是饶有兴味的：为什么以《乔厂长上任记》为发端的改革文学和以乔光朴为‘始作俑者’的进攻性性格逐渐在文学中式微了？为什么连蒋子龙后来也写了《阴差阳错》？这时时代性主题是否已经断流了？”(47)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一九八五年之前主流文学所树立的几种文学成规，例如伤痕、反思和改革等因为与主流话语的远离，渐渐失去它自身的效应，改革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和分化，也使得文学面临着功能性的萎缩，而此时，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之下，通俗文学热的兴起对无论是主流的文学还是先锋小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些年来中国每年出版约六十亿册图书杂志，但其中大多只有娱乐消遣价值，党的宣传部门对此甚为恼火。出版业膨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宣传部门来说，它确实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进口和国内生产都有增加，但后来中国仍然出现纸张短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计划外的书刊和报纸印刷太多。教材不能按时印刷，报纸或杂志脱期或拖延——这些都是因为大量纸张都被用去印制武侠小说和通俗小报了。”(48)这一点刘心武同样也认识到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情况变化很大了。当时就有了回到文学的本体，要搞形式实验。民众也开始分流了，电视剧开始制作成规模了，而电视机开始进一步普及并都在几年内换成了彩色电视机，开始普及冰箱、音响设备等等。民众的选择也多样化了，也出现了一些软性刊物，像《读者文摘》、《青年文摘》、《女友》、《家庭》这样的刊物受到越来越大的欢迎。文学刊物的订数也开始下跌了。民众与文学的关系也开始疏离了，国家也对文学的兴趣减弱了。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三者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一种碰撞。”(49)这种情形下，尽管《五·一九长镜头》以及随后日益繁荣的报告文学几乎抢走了大部分文学读者，它们所共同具有的特征是，对现实的问题具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和发言意识，而对官方主流话语保有着一定距离，但却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学成规，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由于政治的干预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一九八六年吴亮和程德培编选了一本《新闻小说’86》就试图对其命名：“这类新闻小说，介乎于新闻与小说之间……在一九八六年获得一片茂盛，与纯属虚构小说分庭抗礼。”吴亮在前言中说：“当虚构小说纷纷致力于主观想象，和具体的社会问题社会事务告别而去的时候，它越来越回复到了自身。与此同时，这一既然不应当由虚构小说来承担主要责任的现实领域，就非常自然地让渡给了新闻小说——事实果然表明，这一各自的选择行为都是明智的。”(50)但与虚构小说的命运不同的是，这类新闻小说在政治的博弈中最终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对一九八五年文学转型的考虑，政治因素仍占有一个很大的比重。在本土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下，国家的转型，也就是从“政治化”的国家向“非政治化”的国家转型中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心理空间与文学的生产之间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而在这一转型中的国家想象与实施这一现代化想象的市场经济逻辑则对文学构成了一种制约和规约的关系，这是需要我们正视和反思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一九长镜头》也许是整个一九八○年代最后一篇与国家想象关系密切的重要小说。
注释：
①蒋守谦：《“第五步”：读〈五·一九长镜头〉联想》，《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
②在程光炜主持的人民大学“重返八十年代”的讨论课上，作家阎连科谈起这篇作品的轰动效应颇能说明这一点。
③刘心武在回顾《班主任》的社会效应时，曾提出“社会心理空间”的说法，“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形成了一个很巨大社会心理空间……当时由于进入了华国锋时代，政治上的转变还是比较缓慢的……但这个社会群体的心理空间转变中出现了很多空白，填补是很困难的。因此反而是文学提供了对这种转变的一种投射，像电影这样的艺术也是速度较慢的，因为它有个工业化制作的问题，是个规模行为。而文学则比较简单，只要有个人写出来了，有个刊物给他发表，这个过程就完成了。而当时刊物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它一旦出现就传播得很快。像《班主任》这样文学性比较差的作品，也能够造成可以说非常巨大的反响。”《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后世纪”的文化展望》，第7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④旷新年：《文学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文学》，《天涯》2003年第3期。
⑤有林、郑新立、王瑞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297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⑥刘心武：《五·一九长镜头》，《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⑦“改写”和“历史再叙述”基本上是八十年代文学事件背后的一个核心动力，这一动力本身当中所包含的国家想象和历史想象，恰恰也暴露出八十年代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可能性。因而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这些特定年代的“历史想象”的解读和探究，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对历史生成的理解。
⑧《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后世纪”的文化展望》，第90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⑨在这方面，义和团运动是这种民族主义话语的最典型的代表。
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6页，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1)章成均：《中国足球沉浮录》，第36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
(12)胡兆金：《中国足球沉思录》，第35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13)章成均：《中国足球沉浮录》，第26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
(14)陈来：《关于民族主义》，《群言》2003年第1期。
(15)吴伟：《奈斯比特与中国大趋势》，《光明日报》2009年5月2日。
(16)潘林：《小康寻梦——一个英籍华人谈中国改革》，第66页，黄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7)(18)(20)刘心武：《五·一九长镜头》，《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19)《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5)》。
(21)《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后世纪”的文化展望》，第90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22)(23)刘心武：《五·一九长镜头》，《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24)(25)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47、51、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6)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第4页，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7)刘心武：《站在镜子面前——读一篇日本朋友的评论》，《钟山》1982年第3期。
(28)李公明：《我们会回来——1960年代的多重遗产》，《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29)夏文：《令人遗憾的〈五·一九长镜头〉》，《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6期。
(30)潘林：《小康寻梦——一个英籍华人谈中国改革》，第200页，黄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1)《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后世纪”的文化展望》，第86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2)(33)(34)刘心武：《五·一九长镜头》，《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35)程光炜：《孙犁“复活”所牵涉到底文学史问题》，《文学史的兴起》，第68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36)罗岗、刘丽：《开裂处的个人叙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37)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前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38)《新小说在1985年·后记》。
(39)《新小说在1985年》，第549页。
(40)关于主流文学的定义，主要是着眼于文学与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密切关系，这一概念参照了刘复生在《历史的浮桥》一书中的定义：“它的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申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时，利用富于技巧性的意识形态叙事，对新时代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种种内在的社会矛盾加以弥合，以消除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并造就适应新的国家政治。经济需要的具有‘现代’特质的历史主体。”《历史的浮桥》，第1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2005。
(41)这是王蒙在给刘心武的小说集《都会咏叹调》所写的序中提到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三篇互有重复——既反映了作者的见解的统一性也说明了他进一步拓展思路的必要”。见《都会咏叹调》序言《“问题文学”的再度青春》，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4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10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3)马立诚：《交锋三十年》，第1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4)柯云路：《新星》，第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5)(46)柯云路：《夜与昼》（上），第6、20页。
(47)雷达：《谁把报告文学推向了前台？》，《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日。
(48)潘林：《小康寻梦——一个英籍华人谈中国改革》，第133页，黄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9)《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后世纪”的文化展望》，第176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50)吴亮、程德培编：《新闻小说’86》，“前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