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春运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8）01—0031—04
一、春运问题的实质
春运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被人们所广泛关注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春节自古有之，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在更为久远的中国古代社会，若非战乱灾荒，很少在春节期间出现如此规模浩大的人口流动。春运问题真正呈现在人们视野之中，并且迅速引人瞩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批四川的民工开始涌向广州等大城市，随后河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1] 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尤其在春节期间，交通运输压力骤增。进入20世纪90年代，春运的客流量进一步迅速增加。相关资料表明，在1994年，春运的总客流量为12.2亿人次，到了2004年，春运的总客流量已达到20亿人次。[2]
总体看来，春运的客流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2003年以后，每年春运的客流量均创造出历史新记录。而在春运运送的人员中，民工、学生、探亲者构成了其客流量的主体。据相关媒体报道，民工流占据了春运客流总量的30％到40％，在某些农民工集中的地区，所占比例一度达到80％，学生的比例也达到了30％左右。[3] 由于我国现阶段在春运期间存在着交通运输能力与春运的巨大需求之间严重的不对称，因此每逢春节，人们的乘车与出行总会面临十分严重的问题，比如买票难、乘车难、乘车秩序混乱等，这些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以往对春运的分析往往局限于交通运输领域和经济领域，实际上，春运问题的形成是复杂的。我们只有将春运问题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才能得到对它的较为合理的理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的现代化的变革之中，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调整，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展开，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都能在中国的春运中得到显现。如果仅从现象上来看，春运是一场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形成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在短时间里（40天左右）集中爆发式的体现，那么引发这场集中爆发式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正是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革。吉登斯在论述现代化时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将时间和空间组织起来，从而连接在场与缺场的条件完全不同于各种传统社会，时间与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高度延伸，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关系脱离了具体的互动环境，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时间范围内被重新建构。[4] 吉登斯指出了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春运这一现象无疑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融合：一方面是蕴含着深厚意义的“家”的概念与春节期间朝圣般的回归；另一方面是现代工具理性扩展对安土重迁观念的扬弃和对利益的无可阻挡的追求。因此，在社会学的视野里，春运既是现代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又隐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意味。春运问题实质上是现代与传统冲突的结果。
二、春运问题的成因
1.社会结构空间的人口流动促使地理空间的人口迁移与流动
春运现象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在地理空间上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集中体现，因为在春运的客流构成中，民工流实际上是民工这一群体在工作场所、临时居住地与家庭之间的流动，而相当一部分探亲流则是已经迁移出去的人口从现居住地返回原居住地的流动，学生流则可以看作是学生在高校所在地与原居住地之间的流动。
推动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大规模流动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空间、社会地位上的流动。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各阶层的不断分化与流动是现代化的—个重要特征。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正是社会成员的流动使得社会分层不断发展，在动态的变化中呈现出新的状态。例如新出现的农民工阶层，就是农民阶层试图上向流动的结果。而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社会空间上的流动往往要通过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来实现，对社会上向流动的期望和获得上向流动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成为中国人口在地理空间上迁移和流动的重要的内在动力。
当代国外的人口迁移理论，在考察人口迁移的内在动力时，很多都强调迁出群体对于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获取更多财富的期望。新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成员外出或迁移主要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则在强调迁移来自于二元经济结构及内生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指出劳动力不仅追求高工资，也追求名声和社会地位。[5] 因此，社会成员，尤其是某些特定阶层或群体的社会成员以追求更多的社会资源、声望、财富为动机而形成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及其过程，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迁移与流动。
在构成春运客流的三大主力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空间上的流动的具体体现。在社会流动的各种途径中，教育已经成为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资源的重要途径。一旦高考成功，农村考生离开农村，中小城市的考生涌向大城市。这一群体构成了春运探亲流的主体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实现条件，现代化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城市化应当根据现代化进程的要求而推进，[6] 城市化体现了现代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的城市化，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分层，进而导致了中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城市的扩张发展使得不少原市郊以及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它们包括早期的进城工作者、迁向小城镇者、经商者、原市郊农民等。这部分人目前已大多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就社会声望和经济收入来说，已经完成了社会阶层的上向流动。当然，这一流动过程依然大多伴随着居住地的迁移。有研究指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79年的18.96％上升到2003年的40.53％，其中向城镇的净迁移农村人口总计达到27762万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永久性迁移构成了全国城镇人口净增量的79％。[7] 表1是1982年至2000年的人口迁移流向：[8]
从表1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迁入城市以及小城镇的人口数量是巨大的。这部分人大都已经在城市中安家落户，但是由于迁入的时间过短，他们同乡村的各种关系无法割断，到了春节，这一部分人返回乡村的老家，可以说构成了春运短途客流的主体，而在春运10多亿人次左右的客流量中，长途铁路运输只有1.45亿人次，余下的大部分则为中短途的公路运输，因此，这部分人对于春运总客流量的影响最为显著。
然而，在春运中最受关注的不是中短途的公路运输，而是在总客流量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在铁路运输所占比例极大的农民工。与此相对应，中国社会结构空间变化中被关注的焦点不是已经获得城市成员实际身份和地位的群体，而是进城打工、游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农民工群体。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还无法成为城市的一员而固定下来，因此，在地理空间形态上，他们的流动呈现出从乡村的原居住地到城市的工作地——临时居住地的往返式流动，这一流动由于春节的存在而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规律性。与已经融入城市中的新居民相比，农民工的春节回家几乎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并且，由于农民工的流动线路和流入地相对更集中，时间也更集中，而且回家线路相对较长，再加上其被定义为弱势群体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和敏感性，使得春运中民工流给予交通部门，尤其是铁道部门极大的压力，成为春运中最受人们关注的群体。
2.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以及户籍制度的影响
显然，仅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主要是社会流动的这一要素还不足以全面解释春运问题的成因。作为中国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春运，其形成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受到诸多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无法把这场持续了十多年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声势浩大的人口大迁移与大流动与中国的传统和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割裂开来，也无法忽视制度等社会因素对它的作用。这些外部的条件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一面。
首先，中国目前存在着城乡发展、工业农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各个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严重的不均衡。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相对落后区域的群体要想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没有首先选择在本地区发展，而是选择向发达地区迁移与流动。其实，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它的各个区域之间发展完全一致，落后与发达永远都是相对地存在着。也正因为如此，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着一次又一次的人口迁移。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少有像中国社会那样会同时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这样“双重”的变革与转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城市，繁华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所谓的人类现代文明的顶峰，但是在某些落后的地区，传统的延续千年的耕作方式与生活方式还在日复一日地继续，这种差距之大几乎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经历过的。相关资料表明，2004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达6485.2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1倍，远远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家水平的1.5倍。[9] 对于中国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的问题，学界已做过很多研究，我们在这里仅想说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实际上是导致社会结构空间上的人口流动不得不通过地理区域空间上的人口流动来实现的重要原因。而春节期间的春运则集中反映了这一地理区域空间上的人口大迁移与大流动。
其次，户籍制度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当今春运问题存在的一大主因。在他们看来，户籍制度具体的刚性的隔离作用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在城市定居的机会，因而在春节期间农民工只能往返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然而，我们发现，户籍制度这一因素已经在最近几年有所改变，有不少城市已经部分放开或完全放开户籍制度。因此，我们认为户籍制度本身在今天已经不再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因素，因而它不是当今春运问题产生的一大主因。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户籍制度确实是春运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春运问题的对策
我们认为，解决春运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促进区域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均衡
春运中相当一部分客流往返于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造成了春运中几条固定线路的严重拥挤。因此，除了在这些线路上加开临时列车之外，想要根本解决春运问题，必须进一步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如上所述，当今中国的这种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实际上导致了社会结构空间上的流动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以地理空间上的人口流动表现出来。因而就目前我国的发展局势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崛起迫在眉睫。而区域之间发展的均衡，可以通过产业布局的调整来实现。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大量的劳动力大都来自于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因此，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当向内陆转移，使得中西部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逐步实现产业升级。这就使得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迁移距离缩短，迁移成本降低，迁移分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缓解春节期间集中式的人口大迁移与大流动。
2.推进城市化与农村建设的同步发展
根据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城市作为一个天然的人口蓄水池，无疑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明几乎作为一种主流的强势文明而存在。就我国而言，进一步采取措施推进城市化进程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是我国转移过多农业人口的必由之路。从长远看，城市化的成功进行，将最终使我国更多的农业人口在城市中稳定地居住下来，减少目前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往返式的规律性流动，进而缓解春运的压力。
然而，仅仅靠城市化不足以吸纳中国所有的农业人口，而所有的农业人口均涌向城市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意味着国家需要巨大的社会福利的投入，同时也隐含着农村凋敝衰落的危险。在中国历史上农民都被土地牢牢地吸引，今天，如果农村自身不能很好地发展的话，那么它将失去吸引农民的能力，所引发的将是更大的危机和不稳定。因此，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必须加快农村建设的步伐以吸引农民投身于农村自身的建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春运的压力。
3.促进社会结构的日趋合理和稳定
中国目前处于一种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方面也处于不断的分化与整合之中。在这一特殊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性。扩大中国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得中国社会结构日趋合理和稳定是解决大规模、集中爆发式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中产阶级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大使得社会底层的规模减小，也使得社会阶层之间剧烈的大规模的流动减少。当然这种流动的减少要与社会特权阶层所设的社会屏蔽机制明确区分。社会结构趋于合理和稳定使以上向流动为目的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得以缓解。具体就春运而言，随着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春节期间人们出行的观念和方式也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可能会更趋于理性地选择出行的时间与方式。这样，造成目前交通部门最大压力的铁路的客流可能会因更多的人选择自驾车和飞机等多元出行方式而得到缓解。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建立与健全合理的人口流动机制，提高农民工等群体的收入至关重要。
【收稿日期】2007—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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