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与“民工荒”并存经济学诠释：——基于诺奖“就业搜寻摩擦理论”DMP模型的新进展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工论文,摩擦论文,新进展论文,经济学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3)01-0130-06
一、引言
Christopher A.Pissarides、A.Diamond和Peter Dale T.Mortensen三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搜寻—匹配”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搜寻—匹配”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交互作用，该理论能够很好的诠释目前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上的劳资冲突问题，为劳动力供求平衡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机制。他们所建立的DMP模型较好的解释了经济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效应。DMP模型揭示了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佣者和劳动力双方在匹配过程中的搜寻摩擦和非及时性问题。并且提出了在何种状况下，政府进行行政干预才具有效率性。同时也提出了怎样通过提升搜寻效率，促进和提高劳动力和雇佣者的匹配度，从而提高就业水平等问题。从3个人所做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以及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影响力来看，“搜寻摩擦理论”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依据。
二、Christopher A.Pissarides的职业搜寻理论及匹配理论
Christopher A.Pissarides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他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职业搜寻理论、匹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周期与失业理论的探索与研究。
其所研究的结论既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派、现代货币主义，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的观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经纪人有理性预期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存在波动的，他认为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期看会存在一个不是人为干预的自然失业率，这个数值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无须过多的人为干预，它符合贝弗利其曲线，并且，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市场无论是雇佣者还是被雇佣者，他们都具有非异质性，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选择是双向的。他们的选择受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波动，在不存在任何成本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上无摩擦的迅速完成这样一个匹配过程。而在凯恩斯经济学看来，失业是由于有效寻求不足所致，这把失业问题进一步推向产品市场。而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只干预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即可达到效果。所以这两种学派都不能解释目前世界各国的失业现象。因为他们忽视了一点，无论是雇佣者还是被雇佣者之间均存在较强的异质性问题。正是这种非同质性问题的存在，便构成了就业市场的不完全性。现实中的完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很难完全符合。因为异质性劳动者对工资的要求也是异质的。而雇佣者又会因为本单位的需要而对被雇佣者提出不同的能力要求，那么两者之间必存在搜寻摩擦的过程，这样就会在两者之间产生一个搜寻成本的问题。我们站在被雇佣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在寻找合适职位的过程中，会对一些工作职位做出一些适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取舍，这种对职位的选择我们把其看作是一种为改善自身收益而对未来所做的一种投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失业所释放出的效应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其实失业产生暂时性的损失也可以在重新找到更为合适的工作后得到弥补。
而且，被雇佣者和雇佣者之间总会进行较为艰难的搜寻和摩擦过程，这也是一个双方理性选择过程。这种过程的实施产生了双方最优化效应。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自然失业率理论被放在了一个更为微观的层面上进行了重新的提升。Christopher A.Pissarides教授的这种研究结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并且Christopher A.Pissarides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匹配理论和匹配函数。他从经济生活常态的视角出发，认为失业率和空位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并存的。正是因为这种共存性的问题，便产生了工作搜寻摩擦问题。从劳动经济学视角来看，这种搜寻摩擦的过程可以被称之为工作匹配过程。他把这种匹配过程加以定量化。从而建立起匹配函数的定量化模型。这个模型主要验证了异质劳动力和企业的匹配过程。其核心思想就是“两条件决定一均衡”[1]。
条件1是企业在提供给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应该具有弹性，这种弹性的发挥条件主要基于的经济学基础是边际理论，也就是提供工作机会弹性，是当其收益为零时弹性也为零。
条件2是企业的收益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享受，这种分享需要企业和劳动者(以工会为组织)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应避免产生两个极端，工资不能过度高涨，否则企业会倒闭，工资也不能太低，否则劳动者再做一个大致的衡量，并计算失业后的收益①而选择继续搜寻另外的工作机会。那么企业和个人便在两者之间达成最终的谈判均衡。
通过这两个条件建立联立方程，然后对方程进行求解处理，便得到一个数组，即为均衡工资率，这是劳动者和企业谈判和非合作博弈的结果。由于这种非合作博弈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非信息对称性问题。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对信息获取能力强的一方更有利。然后，Pissarides教授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空位价值为零时均衡状态水平，然后得出结论认为，空位和就业之间存在着相互抵消的关系。
在完成上述求解过程后，Pissarides教授将综合上述搜寻理论和匹配理论，并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从而把研究载体和研究领域从微观转向宏观[2]。并考察了经济周期波动对就业及失业的影响效应。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被雇佣者仅仅从一个方面来影响工资率的大小，即以谈判的形式来影响工资率，并间接的对工资率产生影响。他把研究的出发点定在了失业这一指标，并把其作为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来考察经济的周期性。他的研究结论是宏观经济总需求受空位创造的影响很大。由于大量的摩擦会存在于空位创造的整个过程中，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来看，此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会把失业率看作是外生的。而且由于整个宏观经济是周期性波动的，如果经济处于波峰或者波谷，都会对企业或者劳动者产生较大影响。为随经济波动而调节自身行为而使其收益最大化，那么就会影响到企业和劳动者整个搜寻、谈判和匹配过程。因此，经济波动会对失业程度产生较大影响。所以，Pissarides教授认为失业率与经济周期存在显著相关的明确关系[3]。
三、Peter A.Diamond的“Diamond”悖论理论
Peter A.Diamond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他提出的最著名的理论是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理论，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他于20世纪70年代逐步转向“搜寻”理论的研究。在1971年其发表的一篇论文《一个价格调整模型》中，专门研究了市场价格，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他也发现，劳动力市场并非如同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可以通过劳动价格的调整，而自发的改变劳动者和企业的供求平衡问题。因为传统的经济学假定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信息完备性、无摩擦性和工资可作为劳动力价格而自动调节达到供求均衡的状态。
但现实宏观经济体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状况，因为劳动者想寻觅合适的工作职位与雇佣者想找到适合自身企业的雇员之间存在着冲突、非及时性和摩擦性等问题。这就意味着，劳动者与企业之间面临一道沟壑。这道沟壑即为“搜寻成本”，尽管成本不大，也完全可以颠覆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均衡理论。并且古典劳动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社会中“民工潮”与“民工荒”并存之间的矛盾关系[4]。
也就是在1971年Peter A.Diamond教授所发表的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Diamond"悖论理论。他认为在就业市场中，企业获得生产性剩余，而劳动者获得保留工资。当搜寻信息成本较高时，劳动者和企业相匹配的概率较小，那么供求的市场行为便无法完成。并且"Diamond"悖论理论还有一层主要含义，那就是当搜寻成本较高，信息集中在供求双方中任何一方时，劳动力市场失灵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5]。而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来看，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而且是信息完备的，摩擦成本为零。但现实经济中由于市场交易摩擦及非信息对称性的矛盾的存在，使得很难得到市场出清下的利率与产品价格，所以，Diamond教授的“悖论”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具有重要的创新性意义。
四、Peter Dale T.Mortensen的搜寻效率与失业救济金对失业影响的理论
Peter Dale T.Mortensen为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发展了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理论，主要贡献在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和企业相互搜寻、谈判、匹配过程会面临加大的阻碍，在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无论其怎样完善，劳动者和企业不能立即较为恰当的得到匹配。在这种自由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与劳动者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和时间，去搜寻自己所需要的对象，从而达到合理匹配的目的。但从各国实际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来看，政府目前均也涉及对劳动力市场正常供求产生深远影响。即会影响劳动者和企业的匹配问题，从而产生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而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假设劳动力市场是无摩擦、具有及时性的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显然与现实不相符。所以搜寻摩擦理论提出了由于摩擦状况的存在而产生的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且同时提出劳动者和企业间的供求关系的匹配过程中非及时性是致使摩擦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一理论虽然是在劳动经济学中提出的，但是，其也适用于其他市场经济中的供求摩擦问题，如区域经济、公共经济等领域的运用。
鉴于上述分析，Peter Dale T.Mortensen教授进一步研究了搜寻效率问题。通常来说，在完全没有政府介入的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和匹配过程不会是一个具有较高效率的市场。这种劳动力配置资源效率会存在资源过度利用和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6]。Peter Dale T.Mortensen教授对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在劳动力市场中，他分析了工作的搜寻、摩擦和匹配问题。并利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失业与岗位空缺矛盾问题。并认为可以进一步提高工作搜寻的效率来使得失业和岗位空缺之间的矛盾得以最大程度的解决，从而达到提高就业匹配度和就业效率的问题[7]。Peter Dale T.Mortensen教授在做实证分析时，列出了影响就业人员对岗位搜寻和匹配的诸多因素。从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的视角来分析影响就业岗位空缺、工资和失业率的效应问题。为政府实施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已逐渐成为劳动经济学理论界的重要学派之一。
在Peter Dale T.Mortensen教授看来，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发展应该是与现实有效联系起来的，他把古典工作搜寻模型和相关理论加以推广[8]，从而使得该理论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加入现实劳动力市场的各种情况，使得所建模型和理论逐步与现实劳动力市场相吻合。他较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问题，建立了动态的搜寻模型，研究了失业救济金对失业的影响。他认为劳动者所得到政府的失业救济金越高，他们在面临再次就业时的保留工资也会越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延长失业人员的工作搜寻时间，最终会对就业人员的供给产生负面的影响。
五、就业搜寻摩擦理论——DMP模型对中国经济的启发与借鉴
中国自2006年以来，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双方经常出现所谓的双边失衡问题。具体表现为，“长三角”与“珠三角”许多企业出现了“用工荒”问题；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中西部省份的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合适的职位与其匹配。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劳动力市场搜寻成本、摩擦过大而导致的渠道被堵塞的状况，这也吻合了DMP模型的研究主题。DMP的研究结果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的主要问题在于职位空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间的有效匹配机制缺乏。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仅能依赖宗族关系、地缘关系等获取职位空缺来源及搜寻职位。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网络化的运行，仅仅依赖宗族关系和地缘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不同的社会网络之间信息不畅通与缺乏信任和社会资本网络信息通畅和可靠共存的问题。
另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户籍制度及与户籍制度相捆绑的相关社会制度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斥在主流劳动力群体之外，并且在工作搜寻渠道的社会资本网络化与户籍制度的双重排斥下，最终致使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区域性和制度性分割的问题。中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取工作职位的渠道及其闭塞(相对社会资本网络化而言)市场化程度较低，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大范围合理配置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对于其与企业而言均是没有效率的。从企业的视角来看，他降低了企业投入产出的DEA效率。而从剩余劳动力视角来看，一方面增加了其工作搜寻成本；另一方面，降低了其收入和相对福利状况。而站在公平和效率的角度上来看，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
在2000年以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以隐性失业的形式伪装起来，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完全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进一步给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压力。所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变成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需要我们更准确的借鉴好搜寻摩擦谈判理论。政府如何降低劳动者的搜寻成本，使得企业与劳动力做到合理匹配，已成为中国就业问题下一步解决的关键点。结合就业搜寻摩擦理论新进展的DMP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发与借鉴：
第一，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并加强对其职业培训。
有时企业所需要的职工并非是单一层次，因此，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技能素质也应具备不同的层次，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合理的匹配。一般来说，企业所有给出的空间价值越来越小，其所提供的新的工作岗位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小直至减少为零。因此，解决失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就是无论对处于何种状态的人员，不应该放弃对他们进行培训，通过培训能够进一步提升其职业技能和职业水平，使其能够在宏观经济波动时②适应新的岗位。由于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较为庞大，就业压力依然突出。政府应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知识经济的新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有计划的系统性培训。这样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会在就业搜寻过程中缩小搜寻摩擦成本，从而使得就业得到合理的匹配；另一方面，还会提高整个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建立适度、合理、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无论是何种经济体制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几乎无一例外的成为完善就业市场、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保障性制度。它作为一项关乎民生的制度必须适度合理，具体体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过程中的干预应该适度，不能破坏就业市场中灵活性的原则，同时应防止两种极端情况的出现：
首先，要防止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所造成的如同北欧国家所出现的“福利依赖”现象；其次，制定合理、科学、适度和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失业劳动力的基本生存问题，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而能够再就业；再次，从教育机构来看，应尽快和果断的根除目前教育机构及体制中的弊端。
目前中国教育结构和教育体制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虽然中国自1999年以来，高校扩招使得更多的人口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却限制性的滞后了。具体体现在职业教育方面，即职业培训的课程内容与需求存在严重的脱节问题，严重缺乏技术人员和创新型人员。整个职业教育发展在“社会歧视”中发展很不充分，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匹配体现在结构性方面，所以，中国目前的教育结构及体制需要尽快和果断地根除其中的弊端。更应改革的是职业教育及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体制。逐步建立和健全从业人员的终身教育体系，使得成才途径不仅仅是学历教育，而是与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和谐发展。即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不应该建立屏障，而应该做到有效衔接，从而形成终身教育体系。
第三，建立劳动力市场资源信息平台和就业信息公布系统，从而加强就业指导效果。
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自身文化水平和社会资本网的薄弱，导致其信息搜寻能力较弱。而且，信息运转的机制方面也较为落后。目前的招聘方式及招聘信息的发布较为混乱，导致目前求职后回复率较低。这些会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效率配置低下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就需要建立起稳定、高效可持续的信息资源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职位和失业登记记录，从而更好的了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分布及动态规律。建立起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分布状况，可以更好地为劳动力供求状况采集、分析和监控提供有效信息。从而使得信息资源网络更加具有畅通性和可及性，这样能够进一步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信息更具畅通化、可及化、公平化和公众化，使得就业信息渠道更加统一和畅通，从而达到就业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企业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实现合理充分的匹配过程。
由于就业寻找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搜寻摩擦和匹配的过程，中间的成本很难完全避免，但可以随信息渠道的逐渐畅通和信息逐渐走向对称化，这种搜寻成本能够降到最低。所以，政府应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指导作为公共产品的投入来对待。
第四，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知识经济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完善和升级。
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能力和要求具有非同质性。对于管理粗放，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企业，中低技能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劳动者需求会更多；而管理完善，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文化水平要求也相对较高。
但从目前中国就业市场的供需结构和供需现状来看，大学生和农民工会存在职位的竞争。这说明中国目前产业结构存在升级缓慢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
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及所掌握的技能类型都有别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按照通常推理，这两个群体间不存在岗位交叉或者岗位交叉不明显。但中国现实劳动力市场却恰恰相反。大量的高学历大学生群体很难找到与其知识结构、能力状况和技术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不得不去挤占农民工所属的职位。由此，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所以，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使得产业结构不断得到提升，并且加快升级步伐，从而提高中国产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使得就业职位能够得到“分层”，从而能够使大学生、农民工等不同群体找到各得其所的工作，这样，也解决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我们通过分析工作搜寻、摩擦和匹配理论，可以了解到，更高的工作职位的空缺率对于就业市场有更高的匹配效率。并且按照Lewis的观点，中国人口目前处于红利状态，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因此，提高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的拓展和开发是目前解决就业的关键问题之一。而中小企业成为拉动目前中国就业率的关键。那么大中小企业的规模就成为解决农民工就业的关键环节。并且第三产业也是解决就业的渠道。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高其市场适应能力和就业市场的匹配度。
注释：
①这些收益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失业后所从事的非正规就业收入。
②如知识经济到来，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