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与流动人口——1.春运高峰与流动人口大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春运论文,大潮论文,高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段成荣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又来临了。近期，国家发改委、铁道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部署了2009年全国春运工作，据估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3.2亿人次，比2008年春运增长3.5％。
自1989年以来，每年春节前后，春运都会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引发最广泛的热烈讨论，虽历经20年，仍未见衰减之兆。
值此春运大潮再起之际，《人口研究》特别邀请三位长期关注人口流动和春运问题的专家，就春运问题展开讨论。
被国外媒体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如史诗一般的人口迁徙”的中国春运，是中国特有的流动人口现象在春节这个特定时段的极化显现。春运所折射的问题，早已超出了春节时段和运输领域，即便只从流动人口角度看，也能引出太多的话题。笔者对此并无高见，只想提出以下几点粗浅看法：
1 春运高峰与流动人口大潮共生
中国改革开放激起了流动人口大潮。19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打工的农民人数估计不超过200万人。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增加到8000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亿人以上。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占34.0％。
与流动人口大潮随之而起的，是一年一度不断高涨的春运高峰：2001年全国春运共运输旅客16.6亿人次，2002年上升到17.4亿人次，2003年突破18亿人次，2005年突破19亿人次，2006年突破20亿人次大关，预计2009年将达到23.2亿人次。众所周知，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供养着占世界21％的人口。无独有偶，我国现有铁路只占世界铁路总里程的6％，但却担负着世界铁路总运输量的23％。以2009年春运客流量将达23.2亿人次计，则相当于春运期间把全球1/3的人口在中国大地上运送一次。鉴于2009年元旦和春节相隔较近等因素，学生、民工、探亲流将严重叠加，春运高峰期间的运输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春运高峰其实不仅缘起于流动人口规模增长，同时也与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状况有很大关系。中国春运客流以浩大的民工流为主体。尽管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有所上升，但举家流动相对较弱，总的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王广州，2006)，基本格局仍是年轻人外出、老人和少儿留守。关于农村留守人口的数量有不同估计。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和近2000万留守老人；其中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郭少峰，2006)。而全国妇联有关课题组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28.3％；我国0～5周岁农村留守幼儿占全国农村同龄儿童的比例为30.46％，集中分布在中西部人口大省；农村留守幼儿数量超过100万的省份有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这7个人口流出大省学龄前留守儿童总和占全国学龄前留守儿童总数的66.0％(陈丽平，2008)。
在某种意义上，人口流动就是家庭的不断离散和重聚、亲情的不断割舍和重返过程。对于家有苦苦留守亲人而又不能常回家看看的大量民工来说，春节是一年里最珍贵的家庭团聚机会。其实，春运承载的回家学生、民工流，都可看成是探亲流。春运，承载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对春节恒久绵长的集体记忆，承载着全民族千家万户的厚重亲情。春运之重，重就重在亿万人情系春运。
2 春运难题与流动人口现象共存
流动人口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长期现象，春运难题将与流动人口现象长期共存。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6月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将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这将是一种长期现象。城里有工作时，就到城里打工；城里没工作了，就回乡务农。决定这个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城里的就业岗位还是太少，因此进城后能够稳定就业的还是少数人。同时，在向进城务工农民提供住房和各种社会保障等方面，目前城市的能力也明显不足。因此，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转移问题，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确实具备条件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不应当歧视和阻拦，但面对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目前我们还不具备鼓励他们大批进城定居的能力。”好好解读温总理的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中国的流动人口及与之共存的春运现象。尽管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民工返乡流，并且今后随着“人口红利期”的逐渐过去“民工潮”也可能会有所消减，但是，未来一个时期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变，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非永久性迁移的流动人口现象仍将大量存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仍将是一个巨大的数量级。
春运与流动人口问题难解难分。不论是将春运问题聚焦于流动人口，还是将流动人口问题聚焦于春运，都很有必要聚焦于一个值得深入思索的问题：人口流动，究竟是中国人口之问题所在，还是问题之解？笔者认为，流动，既是破解人口问题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所在。首先，从人口流动性看，过去长时期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流动不足；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从过去不能流动到能够流动，是一大历史性进步；第三，中国当前的一大人口问题，既在于流动不足，也在于流动性过剩；第四，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长期现象，流动性不足与过剩同时并存的状况也将长期存在。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说到系统思考的一条法则，叫做“今日的问题来自昨日的解”(彼得·圣吉，1997)。也许，某个人口问题的某个解往往总会引起另一些问题。正如生育率下降必然伴随老龄化加剧一样，作为问题之解的人口流动也将引发流动人口问题。如果说，春运压力集中反映了人口的流动性过剩的话，那么，它就是为了解决因流动不足而导致的人口“凝固性过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春运问题不能就春运论春运，而是要跳出春运看春运。正如不少学者所言，隐藏在春运和流动人口现象背后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包括二元结构、户口壁垒、资源配置、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笔者认为，在充分注意到春运与流动人口及有关的一系列深层次社会发展大问题之间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应看到：春运毕竟主要是指运输及相关服务范畴，而流动人口问题则属人口问题范畴。流动人口与春运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可引申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在这个关系问题上我们是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把一些问题过多地归咎于人口太多压力太大的倾向？例如，“三农”问题是由于农民太多，“城市病”是因为外来流动人口增长太快，等等。而在讨论春运难题时，如果过分强调难就难在流动人口太多春运需求过旺，是否多少也有一点过分归因于人口的影子？再说，春运需求固然有弹性，但是，如果真的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者连春节也不回家看看，是否也将成为一个问题？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并非单向的协调，而应是双向互动的协调。也就是说，既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也要为人口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在某种人口状态或趋势既定的情况下，更应强调的是后者。面对流动人口现象长期存在的客观趋势，我们究竟应当主要着力于通过扭转这个大趋势来为春运减压，还是着力于使春运适应这个大趋势？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深思。
3 春运问题与流动人口问题共解
如何破解春运难题？无非一是靠“减流”，二是靠“增运”。所谓“减流”，当然不是限制流动，而是指减少春运需求，包括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传统的乡土观念等。有的意见主张，破解春运难题的根本之道是拆除户籍藩篱，让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定居落户。所谓“增运”，就是增强运输和相关的公共服务能力。春运高峰与流动人口大潮共生、春运难题与流动人口现象共存，因此春运问题必须与流动人口问题共解。但是，这里说的“共解”并非是指非要把春运与流动人口问题完全捆绑在一起共同解决，而是也要适当地“分解”，也就是既要从长计议逐步“减流”，同时也要面对现实更加着力于“增运”。
事实上，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增运”。2009年春运即将来临之际，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门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春运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组织有序、优质便捷”的指导原则，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安全管理、科学组织运输、完善应急预案、注重协调配合、提高服务质量，切实做好春运工作。围绕春运的公共服务应当成为一项全社会的服务，除了运输部门以外，机关、企事业、社区，以及广大民众都要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强调重视做好春运期间的运输和公共服务工作，决不意味着不需要从长计议、着力破解春运和流动人口现象背后的一系列社会难题。“增运”与“减流”，某种意义上也可看成是“治标”与“治本”的关系。用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症状解”与“根本解”的关系(彼得·圣吉，1997)。由于根本解的效果受时间滞延影响，因此，既不能“舍本逐末”地一味依赖于症状解，同时在根本解的过程中也需要使用症状解来换取时间。破解春运难题，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而又不要忽视了治标的重要性。何况，“增运”并非只是治标。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被当成春运难题治本之策的大针方略，其实并不可能专门为了缓解春运压力而设计。仍以从春运引出的户口制度这个热门话题为例，事实上，即使不考虑春运，户口制度的深化改革也势在必行。近些年来，不少地区都在积极推进户口制度改革，但都还处于探索实践阶段，地方性的户改基本上都还只限于本地户口的“地方粮票”；至于全国城乡和区域统筹的综合改革，尚未真正展开。把户口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层面上的大战略当成解决春运难题的对策虽然未尝不可，然而，实质性的户口制度改革涉及城乡教育、就业、住房、土地、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问题，似乎不大可能只是为了减轻春运压力的需要而人为地加快步伐。何况，户口逐步放开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对春运压力产生双刃效应。
再如，有些研究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列为流动人口调控的重要对策。然而同样值得深思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会因人口调控的需要而人为地加快吗？确实，户口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等，都会有其人口调控效应。但是，有人口调控效应的事情未必都可拿来作为人口调控的对策。也许更值得深入研究的是：未来的改革发展究竟会对春运和人口流动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使春运和人口流动更好地适应未来的改革发展？这里有一个大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与改革发展大局相比，春运和流动人口问题毕竟只是局部，只是改革发展大局需要统筹兼顾的一个方面。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从春运折射出的社会发展大问题看，确实需要跳出春运治春运，着重寻求破解春运难题的社会治理对策、缓解春运压力的“减流”对策；但从春运本身看，还是要着眼春运治春运，着重寻求努力适应流动人口春运需求的“增运”对策。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中国流动人口来源于广大农村之“面”，聚集于大中小城市之“点”，而又流动于条条交通之“线”。破解中国春运和流动人口问题，不但需要夯实“面”，做强“点”，同时也要畅通“线”。所谓夯实“面”，就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强“点”，就是做强城市，着力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增强以城带乡的辐射力；畅通“线”，就是构建通达便捷的交通网络，增强运输承载能力，统筹兼顾春运与常态运输的需求。点、面、线的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协调推进。鉴于流动人口将是今后中国的长期现象，因此，加强“线”的建设及与此配套的公共服务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线”上承载的春运和流动人口压力可能将会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点”的承载力增强(包括“面”上“点”的新生和融合)而逐渐缓解，然而这只能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可以预期，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将会对流动人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故乡情结不会随着农民进城定居数量的逐渐增多而消减，跨地域的亲情网络只会随着人口流动而更加普遍。流动人口大潮不落，春运高峰难消；即使流动人口潮起终有潮落时，春运高峰也未必随之而消。一年一度的春运工作总归会划上艰辛的句号，但这个句号后面留下的却是没有句号的思考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