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望村的馆主》的版本问题——从“福建本”增加的“跋”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初版本于1941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以下简称“开明本”），署名季孟，修改本于1983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福建本”）。从写作体例上看，“开明本”除开头的“小引”及最后的“结尾”之外共有十三节。“福建本”保留了“开明本”的体例，小说主体部分十二节，比“开明本”增加了“跋”，篇幅上也增加了两万多字。
修改后增加的“跋”意味深长。“跋”的增加改变了小说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在“福建本”的“跋”中，小说叙事者“我”以说书人的口气向读者交代了故事的来源：“读者可能问我为什么对宝善堂和陈世德知道的这样清楚，现在让我老实招供：有一部分是我听来的，但主要部分是在家里等着我的那个人——梦喜庄的百合花告诉我的。”很显然，“听来的故事”（而且是从故事的亲历者妻子这里听来的）无疑强化了所叙故事的真实可靠性，赋予叙事者以叙事的权威。“我”在“开明本”中只是一个外在于故事的旁观者，小说的叙事风格显得超然与静观。“开明本”的叙事者“我”更像一位无所不知的说书人，常常以上帝式的口吻叙说无望村的人事变迁，以悲悯的目光静观宝善堂一家三代的兴衰。“福建本”的叙事者“我”，不仅是小说中一个可靠的权威的叙事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参与者，这位叙事者本身即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百合花后来的丈夫。由于叙事者与人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一个相对超然物外的故事的局外人变为充满主体情感的故事的参与者，原来“开明本”所造成的悲悯的距离逐渐被“福建本”充满道德义愤的激情填充，如果说“开明本”中叙事者对陈世德的命运结局还带有悲悯之情，而“福建本”更多的是对陈世德道德罪孽的无情鞭挞。
同时，“跋”的增加彻底改变了小说中人物百合花的性格及命运结局。“开明本”第十三节重点写陈世德和妻子百合花的最后会面。身心承受巨大折磨的百合花孤苦无告地躺在病床上，生命已奄奄一息，“她的残败的布满着皱纹的脸蛋是灰黄色，嘴唇微微张着，仿佛它正在竭尽微弱的力量呼吸空气；她的眼睛看起来比先前更大，它们像垂熄的灯火。”这是一个忍辱顺从、受封建伦理道德残害的弱女子。“开明本”这一悲剧结局的处理，既符合特定历史情形及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更能收到震撼人心的美学效果。“福建本”的“跋”对百合花形象进行了全面改写。百合花不再是回到娘家躺在病床上等死的弱女子，而是躲进自己的房间念经、练字，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周围的世界，似乎成为一个带有阶级论色彩的“思想者”，下面是百合花与小说叙述者“我”婚后的一段对话：
“比如梦喜庄俺娘家，算得上一家规矩地主吧？”
我点点头，承认她说得对。她接下去说：“可是他们全家不下地干活，又雇着佣人，吃喝穿戴从哪里来的？从佃户……”
百合花对自己所属的地主家庭进行大胆的质疑，这无疑是百合花阶级意识觉醒的宣言。两个版本对百合花性格的处理截然不同，人物性格的转变也有些突兀。在“福建本”中师陀让叙事者“我”是百合花儿时私塾六年的同窗，成为百合花后来的丈夫，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场改写了“开明本”的悲剧结局。
也正是因为“跋”一节的增加带来言人人殊的评论。（注：唐韬认为由于“改变了悲剧结局，客观上又不免减少了他（笔者注：陈世德）的罪孽，他的恶孽反而不如原来写法的深重了。”①唐韬似乎不太满意小说结局的安排。见唐韬：致师陀信（1984年3月12日）刘增杰老师提供。而叶兆言则认为：“师陀的《无望村馆主》，尤其结尾部分，新版和旧版相比，完全是神来之笔，显然比旧作增色许多。”见叶兆言：《围城里的笑声》，《收获》，2004年第4期。）师陀却自有他的道理：“我对梦喜庄的百合抱着充分同情的……她的结局太悲惨，反而引不起读者的同情。现在我把她的结局改了。《跋》是我加进去的，使这个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女孩子有一线生机。”（注：师陀：《〈无望村的馆主〉序言》，写于1981年7月21日（据师陀手稿，该文由刘增杰老师提供）。）师陀对百合花命运结局的修改一方面出于个人对人物的同情，另一方面为一个在旧中国受尽欺压的善良无辜的美丽女子寻求出路也是共和国文学的主流意识使然。支持师陀对该小说进行全面修改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作家对作品人物的感情与看法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与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不无关联），师陀曾谈及修改缘起：“由于我是憎恨一切地主的，百合花最后讲三从四德，要埋进陈家的老坟，这就冲淡了读者对陈世德（地主的一种代表人物）的憎恶，我把她改为离婚，嫁给她私塾的以前同学，学新知识，准备日后到外面做事”。（注：《师陀致刘增杰信》，载《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比起原作“开明本”， 新版“福建本”更强调作品的社会认识价值与教育价值。胡乔木指出：“这部书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地主社会有一定的价值。”（注：胡乔木：《序新版〈无望的馆主〉》，《人民日报》1984年9月5日。）
综观“福建本”对“开明本”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叙述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开明本”小说叙述者的身份相当模糊，“小引”中只是偶尔提及“这正是腊月末，我准备回到家里和我的父亲过年。”“福建本”中，叙述者的身份较为清晰，个性更为鲜明。在“小引”及“跋”中增添了大量的篇幅叙述自己的家境和身份。通过叙述者的讲述，读者被告知：“今年暑假我大学毕业了。爱国心不许我做官。……幸亏顺德府有个中学校长是我的前辈同学，他原来聘定的一位国文教员要去做官，临时来到北京来母校求救，才找到了我。我总算没有失业。”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对自己家庭出身的详尽交代：“我们家并不富裕，只有十来亩地，七八间破茅草房”，“我父亲是清朝最后一榜的秀才”，“思想却开通得很！”这些笔墨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思想汇报。在此，叙述者“我”无非是想极力表达自己清白的政治出身与进步的阶级意识，故事通过具备这样身份的人讲述，不但赋予叙述者的叙事可靠性，也保证了叙事立场的正当合法性。由于叙述者获得了进步的阶级立场，因而“福建本”对“开明本”涉及到对普通大众或劳动人民的批判性描写进行了全部修改。“开明本”第二节谈到无望村的人们对陈世德母亲的逢迎，叙述者评论道：“请想想‘她是有福的！’说这话的人多么阿谀，多么卑贱！”“福建本”改成“说这话的人多么会奉承！”前者流露出作者忧愤深广的国民性批判的锋芒，而后者相对温和。“开明本”第二节叙述幼小的陈世德在无望村世界到处被欢迎和阿谀的情形：“他是当真像一个小王子一样，到处被接纳，到处被阿谀；年老的人把他当成他们的主人，少妇们希望她们将来有这样一个儿子，少女们都有一种特别感情，她们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她们对待他像对待一个小情人一样特别关心。”这段描写在“福建本”中全部删除，被置换成这样辩解式的叙述：“他们不敢不欢迎，不敢不奉承，纵然他们心里恨死了三千两，也不敢得罪他的宝贝儿子。假使他们胆敢，那就不仅要被赶出吴王村，甚至要被弄得家破人亡。”“开明本”对孕育并导致陈世德堕落的文化环境进行了客观的揭示，“我”在相对超然的叙述中寄予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与浓厚的文化反思。当然，这种对文化环境及国民性的批判，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语境中，有可能冒着为腐朽地主阶级开脱罪责的嫌疑，作者把丑化及贬抑普通民众的句子、段落删除，强化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主题，这是新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语境使然，也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作者思想改造的一个见证。（注：师陀六十年代末在一篇思想汇报中深刻检讨了“自己过去不认真自我改造，写出了大量毒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可计量的损害。从文化大革命后，靠革命群众的帮助，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我下决心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见《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7页。）
其次，人物形象的改变。“福建本”除以上论及的对百合花性格、命运结局作了彻底修改之外，对小说主要人物陈世德也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开明本”小引中是这样描述陈世德的：
现在我已经能将这人看清楚，他的疲弱的手上和腿上，他的像蜡一样黄一样透明的脸上，尤其是鼻子两边有着很厚的泥垢，正像油坊的烧火夫，它们完全把他蒙蔽起来了。他的手和腿是说不出的龌龊，并且是龟裂的，上面裂来许多小口，淡黄色的血水正从里面沁出来。……他的耳朵跟贝壳一样可爱。
作者对陈世德的描写较为客观、冷静，这里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曾经在“温柔乡”里“四体不勤”如今已沦为乞丐的浪子形象，甚至外貌上也不乏可爱之处。而“福建本”的描写则充满愤激之情，厌恶之感很强烈地透射出来：
现在我看清楚了。原来这个人没有鼻子，脸上、脖子上、腿上生出许多像赤豆样的东西，从里面分泌出黄水，外加身上散发出来的腥臭，闻着简直教人恶心想吐。他显然害着极严重的梅毒，他的鼻子是烂掉的。
与“开明本”相比，这里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深身散发着恶臭的梅毒患者，苏珊·桑塔格指出，“梅毒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羞耻的，粗俗的疾病。”（注：苏珊·桑塔格著，程魏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任何疾病都蕴含着一种附加上去的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语码，从“病”的隐喻看来，梅毒指涉着淫物、卑贱与丑露，也指涉着梅毒作为原罪的丑恶本性。当师陀把“梅毒”之病“强加”给陈世德时，潜在地表达了师陀对于人物一种强烈的伦理批判倾向。就此而论，师陀“福建本”对陈世德罪恶的鞭挞比“开明本”要有力得多，并不是如唐韬先生所言减轻了人物的罪恶。
“开明本”中的陈世德性格较为复杂，“福建本”则相对单簿。“开明本”中当陈世德得知新婚的妻子百合花是自己曾经怂恿满天飞强暴过的女子之后，对百合花充满矛盾情感，“陈世德倘使要休弃他的太太，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自然能够办到。可怕的是他的太太生的是出众的美丽。这美丽吸引着他，它使他从心底里痛苦，不知道是否应该放手。”陈世德一方面喜欢太太的姿色，百合花的所谓“缺陷”又使他懊恼。当陈世德荡尽所有的家产，把五十亩的卖地契约交给胡大海时，疲倦、空虚的陈世德走进了凄凉、静寂的坟园，他回想起自己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眼泪渐渐的涌满了他的眼睛，温暖的从他脸上滚下去了。”此时的陈世德内心充满痛苦忧伤甚至带有一丝忏悔。“福建本”把这些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之笔全部删去。全文改动较大的是陈世德与百合花相会的一段情节，这里许多研究者对此都做过精到的论述。然而，许多研究者未曾注意的是：“开明本”更强调对人物命运的悲悯情怀——不管是对罪恶的制造者陈世德，还是对悲苦命运的承担者百合花。“开明本”有这样一段话，“福建本”全删去了：“现在连司命老人也可怜陈世德，也向他发慈悲了。‘哭罢，现在哭罢！’他热心的在陈世德心里怂恿着说。‘眼泪是一种宝贵东西，它能够将分散的胶合起来，将仇敌化为朋友，使无辜的人感到幸福。’”从个人生命的独特体验出发，师陀不能不对地主阶级的破落抱有黯然神伤的同情与哀悼，他讲道：“我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我的祖父由富农上升为地主。家庭上的破落，完全是由于父亲讲兄弟友爱，不善于经营。”（注：《师陀致刘增杰信》，载《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的破落，“破落”本身足以激起感同身受的挽歌情怀。这种悲情显然与共和国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相谐调，因而，师陀把诸如此类的情节删除也势在必然。作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极大冲击的作家，师陀甚至到了“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十年代末，对国家意识形态及主流政治的认同仍较为积极，在一本书的序言中，他心存感激地指出：“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我深深感谢解放，是它挽救了我；是它使我的生活安定；是它使我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投身各种运动，改造思想。”（注：师陀：《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代序）》，《山川·历史·人物》，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版。）师陀解放后实际的生活状况是否安定暂且不论，（注：胡乔木于1987年2月3日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谭大同的信中，要求对老作家师陀的困难宜尽快设法解决。师陀至少两次向胡乔木谈起住房狭小的问题，在一次谈话中“希望能帮助他解决全家三代仅有住房两间的迫切困难，以便继续写作”，后又写信“再次要求增配一套房子”。该信收入《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第344～345页。）不管是思想上自觉的认同还是被动的改造，作家对其作品的修改为后人留下窥其文学创作规范、审美原则、思想演变或隐或显的痕迹。“开明本”对宝善堂的陨落与衰败寄寓着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的命运叹息，对陈世德沦为乞丐的结局在悲悯中夹杂着善恶报应的伦理批判。原文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议论：“这个无望村的王子的骄纵和残暴已经得到他应得的报偿，正像我们后来看见的，司命老人失望之后便不再搅扰他的安静，他把他的英雄交给时间判断。”“这些全是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当初陈世德的祖先们在尽量购买田地的时候可曾想到过吗？……他们自然都不曾想到，然而这些事情现在全实现了。”这里回荡着繁华不再、人生无常、世事如烟的命运感慨，这些极富感情色彩的叙事干预从宝善堂沉落的具体层面上升到人类生存的形而上层面，使具形的社会文化批判提升到对人本处境的形而上思考。这正应和着“开明”本小引最后的评论：“然而岁月过去了，这些都成了使人惆怅的幻梦。……这好像是一种对于人生的嘲笑，所有的金钱、名誉、骄傲、尊贵、华丽全成空虚。”在“福建本”中，此类的叙事干预已经删去，笼罩着整个文本的是对陈世德罪恶的无情鞭挞与道德堕落的有力控诉。
早在四十年代初，戏剧家柯灵就改编了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取名为《末路王孙》，《末路王孙》保留了小说原作舒缓恬淡的叙述方式和朴实生动的人物对白，将原有的故事情节处理得更为明晰紧凑。出于电影这一艺术门类面对普通观众的通俗要求，“末路王孙”的题名改编更为简洁明了，这一题名也体现了改编者对主人公陈世德命运的独特思考——对陈世德曾经繁华、如今失落的悲悯。1986年这个剧本收入《柯灵电影剧本选续编》时，柯灵有意再次改动了题目，他谈到了修改的缘起：“‘王孙’一词，自然是借用，但‘末路王孙’的现成题名，却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杜甫的《哀王孙》，有可能误解是为地主少爷唱挽歌，现在收入这未经掇制的脚本，并改名《浪子行》。”（注：柯灵：《银海浮沉录》，《柯灵文集》（二），文汇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56～57页。）这段自述颇耐人寻味，从四十年代的《末路王孙》到八十年代《浪子行》的题目演变，潜隐着作家为地主阶级唱挽歌的心理焦虑。作为改编者到了八十年代对题目命名尚且如此咬文嚼字、顾虑重重，而原作者师陀对该小说内容的大量修改也就容易理解了。
与“开明本”比，“福建本”更强调对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主要体现于对百合花形象的修改。“开明本”中百合花还是一个忍辱顺从、受“三从四德”熏染的弱女子，她甚至乞求能留在宝善堂里做丫头，对堕落的陈世德一直心存希望，“她唯一的希望是将来他能来一趟，她愿意死后能埋葬在姓陈的地里。”而“福建本”中百合花却是一个知书达理、处事干练、阅读进步书刊《新青年》的知识女性。师陀本人也极为清楚对百合花的过多同情所带来的人物性格塑造的改变，修改过程中，他不时为人物性格作一些多余的辩解。这些辩解可以与“开明本”作互文式的对照阅读，“福建本”第“十二节”写道：“她所以求陈世德让她当宝善堂的丫头，与其说是为了服从‘三从四德’，其实倒是因为回梦喜庄娘家太难堪。既然非回去不可，她也明白陈世德讲的有一天会来接她回去是一句空话；况且即使不是空话，她想起陈世德的为人就恶心，想起宝善堂就恶心，坚决不回那份教人呕吐的人家去了。”这里与“开明本”形成鲜明的对比，百合花对陈家已没有丝毫的留恋。“福建本”把百合花修改成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新女性，师陀甚至让百合花用改造过的佛家观念质问剥削阶级的不合理：“出家人以慈悲为本，总是佛家的信念。地主们眼看着自己的佃户挨饿，我且问你：这合不合乎‘慈悲’？”为了达到对封建制度的伦理批判和道德解构，“福建本”有时直接让叙事者站出来评论，三千两死后，陈家匆忙地为陈世德准备婚礼，“福建本”中增加了这样的评述：“所谓‘父母死后三年不同房’；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否则三千两刚死，家里人就不会急急忙忙给陈世德成亲了。”
为了强调阶级对立的模式，“福建本”在处理陈世德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上，也做了较大修改。“开明本”在凸显陈世德猎艳能力的同时，也写出了乡下女人对陈世德的羡慕乃至主动的“诱惑”，“在这里你可以看出那个少妇如何感到光荣，她放荡的向你们——其实仅仅向他，向陈世德笑，眼睛里焕发的活动着一种光彩，一种淫欲。”叙事者明显表现出对乡下少妇的批判，而“福建本”则把这种“相好”关系处理成陈世德对她们的强暴，“佃户人家中凡是年轻的、有几分姿色的妇女，尤其是姑娘，大半都被陈世德强奸过。”这里师陀增添的描述无疑强化了陈世德的“罪大恶极”，也强化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阶级分野所造成的二元对立的小说人物关系模式。最明显的修改莫过于陈世德与繸子之间的关系，“开明本”中繸子是陈世德的相好，是佃户的女儿，繸子以与陈世德相好为荣。而“福建本”中繸子的身份也做了修改——她是破落寨的赌棍的女儿，她遭受陈世德的蹂躏并被奸猾的父亲怂恿，繸子成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典型。
此外，“福建本”在语言上也作了许多修改。有的是由于时代变革对于称呼的演变，比如把“先生”改为“教师”，“婢女”改为“丫头”，“太太”改为“少奶奶”等。相对于“开明本”，“福建本”有意采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及行话。作者可能担心广大读者对这些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专业术语不易理解，特意在页下加注的方式详加说明、解释。关于这一方面的注释，“福建本”有三十多处。比如对小说中运用的北方方言（主要是河南方言）及俗语“陪送”、“二婚头”、“填房”等在页下都有详细的注释；对民间传统戏曲演出的专业术语诸如“打炮戏”、“道引”、“身金”等也加注阐释。师陀在语言方面的修改固然是对当时流行的文艺大众化写作模式的认同，也有出于丰富文学语言表达的自觉。在给沙汀的一封信中，师陀深有感触地说：“希望你多加注脚。白话文用语不够丰富，需要方言土语俚语市话。”（注：《师陀致沙汀信》，载《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福建本”语言上这方面的修改，使小说更具浓郁的生活实感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胡乔木对此颇为赞赏：“作者做了不少的修改，并对一些为现在的青年读者和南方读者不易了解的故实和词语作了很多注释”，“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书界，我以为是值得高兴的。”（注：胡乔木：《序新版〈无望的馆主〉》，《人民日报》1984年9月5日。）
以上对师陀《无望村的馆主》两个版本进行了简要的对照与描述，从中可以看到师陀80年代“福建本”对40年代“开明本”增删修改的许多关节，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塔迪埃在谈到作家对创作手稿删节的类型学时指出：“被删除的内容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只有那些重要的删节才能从某种意义上不约而同地使文本面目一新，使情节面目一新。”（注：[法]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20世纪的文学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21页。）师陀80年代的修改可以说构成了塔迪埃所谓的“重要的删节”，两个版本（也可视作两个文本）尽管在同样的故事框架内演绎着宝善堂一家三代的命运变迁，但由于两个文本所产生的写作空间的文化语境不同及作家心态的变化，使两个文本在人物形象、主题意蕴、叙述个性、结构技巧诸方面均发生了悄悄的位移与深刻的变化——文本与情节面目一新的变化。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了一部“文学作品的传记”材料，从不同版本的历时性变迁中，不但可以探询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及整个文化语境是如何渗透于作家具体的创作与修改中，同时也可以发掘这些具体的版本或文本是如何呈现或潜隐着作家的思想情感、创作规范和审美原则，对于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