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生物经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生命周期论文,生物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09-0005-09
一、问题的提出
1.研究技术创新活动规律的现实紧迫性
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问题，其重要地位在现代企业中日益凸现。正因为此，以著名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许多现代企业，它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越来越关注技术创新，把开发和权衡核心技术作为持续成功和把握来来的“金钥匙”。比如，柯达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就是重视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能力的典范。
但是，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不难，当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需求的时候，许多企业的创新活动往往会转而进入技术创新的这一崭新的发展层面中来。困难的是认识技术创新过程的一般规律性，这一点无论对企业家还是经济学家而言，无论对企业创新的实践还是学术理论的探索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片亟待开垦的田园。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由于信息传输效率的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技术和知识的诸多特征。比如，技术的稀缺性、技术创新和转移的生产性、知识的共享性及其价值的社会性等等。但是，企业中的技术创新活动究竟是如何开展的？如何确定技术创新的核心问题？如何学会运用技术创新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机会和凝聚活力？诸如此类的问题，业界和学界都开始加以关注并急需予以回答。
为此，尤其有必要对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性加以认识和研究。
2.以Bio-X为理念，研究技术创新的生物学规律性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朱棣文先生曾在1997年首次提出了Bio-X的观点，认为“Bio-X将是21世纪科学的核心”。根据Bio-X思想，未来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信息化的进程，还取决于生物科学与其他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速度和进展情况，所以不仅体现出信息化(IT-X)的特点，也会体现出生物化(Bio-X)的特点。显然，这一科学先进的研究理念，对于近代以来基于牛顿力学体系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变革。
依据这一崭新的科学研究理念，笔者把技术创新等社会经济活动看成为一种复杂适应的系统，并希望关注和探索这样一个Bio-economics问题，即技术创新是否存在生物学规律性？
也就是说，在生物学中，形态特征的对称与不对称的统一性、生理生化代谢循环的周期性、遗传进化的连续性是生命科学中3个最常见的普遍性规律，并由于其非对称性而显示出生物体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本质。那么，在经济学中，技术创新这一复杂适应的社会经济核心活动是否呈现出类似的简单的生物学规律性呢？
3.以时间为视角，研究技术创新活动内在的生物学规律性
从外在的角度看，股市的运行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反映。股市有没有规律可循呢？是否存在简单的生物学规律性呢？清华大学张冬生先生按照行为遗传学的原理（即人的行为是由遗传基因调控的）和Bio-X理论，重点研究了股市运行中投资者活动的64种具有生物遗传性的三联体式的股市信息密码子，成功地揭示了股市运行轨迹形态构成的对称性、涨跌相互转换的周期性、走势涨跌波动的连续性这三大生物学规律性，并在10个股市和有关的116个个股分析中得到实证检验。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而言，当前的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上已经表现出相对充分的信息。这样，相对技术创新活动而言，人们更易于对股市行情加以认识。因此，尽管认识技术创新的生物学规律性似乎是困难的，但是，以股市行情为代表的金融信息正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集中反映，以那斯达克为代表的高科技股市行情也正是社会经济的核心活动——技术创新和转移活动的集中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股市之运行的生物学规律性正是知识（技术）的创新和转移行为的生物学规律性的外在表现。
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学必须寻找经济活动内在的特性和表现。而“时间周期”正是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所以，笔者试图从技术创新活动的时间性状着手，将技术创新活动的生命周期性、周期递减性和周期递减的不对称性视为其生物学规律性主要内容，在下文中逐一加以分析。
二、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性质
1.从康熊长波到费氏周期
经过相当时间的努力，经济学正在不断地接近和揭示技术创新行为本身内在的生物学规律性。
最早的是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期，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D.Kondratiev)依据统计资料研究发现了始于18世纪末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循环模式，周期长度平均为50-60年，从而为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1939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指出，世界经济长周期是由创新而引起的，是历史上主要的创新浪潮引起的，因此康氏长波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周期。为此，人称“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长周期，简称“康熊长波”。这是学术界首次形成关于创新与经济周期性之间相互关系的宏观认识，但是这种认识的落脚点是在经济周期而非技术创新。
因此，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活动本身有没有周期性呢？以费农为代表的关于制成品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第一次从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制成品的生命周期分为4个阶段，即试销期、定型期、批量生产期和成熟期（如图1）。在一个制成品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厂商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这正是熊彼特所期待的创新，新的产品生命周期开始了。费农还进一步指出，在制成品的定型期，随着新产品的制造方法越来越趋于标准化，技术的转移或扩散也就开始了，这种扩散过程表现为技术追随者的南方国家的企业凭借其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开始模仿生产和制造这些趋于标准化的产品。
图1 制成品的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演进
根据康熊长波和费氏周期，复旦大学华民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技术创新的宏观周期的阶段特征。他指出，“从规律上讲，在周期的上升阶段通常是创新频率高，并且创新的级别也高；但是，周期一旦进入下降或者衰退阶段以后，高级别的创新活动就会逐渐趋于枯竭，剩下为数不多的创新主要是一些低级别的增量创新。”同时，“当新技术渐渐成为一种成熟技术而被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所掌握时，成本竞争的阶段到来了，与此相伴的是投资的锐减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减速，甚至是衰退，这时，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又将开始。”
2.埃阿模型
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初步揭示了技术创新行为的生命周期性质，客观表达了技术创新的生物学规律性的内在表现，并且从微观上支持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解释了创新引起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技术原因。但是，费氏理论本身需要按照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生物经济的最新发展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费氏周期对技术创新周期的认识还只是线性的静态的理解。
这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詹姆斯·阿特拜克教授所指出的：“不幸的是，学术研究和创新模型未抓住这个系统的丰富内涵，基本上是以线性方式察情观物……这种方法显示，发生于所有公司的创新是按相同的方式发生的；它忽略了研究对象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和巨大的相互作用，而且通常对组织在其一生中是变化的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更早的研究还没有把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区别开来。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遵循不同的路径，而且彼此相互影响。总而言之，技术变化、组织和市场竞争的相互作用比模型的描述更复杂并且更具有动态特征。”
为此，詹姆斯·阿特拜克在1974年就开始与哈佛商学院的威廉·埃伯纳西教授进行这方面的合作研究，并在第二年开始提出“工业创新的动态过程模型”，即“埃伯纳西——阿特拜克模型”，这里简称“埃阿模型”。该模型假设产品和工艺的根本创新率遵循与时间相关的一般模式，先后经历“流动阶段”、“转换阶段”和“特性阶段”，并且产品和工艺创新存在重要关系（如图2）。流动阶段是产品形成阶段，这时一个产业部门或一类产品的产品创新率达到最高，各竞争者对产品设计和使用特征进行大量的实验，但很少注意产品的制造工艺，因此工艺创新率明显偏低。在转换阶段，重大产品创新率下降，重大工艺创新率上升，这样产品的多样化让位于满足用户需要或者符合法律要求的标准设计；随即产品生产方式的创新步伐加快了，企业在低成本制造能力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进入特性阶段后，产品和工艺的根本创新率逐渐下降，此时的产业非常重视成本、产量和生产能力，产品和工艺创新以小的渐进方式进行。
图2 工业创新的动态过程模型
埃阿模型是在对创新所处的组织、技艺和经济状况进行历史变迁的研究和产业演进的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理论成果，体现了历史和实践的统一，对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性质作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后来阿特拜克等人进一步对装配产品和非装配产品的创新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深入分析了根本性创新出现的性能－成本模式，对创新理论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3.从摩尔法则到奥利弗法则
在新经济时代，厂商的创新不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创新，更是知识的创新，甚至是顾客知识的创新。由此，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信息经济向生物经济转变，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技术的生命周期也因此日益清晰，出现了一般增长到指数式增长、再到量子跳跃式增长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在诸如硅谷和拉霍亚这样的区域创新群落中不断地得到实践、总结、检验和更新。
当前最著名的就是反映信息经济时代的技术的生命周期的摩尔法则(Moore's Law)。摩尔法则是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摩尔在1976年总结出来的，他认为“一块半导体芯片上的晶体管数每隔18个月到2年就会翻一番”。尽管关于摩尔法则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它说明了电脑硬件的性能价格比会以指数规律得到改善。而且据预测摩尔法则也许到2025年都会有效。摩尔法则可以视为关于信息经济时代的技术生命周期的分析和描述。
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暴跌和2001年的“9·11”事件强烈显示出信息经济时代的技术的高频率创新阶段业已结束，因而转入成熟技术的成本竞争阶段，技术的创新与转移由信息技术为主导全面转向生物技术为主导，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阔步走来。美国学者理查德·W·奥利弗(Richard W.Oliver)在1999年出版发表的《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一书中指出，“生物经济的第一法则：生物科技知识每日倍增”。根据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有关数据资料，奥利弗统计分析了1977-1995年年度生物科技专利权核准数量加倍所需的时间，发现“知识倍增所需的时间在90年代急剧减少，到了1995年之后知识倍增所需的时间将低于2年”。而与此同时，电子相关产业专利占整体比率呈下降趋势，“从1992年至1995年倍增时间从6年迅速增为8年”，信息科技产业也开始出现持平现象，并在该书发表的第二年即2000年实际上引发了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暴跌。奥利弗认为，“如果90年代中期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05年生物物质的知识累积每隔一个月就会倍增；到2010年每周都会倍增；到2016年就会达到每日倍增的程度。”奥利弗称之为“一种量子跳跃式的改变”。显然，这就是奥利弗先生关于的生物经济时代的技术生命周期的分析和描述。
奥利弗先生本人怀疑他自己的分析和预测是否保守，我们也很难判断其精确性与否，而这种判断事实上也没有必要。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前文的有关分析以及既往的企业创新实践表明：从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以创新为基础、以产品为表现的技术和知识具有生命周期性质。
三、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
那么，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又有什么特性呢？这是理论界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而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不难发现，自新技术革命以来，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性所经历的时间正在迅速减少。
1.技术创新生命周期具有递减性质
首先，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可以在世界经济的长周期中得到充分反映
也就是说，基于技术创新的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在总体上表现出递减的趋势。比如，以纺织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个长周期（1780-1840年）历时60年，以钢铁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二个长周期（1840-1892年）历时52年，以石油重化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三个长周期（1892-1935年）历时43年，以汽车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四个长周期（1935-1982年）历时47年，而以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五个长周期(1982-)正在接近尾声。上述研究说明，基于技术创新的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总体上呈现出振荡性递减趋势。
如果以国际公认的1968年硅时代启始年（这一年有关半导体的科学论文数量首次领先）作为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则第四个长周期经历33年。若以2000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暴跌为第五个长周期的结束时间（实际上生物方面论文数量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领先），则这一轮长波为期32年。2000年6月，主要由英、美、德、法、中、日等六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和美国塞莱拉基因科技公司，共同公布了人类基因图谱的草图，成为人类科技革命史上最新的重大突破，可以标志人类进入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此前1年，奥利弗甚至预言，“生物物质时代只会延续15-30年”。
其次，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也可以在某一具体技术簇群的历史变迁和产业演进中得到反映
比如，打字机技术的创新和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手工打字机、电动打字机、早期基于计算机的文字处理机，到个人计算机，打字机技术几乎贯穿了人类进入机器文明以来的历史长河，并在未来的岁月中仍有可能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因此，打字机技术的创新历程可以从微观上对上述世界经济长周期的递减性特征和趋势作出相当充分的呼应和对照。分析表明，打字机技术从机器时代到电气时代、然后到数字时代和PC时代，形成不同的技术簇群，其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分别经历了192年、58年和10年的时间，这种周期递减性在同一时代的技术创新与主导设计出现的时间间隔上仍然有明显的体现。
在照明技术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近代以来，照明技术先后经历了4次重大的技术变革：19世纪早期，煤气照明是当时很流行的技术，并在1816年美国的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先后采用这一技术安装城市街灯；1879年10月爱迪生发明白炽灯系统；1938年通用电气和西屋公司联合开发出商用荧光灯；1992年内源技术公司发明无线电波灯。这些不同时代技术簇群之间的时间间隔先后是63-80年、59年和54年，也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最后，打字机技术和照明技术都是属于装配产品领域的技术，非装配产品领域中的工艺创新是否也能表现出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
在詹姆斯·阿特拜克对平板玻璃工艺进化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其工艺创新的时间周期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平板玻璃工艺的第二步创新与第三步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完成的；而第一步与第二步之间从17世纪末不连续的原始工艺到1880年西门子燃气炉装备连续熔化箱经历了近200年的时间；第二步到第三步到第四步即1922年皮尔金顿公司开发连续铸造工艺则经历了42年的时间；第四步到第五步即1952年阿拉斯塔尔·皮尔金顿领导浮法工艺的变革则仅经历了30年的时间。因此至少可以说明，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在非装配产品领域中的工艺创新活动中也能有所表现。
当然，笔者也看到一些不相吻合的情形，比如石油精炼工艺和摄影工艺。其中，摄影技术在1839年出现银版法，1855年出现玻璃板法，1885年出现胶卷工艺，1989年出现电子数码技术，这些工艺变革的时间间隔并不具有递减性。这可能是由于非装配产品的同一技术的工艺创新不象装配产品基于技术簇群的技术创新那样相互之间具有较大的传承性和借鉴价值，从而显示出更强的随机性。然而，这恰恰从技术进化的角度回应了达尔文真知灼见：是种群在进化，而非单个生物体。同样地，是技术簇群在进化，而非单个技术或同一技术的工艺创新。
2.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递减性的经济学解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技术生命周期的递减这一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呢？最好的合理的解释莫过于厂商的技术创新能力日益提高，而且这种创新能力是在关于技术变化、企业组织和市场竞争的相互作用的把握中得到提高的。在《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之前的《预约2050年》一书中，奥利弗先生指出：“在工业时代我们征服了空间；在信息时代我们征服了时间；而在生物时代，我们将征服物质”。这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厂商日益提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推动了时代的进步。这种能力的递增也在微观上表现为通常所谓的学习的“经验曲线效应”。用大发明家爱迪生的话来说，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向成功靠近了一步。
实际上，厂商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予以实现。其一是对现有技术的不足的补缺。比如，个人电脑和手工打字机最初都只能打出大写字母，因此需要进一步设计出能打出小写字母的技术。当手工打字机面临这一问题的时候，它已经拥有打出大写字母的经验，而不是完全重新开始。而当个人电脑面临这一问题的时候，手工打字机的类似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其二是既有成熟技术的集合。这主要是指“主导技术”是在最初的局部技术的创新之后的出现的，比如，安德伍德Ⅴ型出现时，打字机技术的创新已经经历了不同打字方式（打字块、打字轮和打字套）、隐藏或可见的字体、双键盘与带转换键的单键盘、不可视打字与可视打字等种种局部的创新，最终具备了可视、轻触、可标号、安静操作、易改错等成熟技术的综合功能。
我们假设厂商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表达为“边际学习－创意能力”。边际学习－创意能力提高，则厂商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并使“边际创新周期”在同等条件下出现递减（见图3），又进一步导致技术生命周期在总体上呈现递减的趋势。
图3 技术创新能力与周期的关系
3.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递减性的生物学意义
笔者认为，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构成了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性的基本特征，并深入地反映了技术创新的生物学规律性。换言之，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所表明的正是人类技术从低级技术到高级技术的演进方式和进步逻辑。这种技术的进化具有社会属性，但它首先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具有生物学的性质和价值。这正如约翰·齐曼教授指出的那样：“在完全显而易见的意义上，技术创新必定是一种进化过程。”
人类社会技术创新的历史和实践表明，任何技术的变迁和演进在总体上都可以用一个“技术进化树”来描述，这种树状结构有许多不同级别的“技术簇”构成，而每个技术簇则由许多渐进的技术创新和一个或若干个重大的根本创新构成。这种“技术进化树”反映的技术创新的系统性、层次性、簇群性、生态性和多样性。尤其是技术进化的簇群性构成了技术的进化过程与酝酿（发育）过程的差别。但问题的关键是不同的技术簇之间是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联系和转变的？是否所有的“技术轨道”具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的效果？换言之，技术创新的貌似“随机漫步”式的进程是按照哪条“技术通道”实现演进的？
对此，80年代许多西方学者从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所遵循的物理规律或材料特征来认识技术通道的内在逻辑。这种认识是局部的，不充分的。阿特拜克则从“主导设计”的出现来动态地理解技术演进的道路。主导设计是“赢得市场信赖的一种设计，是竞争者和创新者为支配重要的市场追随者而必须奉行的一种设计”；它“通常是以综合过去产品变化中各自采用的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一种新产品（或一系列特征）为形式的”。而且，主导设计是一个“比技术竞争和进步更加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行业法规、政府干预和公司战略以及人际沟通等非技术因素对技术创新和进化的影响，它的出现是“在特定时期技术与市场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往往伴随大量的失败设计遭到淘汰，这在技术创新的美国模式中表现为相应技术行业的企业数量在主导设计出现后随即大量减少。阿特拜克的这种研究是主体性的。而本文研究的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以及相应的边际学习－创意能力的积累和汇集，则进一步在创新时间和创新效率的意义上作出了一个总体性回答。
在打字机技术的案例中，目前可以看到的打字机技术的“技术进化树”是由手工打字机、电动打字机、早期基于计算机的文字处理机，和个人计算机等“技术簇”以及许多次级“技术簇”组成的。每个“技术簇”则又有许多渐进的技术创新和一个重大的根本创新构成，而且还伴有大量的失败的技术和“技术簇”。并且，不同技术生态位的“技术簇”可以满足“发生达尔文式进化需要拥有的增殖性、变异性和遗传性这三种特性的‘实体种群’”。比如，电气时代和数字时代等后期的打字机技术都基本吸收了机械时代有关打字键盘的标准设计，这就是“技术簇”的遗传性（在经济学意义上则是一个转换成本高的设计容易受到市场淘汰的问题，如设计上比标准设计更加完美的德沃拉克键盘体系早在机械时代就已经被淘汰；电动汽车和磁悬浮列车在西方的冷遇也是同样的问题）。这样，基于“技术簇”的打字机技术的进化在足够的时间条件下必然发生。
在打字机技术的“技术簇”进化的过程中，如前文所述各个时代的打字机技术表现出明显的周期递减性质。而且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主导设计的出现也表现出时间递减的性质。其中，手工打字机从1874年首次出现商用机“雷明顿Ⅰ型”到1899年出现主导设计“安德伍德Ⅴ型”，经历了25年时间；而个人计算机从1974年牵牛星8800出现到1981年形成主导设计“IBM桌上型计算机”，仅仅经历了7年时间。这种主导设计出现时间的递减进一步说明了成功的打字机技术的适应市场和技术的交互选择的能力正在大力提高，不同时代的打字机技术的边际创新能力得到增强。但它所基本遵循的则是类似生物进化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法则；只是技术进化要适应市场的选择，生物进化要适应自然环境的选择。然而，不管是技术进化还是生物进化，进化的时间周期总是简捷而深刻地说明了进化的逻辑。
由此，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质深化了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生物学意义的理解，进一步作出了关于技术创新的生物经济学解释：技术创新是以效率（即周期递减性）为特征的选择、适应和进化过程。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递减性事实上受到逻辑和实践的双重挑战。
首先，从逻辑上而言，技术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串联式”的，一种是“并联式”的。对此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一书曾经指出：在大头针工厂，工序总是连续的——抽成丝，截成段，再形成针头——这样，所有工序最好在同一车间完成；而在手表工厂，工序一般是平行进行的——制造不同的齿轮、发条和固定件、表壳、表针等——只有在最后装配时再汇合在一起。笔者认为，技术在劳动分工中这两种不同的分类，在技术的创新方式上也会有相应的表现，即“串联式创新”和“并联式创新”的区别。前者是一种纵向组合方式，后者是一种横向组合方式。比如，前文所述的打字机技术中的主导设计是在同一时代周期内渐进创新进行组合的结果，是把众多先后被市场检验过的得到用户肯定的设计和构件汇集在一起，“安德伍德Ⅴ型”和“IBM桌上型计算机”乃至电动打字机都是这种串联式组合的结果，都表现出相应的时间序列性质。而“并联式创新”则集中表现为“模块化创新”，它是一种“并行”的创新方式，与亚当·斯密所提及的平行分工相一致。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时间的限制，似乎嵌入了一个“时间放大器”，也就是奥利弗先生所谓“在信息时代我们征服了时间”。这种创新方式的变革已经越来越引起当代西方学者的密切关注，美国的鲍德温、克拉克和日本的青木昌彦和安藤晴彦等著名学者纷纷对此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
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而言，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递减性显然意味着技术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对厂商是不利的。为了克服边际创新周期递减规律的负面作用，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终目标，厂商的技术创新方式也在由纵向的串联式组合到横向并联式组合转变，从标准化向模块化转变，并且其转变的过程中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利用也在加速。在现代经济中，上述企业技术创新方式的转变首先出现在信息技术的创新活动中，即IBM/360型电脑的“锦标赛”式的模块化设计模式，后来在汽车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服务产业中广泛出现，在硅谷和拉霍亚以及其它世界主要的区域创新群落中随处可见。而且这种模块化的并行的创新模式不仅反映在不同的技术模块之间，而且也在将技术创新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开发的各个环节加以模块化。正如奥利弗指出的那样：“以生物科技为基础的众多的制药产品，再度证实了基本的科技研究与商业产品开发可以同时进行的观念。”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前文有关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递减性的分析都是基于“串联式创新”而展开的研究。而“并联式创新”也遵循上述特性吗？它是否隐喻着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递减性这一时间性状的不对称性质？果真如斯，则意味着技术创新、转移和增长的生物学规律性的集中体现。但是，这一切尚待进一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才能作出一定的说明，并显然超出了本文篇幅的范围。
此外，除了从时间性状的角度进行研究，从空间性状以及时空关系的角度分析技术创新这一复杂适应的社会经济系统是否呈现出简单的生物学规律性，这些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有关技术创新的生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有可能进一步改变以往区域创新研究中的地理经济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