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英论文,矛盾论文,在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通常所称的香港由香港岛、界限街以南九龙半岛、九龙租借地（即新界）三部分组成。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9世纪中，英国通过《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侵占了香港，并实行殖民统治。从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收回香港领土主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一直未能遂愿。二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英美的重要盟国，香港问题又一次摆在中英面前。围绕香港问题，中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斗争，但最终仍以1945年8月英国重新占领香港而告终，中国再次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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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在香港问题上产生的第一个矛盾是：在交涉及签订《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的过程中，中国坚决要求收回九龙租借地，英国坚决反对。
关于新约的初步磋商早在1941年4月即已开始。1939年9月二战爆发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欧洲战场局势紧张，英美首先考虑的是欧洲战场问题，并于1941年3月确定了以欧洲为主战场及“先欧后亚”的战略决策。但同时，日本南侵的野心也日渐显露，日美矛盾日趋尖锐。为了保证“先欧后亚”战略能顺利实施，英美希望中国成为其战略伙伴，希望中国坚持抗日。为此，他们许诺要给中国好处。为争取主动，英国1939年1月14日照会中国，表示愿在战后与华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1940年7月18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重申上述观点。于是中国开始了与英美订立“平等新约”的交涉。1941年4月，中国原驻英国大使，新任外长郭泰祺从英伦回国途经华盛顿时，受命向美国转达了中国“废除条约束缚，改订基于平等互惠原则之新约”的愿望。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非常赞同中方建议，“希望于和平恢复之后”迅速谈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惯例之协定。”〔1〕同年7月，英国也表示：待远东和平恢复时，愿与中国商讨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认为，该问题战时就应解决。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在英美战略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中国与英美苏等国结成同盟，在1942年1月由26个国家参与签订的《联合国家宜言》中，中国被列为“四强”之一，蒋介石亦被盟国推举为中国战区统帅，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当时英美仍在华享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各种特权，这种状况不仅与《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的精神不符，而且因中国沿海地区都被日军占领，不平等条约已失去实际意义，因此，中国政府再次向英美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1942年3月，中国政府派外长宋子文到美国洽谈美援，同时希望美国率先主动表示取消不平等条约，以作为其他西方国家之榜样。重庆政府的报纸也大造舆论，呼吁美国带头放弃在华特权，以鼓舞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勇气。美国为了团结中国积极抗日，对此呼声作了积极反应。1942年9月，美国向英国建议，立即与华就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进行谈判。英国希望和美国一致行动，以便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就接受了该建议。10月9日，美英分别通知中国，愿就签订新约进行谈判。
中英谈判于10月28日在重庆正式拉开序幕，参加会谈的英方代表是英驻华大使薛穆，中方代表是外长宋子文，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等。10月30日，薛穆递交英方草案，自此至到1943年1月11日签约，谈判交涉历时两个多月。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秉承蒋介石“要么‘一刀切’，不留尾巴，要么就不谈”〔2〕的原则，与英国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虽然最终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但在香港问题上却遇到了极大障碍，双方产生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英国根本不打算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早在中英谈判正式开始前，英国议会在回答关于正在考虑的对华条约“是否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的质询时就宣称，此约“仅仅和放弃治外法权有关”，“香港是英国领土”〔3〕。为长期占领香港，连九龙租借地也“不能还给中国”，因为九龙租借地是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靠它供水，如果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港岛的生存和安全将因此大受挟制，所以，“整个新界，从经济、战略上看对香港来说，都是绝对需要的，绝对不能交还中国。”〔4〕因此，英国在其草案中只字不提香港，只提要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广州、天津的英租界交还中国等。
中国坚决要求收复香港，至少是九龙租借地。1942年7月，蒋介石要求外交部研究如何收回九龙。1942年7月15日，外交部次长傅秉常约见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安德鲁斯，要求收回香港，但遭到拒绝。针对英方提案，宋子文提出修订草案，要求加上废除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5〕国民党政府只提1898年条约和九龙租借地，没有提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和九龙半岛，更未提1842年《南京条约》和香港岛。首先，是因为中国认为九龙租借地和租界性质相同，既然英国已同意交还天津、广州的租界，九龙租借地也不应例外。至于九龙半岛和港岛，由于英方未宣布要废除《北京条约》和《南京条约》，中方担心会影响谈判进程，因此提出了较克制的要求。其次，中方认为一旦收回面积占全香港92%并给港岛供淡水的九龙租借地，港岛对英国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这里也有策略上的考虑。最后，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软弱，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英国彻底放弃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收到中方修订案后，英国外交部进行了讨论，并出现了几种意见。以驻华大使薛穆及部分中下层外交官为代表，主张把九龙租借地交还中国，但这种意见受到严厉批评。远东司司长克拉克认为必须坚决抵制中国要求，但顾忌到美国的态度，最好是拖延。外长艾登则坚持九龙租借地与治外法权无关，不属于本条约讨论范围。最后，外交部的方针是：坚决抵制中国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至于丘吉尔对香港的态度，他在11月10日发表演讲对就已声称“我当首相，可绝不是来主持削弱大英帝国这一任务的。”〔6〕11月30日，战时内阁批准了艾登的建议。12月14日，薛穆正式通知宋子文，英国不准备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
英国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遭到中国坚决反击。宋子文多次重申要求收回九龙，并以此为签约先决条件，强调“条约如果不包括收复香港，委员长是不会同意签字的。”〔7〕吴国桢则具体阐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感情，并从法律角度力争收回九龙。他说香港和九龙都是由不平等条约引起的问题，既然谈判废约，当然要涉及九龙，不归还九龙，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就不彻底。由于中英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原定于1943年元旦签约的计划未能实现。相反，中美在华盛顿的谈判却十分顺利，美国希望中美、中英条约能同时签订，就对中英都施加压力，以早日打破僵局。由于美国并未要求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真正受到压力的是中国。但国民党政府并未立即妥协，仍坚持收回九龙。
为了不落后于美国，英国调整谈判策略，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决心迫使中国放弃九龙问题。英国一方面威胁宋子文，如果中国坚持收回九龙，英国就不废除旧约；一方面又由薛穆出面，私下向正回国述职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许诺，说英国战后一定把香港交还中国。实际上，12月21日英国已正式决定“为了不致拖延条约的签字，准备于取得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租期问题。”〔8〕这就是说英国根本就不准备把九龙归还中国，即使是战后，也只是讨论其“租期”问题。因此，当宋子文12月25日得知该决定后，立即表示除非英国明确宣布愿日后将九龙归还中国，否则中国拒绝签字。由于中国的强硬。英国战时内阁12月28日决定，在坚持既定方针的前提下，去掉“租期”二字，并表示作此“让步”之后，决不再让，否则就“拒绝签订新约。”〔9〕
在谈判可能破裂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的决心开始动摇。顾维钧对英国的私下许诺深信不疑，相信英国战后会归还九龙，由于他是中国外交界元老，经验、阅历丰富，因此他的意见对蒋介石、宋子文的影响很大。他对蒋介石说，英国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这是英国“送上门的礼”，中国应当先收下第一份礼，同时暗示在等着第二份礼；中国应先签新约，同时公开声明，希望英国战后归还九龙。〔10〕在这种错误估计下，蒋介石接受了该建议，国民党政府遂准备妥协，另外，中国当务之急是联合英美打败日军，中国也不希望因香港问题影响盟国团结。因为英国曾请求美国运用其对华影响，不要使谈判破裂。12月31日，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电告英国外交部，美国决定向华指出，他们对中方“经常节外生枝感到不快，虽然租借地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但美国也关心此事。因为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顺利解决治外法权问题。”〔11〕中国受到很大压力。基于以上原因，中国被迫同意在新约中不涉及九龙租借地。留待战后解决，从而对英国作出了重大让步。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新约同时签订。同时，宋子文照会英国，严正声明中国对九龙“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12〕至此，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初次交锋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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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并未由中英新约而解决，蒋介石只是“暂忍之。”〔13〕因此，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中英就香港主权的归属问题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开罗会议是蒋介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的大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对此非常重视，会前精心准备了方案，提出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战后要全部归还中国，香港理应包括在内。他在会议中多次发言。声明中国关于收回香港主权的严正立场。会议第一天，蒋介石非正式地向罗斯福提出，战后英国必须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华治外法权必须废除，中国要收回租借地。罗斯福表示同意。关于香港，罗斯福主动提议日本投降后，中国先收回香港，然后建立自由港，允许各国自由经商。由于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碰过钉子，因此他建议由美英先商讨。当丘吉尔得知罗斯福关于战后香港的上述主张后，勃然大怒，充满火药味地直称：“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绝不许为了讨好各色各样的外国人而淡化或玷污这个格言”，“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14〕
会议最后一天，三国首脑讨论战后惩罚日本问题时，罗斯福问蒋介石，“你对香港如何打算？”蒋介石尚未回答，丘吉尔便大声喊道：“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领土，”蒋介石反驳说：“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15〕在三国首脑及其高级幕僚出席的参谋长联席会上，蒋介石再次重申要收回香港。他说“香港原是中国领土，在不平等条约下为英国霸占。英国人曾被日本人从这块土地上赶走，今天要以无数的中国生命，收复这块地方，香港必须归还中国。”〔16〕当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反问蒋介石，为何在缅甸击败日军后，缅甸仍属于英国，而在广州湾击败日军后，香港就应属于中国时，蒋介石义正辞严地回答：“不能拿香港和缅甸相比，香港原是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收回。”〔17〕
由于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罗斯福也未就香港问题公开向英国施加压力，尽管蒋介石一再强调要求收回香港，开罗会议却没有解决战后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12月1日发表由美国起草的《开罗宣言》只写明“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对香港避而不谈。这样，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交锋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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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问题上，中英还就香港日军的受降权问题展开了斗争。
中国对香港日军享有受降权，本是理所当然、没有争议的。1942年初，盟国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大陆和连同香港在内的北纬16度线以北的整个地区。日本投降前夕，杜鲁门于1945年8月2日通知蒋介石，北纬16度线以北之地归入中国战区，一切盟国未经蒋介石批准，在此战区内“不得执行任何军事、半军事及秘密活动。”〔18〕日本投降当天，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19〕因此，英国根本就没有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权利和资格。但是，英国为了在战后重新占领香港，恢复其殖民统治，就无视盟国之间的协议和国际道义，硬要抢夺对香港日军的受降权。
如前所述，英国根本就不打算把香港归还中国。随着战争形势好转，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日益强硬。1943年12月13日，战时内阁正式决定：战后“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20〕，其中包括不归还香港。可是，英国担心的是，香港不在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是在中国战区。这样，日本投降时香港很可能为中、美军队接收，“如果由盟国勉强把香港交还我们，那么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会遇到麻烦。如果武力收复香港，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基本解决了。”〔21〕经过多次讨论，1944年7月10日英国最后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及必须用武力独立收复香港的方针〔22〕。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表示准备无条件投降时，英国外交部马上致电薛穆，命令他立即设法与前港英政府布政司詹逊联系，授权他在日本投降后，立即恢复英国在香港的行政机构，直到英军抵达成立军政府为止。8月15日，日本一宣布投降，英国就命令停泊在菲律宾苏克比湾的英国太平洋舰队立即开赴香港，并对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受降令置之不顾，要抢夺在港日军的受降权。
8月16日，英国照会中国：英国正在安排派遣英军去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其行政机构，驻港日军必须由英国受降。中国对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给予了坚决反击，当天就复照英国，坚持香港日军必须由中国受降，未得蒋介石授权，英军不得在中国战区任何地方登陆，夺取受降权。由于中国态度强硬，英国转而向美国求援。英国首相艾德礼8月18日致电杜鲁门，宣称香港是英国领土，英国不同意把香港划归中国境内。由于美国力量空前膨胀，美苏矛盾开始突出，美国在与苏联的抗衡中需要英国支持，在此关键时刻，美国对香港政策发生变化，从罗斯福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一变而为牺牲中国、支持英国。杜鲁门当天复电艾德礼，宣布美国“并不反对由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23〕，他还通知美国军方“香港已明确划在中国战区之外。”〔24〕取得美国支持后，英国更加猖狂。8月19日，英国再次照会中国，宣称在香港受降事关英国国家荣誉，杜鲁门已同意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蒋介石获悉，非常气愤。国民党政府当天就重申，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有权收复失地。8月21日，蒋介石命令陆军第二方面军接受广东地区日军投降事宜，由集结在广西梧州的第13军接收东莞、九龙和香港。同日，他还致电杜鲁门，“现在对受降令的一个改动都可能造成不良先例，从而在香港以外的地区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25〕，希望得到美国支持。可是杜鲁门当日就回电说，他已于8月18日通知艾德礼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为安抚蒋介石，他还假惺惺地说这“不代表美国对于香港未来地位的观点。”〔26〕得不到美国支持，蒋介石束手无策，被迫妥协。因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反共，迫切需要美国支持与援助，故对其总是言听计从。8月23日，蒋介石复电杜鲁门，不再坚持由他派代表去香港受降。在作出这一关键性让步后，为保全“大国领袖”的形象，他提议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去接受香港日军投降。”〔27〕但是，英国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他。8月27日，薛穆通知蒋介石，坚持由英军受降，英国已指定海军少将夏悫为受降官。蒋介石认为如接受此要求，必将损害他的形象，因而要“守定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8月30日，蒋介石招见薛穆，严厉宣布“委托英国军官接受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28〕。鉴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考虑到战后中英关系，英国决定作一点形式上的妥协。8月31日，英国表示，同意夏悫以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的双重身份受降，从而结束了中英在香港受降权问题上的斗争。
虽然蒋介石认为这是“公理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29〕，但实际上，在这场受降权斗争中，英国才是真正的胜利者。8月30日，夏悫率舰队在香港登陆，次日，宣布成立军政府。9月16日，夏悫以英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双重代表身份接受日军投降。英国正式恢复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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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中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争取收回香港和英国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所说：“大不列颠进行二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大英帝国。”〔30〕二战期间，英国殖民主义立场和反法西斯立场可以说是同样坚决的。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最高决策者，顽固坚持殖民主义，念念不忘恢复其殖民帝国和在远东的利益。为此，丘吉尔公开反对在中国和亚洲实施《大西洋宪章》，声称要让大英帝国的旗帜永远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他最有影响的名言就是：他“不是来主持削弱大英帝国”的首相。只要有机会，他就反复强调：“我们决不放弃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除非踏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的版图中除掉。”〔3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从“立国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获得殖民地”〔32〕的英国手中收回香港，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多端，反复无常。二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执行以美国为主的重点外交方针，并使之绝对化，变成了对美国的过份依赖。太平洋战争后，国民党政府一直指望依靠美国支持来解决香港问题。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为吸引中国积极抗战，同时为了填补战后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在香港问题上曾对中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罗斯福多次表示：“必须在香港升起中国国旗”，把香港还给中国。国民党政府自恃有美国的支持，一度立场非常强硬。但是，随着美国愈来愈多地考虑所谓战后在远东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问题，加之罗斯福总统去世，美国很快改变态度，在香港问题上，转而支持英国，从而使中国孤立无援，措手不及。
第三，国民党政府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以及外交软弱，则是导致中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香港本是英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手中强行夺走的，收回香港是中国理所当然的神圣使命。只是，二战期间，无论是在废约谈判中，还是在受降权问题上，国民党政府虽然作了一定努力，但他们往往心理软弱，斗争不力，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这样，就使中国在与英国交涉中不断退让，最终失去收复香港的大好时机。造成中国外交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国际地位低下和国力虚弱，一贯推行“强权政治”的英国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就是英国继续恃强凌弱的典型事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强硬、成功的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作后盾。
第四，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失败与蒋介石执行反苏反共政策也有很大关系。日本投降，标志着英美中苏盟国关系的终结，战时的盟友变成战后的敌人。国民党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在与英、苏关系的权衡中，认为对苏关系中需要英国支持。因此，当国民党政府获悉苏军8月22日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的消息后，担心中共军队会在苏军掩护下进兵东北，影响其战后反共内战方针的实施，遂决定大量运兵到华东、华北，把头一天部署准备进军香港的军事计划弃之一边，以“避免因香港问题分散了国家的力量和国民对外注意力”〔33〕，从而在受降权问题上对英国作出关键性让步。蒋介石为了反苏反共，竟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使主要战胜国中国蒙受耻辱，连受降权也未真正得到，最终导致中国为争取收回香港主权所作的一切斗争和努力都付之东流。
注释：
〔1〕〔5〕〔12〕〔18〕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707-708，758、761、765，781，324页。
〔2〕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1657，F6761/828/10。
〔3〕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1659。
〔4〕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1715。
〔6〕《纽约时报》1942年11月11日。
〔7〕〔10〕《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第16，16-18、173-175页。
〔8〕英国内阁档案CAB65/28。
〔9〕〔13〕〔28〕〔29〕《蒋总统秘录》，中译本，台北1977年出版，第13册，第42页；第14册，第140，41页。
〔11〕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5679。
〔14〕〔30〕路易斯：《绝境中的帝国主义》，1977年牛津出版社，第433，X页。
〔15〕〔16〕〔17〕杜建时：《忆开罗会议》，（香港《镜报》1983年5月号）。
〔19〕〔23〕〔24〕〔25〕〔26〕〔27〕《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书》1945年第7卷，第500—501，509，505，508，505—509，511页。
〔20〕英国内阁档案CAB 65/40（43）169号决议。
〔21〕英国外交部档案F1331/409/10。
〔22〕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75839，F1830/1505/10。
〔31〕《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1卷，196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45页。
〔32〕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35689，F3563/10/10。
〔33〕金达凯：《香港前途问题的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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