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图书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与其他学科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指的是与图书馆学发生较为密切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科学学科。考察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及其与图书馆学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图书馆学的学科特征，学科领域、学科功用及学科价值。依据图书馆学与其相关学科联系的紧密程度，通常可将图书馆学相关学科分为3个范围，即同族学科，相邻学科和远缘学科。
1 图书馆学的同族学科
同族学科是指相互之间有着“血缘关系”的学科。它们在产生过程中有同源关联，并且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宗旨等方面有部分相同或相似性。图书馆学的同族学科主要有文献学，档案学，情报学等。
1.1 图书馆学与文献学
文献学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学科，近年发展较快。从目前不断面世的文献学成果看，它们大多分属于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这两种知识体系。古典文献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知识体系，它研究的是古代遗存文献，涉及古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编纂等内容，颇重于客观知识的微观研究，并以文史哲等人文科学为主要应用领域；现代文献学则是在西方科学思想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它研究的是文献及文献工作，涉及文献的性质。载体、类型、生产，分布，计量。交流，利用，发展等内容，更偏重于客观知识的宏观把握，应用领域遍及各学科。
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首先，从二者的学科产生过程看，文献学与图书馆学都来源于传统的文献工作。如我国古典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的知识体系皆形成于两千多年前刘向，刘歆父子等校书石渠阁、天禄阁的西汉时期。而现代文献学的形成与发展更是与文献工作密不可分。英语documentation（有“文献学”含义）指的就是文献的收集、分类，传播，汉语将其译为“文献工作”。由于图书馆是文献工作的基本场所，documentation也就成了图书馆学辞典中的一个常用语词。其次，从学科的研究对象看，文献学与图书馆学也有大量重叠、交叉之处。如图书馆学与文献学都研究文献，只不过文献学的研究重心在客观知识范畴，而图书馆学不仅研究客观知识，知识集合，还要研究知识受众，其研究范畴较文献学有较大的外延。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文献学与图书馆学也有某些相同之处。如古文献的版本，目录、校雠的方法，现代文献的采集、分析，计量，传播的方法，就不仅是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也是文献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所不同的是，二者各自的科学方法群，除了大部分有交集现象外，尚存在一些互不相属的特定研究方法，如文献学中的传注、训诂、考证与翻译的方法，图书馆学中的典藏、检索，咨询与导读的方法等，分别属于各自独具的研究方法。其四，从二者的学科宗旨或功能来看，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力图起到客观知识向主观知识转化的桥梁作用，借以向主动获取知识的人们提供方法与工具。
由于文献学与图书馆学存在着紧密的血缘关系，所以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制度中，二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如1992年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等同对待，作为同位类，排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下，均属各自独立的二级学科。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1993年）就将“文献学”隶属于“图书馆学”之下，视之为“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
近年来，随着现代文献学的快速发展，一些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如文献计量学，文献经济学）和大量专科（或专题）文献学（如经济文献学，化学文献学，医学文献学、金融文献学，红学文献学）不断涌现。为了促进文献学尽快地独立于科学之林，有学者呼吁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进行整合，建立“大文献学”[1-3]。还有学者针对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中的3种二级文献学专业（中文学科所属的古典文献学、历史学科所属的历史文献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所属的文献学）互不相涉，各自发展的状况，提出将这3种文献学专业“归拢”一处的建议，即成立一个新的学科门类“文献学”，然后将这些二级文献学专业归属其下[4]。这些趋向表明，现时的文献学正在改变以往的体系零乱状态，进入有序整合的时期。90年代以来，已有一些体现“大文献学”的研究成果面世，如陈界、张玉刚主编的《新编文献学》（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潘树广主编的《文献学纲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倪波，张志强主编的《文献学导论》（贵州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等，它们不仅对“大文献学”的成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深入地开拓了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的研究，并有涵盖图书馆学的意向。文献学是否可以取代图书馆学，这是值得人们认真讨论的一个关涉二者今后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
1.2 图书馆学与档案学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的形成规律、性质，特点以及档案工作方法与发展规律的科学[5]。它与图书馆学一样，形成19世纪初。1804年，德国档案学者约瑟夫·奥格在其所著的《一种档案学理论思想》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档案学”一词。从此，档案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档案学与图书馆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紧密相关又互相独立。其一，从二者的学科产生过程看，早期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在历史形成之初是同源合一的。如我国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刻辞甲骨，它们既是商代的典籍，也是当时的档案；而集中储存这些刻辞甲骨的窖穴，既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图书馆雏形，也是最早的档案馆雏形。又如唐朝的史馆，是宫廷之中的重要藏书机构之一，但其中也收藏了各种不同部门及地方送递中央皇室的大量档案资料，这种图书、档案收藏合一现象正是早期图书与档案不分的一种历史余绪。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知识体系来源于图书馆整理，档案整理实践。早期图书，档案的合一同源，说明这两门学科也有着某种血缘关联。其二，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也有某些相同性，即图书馆学研究的图书与档案馆学研究的档案，其实质都是一种信息知识，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记忆。但图书与档案又有着明显的区别：①图书记载的是人类知识，而档案记载的主要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社会信息，其内容范畴较图书要宽泛；②图书的知识内容一般较为系统。完整，而档案则包括许多零星的信息，如测试记录、发票、帐单、登记表，签名等[6]；③档案作为人类活动信息的原始记录，具有凭证作用，因而往往是“孤件”，而图书旨在传播知识，往往有大量复本；④档案体现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一旦形成原生性的固化信息就不可更改，更新，而图书是人类系统知识的产品，它可以修订，再版；⑤图书在形成知识集合前是商品，可以买卖，而档案在形成信息集合前大多属于文件，不是商品，不能进入流通领域；⑥图书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希望有广泛的知识受众成为其“信宿”，而档案的利用则经常要受使用者用途的影响而不具有“信宿”的广泛性。当然，尽管图书与档案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又可以互相转化，如图书的手稿可以是档案，档案文献的汇编又可成为图书.总之，正是由于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种种差异，二者才逐步形成了两门各自独立发展的学科。其三，图书馆学的文献整理方法与档案学的档案整理方法也都有着相似性，如文献的整理包括采集、编目、分类，典藏、流通、检索、利用等，档案的整理包括收集、编目、分类、保管、鉴定、检索、利用等。其四，从二者的学科功用来看，图书馆学与档案学都有努力保存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为社会实践提供知识信息服务的共同目标。
图书、档案都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载体，它们共同承担记录和传播人类文明的重任。图书馆学与档案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汲取学术营养，在未来的学术发展道路上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1.3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以及情报交流与利用的一门科学。它是二战以后为解决科学技术的“情报爆炸”[7]与情报利用之间的突出矛盾而逐步形成的。虽然情报学产生的历史不长，但发展很快。1958年，英国成立了情报科学家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s，IIS），开始使用“情报科学”这一术语。而情报科学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形成，美国情报学家萨拉塞维克（Tefko Saracevic）则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事[8]。
情报学是与图书馆学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同族学科。首先，从产生过程来看，情报学的形成固然与以往的军事谍报（情报）活动有渊源关联，但大量事实说明，二战以后图书馆文献工作才是情报学真正生长、形成的温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情报学初创阶段关于机器检索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研究者，很多都是从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分离出来的，故而，情报学界有“情报学脱胎于图书馆学”、“图书馆是情报学母体”[9]的说法。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对象都是信息知识，二者在很大范围内是重叠的。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图书馆学研究的文献属于知识范畴，而情报学研究的情报，既有可能是信息，也有可能是知识。情报是对特定的人在特定时间内有特定价值的信息知识。在这个“三特”定义中，正是由于有了“特定价值”，才使得普通信息知识的一部分具有了情报的属性，使其从信息知识母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种“激活了”的信息知识；“特定时间”则表明情报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必须快速传递，所以时效性也是其本质属性之一；“特定的人”是说情报与知识不同，它不具有强烈的共享性，其“信宿”往往只是有特定需求的1个或1组，而不是n个或n组。换言之，情报的对象是明确的，现实的，而知识的对象则可以是模糊的、潜在的，由于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导致图书馆工作往往以图书，图书馆为重心，不大顾及文献内容的深度发掘与报道，而情报工作则较重视知识的发现，深入分析，报道文献的具体内容，
但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学科宗旨与任务是相同的，科学方法也存在着相似性.同一性，如二者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有效地利用信息知识的需求而提供最佳方法与工具，二者都有对情报的搜集、加工、整理，分析，报道，检索等科学方法的运用等，因此，它们一直以“姊妹学科”的形式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美国，尽管情报学一度发展较快，但一直未能脱离图书馆学而独立存在，成为两种名称对应的学科。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许多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院（系），大多称“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或“library & information research”，“library & 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没有一个学院（系）是单独以“information science”命名的[10]。在我国，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交叉，兼容的现象也很明显，如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在同一个院（系），图书馆，情报机构也出现合一趋势，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合一的“两栖”专业杂志也较多等。由于图书情报工作都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的应用，均强调知识和情报的发现，捕捉与快速的交流，传递，那么二者在未来发展中可能会走向融合。当然，目前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仅处于趋同化发展的状态之中，真正地融为一体，还有待时日。
2 图书馆学相邻学科
科学体系中，某些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特点，学科宗旨等方面有相邻，相近的关系，这些学科就构成了相邻学科。图书馆学的相邻学科主要有教育学，知识社会学等。
2.1 图书馆学与教育学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的本质，经验、方法和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从其研究对象与学科宗旨上看，它与图书馆学有着某种相近之处，即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教”、“学”现象，关照的是以知识为主的人类文化遗产如何被人们吸收与传承的问题，这与图书馆学关照人们对知识的吸收与获取是基本相同的；教育学的宗旨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图书馆学亦如是，甚至图书馆本身就是社会的教育机构，它也承担着教育的职能。
但是作为两门不同的学科，二者起源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者都关涉教育，教育学讲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传道授业，图书馆学讲的教育是通过知识集合自我学习。早在1923年，我国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就指出学校教育与图书馆教育的不同：“盖学校之教育止于在校之人数，图书馆之教育则偏于社会；学校之教育迄于毕业之年，图书馆之教育则无年数之限制；学校之教育有规定课程为之限制，而图书馆之教育则可涉及一切人类所应有之知识；学校教育常易趋于专门，而图书馆教育则为常识之源泉。夫一社会之人，在学校者少；人之一生，在学校之时少。然则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11]刘国钧先生的论述不但辨别出图书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特点，而且还隐含了“终身教育”的基本思想。终身教育是当代教育的重要理念之一，因为人在每个年龄段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要达到此目的，人必须在每一具体年龄段中设法获取与其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体系，而且任何人都可通过终身教育来保障自己对知识的获取。图书馆就是人们获取知识的“终身学校”，图书馆学实际上也就是有关终身教育的一门学问。
由于教育学与图书馆学都致力于人类文明的传递、发展和创造，致力于提高社会公民的科学，文化，道德素养，因此二者在许多理论方法上可以互相借鉴。如教育学中的学习理论，涉及了学习表象，知识信息的模块以及心理结构等众多复杂问题，虽然目前仍局限于认知科学之内，但它正在波及整个社会科学。英国的巴赞兄弟（托尼·巴赞与巴利·巴赞）正是在“联想理论”（两个观念彼此接近就会在大脑中形成联想）的支持下，发现了一种记忆与学习的新方法——“思维导图”[12]。而近年传入我国的“建构主义学习论”认为，学习不仅是知识由外到内的转移和传递，更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因此，方法教育更重于内容教育，教师的“教”应培养学生学会生成知识的能力和技巧。这些教育学的思想观点，对图书馆学都很有启迪。如知识集合的形成如何能符合人类联想原理，知识服务如何提高知识受众的“知识生成”能力，都可通过借鉴教育学的学习理论而取得研究上的进—步拓宽与深化。
2.2 图书馆学与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科学，它研究的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知识的社会存在条件及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相作用等，早在19世纪中叶，当知识的作用不断加强，知识越来越体系化时，人们便对知识有了专门研究的兴趣。如马克思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先驱，他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就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命题。这—命题意味着人类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所有的知识都有其社会根源（尤其是经济基础）。
不过，知识社会学的真正形成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舍勒（M.Scheler，1874-1928）与曼海姆（K.Mannheim，1893-1947）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建人。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1924年）一书首先使用“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这一语词；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29年）一书首次提出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使知识社会学以一门学科的姿态建立起来。曼海姆与舍勒一样，认为决定意识形态（集体思维）的现实因素要远大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而且还是随时代而变的。如古代社会里，首要的因素是血缘关系（诸如种族），其次是心理成分（政治权力等），再次才是经济基础”[13]。但是，初期的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是认识现象而非知识现象，还未从哲学中摆脱出来，思辩色彩浓厚。加上它所涉及的知识主要是“思想信仰”（德文Wissen较英文Knowledge的含义要宽泛，后者仅指“科学知识”，而前者还涵盖其他各种“知识”），故其因有艰深之特点而发展缓慢。后来逐步兴起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显示出了新的面貌。科学社会学更多关注的是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制度（如默顿讲的“科学精神气质”，它包括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此外还有科学的奖励系统和社会分层。但不足在于不研究科学知识本身）。科学知识社会学重点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本质关系，主张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无本质区别，认为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物，必然受文化因素的影响等，这才使知识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如丹尼尔·贝尔的“知识中轴”理论，托夫勒对知识与权利的探讨等，已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风格。一些知识研究者更加关心知识是如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关联的。而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社会知识化、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整合、知识学习等命题，也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14]。这一向知识本身转移的学术趋向，使得知识社会学与图书馆学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能够沟通的渠道。图书馆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有重合之势：它们研究的都是知识（系统的事实或观念体系），而不是信息（零散的，供大众接受的缤纷信息）。图书馆学应该吸收知识社会学的营养，对知识在学术共同体中的交流、利用及其后果进行深入的发掘与研究。此外，在研究方法上，知识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应引起图书馆学的重视。如知识社会学更偏重于对文献的确证，它讲求知识的“此时此地性”（具有相对主义特点），属于并出自对同一数据作出不同解释的那种历史传统，具有人文科学方法的特点。大多数的研究者是单独的而不是一个小组的合作。它们的研究成果主要用来服务“文化”（软性的），而非大众传播学那样服务于“文明”（硬性的）[15]。知识社会学的这些特点都值得图书馆学加以借鉴与参考。
3 图书馆学远缘学科
远缘学科与边缘学科的概念不同。边缘学科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进而在已有学科边缘地带形成的新学科，又称为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形成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独立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某些共同性课题上汇集在一起，开辟出新道路而形成了边缘学科（frontiers），如海洋学与地质学之间形成的海洋地质学，植物学与地理学之间形成的植物地理学等。其二，主动把一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移用到另一门学科领域，从而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产生，如将物理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天体运动领域就形成了天文物理学，把射电的方法和手段应用于天体现象就产生了射电天文学等”[16]。远缘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区别在于：A学科与B学科交叉渗透形成新学C时，C就可以称边缘学科。但我们知道A学科一定与B学科存在着“缘联”，故对于A学科来说，B学科就是它的远缘学科。因此，远缘学科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它还不是个独立的概念，只能在相对关系中存在。此外，当A学科与B学科交叉渗透形成了新学科c时，B可称A的远缘学科（反之亦然）；当A学科与B学科发生交叉渗透尚未生成成熟的新学科C时，B仍可称为A的远缘学科（反之亦然）。图书馆学的远缘学科目前主要有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传播学、法学、知识管理、计算机科学等。
3.1 图书馆学与心理学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研究人的个体心理，也研究人的群体心理。个体心理涉及心理动力（动机、需要、兴趣等）、心理过程（认知，情绪、意志等过程）；群体心理涉及群体需要、价值，舆论、目标等。由于心理学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有着广泛的应用。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知识受众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客体，为了能够深入了解知识受众，图书馆学就应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究知识受众的各种需求及其他心理活动规律。通常，由于人的心理属于内隐的精神活动，无法对其进行直接观察，故只能通过人的行为来间接推断。以往图书馆学对读者检索知识、阅读文献的行为十分关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读者心理学、阅读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但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对读者心理动力、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心理特征的研究，还未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大多为粗略描述。而知识服务人员（如馆员）的心理研究还几乎是空白。随着图书馆学的向前发展，知识受众的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化。而且，在未来的知识社会里，伴随着“学习组织”，“学习企业”，“学习城市”，“学习社会”等观念的普及，知识受众的学习心理也会逐步得到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重视，形成新的研究前沿课题。
3.2 图书馆学与语言学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不但有如何组成，也有如何建立“入口”的问题。知识受众只有顺利进入知识集合的入口，才能获取到自己需要的知识，对于知识组织、知识接受两方面来说，“沟通”的主要工具是知识集合的检索语言（通称情报检索语言）。检索语言目前主要使用的是人工语言。它也有“词汇”和“语法”两部分：词汇指在分类表、词表、代码表中的全部标识，一个标识（分类号、检索词、代码等）就是一个语词；而语法又分为词法（标识表的编制规则）和句法（标引与检索规则）。检索语言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在语言学知识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如在词法中，主题词的确定，如何排除自然语言中的多词一义，一词多义和词义含糊现象，就需要语言学的帮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然语言在知识检索中的应用已成为可能。而词汇的复杂特征集表示，书面汉语的自动切词、词性的自动标注等[17]，都是自然语言检索中的关键问题，它们的解决也要靠语言学的深入研究。现在，语言学与图书情报学的交叉，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情报检索语言学。情报检索语言学通过对检索过程的控制而追求检索效率的提高，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它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3.3 图书馆学与历史学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Jaspers，1883～1969）曾说：历史不是一堆可有可无的事实，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历史处在起源与目的之间[18]。可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本学科历史的梳理与研究。对学术史讨律溯源，不仅仅是要恢复学科的记忆。图书馆学要充满思想活力，必须回到图书馆学思想史，学术史中寻找资源和营养，磨炼自己的分析武器。而且，许多重大问题只有在学术史的梳理中才能求解，如传统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是否为图书馆学的早期发展形态？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在学术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当代图书馆学高扬理性的方式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效果等，这些只有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得到回答。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图书馆学，已形成了图书史，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等诸多图书馆学分支学科领域。在图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领域，已有大量著作出版，如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出版社1985年），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来新夏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可谓硕果累累。而图书馆学史研究则十分薄弱，除了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一书，乏善可陈。此外，知识受众的阅读史，如古代阅读生活史，当代社会阅读变迁史等，至今仍是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3.4 图书馆学与传播学
传播（communication）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与交流。传播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于美国。1982年5月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Schramm）来华讲学之后，国内传播学研究开始兴起。由于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的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与图书馆学也有许多重叠，交叉之处。如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D.Lasswell）在《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1948年）一书中提出的“五W模式”[19]：
并据此引申出传播研究的5项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就与图书馆学研究的文献交流与传播过程相同。文献就是媒介（信息渠道），是知识得以在空间上移动、在时间上保存的载体。知识的要素之一，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它能传播与交流。因此，将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引入图书馆学，可以建立文献传播学、知识传播学等新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界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周庆山博士的《文献传播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就是一部涉及文献传播的产生、功能、原理、类型、结构模式，传播政策、传播产业化、国际传播等重要方面的一部力作。在各种传播媒介纷争天下的今天，虽然文献“它早已失去了信息渠道的垄断地位。然而，作为捕捉思想和语言让人们学习的手段，它永远不会失去用途。”[20]
3.5 图书馆学与法学
法学是专门以法律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它与图书馆学在研究内容上也存在着相互交叉与重叠的现象，如知识产权、知识受众的合法权益等问题，既属于法学研究内容，也属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亦称“智力成果权”，是人们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21]。它属于民事权利，主要包含著作权（保护对象是创作作品）和工商业标记权（保护对象是商标等）。其中著作权问题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如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10月修正）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范围与具体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图书馆实践中，图书馆收藏的未公开出版物（如博士论文）能否通过复制方式向他人提供远程文献传输服务？图书馆员自建的书目数据库，文摘数据库是否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尤其是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馆藏资源的数字化，馆外数字资源的链接、全文数据库的开发建设、数字化文献网上传输（是发行还是公共传播）等，都涉及了知识产权的问题。换言之，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问题涉及了两大部分：一是数字图书馆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得与保护，二是数字图书馆运作中所涉来源作品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中，如何掌握“合理使用”（他人在法定范围内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也无须支付报酬而自由使用著作权人作品）的“度”，这些都是目前图书馆学与法学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然，知识受众在接受知识服务机构（如图书馆）提供的知识服务过程中，他们应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及义务，如何避免对知识受众的侵权，这也是图书馆学与法学交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3.6 图书馆学与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是管理学新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它最早形成于企业，组织管理理论中，但发展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98年以来图书情报学界也将知识管理理论吸收过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发展的新阶段，正如1999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教授托马斯·H·达文波特等指出的那样：“知识管理的从前做法得益于信息技术和经过改善的信息管理方法。一些公司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大力开发这样一些能力：搜集和整理关于知识的信息，提供广泛的获取机会，以及对其进行远程传输。但是，知识管理还有一些方面使之不同于信息管理，而且它们根本不依靠电脑或电信网络（顶多是略微触及）。不幸的是，这些方面难度最大，其在使组织出类拔萃过程中的作用也最大。知识管理真正的显著方面分为两个重要类别：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利用。”[22]对于图书馆这样的知识服务机构来说，知识管理就是对知识资本进行组织、开发、传播，以达到知识扩散，知识创新与知识增值的目的。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运用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图书馆人力资源的管理，即运用知识使组织充满学习力、创新力；二是知识提供过程中的增值服务，即通过知识的加工、控制、建构，使知识受众服务从“满意服务”过渡到“成功服务”。
3.7 图书馆学与计算机科学
严格地说，计算机科学是一门技术科学。图书馆学是由“理论”与“应用”两大板块构成的，其“应用”部分的发展，目前主要是靠技术（近年来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推进的。也就是说，如果将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划分为基础研究（纯科学）与应用研究（技术）两部分的话，传统认识以为基础研究（纯科学）决定并推动应用研究（技术）发展的观点仅是部分合理的，因为，为满足现实需要而开发的新技术，有时本身就能推动应用研究的发展，乃至对基础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司托克斯（D.E.Stokes）所说：科学认识与技术知识是一种双轨道关系，“每个轨道都时常会受到另一轨道的强烈影响”[23]。20世纪末年，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波。而新技术在图书馆界带来的巨大变革，就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计算机科学早期在图书馆学中的交叉应用，开辟了图书馆自动化研究新领域，现在正在开辟出知识资源数字化，条形码应用，网络知识组织与检索、多媒体文本、人工智能服务等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果以往的自动化研究是“一枝独秀”，现在则是“满树繁花”，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有人说20世纪有两大令世人瞩目的新技术，一是原子弹（物质能量的大释放），一是计算机（人类智慧的大解放）[24]。计算机科学对各种知识集合产生的影响还在不断地加剧，人脑与电脑协同的知识工作方式对知识的组织、开发、传播都会带来新的变革，这些新变革也必将导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变革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