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门槛前的思索——与改革方略有关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方略论文,门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时，即宣布采用公元纪年。对“时间”的这种选择，也传达出中国加入世界现代文明进程的愿望。20年来的改革开放更集中地表达并不断实现着这一愿望。人类即将迎来新世纪、新千年之际，中国人同样为之激动不已，尽管有“千年虫”的烦扰，但迎接新世纪的欢欣气氛正与日俱增。这当然是不难理解的，毕竟历经百年忧患的中国有太多的梦想和希冀寄托于新的世纪，何况还有“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一类的说法。然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满怀憧憬地为新世纪的辉煌日出准备盛大庆典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更冷静、平实、如临如履地思考如何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一、对“世界主题”的战略判断不能变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是，要真正坚持这条正确的道路，除了其它条件之外，首先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从战略上正确判断中国所处的环境，正确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实际是一种战时统制经济或备战体制。当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随时“要准备打仗”的时候，便不得不竭力维持这样的体制，并不得不长期勒紧人民的腰带。显然，当是时，全面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是无从谈起的。反过来说，正是在纠正了对国际环境的不当估计，并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制定了正确方针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启动才获得了必要的前提。因此，“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战略判断，对中国现代化的全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依据。
20世纪发生了若干深刻影响世界进程的重大事件，冷战的结束即是其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世界的影响之大，之深，之远，或许还没有为我们所充分认识，但至少可以看到的是，第一，它从总体上加强了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而不是相反；第二，它空前加剧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经济竞争，进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的压力。这种战略态势一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机遇，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综合国力竞争的严峻挑战正咄咄逼人地扑面而来。对此，唯有全力推进改革开放，根本转变体制模式，更主动地加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才是我们的自存、自强之道。
从战略上观察和把握天下大势，重要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现象及其关系中抓住要领，分清何为主流，何为支流，何为长期的趋势，何为暂时的曲折，何为支配全局的方向，何为影响局部的因素。“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正是对当今世界的主流、长期趋势和全局方向的正确判断。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已不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存在冲突、战争和突发事件。但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决不能因某些局部的、暂时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而轻率改变对全局的战略判断。历史上，改变八大路线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之后，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不恰当的估计，结果，八大路线的改变使中国的发展遭到全局性的重大挫折。与当初的波匈事件相比，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又是何等的惊涛骇浪？但小平同志处变不惊，指挥若定，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大战略“不能变”！从而维护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小平同志作为大战略家的卓越的政治智慧不仅表现为正确制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国内发展战略，而且表现为始终不渝、一以贯之地坚持大战略。他留下的这种大战略是当今中国的“隆中对”，是保证下个世纪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地位的根本，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之。即便国际上发生一些麻烦，亦当在韬光养晦的大方针下来妥善处理。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大战略免受干扰。
二、经济与社会问题不同于工程问题
人们往往用“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来表示某件事的复杂性、综合性及操作难度，如“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配套进行”等等。就其所强调的意思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那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把经济与社会问题等同于工程问题，以工程技术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考虑许多方面的改革思路及其实施方案。其结果，从技术角度看来头头是道，似乎无懈可击的做法却往往劳而无功，甚至事与愿违，旧的问题没有解决，又添出新的矛盾。的确，许多方面的改革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有些事情的难度恰恰是由做事的思路造成的。当一件事无论怎样做也难以做好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重新检讨做这件事的思路，看我们是否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领。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不能单纯以看待工程的眼光来看待经济与社会问题。
工程问题是人对物的处理问题，工程师总是在获得了关于物的一切必要的数据资料以后设计方案的，而方案的实施则是一个按图索骥的过程。这就是说，工程的设计和实施都可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进行，尽管工程也会有风险，但在工程本身所要达到的目标上，一般没有不确定性，因而无论搞怎样巨大、复杂的工程，也仍是一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事情。然而，经济与社会问题却绝非如此。在这些问题上，所要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要解决同样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这与对物的处理完全不同，此其一。其二，在处理经济与社会问题时，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由此形成了这些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即由于未知因素的存在，人们无法预测某种选择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其三，由于是对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因而政策方案的实施会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任何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总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对外部环境（包括政策变化）作出反应。
有些自认为设计得很好的方案、办法在实践中窒碍难行，或种瓜得豆，正是由于其设计思想以完全信息为前提，并假定在其实施过程中人们会“自觉”地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但一方面，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所以一些方案一旦实施便会出现为设计者始料不及的结果。于是这些方案往往只得不了了之，不仅白白耗费了巨大的实施成本，而且还会造成更严重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由于“下有对策”，那些一厢情愿的方案在实践中同样会归于无效，并带来不良后果。即便事后不断“调整完善”政策以防范下面的对策，亦无济于事，因为你制定调整方案时还会遇到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问题。而且，不断这样做的结果会进一步造成政策多变的预期，更加强化“下有对策”的做法，使人们的行为发生更严重的扭曲。最后无非是两种情况，或者恢复管制，以至于有的方案动辄伴随以关闭市场的措施；或者假话泛滥，以至于“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对上述这些问题，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情况变化或贯彻不力是不得要领的。如果我们的方案、措施经常会因“没想到情况又变了”或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太多”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那就应当认真考虑一下这些方案、措施本身的问题了。
难道没有办法象设计和实施一项工程那样确定地、不折不扣地推行某些经济与社会措施吗？也有，这就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以工程方式管理经济与社会的办法。而它的根本前提就是彻底否定被管理者的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自主性，以全面控制其行为，同时假定计划当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计划经济之不可行已为实践所证明。
三、防止一种特殊的“市场失灵”
多年来，对市场机制、市场经济中的一些普遍做法和手段，人们已逐渐了解，甚至已非常熟悉了。可是一用起来，往往还是不灵。明明是在人家那里富有效率的东西，可一拿到我们这里来，似乎就成了逾淮之桔，起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有一个谁来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民众的自主经济，其基本前提是充分承认并保障以独立的财产权利为核心的独立的经济利益；其基本精神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组织即企业自主决策，自由选择；其基本关系是市场主体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和竞争关系；其基本的利益协调方式是市场的自动协调。这些基本的组织特性是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形成市场经济这样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组织系统。而所谓市场机制、市场手段则是由这个组织系统的这些特性所决定，并使其内在逻辑（机理）得以发挥作用的装置、组织工具和组织技术。所以，它们不能脱离那个系统而存在，不是可以被任意“引入”到另一种组织系统中的东西。市场经济的组织技术和组织工具是在市场主体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主活动中，在市场关系的发展中形成和不断完善的。一种组织方式、工具、技术，只有当它由市场主体自主选择、运用时，它才可能是有效率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它没有效率，市场主体就不会去用它。相反，再有效率的市场方式和手段，如果由政府拿过去，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用，并且是在缺乏市场关系基础的情况下，把它强加到并非市场主体的那些对象头上，那就可能是无效的。像股份制、企业兼并等等，本来都是有效的市场方式和手段，但如果由政府来强制地搞，一定搞不好，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已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
其次，有一个为什么目的来用的问题。市场机制和手段是为效率目标服务的。所谓效率，关键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是由于它能够实现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把各种资源分配到最为需要且使用效率最高的地方。如果背离这一目标，企图用市场方式和手段来为其它目的甚至是相反的目的服务，那就不啻南辕北辙，而且徒添混乱。例如股票市场，本是实现资本社会化的一种组织方式和组织技术，是为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服务的，同时也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为所有权提供的一种保护装置，是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服务的。如果在这样的市场上搞行政垄断，如果某些种类的股票被规定不得流通，如果有意通过政府的影响和“倾斜政策”，使经营不良的企业可以到这个市场上“圈钱”，而不惜逆转资源配置方向，使社会资金流向效率低下的地方，不惜损害投资者的权益，那么，这样的市场怎能不弊端丛生，破绽百出？
再次，还有一个在什么条件下来用的问题。一方面，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之有效的做法，拿到我们这里来不一定有效，因为我们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如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工具的运用，就可能因我们尚缺乏良好的微观基础和市场传导中介而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有些做法之不见效，也是由于忽视了具体情况的不同。如消费信贷也是市场经济中的通常做法，但当我们试图用它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时，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原因其实是很明显的。消费信贷是现在花未来的钱，所以只有当人们有足够的信心预期未来工作稳定，收入增加的时候，才会更多地选择这种花钱方式。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普遍地预期未来将增支减收，所以更多的选择是为未来储蓄，以至于不为连连降息所动。如此，则提倡消费信贷又何异于无的放矢？
上述问题造成一种特殊的“市场失灵”，即由于背离其前提、基础和逻辑而使一些市场方式和手段失效。显然，因此而怀疑、否定市场本身的有效性是不正确的。例如，股份制若是搞得徒有其表，精髓尽失，当然不灵。但据此怀疑股份制本身，纷纷去批评“一股就灵”，却是没有道理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仅从形式上简单照搬市场方式和手段。反对照搬是人们经常强调的，但它表达的往往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以国情特殊为名，反对学习、采用一些好的东西。这种认识是非常有害的，它长期阻碍人们认真地、有系统地、把握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地学习、引进包括市场经济制度在内的合理、先进的组织制度与方式，结果恰恰在中国的经济及其它领域，相当普遍地造成仅从形式上简单照搬，而内核、实质就是不学的问题，于是学来学去，总是走样。对此，实有深刻检讨之必要。
四、制度创新是万事根本
以工程技术上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经济与社会问题，不仅会造成人们通常所批评的“用计划经济手段搞市场经济”的现象，而且也会造成“用市场经济手段搞计划经济”的问题，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同样只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理解市场经济手段，从而会以为这些手段也可以由政府用来实现某些特殊的计划，或与市场作用方向相悖的目标。过去，把价格固定起来以达到计划经济要求即是一例，现在，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也是一例。
这种思维方式必须改变。应当看到，尽管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但就一般情形而论，不同的手段往往是与不同的体制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保证某些“计划经济手段”的有效性，就需要回到计划经济的逻辑中去，重新确立其体制条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些手段就不仅无效，而且会成为乱源。同样，离开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向，市场手段也会失灵，也会带来混乱，无论从技术层面上对市场手段多么熟悉也无济于事。其实，所谓懂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表现为懂那些具体的技术性知识，最重要的是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所以，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那就不要总是在一些根本问题、关键环节上闪躲腾挪，用种种小巧功夫来回出招，而必须在20年改革的基础上，下决心以堂堂之阵全面实现制度创新。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自由选择的经济，因而它诉诸契约而不诉诸强权，诉诸制度而不诉诸人治。面对我们不可能获得完全信息的市场社会，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靠良好的制度来减少不确定性，发挥激励、约束、协调的作用。
实现全面的制度创新，核心是以良好的法律与制度全面确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使充分尊重并保护民众的独立经济利益、财产权利成为普遍贯彻于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最广泛地实现民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自主参与，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支持。过去，计划经济根本否定人们独立的经济利益，否定民间经济力量，实际就排除了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力。而且，整个国民经济也被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当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错了、办坏了的时候，后果会十分严重，甚至是全盘崩溃，因为全社会没有任何可对此起平衡作用的经济力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相反，市场经济以承认经济主体独立的经济利益、财产权利为前提，而中国的改革也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这种鲜明的对比足以说明问题。进一步说，尚未从整个法律体系和制度安排上实现对财产权利的充分保障，已成为目前制约民间经济的更大增长及其结构变革，从而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的关键因素，所以这个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同时应当看到，在信息产业迅猛发展，技术创新日益重要的现代经济中，个人的知识、智慧和创造力正越来越成为财富的直接源泉，因此从制度上更充分地保障个人的自由与财产权利，对一个国家以创新能力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已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无论如何，不着力进行这项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就不能扫除旧体制中的管制方式和行政垄断对市场经济的侵犯、干扰，转轨时期就可能被拉得过长。其结果，一方面是新旧两种体制的摩擦，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问题可能是新旧体制因素在摩擦中相互结合起来，一体化地凝固下来，形成一种在管制笼罩和特权主导下的扭曲的市场经济，一种集中了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的缺点、弊病的变态体制。一旦出现这样的结局，就意味着改革的失败和现代化进程的逆转。中国的改革家们不能不严重警惕这种可能的危险。
五、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的关键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及处理好这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自不待言，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三者的协调统一，其间的关键何在？
从深化改革的目标看，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必须对计划经济的基础，即以单一国有制（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也是一种准国有制）为特征的传统所有制结构进行根本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此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并不是一般的“搞活”国企，而是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使其集中在某些特殊领域和关键行业发挥特殊优势，同时在一般领域大力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而在所有制结构上奠定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从加快发展的目标看，国有经济与非国有（民间）经济应当按照各自的优势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国有经济主要应通过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发挥其主导作用（这种作用之所以具有主导性，是因为它是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和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而民间经济（包括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则应当发挥广泛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作用。实践表明，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越好，整个中国经济就越繁荣；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旦面临困难，整个经济就将出现真正的困难。因此，加快发展的主题在于如何加快民间经济的发展。
从保持稳定的目标看，如果没有民间经济的充分发展，就无法纾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就无法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为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机会；社会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和足够的吸纳能力，来解决诸如在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等方面的改革中“下岗”、“分流”的富余人员问题，如此等等。由此，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具体问题、矛盾将汇集起来，并扭曲为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所以，民间经济的不断成长壮大，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其实质是形成社会的自组织、自协调与自主发展的机能，而这一点也正是保证积极健康的社会稳定的最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