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各地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各地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当代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那么，这方面的工作由什么机构来组织？怎样管理呢？这就是本文要谈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机构
在大多数的国家，除了家庭，承担思想政治教育责任的社会机构一般是：学校（教育界）、科研单位、社区、宗教团体和特定的社会组织。至于政府中是否设专管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各国各地差异比较大。
（一）学校
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实施者。不论是幼儿园还是大学里的研究生院，都负有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在学校里，又分学生管理和教学（主要是课程设置）两条线，从不同角度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点，与我国的情况相似。不过，对学校德育做不做统一的要求，要依该国的教育体制为转移。同我国一样实行教育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法国、韩国等，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分别按照教育部统一编制的德育大纲实施教育，对德育课程、教材、课时、是否列入考试科目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实行地方分权制的国家如美国、德国，或实行中央与地方既集权又分权的教育体制的国家如英国和日本，则没有统一的要求。但是这些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经常组织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材料，向全国推荐。如英国的德育教材有小学的《起始线》，中学的《生命线》；教学参考资料有小学的《品德教育卡》、《小学生价值学习思考材料》，中学的《民主中的价值》以及为家长编写的辅导读物《应帮助儿童做道德决定》等，都是政府推荐的，在英国乃至世界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注：参见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二）科研单位
科研单位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构。有的是民间基金会资助的，如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德国壳牌石油公司设在汉堡的青年服务研究所；有的是大学附设的，如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青年研究所、英国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任研究机构”、剑桥大学的“课程发展课题组”（《起始线》、《生命线〉都是这两个机构编写的）；有的是政府资助的，或者直属于政府部门的，如韩国的青少年开发院直属韩国文化体育部，青少年相谈院（“相谈”的意思接近中文“咨询”，但更强调对等交流）直属韩国教育部，这两院不但是研究机构，还兼有行政职能。还有一些科研工作是国际性的或地区性的，如国际政治教育学会、国际社会学学会青年分会、欧盟下属的青年机构所组织的科研工作。联合国也有下属的科研机构，如教科文组织下属的设在德国慕尼黑的青年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对青少年以及社会的一般思想动向进行监测，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为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改革和决策提供依据和咨询意见，如俄罗斯青年学院研究中心每年都要向俄联邦青年事务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青少年发展状况的年度报告，在俄罗斯政局最动荡的时候甚至每个季度提交一份这样的报告。
（三）社区机构
社区机构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构，如志愿者活动的组织领导大多数是由社区和学校以及教会共同承担的。在许多国家，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与学校德育相配合，比如日本的“家长教师联合会”、“妈妈读书会”等团体，就是通过对家长进行有关德育知识的传播、学习，提高他们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能力。日本还有一个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们比较早地意识到从幼儿到老年的终身教育的必要性，意识到社会化并不是人生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而是贯穿人的生命全过程。1988年日本文部省把下属的“社会教育局”改为“终生学习局”，突出了一般社会教育概念中的终身教育的含义。终身教育包含文化科学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基本方面，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日本有着完备的社会教育体系，经费充足，在社区中建立了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之家、妇女教育会馆、体育运动设施以及电教中心等等。社区发展与“社会工作”密不可分。社会工作就包括对青少年进行校外活动辅导、咨询等。社会工作在英、美、法等国十分发达，我国、俄罗斯等刚刚起步。
（四）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教会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当然，它们是否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依据各国国情，在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的体制下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它们至今仍然在积极地参与对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取得好的效果，许多宗教都进行了改革，朝着世俗化、现代化的方向调整了教育内容，采取了现代化的手段，比如在电视节目中布道。原苏东国家对宗教是严厉控制的，80年代末发生政治剧变后，在这些国家如俄罗斯以及独联体中亚五国，宗教势力迅速扩展，教会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构。
（五）特定的社会组织
这一类社会团体从性质上看可称其为“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与个体之间的起桥梁作用的组织（如新加坡1960年成立的人民协会）。下面我们以青年中介组织为例做一介绍。（注：青少年事务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但包含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二者交叉渗透。通过介绍部分国家青少年事务的组织管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
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政府、青年组织和青年个体三者间相互双向联结的三角形模式，来实现政府和社会对青年的管理。这些青年中介组织，基本上都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受政府的资助和政策的指导，履行政府和社会授予的各项职能，履行一定的义务，同时充当青年的代言人，对青年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
例如日本中央青少年团体联络协议会（以下简称“中青联”）。它是当今日本最大的民间青少年团体的协调组织与联络窗口，囊括了日本半数以上的全国性民间青少年组织。它是在战后日本青少年团体多元化、青少年问题多样化、青少年活动分散化的大背景下，由日本政府撮合组建而成的。其主要职能有：(1)协调各会员团体的行动步骤，推进会员团体之间的经验交流，调解各会员团体之间的政见差异与矛盾纠纷。(2)以民间青少年团体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或请求具体帮助，将政府部门关于青少年事务的意见、方针反馈给中青少年团体。(3)参与政府的青少年法规的拟定，组织各会员团体实施政府的有关计划与项目，并根据实践效果及时向政府提出修正案。中青联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补助金，文部省是中青联的主要后援单位。每当开展重大国内活动和国际交流时，还向文部省等政府官厅另行申请预算。
又如奥地利联邦青年联合会。它作为各青年组织的领导机构，其宗旨是：以奥地利青年的利益为重，联合完成一个组织所不能完成的青年工作任务；在国内政治方面，定期与联邦总理或内阁成员讨论现实政治问题，参加青年问题的讨论，代表青年提出各种要求，并对所有有关青年的法律提案发表见解；在国际方面，尤其在欧洲合作问题上，开展活动，扩大影响。（注：江广平：《各国政府对青少年事务的管理》，《中国共青团》1995年第11期。）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这些青年中介组织的确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弥补了政府职能的某些不足。我们中国共青团和全国青联在许多方面的功能与之类似，但共青团作为执政党共产党的助手、后备军、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队，具有国外青年中介组织不可比拟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社会优势。
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还有一种更特殊的跨国或国际的、但又是地区性的组织，这就是欧洲议会下属的青年组织。最早是于70年代创立的欧洲青年中心(EYC)和欧洲青年基金会(EYF)。随着这两个组织的发展，也为了便于各国政府在青年工作领域进行合作，80年代进一步设立了欧洲青年指导委员会(CDEJ)。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是欧洲青年工作的最高实际领导机关，它定期讨论CDEJ及其下属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督促青年工作规划的落实，评估已取得的成绩。在欧洲议会书记处里还有一个部门——青年董事会，它负责管理和协调以上各青年组织的活动。
欧洲议会中青年组织的活动，目的在于发动青年参与欧洲建设过程，关注青年的需求，开发青年的潜能，发挥青年的作用。在他们看来，青年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青年政策的基点是“青年参与社会”。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连续四届（斯特拉斯堡，1985；奥斯陆，1988；里斯本，1990；维也纳，1993）的议题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
1993～1996年欧洲青年事务的工作计划和目标，涉及到青年的职业培训、就业、住房、健康保护、文化和休闲活动、社区生活等方面。其中在思想教育方面，要“使青年了解欧洲社会的价值观，诸如文化多样化、民主以及在团结和容忍的背景下，作为欧洲公民的责任”，“在欧洲青年中，提倡团结的精神”，“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与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和排外主义作斗争，促进青年的容忍精神”，等等。在有关青年的科学研究方面，也特别鼓励以下题目：劣势青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预防项目、青年参与、住房、闲暇、社会和职业的整合。（注：张帆：《世纪之交的欧洲青年和青年政策》，《当代青年研究》1995年第1期。）除了以上所说的社会机构，还有几种，如军队、警察、企业等，也都承担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职责。
综上所述，各国各地都是广泛地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承担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所有这些工作的最高领导是政府。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手段
世界各国各地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行政、经费三大手段，或分别或综合地运用来进行的。
各国各地都非常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行政管理也必须依法行事。教育是普遍有立法的，所以学校里的德育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此外，如志愿者活动也有法律依据。美国80年代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作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相应法律地位”。韩国青少年咨询服务工作主要依据两部法律：“青少年基本法”和“青少年保护法”。在这些法律中规定了全国各级相谈院的机构设置（如中央一级设相谈院，市、道设相谈室，县设相谈所）、人员配备、经费、咨询活动的内容、作用、地位等等。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行政管理，最严格的有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国家干预主义”。新加坡是通过国家政策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调控的典范。比如它通过政府30年组屋计划的实施，达到了多重的政治目的。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的居民并不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而认为自己是华人、马来人或者印度人。为了解决广大国民的居住困难，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对国家的认同以及种族和谐、融合的目的，政府决定启动住房建设工程，不但要使“居者有其屋”，而且要使各种族按一定比例混居，又鼓励三代同党。这样，“有恒产者有恒心”，改变移民心态，树立起以新加坡为祖国的观念，又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沟通，还维护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保证了社会的稳定。组屋计划表面是一项经济措施，但是在制定这个计划时就包含了政治、思想教育的考虑，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再就业工程”，应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对经费的管理也是各国各地调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有力手段。尤其是财政拨款，有非常明确的意图，向什么方向倾斜，完全看政府的需要。在香港回归前，香港的青少年社会团体分两种：一种叫“制服团体”，意即其成员都穿制服，这是受港英政府资助的，如香港航空青年团、香港航海学校、香港少年领袖团、香港童子军、香港女童军、民众安全服务处少年团训练中心，等等。另一类叫“非制服团体”，其成员不穿制服，也不受港英政府资助，完全是民间性质的，如香港学友社、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救世军香港总部、香港青年奖励计划等。这些团体有的有宗教背景，有的与大陆关系亲密，所以得不到港英政府的资助。但是，凡接受政府资助的团体，就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评估、限制，比如工资、服务模式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不受资助的团体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受政府控制，只需依据法律就可以开展活动。
三、有关人员的培训
各国各地对从事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都要进行严格的挑选，许多地方还实行培训上岗制度。教育口的培训是结合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进行的，另外学校学生口的工作人员都逐步实现了专家化、学者化。如大学里的学生咨询中心，咨询员都必须是心理学家、法律专家或社会学家。韩国“青少年基本法”、“青少年保护法”规定，小学和中学的咨询员必须有五年教龄以上，并经过180小时的专门培训方可上岗；大学的咨询员则必须具备大学学历，并经过500小时的培训。1996年又提出要实行咨询工作的“资格证制度”，由相谈院负责，成立专门的“咨询研究生院”，以解决硕士学位以上咨询人员的资格问题。（注：据笔者1997年6月与韩国青少年相谈院院长朴性洙教授、韩国青少年开发院都钟洙教授座谈记录。）香港的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必须有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文凭才能上岗，否则就谋不到这个职位。由于有严格的资格认定程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素质有了可靠的保证。
对于非专业的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人员，如各青年团体的领袖和青年项目的组织者也展开了培训。如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决定中就有一项是专门关于“培训青年领导人、支持青年组织”的。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培训者的支持和对于培训工作的研究。（注：张帆：《世纪之交的欧洲青年和青年政策》，《当代青年研究》1995年第1期。）笔者1997年底访问俄罗斯青年学院（原苏联中央团校）时了解到，该校培训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青年组织负责人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双休日教学大楼里好几个教室都有培训班在上课、讨论。
四、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的机构
据调查（注：江广平：《各国政府对青少年事务的管理》，《中国共青团》1995年第11期。），世界111个国家（其中发达国家22个，发展中国家89个）中，在政府里设有专门的青少年事务管理机构的有87个（其中发达国家20个，发展中国家67个），占被统计国家总数的75%。下面以泰国、芬兰为例，介绍这些政府机构的组织、职能、政策、运行方式等。
泰国政府的青年事务机构是泰国青年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制定青年政策、研究青年问题，协调政府各部门的青年工作。一般由总理本人任主席，由副总理和有关国务部长主持日常工作。该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由名人、青年问题专家和顾问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定期召开会议，就有关青年问题进行磋商。泰国青年局是该委员会的常设机构，青年局内设若干个委员会，负责各种研究项目，如儿童与青年法改善委员会、青年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儿童与青年发展指导者委员会、生活方式及家庭结构对儿童与青年发展的影响委员会、青年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等。组成这些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也有各界关心青年的人士。委员会还邀请一些优秀青年代表参加。
在芬兰，依照法律，青年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以及青年政策的协调归属教育部管辖。芬兰教育部实际兼有文化部和青年部的职能，教育部的职责之一是为青年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政治和社会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设施条件；它所奉行的指导原则是向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青年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省一级青年部门受教育部和地方省政府的双重领导，经费由教育部下拨。芬兰的每个市政府也都设有青年工作部门。
总之，战后世界各地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的变化和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这是它能够得到重视，从而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原因。而它能及时地适应和服务社会，又是与它的组织管理比较落实分不开的。
当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交流时，他们中有不少人仍然抱怨本国的政府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缺乏强有力的集中领导，过于“分散”和“民主”，寄希望于他们的“各自为战”。对于我国思想政治工作有党政工团严密的组织系统、坚强的政治后盾和庞大的专职队伍、一发号令全国几亿人口立即闻风而动的号召力艳羡不已。我们正应该珍惜本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通过先进有效的管理，把它充分地调动和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