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关系研究:新冲突的代价_华盛顿论文

美俄关系研究:新冲突的代价_华盛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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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基地组织和伊朗所带来的威胁,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日趋不稳定的局势,美国已经不再需要新的敌人了。但是它同俄罗斯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双方的言辞都在升级,安全协议受到了威胁,而美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都在用冷战时期的思维看待对方。

尽管俄罗斯重拾自信,并在国内外采取强硬行为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但美国对此也负有相当的责任。莫斯科的错误并不能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借口。他们在俄罗斯从左倾共产主义国家转向一个更为传统大国的过程中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在美国对俄问题的错误下隐藏的是传统的美国政府理念,认为里根政府赢得冷战绝大部分是靠自己的实力。但这并不是事实,当然也不是俄罗斯认为原苏联解体的原因。美国政府自我褒奖式的历史观念是导致冷战后美国政府屡次处理俄罗斯问题失败的核心原因。

美国政府的关键性错误在于它倾向于将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看作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美国和西方世界确实赢得了冷战,但一方的胜利并不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及其他们的顾问都相信,他们也是像美国一样的获胜方。他们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并不适合原苏联,尤其是俄罗斯。在他们看来,他们并不需要外界的压力来促使他们找到最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方法。

除了过去16年中数不胜数的战略合作机会,美国的外交行为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将俄罗斯当作战略伙伴从来就不是它的一项主要任务。克林顿和布什政府都认为,当他们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时,他们并不需要任何调整就能获得。克林顿政府尤其将俄罗斯视作战后的德国或日本——一个可以被强迫接受美国政策并最终会向美国学习的国家。他们似乎忘记了俄罗斯从来没有被美国士兵占领过,也没有被原子弹摧毁过。俄罗斯是改变了,但不是被打败了。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对美国的回应。

自从铁幕落下后,俄罗斯从来就没有表现得像一个可靠的盟友,或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它也没有表现得像一个带有全球野心并有敌意和救世思想的敌人。但如今俄罗斯成为美国对手的可能性非常大。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政府必须了解哪里出了错——并且马上采取恰当的措施来挽回局势。

一个帝国的没落

对冷战结果的误解和误判是导致美国对俄政策错误的重要因素。尽管美国政府在加速原苏联解体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莫斯科的改革者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事实上,在80年代末期,原苏联甚至东欧的解体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时的目标是要解决勃列日涅夫政府已经发现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在阿富汗和非洲过度的军事扩张以及拖垮了原苏联经济的过度国防支出——同时他也希望提升原苏联的实力和声誉。

戈尔巴乔夫大幅削减了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补贴,拒绝支持《华沙条约》,而改革则导致了东欧的政治机制发生了变化,最终促使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分裂,也削弱了原苏联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罗纳德·里根在这一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就是向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但最终结束原苏联这个帝国的则是戈尔巴乔夫。

美国在原苏联解体这一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影响力更小。老布什政府支持波罗的海诸国的独立,并且告诉戈尔巴乔夫,意图推翻选举产生的分裂主义政府会破坏美苏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允许支持独立的政党参加并赢得相对自由的选举,同时又拒绝动用军事部队来推翻它们,戈尔巴乔夫事实上保证了波罗的海国家从原苏联中分裂出去。是俄罗斯自己完成了这最后一步。戈尔巴乔夫告诉政治局,允许变革就会带来“帝国的终结”。而事实确实也是这样。在1991年8月未能阻止政变后,戈尔巴乔夫已经无法阻止叶利钦——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瓦解原苏联。

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知道超级大国瓦解的危险,并成功地用同情和强硬相结合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局面。他们以非常尊重的方式对待戈尔巴乔夫,但同时又没有在美国利益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这其中包括拒绝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绝望的经济援助要求,因为美国没有理由来帮助拯救原苏联。但当老布什政府拒绝原苏联的要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发动对萨达姆的攻击时,白宫相当认真地听取了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就像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所说的那样,为了“不提起他过往的错误”。结果,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美国既打败了萨达姆并且又同原苏联保持了合作。

如果说老布什政府应该被批评的话,那么就应该是他没有在1992年向新建立的俄罗斯独立民主政府提供快速的经济援助。在察觉到转型即将到来时,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就曾指出,一项重要的经济援助能够阻止俄罗斯经济的自由滑落并帮助其在今后的西方社会中立足。但老布什并没有站出来帮助俄罗斯。这个时候,他正在同克林顿展开总统竞选,而克林顿指责他的正是以美国经济为代价的外交政策。

尽管在竞选期间注重了国内问题,但克林顿上台之后还是表示出了愿意帮助俄罗斯的倾向。政府为莫斯科安排了重要的经济援助,主要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6年下半年,克林顿非常急于帮助叶利钦,以至于他甚至将叶利钦决定用武力解决车臣问题的决定同林肯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相提并论。

克林顿政府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决定利用俄罗斯的弱点。在俄罗斯从巨大的转型中恢复过来之前,它想尽办法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有关欧洲和原苏联国家安全问题上为美国争取利益。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也揭露美国官员甚至在面对面谈判中利用了叶利钦酗酒的毛病。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克林顿政府只是夸夸其谈。问题是俄罗斯最终恢复了过来,并且仍然愤怒地记住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傲慢加偏见

在友谊的背后,克林顿政府希望克里姆林宫能够接受美国关于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定义。他们相信莫斯科的偏好即使不同美国的目标相一致,也是可以被忽视的。俄罗斯的经济不景气、军队腐败,其各方面的表现都像一个失败的国家。不同于其他欧洲前殖民帝国,俄罗斯在脱离原苏联的时候并没有花费很大的功夫去谈判如何保护自己在东欧或原苏联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在俄罗斯内部,叶利钦的激进改革家们通常欢迎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以此作为他们所支持的那些匆匆制定且不受欢迎的货币政策的依据。

不过,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izyrev)——被认为是最西化的俄罗斯官员——很快开始对克林顿政府表示出了沮丧。就像他告诉时任驻俄罗斯大使的塔尔博特的:“让你们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做的对我们好不好已经够糟糕的了,更不用说你们还告诉我们服从你们的命令是为了我们好。”

但这样的请求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傲慢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普遍。塔尔博特和他的援助就像是吃菠菜一样:山姆大叔喂给俄罗斯他自己认为健康的政策,无论这种政策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否是他们想要的。就像塔尔博特的顾问维克多利亚·诺兰(Victoria Nuland)所言:“你越告诉他们这是对他们好的,他们越是不信。”通过向俄罗斯表示他们不适合拥有独立的外交政策——甚至是独立的国内政策——克林顿政府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种新殖民主义做法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至今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不适合俄罗斯的——对俄罗斯来说是过于痛苦的,所以根本无法民主地施行。但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者们却非常乐于推行,并将公众的不满弃置不顾。

当时,前总统尼克松以及美国的一些商界领袖和俄罗斯问题专家,都认识到了美国这种做法的愚蠢性,并要求叶利钦与更为保守的杜马之间达成共识。但俄罗斯官员却告诉尼克松,美国表示愿意原谅叶利钦政府决定不顾杜马反对而采取“坚决的”措施,只要克里姆林宫能够加快经济改革。尼克松警告说: “在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传统专制国家中鼓励脱离民主,那就像是用易燃材料去灭火一样。”而且,他还认为,华盛顿“有致命漏洞的假设”——俄罗斯不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会使这个地区失去和平并威胁到民主。

尽管克林顿同尼克松见过面,但他忽视了这个建议并没有重视叶利钦政府的过分行为。叶利钦和杜马之间出现的僵局,以及叶利钦以非正式的方式解散了杜马的事件很快就发生了,最终导致了暴力行动以及坦克在议会大厦前聚集的场面。在这之后,叶利钦强迫新议会授予俄罗斯总统最高权力。这逐渐巩固了俄罗斯首位总统的大权,并为他后来的独裁打下了基础。将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时俄罗斯前克格勃情报机构负责人——任命为总理以及代总统是华盛顿盲目鼓励叶利钦独裁倾向的必然结果。

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也进一步增大了俄罗斯的怨恨。北约的扩张——尤其是第一次,包括了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大多数俄罗斯人已经准备好接受北约的东扩,认为这是一个并不让人高兴,却也不会让人感觉到备受威胁的发展——直到1999年科索沃危机爆发。当北约无视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加入了塞尔维亚战争,俄罗斯的精英和普通民众很快就认为他们被严重误导了,北约仍然是同他们对立的。大国——尤其是衰退中的大国——并不怎么接受对它的忽视。

尽管俄罗斯对科索沃问题感到很愤怒,在1999年后期,当时的总理普京在派兵进入车臣不久后就表示出相当友好的姿态。他因为车臣同基地组织的联系以及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是唯一同车臣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而惹上麻烦。基于这些安全利益,而不是对美国的热爱,普京认为华盛顿和莫斯科应该共同对付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这个提议发生在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和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之后,当时,克林顿政府就应该已有足够的信息来使他们了解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

但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却因为俄罗斯对巴尔干问题的反对态度和改革者相继离开政府重要职位而感到沮丧,因而忽视了这个提议。他们越来越将俄罗斯看成是一个怀旧的、运作不良的、经济能力薄弱、能让美国予取予求的大国,而不是一个潜在的伙伴。因此,他们试图将尽可能多的原苏联国家纳入华盛顿的羽翼,以此来巩固原苏联解体这一结果。他们向格鲁吉亚施加压力,让其参与建立连接里海和地中海,并途经俄罗斯的巴库—第比利斯—赛和石油管道。他们鼓励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寻求北约成员国资格,并敦促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大使馆努力抵制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最后,他们还把普京有关美俄反恐合作的提议理解成是绝望的新帝国主义,以及一种希望重建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的企图。不过,克林顿政府没有理解的是,它本来拥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陷入防御状态,摧毁它们的基地,并破坏其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能力。只有当2001年“9·11”事件中3000名美国人付出生命代价之后,这种合作才最终开始。

从知己到对手

当布什2001年1月执政后,也就是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8个月之后,布什政府开始面对一群相对不太知名的俄罗斯官员。因为急于表现出与克林顿政策的不同,布什团队并没有将俄罗斯问题视作最重要的问题;许多政府官员将莫斯科看成是腐败、不民主,以及孱弱的。尽管这种评价有合理性,但布什政府仍然缺少对俄罗斯的战略远见。不过,布什和普京确实保持着不错的个人关系。当他们第一次在2001年6月斯洛文尼亚举行的一次峰会上见面时,布什曾肯定地为普京的民主信念作担保。

“9·11”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华盛顿对莫斯科的态度,并且促使俄罗斯产生一种外露的对美国的支持。普京再三强调他长期以来一直为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提供支持;他授权美国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允许美国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提供了一支在阿富汗的由俄罗斯装备并训练的军事力量:北方联军。当然,他也为俄罗斯自身利益而考虑;对普京来说,美国参与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一件好事。像许多其他的联盟一样,美俄的反恐合作之所以成为现实,是因为基于共同的基本利益,而不是一种共识或是同情。

除了这种新建立的合作,美俄关系在其他方面仍然关系紧张。布什在2001年12月宣布美国将从《反弹道导弹条约》中退出,而这个条约是俄罗斯作为前超级大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最终身份象征之一,因此此举进一步伤害了克里姆林宫的尊严。同样,俄罗斯对北约的厌恶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其中后就更为明显了,因为其中的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同俄罗斯在俄罗斯少数民族待遇问题上存在着尚未解决的争端。

几乎在同时,乌克兰成了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从俄罗斯的角度看来,美国对尤先科橙色革命的支持不仅仅只是事关民主,同时也是在破坏俄罗斯在邻国的影响力。而且,在莫斯科看来,目前的乌克兰边界——由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划定的原苏联边界——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乌克兰的边界,融合进了上百万的俄罗斯人,从而制造了民族、语言和政治上的紧张。布什政府对乌克兰的态度——它向一个分裂的乌克兰施加加入北约的压力,并且同时向那些支持尤先科政党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经济帮助——越来越促使俄罗斯政府认为美国在追求一种新包容政策。美国在这样一个对俄罗斯国家利益非常重要、对俄罗斯民族情感如此敏感的领域挑战会带来的结果,很少能引起布什政府官员或是国会成员的关注。

格鲁吉亚很快又变成了另一个战场。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一直在寻求西方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以此作为其重建格鲁尼亚从阿塞拜疆和南奥塞梯分裂出来的地区主权的基本依靠。在这些分裂地区,由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从90年代早期就开始为了争取从格鲁吉亚独立出来而斗争。萨卡什维利不仅要求这两个地方重新回到格鲁吉亚,还公开将自己当作支持“颜色革命”的先锋和推翻对俄罗斯示好的政府的支持者。他将自己塑造成民主的拥护者,美国外交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并在2004年将格鲁吉亚军队送进伊拉克作为联军的一部分。他以96%的支持率当选的事实——这个比率高得令人怀疑——以及他对议会和媒体的控制,在海外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关注。对商界领袖和政治对手的铲除同样也没激起很大的反响。祖拉布·日瓦尼亚(Zurab Zhvania)——唯一能够制约萨卡什维利的人——在2005年死于神秘的煤气泄漏,其家人公开否定了政府所公布的说法,暗示他们相信萨卡什维利政府卷入了这个事件。但与美国对俄罗斯反对党人物之死表现出极大关注相反,华盛顿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件。

事实上,布什政府以及两党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都支持萨卡什维利反俄,却不管他的行为是如何的过激。美国在不少场合希望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并且防止激起同俄罗斯之间的公开军事冲突。但华盛顿显然已经把格鲁吉亚当作该地区的主要伙伴了。美国为格鲁吉亚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使得萨卡什维利能够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格鲁吉亚军队的表现已经过分到公开挑衅在南奥塞梯作为维和人员的俄罗斯军事人员。

当然,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的态度也是明确的。莫斯科给大多数阿布卡西亚和南奥塞梯的居民授予了俄罗斯公民身份,并且对格鲁吉亚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在当地的俄罗斯维和人员显然是在那里限制格鲁吉亚在这两个地区的控制权。但美国对萨卡什维利的盲目支持让莫斯科觉得美国追求的政策是要破坏俄罗斯在该地区已经明显下降的影响力。克里姆林宫认为美国更想要用民主作为一种工具来让普京蒙羞并孤立他,而不是真正关注民主本身。

同一个复兴的俄罗斯打交道

尽管这些紧张关系在不断升级,俄罗斯仍没有成为美国的对手。美国仍然有机会来中止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破坏。这需要美国对自己在该地区的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评估,并且明确在哪些领域美俄的利益是相同的——尤其是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当然,同样还要求对目前的局势——比如两国目标类似但策略不同的伊朗核危机问题——有一个认真的管理。更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认识到它不再对俄罗斯拥有无限的优势。如今,华盛顿不可能像90年代那样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莫斯科身上。

布什政府和国会的主要议员都认为反恐和防扩散应该成为美俄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原苏联国家以及俄罗斯的稳定——它仍然拥有上千的核武器——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莫斯科对制裁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以及必要时动用武力——的支持对华盛顿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美国对在该地区传播民主有一定的利益关系,但要普京政府支持美国提升民主的行动是很困难的。美国政府必须继续保证没有人,包括莫斯科,能够干扰其他国家选择民主政府形式或是决定独立外交政策的权利。但它必须认识到自己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

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有效货币政策的实行和温和寡头主义的形成,普京政府不再需要国际贷款和经济援助,在吸引主要的外国投资上也没有任何问题。在国家内部,相对的稳定繁荣以及一种新的尊严感缓和了人们对国家控制越来越强和玩弄政治伎俩所产生的怀疑。

美国极其负面的公众形象以及俄罗斯对西方同盟的谨慎维持大大限制了美国去发展一群倾向于接受其对俄国内事务意见的支持者。在目前的形势下,华盛顿除了向俄罗斯强烈地表示镇压不符合美俄长期伙伴关系之外,就无法做更多的事情了。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美国道德典范的力量已经被破坏了。而且俄罗斯政府对美国的意图抱有很深的怀疑,所以条件反射地顾虑到那些甚至于并不是直接针对俄罗斯的政策,比如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反导弹体系。

在莫斯科怀疑西方的同时,俄罗斯对其能源的政治用途也惹恼了西方政府,更不用说它那些依赖这些能源的邻国了。

俄罗斯很明确地为它的朋友们制定了不同的能源价格;政府官员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管理者有时会扬言制裁那些抵抗的国家,比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但俄罗斯基本上仅仅只是向那些同它签订了特别政治和经济协议的国家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俄罗斯能源。它不情愿地接受了大西洋主义者对其邻国的选择,但却不愿意在能源上提供补贴,而更积极热衷于制裁别人的美国则对俄罗斯自负地利用政治手段处置它的能源不闻不问。

美国的评论家通常指责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态度过于固执,但莫斯科的公开态度却是它会接受任何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所达成的协议。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在阻挠塞尔维亚同科索沃和谈;恰恰相反,莫斯科甚至暗示可能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没有决定如何安排贝尔格莱德的情况下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投票中弃权。如果未被承认的领土来自于原苏联,尤其是阿布卡西亚和南奥塞梯,那么它们很可能会宣布独立而不考虑那些被分裂国家的不满,而莫斯科可以从中获益。许多俄罗斯人并不介意科索沃成为首个不受承认的原苏联领土,他们大多数人都希望科索沃的独立能够引导它融入俄罗斯。

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其他分歧导致了紧张关系的加剧。俄罗斯确实不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但北约关键成员国,比如法国和德国同样也不支持这个决定。俄罗斯向一些被美国认为有敌意的国家提供常规武器,比如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但它是以贸易的方式进行的,且并不违背国际法的规定。美国将这种行为看成是一种挑衅,这可以理解,但许多俄罗斯人对美国将武器卖给格鲁吉亚也有着类似的感觉。尽管俄罗斯并不会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待伊朗和朝鲜,但俄政府已经逐渐开始支持对这两个国家的制裁。

这么多分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是敌人。毕竟,俄罗斯并没有支持基地组织或是其他任何同美国作战的恐怖组织,同时它也不再采取敌对政策,以期称霸全球。它也没有入侵或是威胁入侵它的邻国。

最后,俄罗斯并没有选择煽动乌克兰的分裂主义分子,尽管那里生活着很多俄罗斯人。普京和他的顾问们接受了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事实,并且意识到激怒它是没有意义的。但他们也不再愿意调整他们的行为来满足美国的偏好,尤其是在以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时候。

合作蓝图

同俄罗斯合作并不意味着要提名普京荣膺诺贝尔和平奖或邀请他在国会演讲。同样,鼓励俄罗斯加入北约或将它看成是民主的朋友也没有用。美国政府必须要做的就是同俄罗斯合作,以此来增加美国的基本利益,就像美国同其他重要的非民主国家做的那样,比如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这意味着要杜绝不现实的想法,认为美国可以不顾后果地随意对待任何国家。很少有人会否认这样的合作应该实现,但华盛顿天真和自我中心的传统想法却认为,美国应该在对自身重要的领域中保持同俄罗斯的合作,同时又可以完全忽视俄罗斯的重要性。美国的官员认为,莫斯科应该毫无疑义地支持华盛顿反对伊朗和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理由是俄罗斯同样也将他们视为威胁。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俄罗斯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伊朗的威胁这一事实。尽管俄罗斯不希望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它并没有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紧迫,甚至于对防止工业化铀生产的核查感到满意。要期望俄罗斯全盘接受美国的对伊政策,就好像是让伊拉克完全接受美国和联军是解放者一样,因为美国从根本上忽视了对方对其行动的感受。

在记住这点后,美国应该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并且应该明确伊朗、防扩散和反恐是这种双边关系中的决定性问题。同样,美国政府应该与俄罗斯政府沟通,表明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敌对行动或针对任何国家的无预警军事行动都会从根本上破坏这种关系。美国同时也应该用言辞和行动来证明它反对任何重建原苏联的努力。在经济事务上,华盛顿则应该明确表示,钻法律的空子来攫取外国能源公司的合法资产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包括限制俄罗斯进入美国和西方的下游市场,破坏俄罗斯的声誉乃至限制投资和技术转让,以及西方企业对进入俄罗斯的支持。最后,美国不应该因为俄罗斯的反对而放弃其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反导弹体系的战略。相反,在基辛格的公式中,华盛顿应该将部署计划的意图局限在“防止流氓国家的威胁”,并应该将其写入特别的协议中,向莫斯科保证这种部署并不意味着美国假想同俄罗斯发生战争。

好消息是尽管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很失望,但它并没有急于要加入一个反西方的联盟。俄罗斯人民并不想用他们的繁荣来冒险——而俄罗斯的精英分子也不愿意放弃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伦敦的豪宅以及地中海的假期。尽管俄罗斯正在寻求同中国发展更多的军事合作,北京似乎也并不愿意同华盛顿发生战争。目前,提升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合作的上海合作组织更像是一个论坛俱乐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安全联盟。

但如果目前的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那么前景对美国来说并不乐观,对俄罗斯来说则可能更糟。俄罗斯官员正在游说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加入军事部分,一些高层官员已经开始支持一种一致的反西方外交政策。同样还有不少国家,比如伊朗和委内瑞拉,希望俄罗斯同中国一起能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牵制美国。而原苏联国家,比如已经习惯美国和俄罗斯互相攻击的格鲁吉亚,将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关系。普京对俄罗斯政府换届的管理将保持他的角色,因此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大转变将不会发生。但新的俄罗斯领导人会有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自己的野心——而政治的不确定性或者经济问题可能会让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情感来建立政府的合法性。

如果双边关系恶化,联合国安理会可能就不再能够起作用——因为俄罗斯拥有否决权——甚至无法再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或是对那些流氓国家实行制裁。美国的敌人会找到来自于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以及俄政府的政治和安全上的保护。国际恐怖分子会在俄罗斯或是它所保护的国家中找到庇护。而美俄关系的破裂会让中国有更大的余地同美国打交道。新的冷战不可能发生,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对手,也不可能成为对抗美国的领袖国家。但它会向那些对抗美国的人或国家提供支持和掩护,而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重复过去的错误将俄罗斯推向那样的境地将会是鲁莽和短视的。美国应该避免美俄之间冲突所带来的危险后果。但莫斯科最终仍会有它自己的决定。考虑到莫斯科历来在选择政策上并不明智,华盛顿可能最终还是会面对一场碰撞。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美国在面对它的对手时就必须拿出更大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决心,而不是目前在伙伴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漫不经心。

选自美国《外交》杂志2007年11/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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