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本质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就是戏剧冲突的哲理性本质。戏剧冲突说到底是人与天、自由与必然性的冲突，是人类的自由自觉的自然人化努力与社会和人性中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戏剧家寄托了他对理想社会，特别是对理想人格的无限追求。
Summary
The essence in dramatic conflicts is philosophical,i.e.the conflicts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e accidental and theinevitable.It is in rendering these conflicts that thedramatists express their ideals and aspirations.
一、研究方法
戏剧冲突这个概念不象有些抽象的名词让人望而生畏，它很直观，很通俗，因而也很容易被人望文生义地作机械的、表面的解释，把它理解成一种外部的、有形的、激烈的“人间的口角”（劳逊语），一般初学者和平庸的戏剧家常常失足于这个误区。所以，多少年来理论家和实践家们都在做着这样那样的努力，试图从戏剧冲突的经验主义诠释中解放出来，找到一个最本质的表述。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有一些研究者仍然徘徊在戏剧冲突的初级本质、二级本质的层面上，而历史上少数涉及到了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的理论家（如黑格尔），又带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因此在今天，用现代眼光重新考察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么，如何去研究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呢？很明显，既然是“最高本质”，就不能就戏剧论戏剧，而应将戏剧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思考。
戏剧冲突，作为一种力的运动，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宇宙、人类社会和艺术中力的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在他的名著《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所说的：
戏剧冲突是整个宇宙、人类社会和艺术中力的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推动我们情感活动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只有这样去看问题，我们才能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个整体的内在统一。（625 页）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找到整个宇宙中的最高冲突以及在这个冲突中的力的运动，并进而去考察人类社会和艺术中的最高冲突及力的运动，才有可能对戏剧冲突及其最高本质有一个比较准确、科学的解释。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近年来，获1977年诺贝尔奖的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教授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引起了我国科学家乃至于美学家的很大兴趣。这种理论较好地解决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对立。一方面是物理学家关于熵的信念，认为宇宙的运转逐渐变缓慢，一切组织形态最终将衰亡。按照熵定律，能量总是从集中程度较高的状态转移到集中程度较低的状态中去，物质世界有倾向于秩序紊乱（熵增加）的趋向，物质的演化永远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由高级退化为低级，由复杂还原为简单的过程，从宇宙、地球到植物、动物的演变都是如此。宇宙将逐渐失去秩序，变为一片混沌，这就是所谓“热寂”：另一方面则是生物学家认为生命本身是一种组织，而且不断地发展为越来越高级和越来越复杂的形态。这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矛盾使普里高津感到迷惑不解，经过长期研究，他终于用耗散结构理论解决了这个热力学与进化论的矛盾。发现了非平衡和不可逆的过程也可以在建立有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的确，当我们运用耗散结构的理论来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质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在这两个领域同样存在着耗散过程和由此产生新的耗散结构的运动，只不过由于人类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这一组耗散和（新）结构的矛盾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崭新的性质，它已经转化为“必然性”与“自由”的矛盾运动，也就是说转化为数百万年里积淀下来的、自然人化的高能量不可避免地耗散的必然性和人类在这种耗散过程中产生新的结构——“自由”的矛盾运动。这样，我们借助于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解开了千百年来哲学家、宗教家、艺术家争论不休的必然性与自由这一对矛盾的奥秘，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眼光。
三、一部自然人化耗散与复归的人类发展史
原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必然王国不断地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具体地说，在人类诞生的前夜（约数百万年）长期积淀了极高的自然人化的能量，这种高能量就凝聚在最初的人类社会和最初的人的社会本质之中，这种自然人化的成果归结起来是两个方面，一是内心自然的人化，即人对自身的内在自然的自由自觉。二是外在自然的人化。由于人战胜了内心自然的束缚，成了一个自由自觉的人格，所以他就能够自由自觉地处理好他与外在自然（包括大自然与他人）的关系，在这种正确的关系中自我实现。这正如马克思说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也就是说，由于人的内心自然的人化，人的内心的自觉与自由，所以他不仅能自觉地认识自己，也能自觉地认识对象（包括大自然与他人），并且能够正确地处理好内心的尺度与对象的尺度的关系。按恩格斯的人类学研究，动物是滥用资源的，它们不懂得从自然中获得比它供给的更多的东西。
然而，按照熵的定律，这种多少万年积聚起来的自然人化的高能量必不可免地要逐渐地耗散，它必然要从有序向无序，由高级向低级，由进步向退化耗散，这种必然耗散的趋势就是哲学家们开谈不离的“必然性”。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必然性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应该同时包括耗散的必然性和从耗散过程中诞生新的结构的必然性。在人类社会中则应该同时包括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和在这耗散过程中诞生新的结构即人类重新复归自由（包括理想社会与理想人格）的必然性。但是人们习惯把前一种必然性称为“必然性”。把后一种必然性称为“自由”。所以当人们在谈论必然性与自由的冲突时，这个与自由相对立的必然性当然是指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了。
与自然人化的两方面成果相对立，自然人化的耗散的必然性（以下简称必然性）同样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内心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也可以叫做灵魂的堕落。如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在发现了人具有生存本能（性本能、爱本能）以后又发现了人有一种死亡本能。他认为爱本能，就是机体的生存本能，亦即极力争取机体自存和发展的本能，包括存种（狭义的性欲）各个体自存两种形式；死亡本能的任务就是一切有生命的机体回归于无机物的无生命状态，力求摆脱生命和爱情的纷扰。而生命整个都是上述这两种趋向之间的一场斗争和妥协，生命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混有爱情和死亡这两种本能；与爱情本能相适应的是生命物质的生理创造过程，与死亡本能相适应的是生命物质的生理解体过程。弗洛依德发现的这种死亡本能使人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达·芬奇的一个论断：
请看看，人要回到故乡或回到原初混沌的愿望，象蛾子要扑向灯光的愿望，也象人带着永远不息的渴望……但是这种渴望在本质上就是人体要素的精灵，这精灵发现自己禁闭在人体的生存里，经常不断地向往要回到它的源头。
黑格尔根据他的辩证法也认为凡是始终肯定的东西，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如果它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 它就会在那矛盾上遭到毁灭。
象上面引述的弗洛依德、达·芬奇、黑格尔的说法虽然基本上停留在人的有机生命上，而没有涉及人的灵魂生命，但是他们所揭示出的人的生命中的一种不可逆的增熵的趋势却具有普遍意义，它同样适用于人的灵魂生命。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性本善、性本恶的争论就显得更为深刻，因为他们已经谈到了灵魂生命的耗散。荀子和孟子就各自讲了到了人性的一个侧面的必然性，一是人的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即恶），一是人的自然人化在耗散过程中诞生更高的耗散结构的必然性（即善），只有将这二者统一起来才是人的灵魂生命的全部的必然性，人的灵魂生命的全貌。但是首先是有耗散过程，而后才会产生耗散结构。
人类的这种内心自然人化的耗散即灵魂生命的退化也以一种微循环的方式体现在人的个体的发展过程之中。就是说人刚生下来时，他体现了与万物合一的最终真理，而当人长大了，反而逐渐背离了这个最终真理，把自我与外界分裂了开来。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人类刚诞生时，他与大自然，他与社会（他人）是和谐的，但到了后来，人类就与大自然与他人处于对立的状态，这正是人类内心自由逐渐丧失的证明。
总之，人的内心自然人化的耗散使得人越来越回到了动物状态，越来越被自然的欲望和要求所统治，在这种情形下，人的外在自然人化也跟着逐渐褪色，人和外在自然（大自然与他人）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这就是相对于灵魂堕落的社会堕落。首先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由自由自觉倒退为盲目，倒退为动物一样的滥用资源。
比这种必然性更为严重的是人类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自觉向动物王国的盲目倒退的必然性。人类诞生之初，即氏族公社时期，人与人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人类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是相当自由、自觉的，这正是长期自然人化的成果。恩格斯曾赞扬“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多么的美妙的制度”，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段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段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这两方面（内心自然人化，外在自然人化）的耗散的必然性，归结为一点就是真正的人性即真正属人的本质的流失，是人理性的流失，自由向必然性的流失，是人必须在对象（他人、他物）中才能自我确立的理性的流失，是人的类的存在的流失，是天人合一这种高级平衡（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平衡）的流失，从而造成了人性和社会的远离平衡态，在这种远离平衡态中，一种更加高级的自然人化的人性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孕育了，这便是人类的自由与理性对江河日下的反自然人化的必然性的抗拒。这种新的“耗散结构”被马克思命名为共产主义。
四、艺术中的必然性与自由
对人类的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最敏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哲学家、宗教家和艺术家。因为这种必然性说到底是人的内心自由（即内心自然人化流失的必然性，而按黑格尔的辩证法，人类的自由精神（即绝对精神）的复归就体现在哲学、宗教和艺术之中。
这些伟大的智者，他们大多“具备忧郁的气质”（亚里士多德语），他们担荷着人类的全部罪恶，为人类的前景感到担忧。他们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呼唤着人类的理性来抗拒这种不可逆的下坠力，他们希望人类用自己的自由自觉去战胜这种必然性，塑造自身的理想人格进而建立一个理想社会。所以，可以这样说，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共同的深层主题，或者说它们共同的最高冲突和最高本质就是自由对必然性的冲突、自由对必然性的超越。
当然，比起哲学与宗教来，艺术似乎没有它们那样神圣和崇高，但这只是人们的错觉或表面的看法。实际上艺术从本质上讲与哲学、宗教是处在同一个终极境界上的，艺术可以说是非哲学的哲学，非宗教的宗教。历史上最理解艺术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他就认为艺术是出于一种“最高的，绝对的需要，因为艺术是和整个时代与整个民族的一般世界观和宗教兴趣联系在一起的。”（《美学演讲录》），还说：“艺术只有在它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它“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美学》一卷）
根据美学家们对艺术的深入研究，艺术这种关于自由与必然性关系的最高本质表现为一种活生生的人物的心灵冲突。换句话说，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心灵冲突，这种心灵冲突的实质是自由对必然性的冲突和超越。
在艺术中，自由与必然性关系的最高本质表现为一种活生生的人物的心灵冲突，是自由对必然性的冲突和超越。
当然，哲学和宗教也是具有某种心灵冲突（即心灵实践）性质的，如康德就把人的道德上的理性称为实践理性，意思是说这种理性是需要靠人内心的不断反省而逐步逼近的。宗教则更将这种实践理性直接发展为一种修行，其心灵实践性质更强烈了。中国的儒家哲学被称为圣贤之学，它不在理论，而在工夫，在于人的内心的心灵实践，并由这种内心实践发展为外部实践，这便是所谓的“知行合一”，所以儒家哲学也被称为儒教。这种心灵实践性质正是哲学、宗教、艺术三者相通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说的艺术中的心灵冲突并不是理论上的实践性质，也不是教徒的内心修行，而是说的是要虚构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并展现他的全部内心冲突，这种内心冲突既不同于哲学的抽象性又不同于宗教的直接现实性。这是艺术的心灵冲突（心灵实践）区别于宗教和哲学的特殊之处。
现在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艺术的冲突性质和自由性质这两大特征。
关于艺术是一种力的冲突的思想最集中地表现在当代的结构主义一符号论美学家的理论之中。如鲁道夫·阿恩海姆在研究艺术与视知觉关系时就断言：“造成表现性的基础是力的结构”，苏珊·朗格则认为艺术品是一个“包含着张力和张力的消除，平衡与非平衡以及节奏活动的结构模式”。但由于这种美学理论具有形式主义美学的性质，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谈到这种力的结构，力的运动的实际内涵。
还是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将艺术的冲突性质和自由性质都谈到了。他说：
艺术作品借助审美的形式变换，以个体的命运为例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
而萨特说得更直截了当，他说：“真正的小说冲突是自由和它本身的冲突。”他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止》为例，说这部小说“应该是关于一个人的自由的小说，我们却觉得它主要是关于一个人的奴役的小说”。他认为主人公苔蕾丝身上同时有一个“主体她”和“客体她”，这个“客体她”就是她的本性，而“主体她”就是她的自由意志，“只要自由接受本性的制约，宿命的统治立即开始，只要她拒绝本性，苔蕾丝·德斯盖鲁就是自由的。”
其实，艺术的冲突性质和自由性质决不是现代美学家的时髦理论，艺术的这种最高冲突和最高本质是从艺术产生的第一天就客观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的。如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塞》），许多研究者往往着眼于它的史料价值，或者对其中的人物故事作就事论事的分析，实际上这两部史诗的深层主题恰恰正是人类的“堕落”与“复归”。这两部史诗既是古希腊艺术家对真正人性流失的必然性趋势的忧虑和批判，又是对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强烈渴望，这是一种极其清醒的自由精神。德国大哲学家谢林曾借这两部史诗来说明“整个宇宙的伟大意图”：
历史是按照上帝的精神编写的一部史诗；它有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人类从自己的中心出发，到离开这个中心最远的地方去，另一部分则是从这个地方回归到人类的中心。前一方面仿佛是历史的伊利亚特，后一方面仿佛是历史的奥德赛，前者的方向是离心的，后者的方向是向心的。整个宇宙的伟大意图就是这样表现在历史里的。（《哲学与宗教》）
这里讲的就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必然性。离心力就是人类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向心力就是自然人化复归的必然性，即自由的必然性。前者是物质的必然性，后者是精神的必然性，因此，荷马史诗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用活生生的人物故事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全部矛盾运动，揭示了自由与（物质）必然性的冲突，和自由对（物质）必然性的胜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确实是“自由的女儿”（席勒语），它的最高冲突和最高本质确实是自由对（物质）必然性的冲突和自由对（物质）必然性的超越。正由于如此，艺术与哲学宗教相比毫不逊色，它可以与哲学宗教一起在共享的尊严中称霸于人类的精神王国。
对于艺术这种冲突性质和自由性质，尚需要作几点必要的补充：
（1）人类从物质必然性中超越出来时，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准确把握住真正的自由的，这里有一个逐步摸索逐步逼近的过程，所以艺术冲突的自由性质也应包括真实的自由与虚假的自由的冲突。
（2）艺术中的自由的重心是内心自由
人类有两种自由，一是现实自由，一是心灵自由，人类的多数创造力是为着获得现实自由的，而人类的艺术创造则是为了获得心灵自由的。
（3）艺术必须在表现现实自由中突现人的心灵自由
人类的心灵自由并不是同人争取现实自由无关或凌驾于它之上的神秘的主体性，它首先必须是一种实践的主体性，而不是脱离实践的精神主体性。所以人的心灵自由与他的现实自由是同步的，他的现实自由达到哪里，他的心灵自由也达到那里。如现代西方的先锋艺术是西方人在追求他们的现实自由过程中的心灵自由的升华，而我们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将这些作品生吞活剥过来，不去考虑中国的老百姓正在努力创造的现实自由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人特有的心灵自由，这样的生吞活剥当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五、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
现在，我们终于回归到我们这篇文章的“精神家园”，回到我们要论述的主题上来了。
读者不难发现，我们为什么要从宇宙讲到人类历史，从哲学宗教讲到艺术，再从艺术讲到戏剧，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戏剧不过是全部艺术中的一种特殊的形态，而艺术则不过是人类的自由精神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而人类的全部发展史只不过是全部宇宙发展史中的一种特殊形态，所以弄清了全部宇宙、人类历史乃至哲学—宗教—艺术的力的运动，弄清了它们的最高冲突和最高本质，那么戏剧艺术的最高冲突——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也不言自明了。这就是说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与全部艺术的最高本质一样也是自由与必然性的冲突，自由对必然性的超越。只不过戏剧冲突将艺术中的冲突高度浓缩（集中）了。换句话说，戏剧就是浓缩了的艺术，而艺术不过是稀释了的戏剧。这就是爱尔兰现代剧作家叶芝所说：“一切艺术分析到最后显然都是戏剧”的意思。
戏剧冲突和艺术中的冲突是自由与必然性的冲突，只是戏剧冲突将艺术中的冲突高度浓缩了。
然而，仅仅从逻辑上演绎出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这样得出的结论的论证基础显然是不完全的，我们还应该从戏剧和戏剧发展史本身进行归纳论证，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真正可靠完全的结论，这就叫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戏剧冲突这个概念的是黑格尔，第一次把这种戏剧冲突的性质归结为自由与必然性的冲突的也是黑格尔。但是在黑格尔之前，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人与他的环境、命运（逆境、厄运）的冲突就一直是戏剧家和理论家们认真思索的最核心问题。到了黑格尔的时代，这种思考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在黑格尔出版《美学》论述戏剧冲突半个世纪前，歌德就宣布他发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全部秘密，他说莎士比亚的剧本“全部围绕着秘密的一个点旋转（这个点还没有哲学家看见和确定过），我们自我的特殊性，僭拟的自由意志，与整体的必然性的进程在这一个点上发生冲突。”（《莎士比亚命名日》）到了席勒的《审美书简》里，已有了将自由的快感与灵魂被盲目的自然必然性所控制所产生的肉体感官的快乐加以区别的说法。而与黑格尔几乎同年的哲学家谢林则已经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将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作为他研究悲剧的全部立论基础。他认为，“悲剧性的本质在于主体中的自由和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实际斗争”，“全部悲剧艺术都是以隐蔽的必然性对人类自由的这种干预为基础的。”他特别强调了隐蔽的必然性的盲目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谢林的这种悲剧学说给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理论以直接的影响。
黑格尔提出戏剧冲突，并把它上升到自由（自由意志）与客观必然性的矛盾，这确实是对戏剧理论的重大贡献。但是他对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的解释是保守的。他基于“必然性的真理是自由”这种自由观〈见《小逻辑》158节〉认为在国家里， “自由”获得了客观性，而且生活在客观性的享受之中。因为“法律”是精神的客观性，乃是精神真正的意志。只有服从法律，意志才有自由。当人类主观的意志服从法律的时候，“自由”与“必然”间的矛盾便消失了。那种“合理的”东西作为实体的东西，它是必然的，当我们承认它为法律，并且把它当做我们自己存在的实体来服从它，我们就是自由的。（参见《历史哲学·绪论》）正是在这种自由观支配下，才产生了他关于悲剧冲突的和解理论，即正义永存，个体毁灭式的和解理论。在他看来个人的忙忙碌碌不过是在玩跷跷板的游戏罢了，只有伦理实体即永恒正义才是自由的客观性，个人存在与否，对这个伦理实体来说是无所谓的。这样，黑格尔的彻底革命的辩证法理论引出了一个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他与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
实际上，黑格尔时代的伦理实体、永恒正义以及借以实现的“国家”，也不过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不是别的，恰恰正是人类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的一个证明。因此把自由理解为对这种伦理实体的承认和服从，就是对人类这种必然性的服从和确认，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呢？由此看来，我们讲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时不仅要讲它是自由与必然性的冲突，而且还要讲自由对必然性的超越，否则很容易被曲解到黑格尔式的“自由”中去。
但是在黑格尔关于悲剧冲突的具体论述中我们还是发现了许多精采的东西。这就叫要把一个作家实际提供的东西与他自以为提供的东西区别开来。
黑格尔在《美学》中把最适宜用作剧艺的对象的充满冲突的情境分为三类，在这种条分缕析的阐述中，虽然不时地暴露出他极力维护所谓的伦理实体的保守立场，但是同时也天才地揭示了束缚人类的三种必然性，并主张艺术，特别是戏剧艺术应该用艺术理想来超越这三种必然性：第一是大自然的必然性，实际上就是人类被大自然束缚而无法抗拒的生老病死的必然性。第二是社会的必然性，也就是社会中的自然所造成的必然性。除了大自然的必然性，社会中自然的必然性外，黑格尔还揭示了第三种束缚人的必然性，那就是人的内心自然的必然性。黑格尔认为象嫉妒、贪欲、野心和爱情（应读为情欲）等都是人受自身的自然性束缚的产物。
总之，黑格尔的冲突理论是瑕瑜互见的，一方面它触及了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自由与必然性冲突，并且对人类所受到的三种必然性（大自然，社会中的自然，人心中的自然）的束缚有较深刻的揭露；但另一方面他的自由观是保守的，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是对人的个性的蔑视。
自黑格尔以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冲突成了戏剧家们自觉关注的最核心问题，理论家们在热烈地讨论着，实践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自觉地表现着这个最高冲突，甚至有的剧作家干脆让人物直接呼出：“我起来造必然性的反，我不想做它的奴仆！我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这样激烈的口号。（易卜生《皇帝与盖利利恩人》）劳逊先生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一书中，认为黑格尔之后，对近代戏剧理论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人是布轮退尔，因为布轮退尔发展了黑格尔倡导的悲剧性冲突定律，特别强调了自觉意志对必然性的斗争，而且还断言“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也以自觉意志作为他的哲学和技巧的基础”。自劳逊先生这本书出版（1936年），至今半个多世纪的戏剧理论与戏剧实践也没有能摆脱自由与必然性这个最高冲突与最高本质，而且由于戏剧越来越内向化、哲理化，这个冲突就变得更加自觉、尖锐。
总结以上对戏剧冲突最高本质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集中概括如下：
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是自由与必然性的冲突，是人类自由自觉的自然人化努力与社会和人性中自然人化耗散的必然性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戏剧家表现了他对理想社会特别是对理想人格的无限追求。
六、结语
对戏剧冲突最高本质的研究并不是个人的理论癖好，它确确实实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冲动。长期以来，我们的戏剧家和理论家对戏剧冲突作过大量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但是在这种研究中，对戏剧冲突最高本质的研究还很薄弱，也就是说这种研究还缺乏哲理性、终极性的高度，所以黄佐临先生说：“关于哲理性，我认为这是我们戏剧创作中最缺乏的一面。”（《漫谈戏剧观》）这种情况三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观。如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中把戏剧冲突定义为：“表现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和人的内心矛盾的特殊艺术形式”，这样的定义是一种抽象的、没有质的规定性的概括，可以说仍然停留在经验和经验公式的水准上。而我们现在有一些剧作家也在有意无意地排斥、拒绝哲学修养，认为远水不解近渴，这恐怕是受到了某些平庸的理论研究的影响。其结果是创作水平的长期徘徊。这种情况不禁使人想起恩格斯在一百年前说的一段话：“哲学终究报复了自然科学，因为后者抛弃了它。……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遗憾的是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还是深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把这段话里的自然科学家改成我们某些戏剧家，那么这里说的道理仍然还是很振聋发馈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的戏剧家们的理论和创作不断趋于成熟，人们一定会对戏剧冲突的最高本质投以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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