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之争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四十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K262.9;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11-0093-10
社会科学的发展以社会进步为基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和创新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现实课题和社会文化积累所营造的理论氛围。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通常被认为是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但在1994年，我国学者李向民已经提出：“由于发展经济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学说，而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一次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探索，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发展经济学起源于中国。”（注：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1998年，叶世昌和施正康又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业关系有很深刻的认识，这是中国学者对发展经济学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注：叶世昌、施正康：《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要证明中国学者在20世纪上半期有关经济发展的论述与狭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创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需要以新的视角对20年代至40年代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以下简称立国之争）进行考察。而且这种探讨还具有超出经济学领域的文化意义。
一
与世界上其他农业国或经济落后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思想产生得很早。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中国发展工业经济的主张并没有在思想学术界引起非议，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有改良派思想家和革命派领袖人物的大力倡导，即使有晚清朝廷和北洋政府的政策准许，即使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经营发展，工业经济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还未达到危及中国基本经济结构和文化心态的程度。导致理论界“相安无事”局面被打破的客观经济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从国内情况来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掠夺和压抑，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其二，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不仅形成了与内地农村经济凋敝的鲜明反差，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并连带地触发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则从反面迫使中国的知识层思考摒弃农业的利害得失。
应该指出，当时主张以农立国的并不是信息闭塞、观念迂腐的冬烘学究，如章士钊堪称学界泰斗，曾游历欧洲，董时进为清华毕业生，后留学美国，专攻农业经济学，此后致力于乡村建设理论宣传和实践的梁漱溟曾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讲师，而30年代末力主以农立国的杨开道也是美国密西根农业大学的博士。他们的以农立国主张既有经济上的依据，又有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理由。董时进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注：载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一文中举出的经济理由有两条：(1)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2)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指出：外人染指是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大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故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他还以丹麦为例，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农业立国是能够强国富民的。
章士钊在《业治与农》（注：载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一文中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则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道德文化遭到败坏的担忧。他认为18世纪以后，“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政治法律，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这种经济模式在初始阶段能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当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在《农国辨》（注：载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一文中，他开出的药方是：“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
龚张斧的观点也综合考虑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重因素。他在《农化蠡测》（注：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1926年）。）一文中表示：“立国之道不在物质之文明。而在风俗之淳厚。不在都市之华美。而在乡村之乂安。”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展会造出六种不良后果，首先一条就是危害农业，进而影响社会经济，至于农业的诸种利益，龚张斧特别提到：“农业发达。除衣食日用之品。足以自给外。且可提携工业。（供给廉价原料）而发达之。此时已有农业为其后援。则根基已固。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如今之美国是也。”这是20年代的立国之争中首次出现的农工两业互相促进的见解。
20年代的以农立国论，就其文化理念而言，无疑是传统道德优越感的表露。对此，已有研究者进行过剖析。如罗荣渠指出：章士钊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国粹派们的观点的引申，都是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说到底，是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他们所崇尚的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从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大背景中考察，则可以发现当时“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问题的一种内在的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自然形成为工业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注：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见其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3页。）。这种文化价值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同文化观念激烈碰撞是社会经济出现剧烈变动的必然结果，要从根本上驳倒“农业文明支持者”的立论，“工业文明支持者”不仅需要阐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且必须提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行途径。
二
如果舍象掉20世纪20年代以农立国论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涵义，其在经济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命题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要将它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农业问题怎么办？对这个实际而重大的问题，当时的以工立国论者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最早对以农立国主张提出批评的有孙倬章（曾留学法国）、杨杏佛（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历任孙中山秘书、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恽代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明斋（曾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从事理论翻译和研究宣传工作）等。就经济而言，他们大致从这样几个角度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理由：(1)工业化是历史进步的客观趋势，中国应当赶上历史发展的潮流。如孙倬章在《农业与中国》一文（注：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1923年）。以下所引孙倬章的言论，均出自此文。）中说：“人类社会，为进化的社会；人类历史，为进化的历史，……至于农业，则为保守的，少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当相反；工业为进化的，且速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适相应。”(2)只有实行工业化，中国才能改变受外国侵夺的状况。杨杏佛告诫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吾虽不欲兴工，而欧美之制造家已挟其资本建厂于吾腹心之地，……吾不欲兴，而人将代我兴之”（注：杨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载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8日。）。恽代英认为：由于农业国能够为工业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所以必然成为工业国控制的对象，“结果既以母国之人经济上处处占取优势，而殖民地之土人，必至劳苦而不能自给，工业国之不能离开农业国而独立，岂农业国之幸也哉”（注：戴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载上海《申报》1923年10月30日。）。(3)西方社会的弊端并不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在杨明斋看来，工业化国家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不是工业生产的病，而是分配和财产权制度的病。章君（指章士钊——引者注）不去考察实事只是埋怨工业这真是冤屈了他”（注：杨明斋：《评〈农国辨〉》，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0页。）。为了避免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重蹈覆辙，孙倬章主张：“中国今后之改革，一面须顺应进化之原则，一面须预防将来之流弊；对于经济的改革，宜采循序渐进的社会观的生产，以消除资本主义，俾达到社会主义。”这些论证主要围绕着中国应该工业化，以及工业化有哪些利益的思路而展开，并没有正面回答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发展问题。
另一位注意到农业问题的人是陈宰均。在《工化与农化》（注：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1926年）。）一文中，他主张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和开垦边疆荒地来扩大农民的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工业化。只有农业的发展，“人类幸福。未可全求。是故欲图利用剩余之农产。提高人民之生活。则又非工化不为功。然就他方面言之。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故吾内审国情。外观世界大势。敢决言吾国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宜农化。亦宜工化”。从表面上看，陈宰均的观点具有中庸调和的特点，实际上这却是20年代立国问题讨论的一个深化，它不同于其他论者颇有形而上色彩的思辩方式，把问题的讨论由“应该怎样做”逐步转向“可以怎样做”和“具体怎样做”。只是这种视点的调整并不为论战双方所重视。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没有在这场争论中得到理论上的解答。
也因为如此，立国问题的讨论在30年代中期再次发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农村经济日趋衰败，一批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晏阳初、陶行知）和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如梁漱溟）从20年代末开始在各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理论宣传和反映，梁漱溟认为：“所谓工业化，要在生产技术的进步。此干中国今日社会至为必要，无法否认拒绝。但如何工业化呢？这不能用哲学的口吻立论，须从事实上研究其如何可能才行。于此，我们可以说，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因为，“中国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可是如走近代都市文明资本主义营利的路，片面地发达工商业，农业定规要被摧残。因为农业不是发财的好道，在资本主义之下，农业天然要受抑压而工业畸形发达（这也是我们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路的缘故）。我们不能象日本已经撞过这一关，工商业起来，可以回头救济农村；而是不容再破坏农村，再抑压农业。所以此刻我们唯有到乡村来”（注：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
曾留学日本的经济学教授漆琪生也主张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农业。他在《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注：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1935年）。）一文中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任务“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极的前进发展”，“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机械的理论，与醉心于欧化的学说，静心深入，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则可明悉此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上”。他否认以农业为重心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回到复古的道路，并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由此可见，30年代中期的农业论者对社会经济实际更加关注了，而且他们都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尽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所基于的文化理念至今仍遭到非议，但他把中国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置于农村和农业，显然向工业化论者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难题。而漆琪生的重农理由，则使农业在中国近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系统的表述，这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现代经济中农业与工业互相关系的全面理解。
1935年1月，郑林庄发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注：载《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的文章，认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步地步人，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于工业社会的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因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
第三条路的主张遭到张培刚的批评，他认为：“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使得机器代替了人工，是使得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业制度，是使得工业生产代替了家庭生产，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个时候，提倡农村工业，尤其是把农村工业当作走上工业经济的过渡方法，自然是倒行逆施。因为这样做来，不但是农村不能走上工业化之路，而工业本身倒反回到产业革命以前的那种工业制度去了。”（注：张培刚：《第三条路走得通吗？》，《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张培刚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当时世界先进国家都已达于工业经济，“即令以农立国的国家，他们的农业也工业化了。因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注：张培刚：《第三条路走得通吗？》，《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在此之前，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吴觉农已经提出：“中国的农业应该近代化，换言之，就是工业化，科学化，组织化，集团化。”（注：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王子建也表示：“我们认为这‘工业化’三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如此，都市发达，农村人口减少；但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关系，田地非特不致荒废而且生产可望增加。这才是工业化的真意义。”（注：王子建：《农业与工业》，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8日。）
广义工业化概念的提出是立国之争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理论进展。它表明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发展主张之间，产生了一个涵盖面更广、更为切合中国实际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要求的新理念。这种新理念不是以工立国论和以农立国论的简单混合，而是由两派学者的观念撞击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
三
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前期的立国之争已谈不上实力相当的两军对垒，或者说，这次争论的真正焦点并不在以何立国，而是怎样立国。以农业派的杨开道来说，他尽管坚持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农立国，将来也还是要以农立国，但其农业概念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在他看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中国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要建立一个切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需要，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能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施，农业科学人才，才能慢慢演成一个科学化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制度。第二要教育中国农民，组织中国农民，要他们能取得主动的地位权利。”（注：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1月7日。）如此，“我们将来的农业，似乎可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特殊地位，有几样或者可以居于领袖地位。……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个误国的主张，一个妨碍中国工业化、中国现代化的主张，而是目前中国唯一可走的路，恐怕至少是二三十年以内可走的路”（注：杨开道：《再论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2月25日。）。以农立国自然引来众多的批驳，但对发展中国的农业，却没有人表示异议。而且在进入4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关注力很快转到如何促进农业的工业化问题上。
40年代初，翁文灏（曾留学比利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过清华大学代理校长。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发表《以农立国、以工建国》（注：载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论丛》，资源委员会秘书处印行（1943年）。）一文，对以何立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以农业为中心和以工业为中心这两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太偏，合起来看，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
40年代前期，一批专门探讨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问题的论著相继发表。如戴星如在《战后工业化与农村经济》（注：载《东方杂志》第41卷，第9号（1944年）。）“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相互攸系，工业化之结果，必然促进农业之现代化，使农村经济趋向繁荣；举凡农村之游资，劳力，及农业上‘恶性循环’等，皆莫不受其影响。农村经济变动之结果，亦必波及工业化之前途，诸如工业化使需之原料，市场等皆与之息息相关”，“故一方面农村经济之繁荣须赖工业化以求恢复，他方面工业化亦因农村之安宁富庶而相得益彰”。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戴星如主张利用工业化所造成的有利条件（农村人口减少、工资提高、便利农业机械的使用等），提高农业生产力，而政府的应对措施可以包括：(1)发展农村金融以扩大农业贷款；(2)实行土地国有以适应建立大规模农场之需要；(3)调节生产以使农业经营合理化。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也在几篇文章中对此发表了看法。他指出：从经济原则上说，农业国家是不可能达到富裕的，事实上比较富裕的国家大都是工业国家，因为农业的成本高而收获不多，工业的成本少而利润厚，因此工业国家日富而农业国家日贫，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农业不振兴，实业亦决无发展之可能。如等于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无购买能力，试问实业界所制造出来的商品，谁来光顾购买？贫困的农民徒有希望(Want)，苟无购买能力，则欲望不能成为有效的需求(Effective demand)。有供而无求，是经济恐慌之所由来”（注：马寅初：《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1号（1945年）。）。他进一步强调：“所谓工业化，原不仅指工矿、交通、运输各方面言，农业方面的工业化是一样的重要。……机械工业与农业是相辅相成的。机械工业若不能在农业方面谋出路，其发展的前途也是有限的。反之，农业不能机械化，农民的生活也是不能提高的，而民国工业化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为了促成农业机械化，马寅初重视土地改革的作用，因为，“今日工业化的推进已成为全国舆论一致的要求，则转移一部分农业人口为工业人口是当然之事。农业人口减少，深感影响农业产品的生产量，势必提高农场上的技术水准以抵销农业人口减少之影响。故农业机械化亦当认为工业化当然之结果。以机械替代人口，不仅可以抵销农业人口之减少，并且可以提高农夫之生产力。但今日之小块农田，不适用于机械化，惟有集小农田为大农场，方可达到农业机械化之目的。可知大农场之建立，是今后经济建设计划中之一环，而工业革命与土地政策，必须不分先后，同时推进”（注：马寅初：《工业革命与土地政策》，《新民报》1946年1月1日。）。因此，马寅初特别引用了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一段话：“中国应工业化，但任何工业化，必须以农业建设及土地改革为其基础。”（注：马寅初：《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1号（1945年）。）
在专著方面，比较重要的有韩稼夫的《工业化和中国农业建设》和朱伯康的《经济建设论》。前者出版于1945年，后者出版于1946年。韩稼夫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必然趋势，但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等原因，决定了我国“工业化之实施，因自然环境之影响并不淹没农业生产之重要。盖中国工业化并非舍农业而代以工业，实以工业推动农业，藉农业以树立工业，犹之苏联及美国，在极高度工业化进展之中，农业生产亦不偏废也”（注：韩稼夫：《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页。）。对工业化的农业建设，韩稼夫从农业技术之科学化、农场作业之机械化与电气化、农产品之商品化、农业组织之现代化、农地使用之合理化、农业经营之资本化等角度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
朱伯康（曾留学德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在《经济建设论》中专设《农业建设》一章，其中指出：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正宜在工业化开始时期，即励行农村工业化，以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联系，使二者互相辅助，联合发展”。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欲使经济建设有全般之推进，则关于劳力、资本、市场、原料等项，须仰赖于广大之农村。是则农村经济之改变，实为农业建设首要之举”，“改变农村资本，使农村劳动力有充分之利用，莫如使农村工业化”（注：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1页。）。怎样实现农村工业化？朱伯康提出了两条途径：“一为改良旧有之手工业，增加工业贷款，改善其设备，工具，技术与组织，使其生产能力扩大，出品之品质能改进为原则。二为新式工业向农村分散，使工业迁就于低廉之原料与过剩之劳力，增加国防之安全程度为原则。”（注：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2页。）至于农业生产，朱伯康认为：“近代农业之发展，实得益于工业之促进”，因此，“农业本身之建设，在今日，实属于科学与技术之范畴，换言之，现代农业，实为科学化与机械化之农业”（注：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3页。）。具体而言，“农业工业化，并不仅指大量技术应用于农业上，如集体农场或完全机械耕种等类，而是指在原有土地的地位上，顺应其土性，温度，湿度，并市场经济环境，从事于最适宜最有利之生产，并适应此种生产，而采取最适宜的技术”（注：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4-75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调整现有的土地制度，以利于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稳定农业生产，同时他建议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大农业投资，开展农业科技研究，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重视农业人才的罗致和训练。
此外，40年代前后提出类似理论见解的还有多人。如刘大均（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预言：为了适应未来经济的发展，农业改革的目标应是“使农业本身渐具工业型态”（注：刘大均：《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90页。）。长期从事工业理论研究的谷春帆意识到：“中国工业化问题，与中国农业改革，是一个问题。脱离农村即无工业化可言，中国工业化不能平白地建立工业，是要将根深底固的农业，尽可能尽无磨擦地改变为工业。”（注：谷春帆：《中国工业化之前提》，《经济动员》第2卷，第2期（1938年）。）顾翊群（留美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代理常务次长、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四行联合总管理处秘书长等职）主张：“积极提倡农民使用现代技术及工具，以求农村工业化之早日完成，国民经济之均衡发展。”（注：顾翊群：《中国战后农村工业化问题》，《中国经济建设与农村工业化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3页。）方显廷（曾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导师兼研究主任）强调农工两业要平行发展，因为“农业与工业各为经济活动之一部门，前者生产食粮与原料，后者则就食粮与原料加工制造，变换形式，增加效用。农工两业互相联系，农业对工业供给食粮与原料，工业对农业供给制造品。一业进步，对于他业恒有良好之影响。农业进步，则工业所需之原料食粮价格低廉；工业进步，农民亦能获得廉价之制造品。生产事业，农工分立，各专一业，可收分工之利”（注：方显廷：《论农业与工业之关系》，《战时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3页。）。同样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刘君煌在《中国农业经济的趋势》（注：载《新经济》第3卷，第6期（1940年）。）一文中归纳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四个特点：(1)由自给的农业向商业的农业进展；(2)由简陋的农业向科学的农业进展；(3)由地方经济阶段的农业向国家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阶段的农业进展；(4)由物物交易经济阶段的农业向货币经济阶段的农业进展。阎鸿声认为：“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形成农工联合的共同发展，然后方能发挥建设经济之伟大的作用……因为工业可以改造农业的基础，而农业又是稳定工业的柱石。只有在这工农相互协调的政策的运用中，始能实现建设国民经济之伟大的任务。”（注：阎鸿声：《现阶段国民经济建设之动向的把握》，《中国经济》第3卷，第8期（1935年）。）
显然，通过以何立国的长期争辩，学术界逐渐就工业化中的农业发展问题达成了共识。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培刚，得以运用西方现代的经济学说，结合自身参与农村经济研究的实践，系统地提出了规范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四
张培刚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短短几年就相继完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等专著的写作（前三种分别于1936年、1938年、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发表了20余篇有影响的论文。这些论著以大量第一手调查统计材料为依据，揭示了粮食同人口居住方式以及经济活动区位化的内在联系，归纳了粮食运销成本构成的若干规律，分析了农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具有本身的原创价值和实际意义，而且对张培刚后来创立农业工业化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使他认识到农民、农业和农村在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为他进行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3)初步形成了若干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思路（注：参见廖丹清《三部中国版的农村经济学——张培刚教授早期经济研究述评》，谭慧编：《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1941年，张培刚赴美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主修工商管理、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农业经济等课程。1945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这篇论文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1947年，哈佛大学将它列入《哈佛经济丛书》，于1949年出版。1969年再版。1951年，墨西哥出版了此书的西班牙文版。它还获得了哈佛大学的一项最高荣誉奖——1946-1947学年度大卫·威尔土(David.A.Wells)经济论文奖金。先后获得这一奖项的西方经济学家有张伯伦(Edward.H.Chamberlin)、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等。哈佛大学教授认为：“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就算是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早最有系统的著作了。”（帕金斯(Dwight.H.Perkins)语）（注：转引自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第280页。）“培刚·张，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要晚好些年，因此培刚·张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金。”（注：转引自何炼成《我心目中的培刚师》，谭慧编：《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第275页。）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土表示：这部著作对他的思路曾经有过深刻的影响，并且他非常惊讶，这部著作当年竟然预料到如此多的为后来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注：参见加拿大迈伦·戈登教授致张培刚的贺电，谭慧编：《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第4页。）。80年代初，一位来华讲学的世界银行外籍学者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者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注：转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20页。）
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张培刚提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观点，其中许多见解是首创的，其重要者有：(1)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农业对工业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基础；(2)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3)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先行官”作用；(4)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5)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的问题。在这些理论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培刚关于农业对现代经济的贡献、关于工业化应当包括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关于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比例变化等问题的阐述。如关于农业的经济贡献，张培刚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方面揭示了农业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并且已经注意到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作用。这确实要比西方经济学家所概括的“四大贡献”或“五大贡献”起码早十几年（注：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提出农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出口获取收入贡献。该书出版于1961年。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工业化的概念长期以来是在狭隘的意义上被使用的。而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导论中，张培刚已经明确提到：“工业发展对于农业改革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或者相反，农业改革对于工业发展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于一般工业化的过程以及影响这种过程的基本因素，必须加以研究；对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加以分析；并且对于工业与农业发展时的相互影响，亦须加以讨论。”（注：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在该书的第六章中，作者又写道：“任何一个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并不一定就表示该国的制造工业将要变得独占优势。一个国家，即使它的农业生产仍居优势或与制造工业并驾齐驱，只要它的运输业和动力业已经现代化，农业已经根据科学路线‘企业化’(Enterprised)了，我们仍可认为它是工业化了的国家。”（注：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以上两例，清楚地表明张培刚在40年代中期完成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研究在当时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实际上为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丰富奠定了基础。接下来需要分析的是：促成张培刚取得如此重要的学术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根据本文的叙述和归纳，中国学者从20年代就开始的立国之争及其不断深化的认知程度，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是张培刚攀上世界经济学理论高峰的肥沃土壤和坚实平台。中国人不乏现代的经济学智慧，但较早的留学生很少把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如马寅初的博士论文题为《纽约市的财政》，陈岱孙的博士论文题为《麻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赵迺抟的博士论文题为《理查·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1949年，蒋硕杰的论文《在投资的宏观动态分析中恢复时间维度的运用》也曾在英国经济学界引起重视。立足于本国的经济研究，使张培刚占据了独特的实证优势，如他本人所说：《农业与工业化》写成于40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酝酿，却早在三十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以及毕业后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时，便已开始。当时我经常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将如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注：张培刚：《自序》，《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第1页。）。
另一方面，优秀的现代经济学素养、不畏艰苦的理论创新精神，是张培刚成功的重要个人条件。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作者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如一般均衡分析方法(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局部均衡分析方法(Partial Equilibrium Approach)、区位理论分析方法(Approach from the Location Theory)。同时，大胆引进了当时最新出现的理论，如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整竞争理论。必须指出，张培刚对主流或前沿经济学方法的使用，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所创新的。在吸收、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对既有的分析方法和学说体系进行修正和补充，这使张培刚的研究具有了原创性，再通过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的专业语言表述（语言形式和表述方法对思想沟通十分重要，它确保一种学术创见能准确地传递到世界同行之中），其在国外经济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张培刚个人的理论创新不仅严密和科学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发展农业问题上的认识水平，而且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国际规范化，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质的提升。
从20年代立国之争到4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其间所显示的演进轨迹对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颇有意义。首先，由于这场立国之争是围绕着中国经济转型最核心的问题而展开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中国传统的农业思想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立国之争促使人们对它进行彻底的反思，农业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在封建农本观念遭到扬弃的同时逐步形成；工业化是国人在进入近代以后的经济理想，立国之争把这种理性的发展目标推进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广义工业化概念的提出则使它建起了牢靠的支点，工业化理论由此而成为可操作的、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主导意义的经济学说。将这视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嬗变的标志之一，应该并不过分。其次，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加强了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宣传，但这种宣传鲜有新意，正如胡寄窗所说：从“五四”到解放前夕，中国的经济学著述“尚处于‘述而不作’的阶段。……再加仔细考察，则二十年代及以前基本上是‘译’而不‘述’，三十年代是且译且述，到四十年代之末才是比较准确的述而不作。这个总的倾向，不仅适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此外的各经济学分支学科”（注：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418页。）。在胡寄窗的分析中，张培刚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只是少数几个特例之一。但如果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出发，把张培刚的理论建树看成立国之争的逻辑结果，看成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必然发展，看成是现代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则这一特例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
可以从经济和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意义：就前者而言，发展经济学的创立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所提出的紧迫任务，经过中国经济学家们长达二十多年的思考和讨论，最后由学贯中西的张培刚以创新的思维、规范的方式作了系统的提炼而完成的，它的创立同时也表明，中国的经济思想已经发展到能够孕育和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说的水平。就后者而言，第一，立国之争的深层原因是文化观念的冲突，经济变动是文化冲突表面化和激烈化的催化剂。反过来，要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矛盾，推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正确的途径。广义工业化概念的形成，发展经济学的创立，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和指导，从而也就使传统农业观念为现代工业化理念所替代成为可能。因此，经济思想的发展也就是文化的发展。第二，文化的发展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同观点的争论并使之不断深化是其中之一。以农立国的最初主张是有偏颇的，但它却给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命题。只有在广义工业化思想日趋成熟时，陈旧的农业观念才偃旗息鼓，这正好显示出争论存在的理由。第三，现代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国际间的交流，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感悟是独具个性的，一旦这种个性与国际上的现代理念相融合，它的典型性才更具文化价值，它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先进文明的一部分。在这方面，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一个例子，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更有说服力。
如今，立国之争作为一次中国国情的学术大讨论已是历史事件，发展经济学也经历了几次深化，但这一理论创新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探索的精神，仍不失其有益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3-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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