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困难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选择_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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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1年以来,世界经济仍然在复苏的进程中踯躅。上半年负面因素出现不少: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面不断扩大,自然灾害对部分国家早已脆弱的经济造成更为沉重的打击,西亚和北非的战火相当程度上干扰了复苏大计。总体上看,全球复苏的症结仍然是在发达经济体的身上,其经济政策对自身的帮助不大,却给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很多隐患。从目前来看,发达经济体已然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实体经济,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但是,“二次工业化”的口号响亮,却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实现了稳步增长,外贸增速虽然回落但贸易顺差扩大。虽然政策持续收紧,但通货膨胀已趋严重,CPI创三年新高,人民币信贷和外汇储备都持续走高。公共财政收支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与民生相关的支出比重接近50%。在“四大关键词”编织的世界经济困局下,中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优势,如何发挥内外兼顾的政策效应,考验着中国对该项宏观工具的驾驭能力。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及世界经济困局

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征可以用“四大关键词”来概括:经济增长、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财政整顿。虽然各国面临的问题各有侧重,但是这“四大关键词”在国别层面依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集结”,形成合力,影响着全局。应对此局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具有“双刃剑”的特征:运用得当,可能解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困局;运用不当,“四大关键词”就会相互作用,一环套一环,经济形势就会越发复杂,甚至产生经济“崩盘”的风险。如何在短期和中长期处理好这四个关键问题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在全球层面的再平衡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是当前所有经济主体都应该重视的问题。

(一)“关键词”之一:经济增长

进入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仍然处于金融危机过后的调整复苏阶段,复苏特征可描述为“温和”。

1.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

首先,全球经济在总量上是扩张的;其次,全球经济的增速不稳定;第三,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构不均衡。目前,发达经济体疲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始终没有培育出来,在较长的时间内都难以出现突破性增长;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持续强劲,资本大量流入,推动经济产生过热迹象。各经济体的情况相互综合、抵消,使得全球经济体现温和复苏的特征。

2011年第1季度,全球经济的折年增长率为4.3%,第2季度出现轻微下滑,预计全年增长率要显著低于2010年。IMF预计全球经济活动在2011年下半年下行风险将显著增加,全年经济增长放缓,并调低了GDP增速的预期。IMF预计,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3%,发达经济体2011-2012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4%,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11-2012年的平均增长率预期为6.5%,均低于2010年的水平(图1)。

图1 全球GDP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1年6月17日;虚线部分为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值

2.全球经济增速趋缓的原因

全球经济增速趋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新情况、新问题给经济增长速度造成压力。上半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财政失衡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海啸并引发核泄漏事故,欧元区边缘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形势严峻并显示出向核心国家大面积传导的迹象,新兴市场国家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存在“硬着陆”的危险,西亚北非战争不息、政局动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地区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这些都是阻碍经济加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不明显,反危机措施和特别支持措施面临到期,财政压力已接近极限,扩张政策无法持续。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际效果和预期相差甚远,第二轮量化宽松即将结束但也没能提振经济、扩大就业,美国官方修正的2011年1季度GDP的增速仅为1.9%。对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来说,特别支持措施也没有使他们走出危机的阴影,甚至看不到起色,但各项措施所赢得的时间即将耗尽。

第三,新的危险链条正在形成。由私人债务危机引发银行债务危机,政府救市又由银行债务危机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经济风险已经由金融转到了财政领域,财政“兜底”的能力不足,就使危险外溢,现在债务成为外溢出口,形成了新的危险链条。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通过各国相互持有债务的金融联系进行大面积传播并阻碍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债务扩张提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并积累新的资产泡沫,加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旦链条破裂将会给经济造成更为严重的打击。

第四,经济政策接近失效。经济政策的焦点集中在减少赤字、降低债务,而发达经济体对培植新的增长点、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则不够重视,在这些国家找到既促进经济增长、又有效整顿财政和金融的办法之前,为了解除财政方面的首要威胁,只能暂时放下经济增长,而没有看到解除危机的基础正是实体经济的好转。在经济无上行的动力、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要想消除赤字,只能“以债养债”,形成恶性循环。

第五,市场信心不振而且趋于恶化,减缓了经济活动。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财政状况不佳降低了市场投资信心,使得全球资本市场萎靡、对发达经济体的实体投资减少、投机性加大;另一方面,油价高涨、日本灾害的发生都打击了消费者信心,而经济长期低迷,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促使消费疲软。

3.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从中国来看,在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国际政治和军事复杂多变、国际热钱不断涌入、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经济增速也有所回落。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9.6%,较去年同期的11.1%回落1.5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8%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且工业增长出现加速,夯实了整体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基础。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然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和中坚力量。第2季度中国GDP数据发布以后,市场信心显著提升,据国内外机构预计,2011年中国GDP增幅仍将达到9.3%。而且,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不但提振了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心剂,全球股市大振。由于经济政策较好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经济得以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渐加强,仍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和有力支撑。

(二)“关键词”之二:债务危机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多米诺骨牌”的扩散效应下,其他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经济体的主权债务问题日渐暴露,成为影响经济复苏的一个长期性因素。在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财政赤字几乎失效的情况下,扩大债务就成了发达经济体的“救命稻草”,而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积累的大量隐性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也是一个长期威胁。因此,债务危机是当前世界经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1.债务规模攀升

目前发达经济体国债规模庞大,压缩困难,且在此基础上,各国仍然在按计划发行政府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总额逐年攀升,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总额则呈现下降趋势(图2)。从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来看,OECD预测,到2011年全部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GDP比率将超过10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发达经济体该指标将在2011年首次突破100%,到2016年进一步上升到107%,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112%、86%和250%。

图2 全球政府债务规模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监测报告》,2011年6月17日;虚线部分为预测值。

2.债务危机扩散的原因

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在欧元区边缘国家,一年来没有在欧洲内部消化,却大有扩散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欧元区货币统一、财政分散的体制,使得财政政策成为国家层面唯一发挥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财源不足以弥补赤字,只能寻求借债,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债务风险不断积聚,加之国家层面的财政支出缺乏监督和制约,就点燃了主权债务危机。第二,各国债务的相互持有,使主权债务危机影响范围扩大。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联系,其中各国债务的相互持有是其重要表现。第三,债务风险政治化,具体表现为民众反对、党派斗争、政府的道德风险等,使得危机处理缓慢,错过了最佳救助时机,巨额利息不断增加,主权债务危机这把火得以越烧越旺。第四,相关措施不得力,使得主权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和债务水平很高的国家的减债措施集中在削减支出,但忽视了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利于债务危机的解除。虽然经济低迷的时候不宜增税,但通过培育经济增长点增加收入的最基本的方式不应被忽视。

3.债务洪流下中国不能独善其身

外因和内因共同决定了中国在这场债务危机的洪流中不可能独善其身。

首先,中国被动卷入债务危机的洪流。中国持有1.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国债不能持续,中国就会蒙受损失。在希腊债务危机中也不得不承担救助责任,中国被IMF指派承担了其中约11亿欧元的份额。另外,资本的“逐利性”使大批游资从欧洲流到中国,从而加大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资产泡沫等风险,并给经济结构调整带来阻力。

其次,中国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据高盛估算,到2009年年底,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占GDP的48%。截至2010年6月末,中国商业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积聚了绝大部分地方债务风险。此外,还有很多隐性债务没有纳入估算范围,说明地方政府存在着较大的债务风险,甚至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

中国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债出多门”,举债主体并不限于财政部门,还有各类融资平台,甚至是其他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使得债务缺乏科学管理。第二,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比重较大,难以统计和约束。第三,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缺少主体税种,稳定财源难以形成,只好寻求借债。第四,地方没有发债权,难以在债券市场公开筹融资,只能通过隐蔽方式借债,使债务缺乏透明度,难以监管。第五,反危机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催生了大量地方投融资平台在银行融资,积累了较大的债务风险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第六,2008年以来,中国出台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速放缓。第七,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趋严,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力度加大,使得地方政府独立偿债成为无源之水,债务风险进一步放大。第八,地方债务的管理落后,缺乏科学的统计与核算,缺乏有效的规划,没有相应的标准,从而无法通过各项债务指标建立预警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举债的盲目性较大。

由于存在着较大的债务风险隐患,中国政府职能的发挥、内需的扩大、社会稳定的持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居民的福利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阻碍。一旦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条断裂,债务风险演化为债务危机,中央财政就要成为危机的最终承担者,如果财力不济,也不排除会产生债务违约的严重情形,从而威胁国家安全。

(三)“关键词”之三:通货膨胀

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在新兴经济体表现较为严重,但是发达经济体内部也存在着通货膨胀因素,由于通货膨胀具有传导性,已经开始从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蔓延。因此,通货膨胀也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这就引出了目前存在的一种广泛的担忧:实体经济“滞胀”风险正在上升。

1.通货膨胀的基本情况

全球通货膨胀从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的3.5%上升到2011年第1季度的4%,对全球通货膨胀的预期也进一步提升。与4月的预测相比,IMF对各大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预期都有较大提高。同时,IMF预计新兴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今年将上升6%,过热迹象因信贷快速增长或资产价格上涨而愈加明显(图3)。

2.2011年通货膨胀范围扩大的原因

图3 全球平均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度同比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1年6月17日;虚线部分为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值

第一,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产生刺激,尤其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总发电机”。一方面,在美国国内,自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推行以来,大量货币涌入市场,但是,美国不景气的市场容纳不了这么大的流动性,推升了本国通货膨胀的同时,也没有解决失业问题,使经济走向“滞胀”的边缘。另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的流动性必须要有地方释放,便从美国流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另外,通货膨胀能够稀释债务,可以通货膨胀风险换取债务安全,即通过所谓的“债务货币化”来降低债务风险。

第二,发展中经济体是通货膨胀的重灾区,也是其全球传递的“导线”。在“总发电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作用下,追逐收益的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推升了后者的物价与资产价格,而通货膨胀也会从这里向全球输出。

此外,中东、北非的战争和政治风险导致原油供应减少,原油价格暴涨,并推高了全球的生产成本,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3.中国积极应对通货膨胀

从中国来看,中央银行为了治理异常棘手的复合式通货膨胀,2010年以来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最高点,2011年连续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缩紧银根、地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6月份CPI仍然再创新高。

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仍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2011年第1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达到1414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单个季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峰值,这意味着2011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可能创出历史新高。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会导致外汇储备飙升,加大央行冲销压力。一旦冲销不完全,就会加剧中国国内流动性过剩,推高通货膨胀率或资产价格。①

(四)“关键词”之四:财政整顿

与2010年上半年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并存的局面相比,很多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状况已经由财政风险转化为全局性“财政危险”,因为尽管经过很大力度的财政整顿,但部分国家的财政状况仍然愈发困难。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问题愈演愈烈,它带来的财政风险是结构调整的压力,更多体现在政策层面而非全局。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各大经济体的财政状况将好于2010年,预计全球赤字率从5.5%下降到4.6%,发达经济体从7.5%下降到4.6%,新兴经济体从3.7%下降到2.7%,低收入经济体从3.1%下降到2.9%。并且财政状况具有持续改善的趋势,但财政平衡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

从国别来看,在美国,战争费用、金融危机刺激计划令美国的财政支出急剧膨胀,加之长期巨额的福利支出,美国财政状况在最近几年显著恶化。美国整顿财政目标是减支为主,增税为辅。奥巴马总统特意成立了两党共同领导和参与的赤字削减委员会,努力平衡联邦预算。2010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赤字削减提议已在众议院通过,要求削减总额为3.7万亿美元赤字。日本重建支出急剧攀升,预计会陆续出台补充预算进一步扩大支出,使财政陷入困境。日本进行了两次补充预算,一次总额为GDP的0.8%,一次总额为19988亿日元,前次已经通过,后次已送交参议院。面临灾后重建的国家还有新西兰,约占2011年GDP2.75%的资金将来自中央政府借款,不但会增加赤字率,也会增加国债负担率。在欧洲,从国家层面和欧元区层面都正在从增加收入和缩减支出两方面进行着大规模的财政整顿,在英国建立了财政委员会,在德国实行了平衡预算的宪法规则。在新兴和低收入经济体,随着通货膨胀而来的财政补贴增加,导致财政压力加大。中东和北非的财政赤字增加来自政治动荡的应对措施,包括扩大补贴,提高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增加现金转移,削减税收等。

目前,国际社会对财政整顿效果的呼唤愈发强烈,但是重整财政是需要“水平”的,不能一味让财政成为“兵来将挡”的“将”和“水来土掩”的“土”,否则,不但财政不能持续,还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成为下一轮经济危机之源。

(五)“四大关键词”编织的世界经济困局

在分别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四大关键问题之后,我们发现这些问题的形成和发挥作用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使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形成若干困局(图4)。

1.“经济增长—债务危机—财政整顿”的困局

为了实现经济复苏,大量债务被迫产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打破了“借贷的繁荣”,让危机后本就脆弱的经济增长更加脆弱。主权债务危机的治理是要有效减债,这就需要“开源节流”,即增加收入、压缩支出,进入财政整顿的程序。增加收入的基础是经济增长,但财政整顿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抑制作用,支出具有刚性,剧烈压缩会加大政治成本,也会损害就业,当局不愿推动。最终导致财政整顿停滞不前,收入增加不了,支出压缩不了,只能通过扩大借债来争取时间,结果是债务积累越发庞大,债务风险越发严重。

2.“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滞胀”的困局

为了实现经济复苏,各国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但由于美国、日本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欧盟国家不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导致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缺乏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空间,产生的流动性无法在本国消化,由利益机制外溢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自身的扩张性政策对经济复苏有效,但产生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再加上外溢性资本流动产生的通胀效果叠加,则陷入严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过对外贸易等机制向外传导,但在发达经济体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发生通货膨胀,则陷入“滞胀”。

图4 “四大关键词”编织的世界经济困局

3.“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财政整顿”的困局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持续的资本流入还可以推升资产泡沫,私人负债增长迅速。在这种情况下,资质较低的经济主体能够较为容易地在市场进行债务融资,使得债务质量被降低,债务风险积聚,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向财政风险转化,在财政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则需扩大国债发行,从而加大政府债务压力。如果主权债务规模已经足够大,则有可能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大量国债的发行将导致利率的上升,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国债偿还必然是来源于税收,居民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两种情况都将降低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效果,而较大的还本付息压力会阻碍财政的可持续,必须进行财政整顿。这样就回到了第一个困局所涉及的问题。

对当前四大关键问题编织的世界经济困局进行分析可知,解困的关键在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解困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实体经济创造物质性的社会财富,而不再是虚拟资产。而通过发展实体经济解困的突破口在第一个困局,当第一个困局解开后,第二和第三个困局也就容易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发达经济体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破解这样的困局,这其中起作用的有利益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搭便车的心理等等。尤其是美国,凭借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主导作用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不断成功地制造着美元回流,因此,美国不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可以通过发行货币,降低币值来变相地债务重组,稀释债权。另外,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美国也没有动力整顿财政,因为这会更加拖累经济增长。

发达经济体在短期内大多还是在利用“以债治债”的方式争取时间,但是否真的会在实体经济发展上下工夫,还不能预见,但可以预见的是,距世界经济的全面解困还有相当的时日。

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财政收支状况

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偏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翘尾因素和食品价格上涨推高6月CPI,物价有上涨压力,但是可控;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外贸增速回落态势进一步明显,贸易顺差扩大;房地产投资依旧高速增长;人民币信贷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持续走高,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明显上升。

(一)宏观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1季度增长9.7%,2季度增长9.5%。与去年同期相比,GDP增长速度放缓。从环比看,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00亿元,增长3.2%,占GDP的比重为7.68%;第二产业增加值102178亿元,增长11.0%,占GDP的比重为49.97%;第三产业增加值86581亿元,增长9.2%,占GDP的比重为42.35%。与去年同期相比结构保持不变。

(二)翘尾因素和食品价格上涨推高6月CPI,创三年来新高

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4%,创三年以来新高。其中,城市上涨6.2%,农村上涨7.0%;食品价格上涨14.4%,非食品价格上涨3.0%;消费品价格上涨7.4%,服务项目价格上涨4.0%。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3%。其中,城市上涨0.2%,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上涨0.9%,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上涨0.4%,服务项目价格持平。

(三)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支出增速大幅度提高

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2076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706元,同比增长2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7%。其中,工资性收入同比名义增长20.1%,家庭经营收入增长21.0%,财产性收入增长7.5%,转移性收入增长23.2%。

上半年,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实际增长5.9%,低于去年同期1.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实际增长16.2%,高于去年同期7.7个百分点,增速明显。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66.3%,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现金支出占人均现金收入60.5%,农村居民收入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外贸增速回落态势进一步明显,贸易顺差扩大,6月出口创新高

据海关统计,1至6月,中国进出口总值17036.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8%。其中出口8743亿美元,同期增长24%;进口8293.7亿美元,同期增长27.6%。累计顺差449.3亿美元,收窄18.2%。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016.9亿美元,增长18.5%。其中出口1619.8亿美元,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19.4%放缓到17.9%,月度出口规模刷新了上月刚刚创下的1571.6亿美元的历史纪录;进口1397.1亿美元,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28.4%放缓到19.3%。贸易顺差从5月份的130亿美元增至223亿美元。

(五)人民币信贷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持续走高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8.08万亿元,同比增长15.9%,比上月末高0.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7.47万亿元,同比增长13.1%,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8.1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4.4%。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10亿元。

受贸易顺差影响,2011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975亿美元,同比增长30.3%。6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4716元人民币。

(六)货币政策持续收紧,但房地产投资依旧高速增长

为治理通货膨胀,央行自去年1月动用了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截至今年6月底,央行已经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2次,加息4次,市场流动性整体趋紧,增加了房地产企业获得资金的难度,也提高了购房者的成本。

但受前期房地产市场价格比较高,利润率相对比较高的影响,开发商的开发力度有增无减。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依旧保持高速增长,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6250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住宅投资18641亿元,增长36.1%。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441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9%。

(七)财政收支状况良好

从财政收入走势看,受年初进口大幅增长以及部分上年末收入在今年初集中入库等因素影响,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6%,3、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分别回落至26.7%、27.2%,5月份扣除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增加较多因素后收入增25%左右。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0055.76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2176.36亿元,增长27.6%。下半年,受经济增长趋缓和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等因素影响,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将有所回落。

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526.03亿元,增长31.2%。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8918.62亿元,同比增长27%;地方本级收入27957.2亿元,同比增长35.9%。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非税收入6847.39亿元,同比增长44.5%。

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支出44435.1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623.78亿元,增长31.4%。其中,中央本级支出8123.96亿元,同比增长18.1%;地方财政支出36311.18亿元,同比增长34.8%。

三、“四大关键词”困局下中国财政的应对之策

“四大关键词”编织的困局是相对于世界经济来说的,中国作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员,自然也要面对现实,不能逃避。由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较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尚能很快振作,在当前的困局下,只要应对得当,迅速发展实体经济、积累社会财富,就能“独善其身”。当然,中国也应该“顺势而为”,在世界范围内“财政整顿”的洪流中,努力消除经济运行中业已存在的财政威胁,但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就需要把握关键。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发展势头尚好的时期,更不能忽视隐藏在基本面下的风险因素,只有把握时机消除“隐患”,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持续向好,而不会走向“硬着陆”。

(一)发挥财政政策优势,在困局中保护中国经济

在上述三大经济困局中,财政处于核心的地位,在经济良性发展的环境下,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优势,成为在世界经济复杂困局中中国经济的“护卫者”。

首先,在“经济增长—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困局中,财政政策不但是治理债务危机的直接手段,也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引导经济增长步入良性轨道的有效手段。

其次,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滞胀”困局中,财政政策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复苏的首选举措,也可以充当消化、储备外部资本大量涌入的“蓄水池”,吸收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也能有效促进就业,使经济摆脱“滞胀”困扰。

再次,在“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困局中,财政政策可以防范资产泡沫化和私人债务扩张,可以通过控制国债发行规模,降低“挤出效应”的影响,促进投资和消费。

在发挥财政政策优势的基础上,要吸取欧洲债务危机的教训,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积极治理内部结构失衡的同时,把握好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的“度”,保证财政可持续。第二,不能以经济长期增长为代价,过度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可以在控制财政成本的前提下,通过短期发债,给长期调整争取时间。同时,加速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启动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为未来偿债打下物质基础,形成以经济养债的良性循环。第三,分解目标,分清主次,处理好四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将治理通货膨胀、化解债务风险、缩小收入差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任务分别确立为短期、中期与长期目标。同时,密切把握形势,及时作出调整,发挥出财政政策的主动性、灵活性以及最大效力。第四,在财政能力增强的基础上,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行业、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实质性的缩小,增强居民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第五,注重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对经济运行实施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二者不可偏废,同时要考虑到政策的搭配方式和时滞影响。第六,进一步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职能和责任,在解决市场失灵的同时,要防止政府失灵,尤其是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要把握财政救助的时机、规模和力度。

(二)“经济增长—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困局中的财政政策选择

在“经济增长—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困局中,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持财政平衡。其理论支撑为“国债余额/GDP指标稳定且下降的条件是:经济增长速度-(利率-通货膨胀率)>0。一方面,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尽力争取较高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降低利率,容许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同时,通过结构改革保证基本财政收支平衡”。②所以财政政策的具体安排要有助于当前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平衡目标。

第一,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债务危机的治本举措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政政策应把握住这一主线。为此,财政要支持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支持以教育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技术升级和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与危机过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目标协调一致,努力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防止欧美等国家“二次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大力支持扩大内需,从调整国民收入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就业、加强社会保障、转变消费方式、拉动农村消费等方面促进消费,从优化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调整政府投资方向、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着重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促进投资;加大对出口的支持,把握危机时期对廉价品、必需品的外需增强,财税措施应引导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借此机会使中国产品站稳脚跟。

第二,认识危机中财政平衡的重要性,应注重日常开源节流,防患于未然。实现财政平衡要把握三点:做好预算、收入稳定增长、节约支出。在预算方面,要细化预算编制,按照新的政府收支分类,将各项收支预算细化,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增强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在收入稳定增长方面,尽可能地取消、削减部门收费,能纳入税收的纳入税收体系,不能纳入税收的要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同时,从严依法治税、推进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办税公开制度等方面完善税收体系。在节约支出方面,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提高资金支付效率,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公务消费管理,同时保证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等基础领域分配到更多的财政资源。此外,还要对浪费财政资源和财政腐败行为提高监督力度,并加大违法、违规的惩罚力度。

(三)“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滞胀”困局中的财政政策选择

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滞胀”困局中,关键是如何控制外溢性资本流入。

在控制外溢性资本流入方面,可以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将超额石油天然气收入储备起来。中国可以将大量涌入的外部资本储备起来,运用不同的管理办法和投资渠道,一部分用于投资,扩大财富,在危机后用来救市;另一部分则专门用于社会保障,缓解收入分配的压力,为老龄化危机作储备。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恰好可以充当这样的一个“蓄水池”,应该趁现在大量热钱流入的机会,增强主权财富基金的力量。但要明确的是,应该改换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标,还原其本来的作用——稳定和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的作用,当前更是可充分发挥冲销市场过剩流动性的作用。

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可以将涌入的热钱按照一定比例计入主权财富基金的基础部分,用于养老金储备,中央政府授权财政部全权负责这部分资产的外汇结构分配、比重及期限的确定,并确认资金的管理程序及投资方向和投资比例。财政部每季度、每年要向政府提供这部分资产的收入及其使用的报表,并在财政部网站上公布这些数据和资料的报告。另外部分也要通过合理投资获得安全收益,从而保值增值,专门用于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处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冲销热钱,降低通货膨胀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利,特别是改善养老人员生活、补充养老金体系,实现资源收入更好地在现代人与后代之间平衡利用。

(四)“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困局中的财政政策选择

在“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困局中,关键是如何控制债务发行规模和国债投资的安全性。在这方面,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对中央和地方的债务状况做全面清查和评估,尤其是掌握地方债务的规模和性质,测算中国的最优债务规模,确定风险预警线,并将执行情况与财政补贴和奖励挂钩,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第二,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严格担保条件,确保债务人不发生债务违约。允许条件成熟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将隐性债务显性化,与此同时,做好监管、社会执行、招标细则、绩效标准、惩罚规定等工作,形成高效运行的体制机制。否则,新老制度混杂,只会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第三,在保持一定债务水平的基础上,要对私人部门债务进行有效管理,防止从私人债务风险到政府债务风险,再到主权债务风险的一系列转化。

第四,对其他国家的国债投资要小心谨慎,反复论证风险,并保持投资的流动性。中国目前应将美国国债投资作为短期政策,防范美国政府作为巨额债务人通过货币贬值等方式稀释债务,使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中国蒙受巨大损失。在投资方向多元化的基础上,将外汇储备用于养老保障等长期债务。

第五,如果将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则要建立国债投资项目的质量保证体系,完善国债投资项目管理法律法规,对国债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第六,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健全地方税制,确立地方主体税种,使地方拥有稳定的财源,地方债务的偿还也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的管理。防范地方债务风险转化到中央财政。

(五)在开放视角下发挥中国财政政策破解世界经济困局的作用

本次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关系空前紧密,任何单极的增长都会带来整体福利的损失。因此,在开放经济视角下,破解世界经济困局的方式就是:推动共赢,在经济发展多极化下实现再平衡。为此,中国应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财政方面,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的功能,来促进世界经济走向“平衡的多极化”。

第一,对深染危机的国家实施积极援助。中国应积极参与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救助,支持欧元稳定,通过中国的态度提振市场信心,这样对各方都有好处,尤其是可以防止欧元贬值导致的外汇储备缩水。同时,可以采取人民币担保的方式提供援助,也可以通过IMF购买风险较小的欧洲债务,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扩大在IMF的话语权。

第二,强化国际合作,在IMF等国际组织层面和G20等对话机制层面发出呼吁。一是呼吁对发生危机的经济体给予多方援助,防止危机扩散、阻碍世界经济复苏;二是呼吁维护国际财政金融体系的稳定,督促发达经济体减少债务和进行福利改革,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治理通货膨胀,欧元区尽快找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并抓紧制定方案实施,各国均应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重点解决结构性问题,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付出各自的努力。

第三,应加大对“走出去”战略的财政支持力度,把握当前扩大中国在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这样一方面是对东道国的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进这些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四,积极参与探讨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的方式,通过各国政策协调应对各种风险。因为目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财政领域,实现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很多棘手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长、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财政整顿“四大关键词”编织的世界经济困局下,中国实施的财政政策既要做到“自我保护”,又要做到对外积极探寻破解世界经济困局之路,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张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报告,2011年5月10日。

②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起源与演进》,《浙江金融》2010年第8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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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困难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选择_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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