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PPP)项目风险管理研究述评
吴 淼， 张精富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 随着世界各国实践经验的累积，公私合作(PPP)不是万灵药，而是包含巨大风险的治理工具，逐渐成为知识界和实践者的共识。于是，对PPP项目风险的管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8-2017年的文献为对象，尝试对PPP风险管理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把握知识发展的态势。研究发现，PPP风险识别和评估方法具有主观特性；PPP风险类型和关键风险因素因项目所处的国家或行业而异；实际风险分配受权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竞争状况的影响而与偏好的风险分配有相当差异；PPP风险的分析和管理具有情境性，应对策略需要从技术路径向多维动态治理转变。研究还发现：当前对风险的发生机制、动态性关注不足；研究方法集中于小样本的问卷调查，大样本的案例研究较少；从碎片化的因素分析提出整合性的框架以及管理模式的实践性，均有待提升。
关键词 : 公私合作(PPP)； 风险管理； 风险识别； 风险评估； 风险分配
一、 导 论
作为公私双方通过签订长期合同协议，以便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或相关服务的安排，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因被证明具有提高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实现物有所值等优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特别是，1990-2017年中国PPP项目的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投资总额位居世界第四[1]，同时PPP研究的最为显著的进展也集中在中国[2]。但由于PPP项目涉及许多利益相关者、大量的投资以及长期的特许期，其风险通常比传统的采购方式更高，因而并不是所有的PPP项目都能够成功，有相当一部分项目的结果令人失望。这些失败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不合适的风险识别、分担和缓解策略[3]。因此，科学的风险管理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或基础，PPP项目的风险管理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领域之一[4]。
虽然“风险管理”一词常见于PPP项目风险的相关研究之中，但学者并未对PPP项目的风险管理概念单独进行界定，而是直接沿用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观点。这些研究从性质、特定功能、研究领域或混合的视角对风险管理进行界定，如风险管理可以视为一种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影响项目绩效的不确定性因素重复进行识别、评估和应对，以确保项目目标得以实现的活动[5]。尽管PPP项目风险管理的概念因采纳的视角而异，但都认为风险管理存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且至少包含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三个方面。本文主要在回顾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8-2017年间有关PPP风险管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当前PPP的学术文献集中在风险的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的分配、风险控制策略、构建合理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这五个子主题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进行讨论，并着重关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1) 有哪些风险因素影响着PPP项目的成功或失败？这些因素如何识别出来？其内在结构是什么？(2) 这些风险是如何进行量化和评估的？不同国家或行业的关键风险因素有何不同？(3) 这些风险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有哪些分配的标准和技术方法？(4) 不能避免风险的现实下，有哪些风险控制策略？
二、 风险的识别与分类
风险识别作为风险管理关键的第一步，其任务就是尽可能发现影响PPP绩效的风险因素，以便政府和私人部门能够有效管理这些风险。因此，多数学者基于直接思考(direct thinking)的途径和文献回顾的方法，识别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影响PPP项目的风险因素，表现出精细化与情景化的特性。进而风险识别的技术方法具有识别主体感知的特征。因为风险识别既重要又困难，并且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综合使用头脑风暴、专家的访谈、德尔菲法、从历史文献中获取经验以制定风险清单或进行案例研究成为风险识别的主要方法[6]。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方法节约时间和物质成本，另一方面，全面的风险因素清单能够为PPP实践者在签订和执行成功的特许协议提供有用的工具，也是后续过程的基础。
基于以上具有主观特性的识别方法和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PPP项目风险要素的识别，学者提出了多种风险分类的方法，但以风险来源的标准进行划分是运用最多的分类方法[7]。如在PPP项目风险管理的开创性文献中，Li将PPP项目面临的风险分为与项目外部环境有关的宏观风险、与项目本身相关的内生性的中观风险、与项目利益主体相关内生性的微观风险这三类[8]；Grimsy和Lewis则将与PPP项目相关的风险分为6类：公共风险、资产风险、运营风险、赞助风险、融资风险、违约风险[9]。由于PPP项目嵌入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不同，PPP项目所表现的风险具有差异性。所以，从实践出发，学者们对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的PPP项目风险因素进行详尽的识别和分类成为研究的重点，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情境性的风险清单。如Choi等通过对中国当前市场法规和相关PPP研究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专家的咨询后发现，中国水务PPP项目的风险是法律法规风险、金融风险、水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10]；Dang等通过文献回顾和德尔菲法，发现越南道路与桥梁的51种具体的风险因子，并将其分为与合同者相关、与项目相关、与所有者相关和外部风险四种类型[11]；Rebeiz通过阐释性的案例研究，提出新兴国家PPP项目可能面临内在的项目风险(成本风险、建设风险、隐性风险)、外生的项目风险(外汇风险、政治风险、运营风险)和新兴的市场风险[2]。这些研究意在表明没有一个适用于任何国家或行业的风险清单，PPP项目的风险视具体背景而定。除了以风险来源的标准进行分类，时间维度的划分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Khan建立了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框架，提出应该分别根据项目所处的规划、可行性研究、详细设计、建设、运营、维护、转移这七个阶段来划分风险[13]。这一维度非常重要，因为广泛认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随着时间而变化。
既有的风险分类标准存在维度单一化和没有考虑风险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的问题。一方面，按照风险的来源或项目生命周期只是提供了风险分类时需要考虑众多维度中的两个。如Handley-Schachler和Navare提出可用于制定决策的十维度的风险划分矩阵——风险的原因、控制的位置、受影响的人、影响的性质、影响发生的位置、影响的程度、发生的频率、对称的程度、可预测的程度、时间范围，任何风险都可以通过这些变量进行分类[14]。另一方面，当前的定性识别和分类方法不能够反映不同风险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如Doloi指出PPP建设阶段的有关时间、成本和绩效的风险会在运营阶段传播[15]；Shrestha研究发现风险表现的可能性以及风险对PPP项目各个阶段的影响不同，需要在不同的项目阶段对风险的变化进行适当的回应，例如技术风险会在设计和建设阶段可能会更加严重，而融资风险可能在采购和施工阶段而不是在运营阶段发生[16]；Marle则指出风险之间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而不是传统的单一风险驱动的方式，建议用风险聚类的方式对现有的风险分类方法进行补充，以使项目风险互动率组内最小，外部最大[17]。
三、 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和关键风险因素
风险评估是通过确定风险的重要性来评估识别出的风险如何影响项目的成功和绩效。这个过程至关重要，一方面，风险评估能够帮助确定项目的可行性，避免不满意的项目结果出现；另一方面，风险的优先排序，可以使参与者合理分配工作和资源来管理对项目造成严重后果的关键风险因素。因此，现有研究发展出两种路径：一种是提出一系列的技术方法以改进原有方法的问题供后续项目评估进行运用与检验；另一种是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管辖区域的风险进行大量评估，得出该行业或地区PPP项目的关键风险因素。
(一) 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
尽管风险评估通常受到如人为错误、数据和信息可得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以致非常难以准确评估项目风险，但PPP项目中使用的许多风险评估技术发展相对成熟。Forbes等总结了评估风险的36种可用的技术方法，如神经网络、蒙特卡洛模拟、层次分析、德尔菲、可能性&影响、随机优势等[18]。如Chan等利用文献综述确定37个风险的种类，再用德尔菲问卷调查搜集105分问卷后，通过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进行对风险的重要性进行量化评估[19]；进一步，Xu等对其量化方法进行改进，综合利用用德尔菲法、因子分析、平均值排序来确定各个风险因素的权重，提出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20]。由于层次分析法无法解决PPP项目在长期的特许合同期间会遇到的不确定性和人类判断的模糊性，Li和Zou将层次分析与模糊集结合起来，认为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估PPP项目是合适的，有利于提高评估的准确性[21]。在人类判断的模糊性方面，决策者受制于不准确和不完善的信息等原因，无意识地决定由诸如“非常低”、“低”等由语言表现出来的评估标准，而多属性决策模型、混合模糊集与控制网络分析的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等能够降低模糊性环境下标准由决策者粗心决定的程度解决，专家的个人知识如何系统地量化问题[22]。除此之外，蒙特卡洛模拟、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结果的人工神经网络能够整合风险分析中每个变量的可能值范围，并根据不同的值输入数据的各种组合，提供结果及其可能性，因而这些组合可以更直观反映风险对结果的影响。
(二) 关键风险因素
与提出理论的控制模式相比，多数学者从经验出发针对典型的风险表现给予具体的应对策略。在给出全面的风险控制策略方面，Schaufelberger和Lee通过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五个案例的深描，总结出一般风险和特定风险的降低策略[46]。如一般风险中的利率风险，可以采取购买固定利率贷款，购买利率互换、利息等金融工具的策略；特定项目风险中的运营成本超支可以采取备用款项作为应急费用、经营者对次级贷款担保的策略。在特定类型风险方面，需求风险被认为是PPP道路项目重要的风险[47]。最低收入保障、最少现值法、收入再分配机制、调整特许期长度可以用来控制需求风险。如特许协定可以将流量的上限和下限结合保证私人投资者收益流的确定性。如果实际的交通流量偏离了项合同的交通量，可以改变特许期的长度来减少需求风险，同时通过合理的风险和收益共享机制，防止私人方高于预期的需求获得意外的收益[48]。需求风险的一种外在形式是收益风险。Zlatkovic等提出建立一个基于现金流量分析的项目模型，以便选择适合私人投资者和公共部门的薪酬机制以控制收益风险[49]。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的风险管理文献常见的风险识别、评估、偏好的分配方案多采用对专家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以及通过个案的探讨进行阐释，缺乏大样本的案例研究。专家调查的可信度取决于专家渠道的选择和有效问卷的数量，个案的探讨尽管具有启发性但面临一般化的挑战。未来可以通过对各个国家或行业PPP项目的大样本案例研究，对当前的风险识别与分析的结果进行补充，对通过个案提出的风险分配方案、风险控制策略以及风险管理框架进行检验和验证，进而增强风险管理研究的科学性。
三、 风险应对：分配、控制和管理框架
(一) 风险的分配
PPP项目参与各主体之间合理公平的分配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PPP项目的绩效与风险错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1]。因此，风险的分配的相关问题等成为当前PPP风险管理研究的重点。学者从风险分配的标准、风险分配偏好或方案、影响风险偏好分配的因素以及风险分配机制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
现在我明白当初托莉说的话了，文身代表着她克服了过去的恐惧，提醒她从何处来，也提醒她现在身在何处。可能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能纪念我过去的生活，同时也拥抱我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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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风险分配时所遵循的标准被建立起来。PPP项目风险分配的黄金原则“风险应该由最能管理风险的一方承担”已经成为多数文献的共识。但这一原则只是关注风险应该分配给谁，合理的风险分配还应该包括分配风险的时间以及避免或降低影响的策略。因此，Abednego和Ogunlana提出了合理风险分配的“4W”框架：有哪些要分配的风险(WHAT)、有意愿接受风险的主体(WHO)、配置风险的恰当时间(WHEN)、预防或最小化风险影响的策略(HOW)[32]。Sulafa和Stephen则从案例中总结出风险分配方案应该具有清晰性、适宜性、可管理性三种特征[33]。
其次，许多学者运用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不同国家或行业的风险分配方案和偏好进行调查研究。在不同国家的风险分配方面，有学者基于问卷调查的技术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如Hwuang通过专家问卷调查研究了新加坡PPP项目的风险偏好，指出政府不稳定、缺乏政府支持等八种风险因素应当配置给公共部门；地理状况、差的金融市场等19种风险应当配置给私人部门；通货膨胀、利率等11种风险应当有公私双方共享，还有一些风险需要根据特定的情况具体协商[34]。在具体的行业风险分配方面学者也做了一些研究。如Ameyaw和Chan通过德尔菲问卷对加纳的水供给项目的风险分配进行研究后得出，私人部门最有能力去管理偷水，设计和建设不足，以及建设时间和成本超支；公众部门最有能力管理，公众抵制以及土地征用的风险[35]；Mouraviev和Kakabadse以案例研究的方式调查了哈萨克斯坦的幼儿园项目的风险分配后发现，政府有效地将大部分风险转移给私营部门合作伙伴，而合作双方共享托儿服务的需求风险和项目违约风险[36]。但是，通过对专家的问卷调查获得优先分配的方案是主观的，准确性高度依赖于所选专家的个人的经验。对主观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模型来解决，如模糊集的路径、人工神经网络、多目标最优方法以及通过博弈论来建模分析。
再次，偏好的风险分配与实际风险分配往往有很大差异。如Ng和Loosemore通过对澳大利亚富有争议的新南部铁路项目个案式研究的探讨指出，风险通常分配给没有足够管理能力的一方[37]。这是因为实际中风险分配的方案更受权力关系结构、组织的风险管理能力、竞争状况的影响。1.权力关系影响风险分配。Chen和Hubbard的研究显示，制度环境和资源依赖决定了权力关系，从而决定了风险分配，拥有更多权力的一方能够将成本转移到弱势群体身上[38]。Handley-Schachler和Navare研究发现风险的配置并不纯粹是风险本身的属性以及合作伙伴可控能力的函数，而是部分取决于合作伙伴中的权力结构[14]。Fischer等也指出公共部门倾向于将风险尽可能转移给私人部门[39]。2.组织的风险管理能力影响风险分配。正如风险的分配的共识性原则“配置给最能够控制的一方”，这说明管理能力是决定因素之一。风险管理能力体现在对项目风险后果的充分理解和认识，以及对风险时间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见和控制的真实能力，因而具有最佳管理能力的一方既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能控制风险发生的后果。3.PPP的竞争状况影响风险分配。如Carpintero和Petersen研究发现捆绑(Bundling)和非捆绑(Unbundling)的(前者指有一方在特许公司占大部分股份，后者则指没有一方占大部分股份)模型对风险分配影响不同，这是因为股权结构改变了风险及收益的激励机制，从而影响了风险分配[40]。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注重人的思想道德素养，能够明确如何做人，如何成为有道德的人的方法。
(二) 风险的控制模式和策略
环境和行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PPP项目中的风险因素不可能被消除，但是可以通过控制手段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在从理论上解释风险来源并基于此探究控制背后的逻辑方面，Appuhami和他的合作者沿着不完全合约和交易成本的路径，提出环境和行为的不确定、资产专用性、交易的频率、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影响PPP项目的两大类风险——行为风险和绩效风险，并基于此发展出用于风险控制的三种模式——行政控制模式、市场控制模式和基于信任的控制模式[44-45]。其中行政控制的核心机制是使用特许合同；市场控制模式通过自由的市场竞争、绩效评估来减小合作伙伴的行为风险；基于信任的控制模式是以历史合作中产生的信任作为主导的机制。私人和公共部门可以根据项目不同阶段风险水平的大小，不同程度地综合使用这三种模式，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及管理成本。这也意味着不管是风险的控制还是配置，都不是简单地利用一种策略或者将风险转移给另一方，而是寻求尽量减少参与方管理的总成本。
PPP项目有嵌入性、风险的情景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包括自然条件、制度背景、博弈规则、市场条件等因素都会影响着PPP项目的结果。例如，中国重视关系和权威的文化特征、独特和复杂的法律制度、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造就了PPP绩效的嵌入式背景[23]。因此，对各个国家(地区)或行业的风险评估可以为实践者提供很好的指导，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整体而言，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时，发展中国家的PPP项目的最为关键的风险与政府有关，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关键风险与项目的风险和管理有关。如Chan等指出中国PPP项目前三的关键风险因素分别是政府腐败、政府干预、公共决策不佳[19]；加纳的五大关键风险确是政府腐败、通货膨胀率波动、汇率波动、项目竣工延迟和利率波动[24]；科威特的关键风险是金融风险、政府风险、建设运营风险等。与上述不同的是，香港地区的关键风险是征地延迟、运营成本超支、施工成本超支、项目竣工延迟和政治干涉[25]；新加坡的是充分组织以及承诺的政府结构、合适的风险分配和共享、强大的私人财团；英国的则是强大的私人财团、合适的风险分配和共享、可得的金融市场[26]。以行业作为分析单位时，主要的研究成果出现在中国。加纳的水供给项目的前五名关键风险是外汇变动、腐败、偷水以及拒付账单和政治干涉[27]；中国的则是同设计差、水价和关税审查的不确定性、政治干预、公众对PPP的抵制、建设时间和成本超支等[28]，其中完工时间、价格变动要比政府干预、市场需求的影响大[29]。中国的公路项目的关键风险是政府干预、政府成熟度以及经济活力等十个因素[20]；废弃物转能源项目的关键风险是废弃物供应不足，无许可废物处置，环境风险，支付风险以及缺乏配套基础设施[30]。不管怎样，可以看出在中国PPP项目的关键风险总是与政府有关。
但是既有的风险管理策略忽视了管理者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没有意识到风险控制只有在高质量的组织或人力资源方面才有效，也没有意识到风险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如Mahalingam等指出风险控制虽然是项目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需要高质量的协调机构参与不同的项目阶段，需要关于PPP的知识中心以应对各种项目，增强长期中PPP的风险管理能力[50]；Cabral和Silva则指出中央政府的协调可能会减少风险管理的资金成本[51]。针对某种风险给出具体的缓解策略的文献忽视了风险关联性的问题——一旦风险相互影响发生在一起，对于某种单独风险的缓解策略是否依然有效？
(三) 风险管理框架
有效的风险管理需要一个强大的合同管理框架和良好的关系技能。针对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PPP项目风险管理的特定过程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该通建立一个更加强调管理方面而非技术方面的整合性风险管理框架，为PPP实践提供有益指导[39]。基于PPP项目生命周期的维度，Zou等将风险管理视为在项目不同阶段的风险分配问题[3]。具体为，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预先的风险分配；在招标和协商阶段进行详细的风险分配；在建设、运营以及转移阶段进行风险监控和再配置。他们认为只有从生命周期的视角通过最优的风险识别、评估、配置和管理才能实现并达到政府、私人合作伙伴以及最终产品涉及的用户之间利益的平衡。Xiong等认为这种基于生命周期的研究仍然强调事前风险管理是不充分的，应该以事后的风险管理框架作为补充以应对PPP项目经常重新谈判或提前终止的问题[52]；Fischer等则认为项目生命周期只是管理框架需要考虑的一个维度，提出包含三个维度(生命周期的考虑和长期的风险分配、利益相关者视角、项目风险管理)整合性风险管理框架以满足特定项目的要求[39]。
但是，在实践中受制于风险管理的文化等因素，风险管理依据PPP项目所在国家和行业的不同而不同，风险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管理[53]。Ke等发现中国PPP项目中定性风险分析多于定量和半定量的方法，风险管理在项目执行阶段的使用要高于规划和终止阶段，并认为主要是风险管理文化的缺失限制了实践中风险管理的实施[54]；Al-Azemi等则基于层次分析流程技术首次提出了科威特BOT项目的风险管理框架，弥补了该国风险管理框架研究不足的问题[25]。除此之外，实践中的风险管理还应该从技术的路径向主动采取多维动态治理的路径转变，以达到物有所值的目标[55]。这些多维治理领域是民主治理、政治治理、金融治理、法律治理、经济治理、风险治理。澳大利亚的已经到期M4项目表明，单一的政治治理不能充分应对项目的运营过程[56]。
四、 结论与展望
前茬作物玉米收获后，10月10日播种，亩播量为14公斤。亩施纯氮（N）15公斤，纯磷（P2O5）12公斤，纯钾（K2O）10公斤，氮肥的80%和全部磷钾肥作底肥，20%氮肥在拔节后期追施。5月29日各品种收1m2作为实产样，单晒，人工脱粒，测千粒重，称实产。
首先，虽然有学者提出风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风险的产生和表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既有的研究对风险发生与相互作用机制探讨仍然不足。这种不足将会影响后续的风险识别、评估与控制。尽管人们意识到风险项目所在国家和行业不同，以及以各种标准划分诸多风险分类，但是仍然没有很好地回答，风险是如何发生？风险发生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不同国家或行业的风险表现会不同？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可能解决缺乏风险识别和评估的标准化框架的研究现状。此外，对风险的评估和控制策略没有考虑到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面临评估方法与结果的可信性，以及针对特定风险的应对策略是否在相互联系的风险面前是否依然有效的困境。对风险发生机制以及作用机制的探讨可以成为将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最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组织能力的资源依赖视角相结合的理论，成为少有的回答风险分配机制问题的研究路径。PPP有不完全合约、长期伙伴关系、高投入以及不确定性问题，所以交易成本理论的应用是合适的[41]。选择风险分配策略可以被视为基于一系列风险管理服务交易的特征，决定风险管理责任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配置的过程。例如，Jin提出风险分配策略受到合作伙伴的风险管理路线、风险管理机制、合作历史、风险管理承诺以及风险管理环境这五个风险管理服务交易特征的影响，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技术进行了验证[42]；Jin等基于澳大利亚的PPP项目对以上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了检验[43]。但用交易成本理论阐释PPP合约的风险分配机制存在不合适的分析单位选择、治理结构不规范、资产专用性的曲解的三个方面的问题。
学者们虽然在提高评估的科学性上贡献了一系列技术方法，并识别出不同国家或行业的PPP的关键风险因素，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招标过程中考虑从主观估计真实的不确定性得出的风险要素，会导致不切实际的价格设置、以及与合理市场定价无关的附加费用。这是由于缺乏可信的数据，从业人员没有可用的资源来应用以及缺乏特定技术可用的环境知识，实践中很少使用复杂而精致的方法模型，文献中常见的风险量化的方法是基于发生的概率和可能引起的危害。其次，这些方法都是把项目视为一个整体来评估风险，并没有考虑到风险因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不同。最后，用于评估风险的会计数字不是中性的或客观的，而是社会构建的产物，这可能会被操纵来证明PPP的决策的合理性。
风险管理对PPP项目的成功实施以及实现物有所值的目标至关重要，因此成为当前公私合作领域的热点话题。围绕着如何对PPP项目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与控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展出一系列的风险识别与分类方法、风险评估模型与评估结果、风险分配方案及风险控制策略、风险管理的整体框架，积累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所有这些研究都认识到，没有适用于所有PPP项目风险的清单和风险分配策略。PPP项目面临的风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项目本身的性质、项目所在的国家和行业。因此，特定风险的重要性和风险分配方案可能因为行业或国家/地区而异。沿着这一思路，出现了对不同国家或不同行业PPP项目的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以及对应的风险分配方案及缓解策略的研究趋势，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将来可以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同时，风险识别和评估的技术方法近年来的改进都在着力解决评价的主观性问题，提出了模糊集、神经网络等新技术的应用，以回应对传统评价方法科学性不足的批评。但是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风险机制的不明确、大样本案例研究的缺乏、对时间维度的忽视、整合性框架发展与实践应用脱节。
运用苗头预测法是解决劳动争议“防调结合，以防为主”工作方针的具体要求。要做到“防调结合，以防为主”。必须及时掌握纠纷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发现纠纷发展和深化的苗头，洞察纠纷当事人思想和行为不断变化的蛛丝马迹，及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积极的疏导，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其扩大和激化。
再次，对时间维度的忽视常见于PPP风险管理的相关文献之中。风险识别与分类的研究多数只将项目作为一个静态的整体，而忽视其变化发展的过程。风险因素会在实践中随项目外部环境和内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PPP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其面临的风险不同，风险的水平也不同。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应该基于动态的观点对各个阶段的主要风险进行评估分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不同管辖区域或行业内项目的不同阶段进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最后，PPP风险研究理论进展与实际应用存在断裂。对于风险识别和评估来说，虽然当前学术文献提出了许多的技术模型以改进传统方法的主观性问题，但是在PPP实践中由于数据可得性、风险管理文化等原因导致了很少使用这些工具，未来的研究应该回应这一差别；在风险分配方面，大量的文献从规范的角度探讨某一地区或行业风险的配置偏好以及公平配置的问题，但在实践中配置却与理想相去甚远。风险分配不能只是单纯在抽象概念意义上公共与私人部门的配置，而应该在考虑到利益相关的基础上，研究在现实中多个主体之间风险如何具体配置，责任比例如何分担。在风险管理框架与理论上，将风险管理流程、采用的工具、可能采取的风险控制策略整合进一个管理系统中的观点仍然需要进一步检验，影响有效风险管理的因素仍然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5家区域管道公司主要根据市场需要和中国石油总体规划开展管道设施投资建设和安全维护（包括实施扩能改造工程），相互间互联互通，打破物理界限，建立资源双向调度通道。管道设施建成后，所有站场的关键设备、所有向用户分输的计量数据和控制阀门都经数据接入和联合调试，一并纳入北京油气调控中心系统，接受北京油气调控中心远程调度控制。区域管道公司受托输送天然气，管输价格大致按运距在公司间分摊，相对固定且接受国家监管，按量获取管输收益，多输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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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f Risk Management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rojects
WU Miao, ZHANG Jing-fu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Hubei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it gradually becomes a consensu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practitioners tha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s not a panacea,but a governance tool which contains huge risks.As a result,risk management in PPP proje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and has accumulated considerable researches.This article,based on the literature from 2008 to 2017 in the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trie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research of PPP risk management to grasp the trend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The study finds that PPP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methods are subjective in nature; PPP risk types and key risk factors vary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 or industry in which the project is embedded; actual risk allocation which is affected by the power,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and competition conditions is different from preferred risk allocation; PPP 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is contextual and the response strategy needs to change from technocratic to multidimensional risk governance.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risk mechanisms and dynamics are not adequately addressed; research methods focus on small sample surveys and large sample case studies are les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hat is proposed from the analysis of fragmented factors and the practicality of management patterns need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PPP； risk management； 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assessment； risk allocation
中图分类号 :F28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1.0007
收稿日期 ：2018-07-06
作者简介 ：
吴 淼(1975-)，男，湖北恩施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制度研究；
张精富(1995-)，男，安徽阜阳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实现以资源共享为目的的表现过程中，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已成为优质教学资源的载体。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公共风险研究”(16BZZ059)
(责任编辑 王婷婷)
标签：公私合作(PPP)论文; 风险管理论文; 风险识别论文; 风险评估论文; 风险分配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