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历程和卓越的成就--中国外交45年_周恩来论文

辉煌的历程和卓越的成就--中国外交45年_周恩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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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45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外交从开创到完善,在错综多变的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坚决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和国际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国际威望与日俱增,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从建国到50年代末,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外交,在国际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昂首前进。

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外交是屈辱外交,新中国外交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思想为指南,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制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首要的是2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为此,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提出、周恩来总理概括的六条方针:(1)“另起炉灶”,(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3)“一边倒”,(4)“礼尚往来”,(5)“互通有无”,(6)“团结世界人民”。毛主席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发展人类进步事业。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我们决不干涉别国内政,更不侵略任何地方,愿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根据毛主席的决策,《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新中国完全实践了上述外交决策和方针政策,以崭新的面貌昂然登上世界舞台,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誉。

迅速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外交关系。新中国积极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新型外交关系。鉴于建国初期所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采取了“一边倒”战略,将发展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外交关系放在首位,同时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或民间交往。为巩固和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毛主席在建国后即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首次访苏,签订了平等互利的新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用条约把中苏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这对保障国家安全,放手进行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意义极大。此后中苏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同时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迅速发展,同亚非及西北欧国家的官方往来或民间交流日趋增多。新中国冲破美国的孤立和封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抗美、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进行斗争,挫败美国的战争阴谋和军事威胁。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并从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三面同时进行军事威胁,企图扼杀新中国。尽管建国伊始,困难很大,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新中国以顶天立地、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奋战,取得伟大胜利;对越南给予了人力和物力上的一切必要援助,应邀派出的一批顾问协助越方组织了一些重要抗法战役并获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立场鲜明,坚持斗争,迫使美国于1955年8月开始同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通过朝鲜、印支、台湾三条战线同美国的反复较量,大显国威,粉碎了美国针对中国的侵略计划,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为进行和平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鼓舞了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奏响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最强音。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根据世界多样化的现实,亚非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要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进一步发展对外关系的需要,遵循毛泽东外交思想,周总理在总结建国初期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1953年12月底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翌年6月周总理出访印度、缅甸时,又先后同印、缅总理共同倡导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特别是亚非国家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新中国对外关系顺利发展,到1959年10月,同33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代办级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开展了民间交往,进而打破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为恢复印支和平,增进亚非团结,作出历史性贡献。1954年4月至7月,周总理率团出席了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并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在会上,周总理反复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并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代表一起,克服美国的阻挠,签订了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从而推迟了美国对印支进行直接武装干涉计划的实施。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由29年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增进亚非团结,促进民族独立运动,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发展各国间经济合作,中国积极支持并由周总理率团与会。在会议期间,周总理深刻阐述了亚非国家的共同经历和任务,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和意义。当会上出现分歧和争论时,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同与会国代表一起挫败美国破环和分裂会议的图谋与活动,为会议圆满成功做出了公认的卓越贡献,为进一步同亚非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坚决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压力,继续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大力发展对外关系。新中国阔步前进。

反对霸权主义,顶住美苏同时逼来的压力。朝鲜和印支停战后,中国曾希望美国能撤走其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中美关系能够有所缓和,争取同美国进行谈判,到1970年2月总共举行了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但美国仍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但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而且直接出兵入侵印支,特别是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同时美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南部边陲地区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从南面威胁中国。苏联从50年代末开始,也对中国一再施压,后又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新疆挑起边境事件,甚至策动伊犁暴乱。1964年后,又增重兵于中苏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直至1969年在珍宝岛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从北面构成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从南、北同时进行威胁的局面,中国并没有被吓倒,坚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全力支援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斗争,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直至他们获得完全胜利。与此同时,击败了苏联的多次挑衅和对珍宝岛、新疆的先后入侵,迫使其坐下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通过上述斗争,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霸权主义的威风。

继续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正义斗争,致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这一时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一系列国家接连独立,不结盟运动随之增强,中国给予了积极的声援和支持,以最大努力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一向把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60年代末,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51个,其中亚非拉国家36个。中国特别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同一些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和双重国籍问题。周总理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和1960年春,先后对8个和6个邻国进行两次规模较大的访问。特别是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接连出访亚非13国,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为中国发展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确立了更具体的准则,从而把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并对世界格局产生很大影响。

积极推进同西欧、日本的关系。60年代,在美苏都对中国施压的情况下,中国在更加致力于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友谊的同时,积极开展同西欧国家的交往和对日本的民间外交。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做西欧、日本的工作,强调共同点,交朋友,寻合作。1964年毛主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对推进同西欧、日本以及加、澳、新的关系产生很大作用。1964年同法国建交,打开了中国同西方大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中国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并互派了商务代表,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亦有进展。对日本,主动开展民间交往,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推动两国关系进入半官半民阶段,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70年代,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60年代末起,国际形势和美苏争霸态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在全球同美国争夺霸权。苏联霸权主义成为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为摆脱同美苏都对抗的局面,利于抗御苏联的直接威胁,以及扩大国际交往,毛主席抓住时机,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从乒乓外交到尼克松访华,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同尼克松会见和会谈,1972年2月28日签订了上海公报,结束了长达22年的僵局,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国际上形成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之后,在邓小平副总理的主持下,经过长期艰巨的谈判,美国终于接受了中美建交三原则,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同年初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的威胁。70年代,苏联从北、南、西三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这成为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在同苏联霸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中国力求通过谈判来消除苏联的威胁,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并为此作出巨大努力。1969年周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双方恢复了边界谈判。1979年,在中国政府建议下,举行了副外长级中苏国家关系谈判。

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新发展。这个时期,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无论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发展。1970年至1979年,中国又同51个第三世界国家建交。中国特别注意同邻国进一步建立和增强友好合作关系,出现了睦邻友好新局面。1974年毛主席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对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及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并与之共同奋斗,同时积极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亲自率团出席第6届特别联大,旗帜鲜明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关于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要求,并阐明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具体主张。中国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经贸合作的同时,尽力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日关系揭开新篇章,同西欧及加、澳、新的关系全面发展。中日在长期民间外交的基础上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周总理同访华的田中首相会谈,两国政府首脑于1972年7月29日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中日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西欧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到1979年,除原已建交的6个国家外,又同14个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欧共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了既积极发展外交关系又迅速扩大经济来往的局面。中国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于1970年和1972年建交后,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发展。

积极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70年代,除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外,中国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经过调整政策,在双方努力下,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发展。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主持正义的其他国家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使美国企图在国际社会孤立和排斥中国的政策最终失败。从此,中国在联合国坚定地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和发展而不懈奋斗。中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到1979年,建交国达120个。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在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开创了大好的崭新外交局面。

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指南。在中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后,邓小平同志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调整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充实和完善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指南。其主要内容包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实事求是地判断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改变过去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估计,作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科学判断;改变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既不同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或搞战略关系,也不支持一方去反对另一方,不屈从任何大国或集团的压力,独立自主的旗帜更加鲜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方针,推动南北谈判、加强南南合作;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按照“一国两制”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在世界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等战略方针。

既改善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和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中美建交不久,美国违反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及其承诺,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后又增售台湾武器。中国坚持原则,进行斗争。经过持续不断的交涉和长期谈判,1982年达成《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关系得以比较稳定地发展。中国一直坚持按照中美间达成的三个公报所规定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推向前进。同时,中苏关系经过两国政府特使6年12轮磋商后,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终于明显进展,中苏高级会晤遂于1989年5月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总之,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外交战略和方针,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无论对美对苏,既不与之结盟也不搞对抗,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主动的地位,作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发挥了平衡国际战略力量、制约战争势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重大作用。

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处理和发展国家关系的方针,中国彻底改变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偏向,迎来了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时期。首先,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始终不变,而且注入了新的活力,多种形式的交流日益扩大,团结合作关系日益加深。特别是同所有邻国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获得了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再者,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有新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重大进展。同时,大力开展多边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及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推进国际裁军进程,促进南北对话,增强南南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为促进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从1979年到1993年,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7.4万个,外商实际投资639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近4500家,分布在120个国家和地区。这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以及促进各国经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起了极重要作用。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既洗雪了中华民族长期蒙受的耻辱,对统一祖国大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为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中国政府为全面实施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和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两个联合声明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并正在抓紧各项准备工作,以确保香港和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和两地的繁荣稳定。

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首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他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具体主张,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

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等战略方针,继续开拓全方位外交的新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进入战后最深刻的大变动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多极化加速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主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外交战略方针,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中国外交克服重重困难,开拓出崭新的局面,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不但同东欧各国和独立后的原苏联各国保持或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而且诸领域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打破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制裁,对其在人权、贸易、武器控制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顶住了重压,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同时,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取得新进展,1993年中国同西欧贸易总额近30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首次会晤,不仅使中美关系出现改善和发展的势头,而且推动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继续前进,对国际形势和亚太地区局势,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达到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更积极地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同15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大为提高,中国人民更加扬眉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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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望前程,我们充满信心。正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指出的,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同缔造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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