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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世界上许多优秀的民族语言一样，现代汉语以其纯正精美和极富表现力而永葆生机。但是，若干年来，汉语的健康肌体却遇到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害，汉语表达呈劣化趋势蔓延，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不安。
一、汉语表达的泛政治化倾向
所谓汉语表达的泛政治化倾向，是指语言运用者不顾及读者心灵体验，不顾及语言自身审美功能，使语言丧失灵性和活性的假大空式的表述。它使语言符号涂抹上一层极浓厚的空泛理性色彩，忽视了人的生命的内在需求，形成一种游离于鲜活生命之外的死板话语，进而使本来极富生命力的语言变得枯燥乏味、凝滞僵化、苍白干瘪，使语言本身所特有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丧失殆尽。这种泛政治化倾向，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新时期以来，它虽然遭到人们的普遍唾弃，但至今遗风犹存。并且，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百姓，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大众，从阅历颇深的成年人到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人们普遍受到这种消极现象的影响。在此举出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前些年被炒得火热的柯受良、朱朝辉飞越黄河，北京跳伞队在长城上进行的高空定点跳伞等轰动一时的事件，充其量是一种不太险的冒险行为或高技能演示。然而，我们有些媒体却把它与民族尊严、国家荣辱联系在一起，并高喊这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199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二十岁的生命礼赞——追记新时期的好战士李向群》，这无疑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优秀通讯，可有些细节又令人啼笑皆非：一日中午，李向群和一新战士掏牛粪上交连队，酷日当空，臭气熏人。新战士说：“脏兮兮的，干脆到老乡家里买一担交差吧。”李擦擦脸上的汗水说：“不行。粪可以买到，艰苦奋斗的精神哪里买呀！”本来很感人的一个细节，硬让这句话冲淡了读者的审美体验——现实生活中的李向群，在当时的环境中，无论如何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位中学教师写《论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时至今日，竟然还非常自信而固执地认为，“子君和涓生之所以由相爱而离散，是因为他们持的是资产阶级爱情观，是他们信守了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主义”。这可视为泛政治化语言的“极品”。另一位中学教师在一份全国性大报上撰文说：“一个教师应该……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要通过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激励教育、影响教育、体验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毫无疑问，这位教师的观点非常鲜明，这段话的内容也无可挑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教师把读者个体的心灵体验至少抛到九霄云外，或者从根本上忽略了读者个体正常的阅读接受心理。就一线教师而言，他读了这段文字之后的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恐怕只是一组政治术语的罗列吧。这位教师如能将同样的意思通过另一种语言形式表现出来，使之亲切，使之生动，使之富有浓郁的感情色彩，那无疑是另一种效果。特别有趣的是，一位研究生参加某公司招聘面试，教授问：“你原来学的是中文，为什么考研时改为企业管理？”答曰：“学业告成后容易找到工作。”言毕，几位教授面面相觑，神情由惊讶转为不悦。“读研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这思想……”教授终于作出了评价。面试之后，“好心人”指点：“当时，你应该这样说‘企业管理离不开科学管理，现在国家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迫切需要优秀的管理人才。我希望通过学习企业管理来更好地为祖国作贡献！’”从此，这位研究生“在许多场合变得滔滔不绝了！”
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更是泛政治化语言的积极鼓吹者。有相当多的干部，他们不管是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无不充斥着老话、空话、套话、大话、废话，“人们很少见他们说新话，说发自内心的话，老百姓称这种话为‘普通话’、‘大锅话’”。他们言必称改革开放，言必称为人民服务，我们不妨称这样的话为“三没”、“五无”：没错，没味，没用；无风格，无个性，无魅力，无说服力，无感染力。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报告，当事人写起来说起来违心，别人读起来听起来烦心。由此看来，不管是谁、不管写什么文章讲什么话，都应该杜绝假大空，让入情入理的、暖人心窝的、朴实的、富有哲理的、富有人情味的、能激起读者审美情趣的语言成为主色调。这样的文章，才是作者思想的凝结，才是读者产生美感和精神感化的中介。任何一位热衷于泛政治化表述的人都应该真正明白：面对这类文章或讲话，人们会产生一种内在的排斥情绪，因而，这样的文章或讲话就很难驱动读者的自觉阅读接受心理，也就很难产生任何正面效应——教育的、感化的、审美的、愉悦的。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弃之如敝屣呢？
我们还十分痛心地发现，这种泛政治化倾向竟然在不断侵蚀着青少年甚至儿童的灵魂。若干年来，人们常常发现，一年一度的高考作文中，大量允斥着假话、大话、空话。中学生写作文，常如政府官员作报告，空泛的说教一套接一套。笔者读到的一位小学生的文章更令人惊诧。这位小学生写道：“自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起，英雄的名字（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李兆麟——笔者注）就时刻在眼前闪现，英雄的话语就经常在耳边回响，英雄的事迹就鼓舞我们不断进取。我们懂得了应该用英雄的精神激励自己，报效祖国。”这段话当然有着很高的思想性，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段不该也不可能出自小学生笔端的文字——“自从……第一天起（7岁儿童？）……就时刻……，……就经常……”这无论如何不能令人信服。按照常理，这些孩子踏入校园的第一天以至在一段时间内是新奇，是兴奋；经常回响在他们耳边的可能是老师和父母的教导与嘱咐，是新伙伴之间的天真烂漫的话语；经常在眼前闪现的可能是老师亲切的面容，是新伙伴活泼的身影。由此，我们不能不表示担心，这种语言表达的泛政治化倾向遗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会危害后世！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应该清楚，语言的泛政治化倾向一旦成为气候，它就必然会像病菌一样侵入民族肌体，甚至会如白蚁一样蛀空民族灵魂。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可悲的。
二、汉语表达中的粗陋化倾向
与泛政治化倾向联袂而行的是汉语表达中的粗陋化倾向。翻开今日报纸杂志（尤其是地方报刊），甚至学者专著，语言表达之粗陋、平庸、冗繁，常有所见。据称，常有港澳地区的人反映他们“看不懂”大陆报纸，一位港人就曾拿起一份内地报纸直摇头，问其故，曰“看不懂”。原来，该报云：“××在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种转变’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职责’、‘三个原则’、‘四个要求’和‘一个提高’……”这哪里是会议报告，这分明是语言符号的机械、板滞、低层次的拼凑！在这里，人们感受不到语言的回肠荡气，领略不到语言的严谨缜密，体会不到语言的韵味节律；它是名副其实的“语言豆腐渣”——松散，苍白，无味。如果让这些文字长期地、大量地充斥于我们的报纸杂志，岂不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悲哀！
汉语表达的粗陋化倾向绝不仅仅流行于政府官员的官样文章，一些所谓文化人，所谓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其文章和专著表现出另一层面上的粗陋而令人难以卒读。仅以山东某高校中文系某教授主编的、将要成为高校教材的《现代阅读学教程》为例。尽管这是一部被认为“新颖、实用”、“为阅读学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的新著，然而通读全书，却令人大失所望。其一，此书文字繁冗，甚至出现不少表达上的谬误。单就“导论”第一节而言，至少可压缩200字以上繁冗拖沓的文字。此外，该书多次出现诸如“莘莘学子们”等常识性错误，甚至出现这样的表述：“记忆和理解一门学科所必需的基本概念只要6个月就可以了，这并非危言耸听……”（分别见该书第3、5、173页）。显然，这里应是“夸大其辞”而非“危言耸听”。在“阅读优化的意义”一节（第148页）中，第一个小标题就是“它（指“阅读优化论”——笔者注）将从阅读的总体和全过程来规划并使阅读实践作出最佳选择”。这实在令人费解。“总体”和“全过程”该是一回事，何必叠床架屋：“阅读实践”如何作出“最佳选择”？（大概是阅读主体即读者在“阅读实践”中作出“最佳选择”吧。）类似这种似懂非懂、不伦不类的句子，实在不在少数。然而有趣的是，该书序言的作者、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裴显生教授竟在序言中称该书“文字简洁，没有空话、套话”真是匪夷所思。其二，该书中不少章节的主体内容表达空泛，不着边际，以致使人不知所云，限于篇幅，仅举“阅读优化原则”一节中的一段文字为例（见该书第150～151页）：
一、整体性原则
这是阅读优化论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个原则要求整个阅读系统功能的最优化，即力求达到整体最优，并不要求每个要素都是最优的。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在一个系统中，各要素功能优不等于整体功能优，整体功能优不等于各要素功能之和，但如果各要素在整体上组合有序，就会产生一种“系统效应”，使系统功能发生质变，从而导致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阅读这个系统工程也是如此。如果影响阅读的各要素匹配有序，其总体功能也会大于部分功能之和。阅读优化的整体性原则就是要追求这种总体最优。这正如一定数量的石条，若用它们砌成平行的石桥就远不如用它们砌成拱形石桥。后者的负重力要超过前者数倍，原因就在于后者的整体结构有利于石桥发挥最大负重功能。从这点出发，要实现阅读效率的最优化就要着力在总体运筹上下功夫，这包括整体阅读方向的确定、阅读策略和计划的最优选择，整体阅读活动的最优管理与调控等。抓好了整体性谋划就可以保证阅读整体最优。总之，坚持整体性原则是实现阅读效率优化目标最重要的一环。
读者不禁要问：作者在这里到底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在“阅读学”专著关于如何阅读的指导下，读者竟然不能从“整体”上读懂这段文字，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于是，我们十分吃惊地发现，汉语表达的粗陋化倾向目前正呈纵横（时间与人员分布）交错发展的态势。从时间上看，表达粗陋，不自今日始；从人员分布看，一般社会公众，包括影视明星自不待言，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包括大学生、研究生、高校教授也搀杂其中。这不免令人悲从中来。今日社会，是一个越发崇尚美、追求美的社会。人们追求华美的服饰、精美的饮食、美仑美奂的住宅。语言，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表现形式，我们更有理由追求它的美。我们应该追求语言的朴素美、简洁美、流畅美、优美、壮美，我们应该让粗俗粗陋、拖沓冗长、僵死模糊的语言表达没有任何市场。应该知道：语言是文化。语言的庸俗低级实质上是精神的卑琐与堕落。
三、汉语表达的非汉化倾向
所谓“非汉化”倾向，是指现代汉语在表达上背离了汉民族语言的基本的语法规则，或中西糅杂，或生造词语，或移花接木，表现出明显的随心所欲，以致使语言表达不伦不类、令人费解。
这种不良倾向首先表现在被语言学界称为“译文体”的语言表达之中。所谓“译文体”，是流行于大陆、港台之间的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似通非通、佶屈聱牙的表达方式，是恶性欧化译文体对现代汉语的恶性污染。它表现在专家学者的论文论著中是“性”“化”泛滥，被动横行；它表现在口语中是高度随意性的中西杂糅或移花接木。它们都刻意追求那种“一看一听基本明其意，细细推敲全然不规范”的病态蒙胧的“新潮美”。例如，国内某民航班机的空姐在飞机抵达目的地时，分别用英语和汉语向乘客讲话。空姐的相应汉语竟是“希望各位已经有一个愉快的旅程”。既表示“希望”（未然），又表达“已经”（已然），这是什么中文？在北京燕莎附近的一家五星级宾馆，每当客人用餐毕，服务人员便递上一份中英文对照的问卷，征询（中文）这样问：“我们如何才能提高您就餐的希望值？”这显然是故作斯文、故弄玄虚。此外，我们还时常见到这样一些译文，“日本人的暴行必须铭记在心”，“让我们分享痛苦的经验”，“我其中的一个学生来看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上这些，无一不是乍一看能懂，细推敲则是谬误的病态语言。
与译文体“并驾并驱”的，是大学生中由来已久、“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大学校园语言。莘莘学子或随意自创新语，或任意“中外合资”，或以调侃的心态搞语言戏谑，致使汉语表达远离语法规范。他们可以轻松地把“马列主义原理”称为“马原”，把“大学英语”称为“大英”，把“涉外秘书”称为“涉秘”。他们可以随意编造中西拼盘的校园民谣：“何必努力study（学习），考试只需sixty（60分），一心想着money（钱），以好娶个beauty（美女）”。此外，在大学校园里，还有令人难以启齿的黄色笑话和黄色歇后语，还有流行已久的“厕所文学”、“课桌文学”，这些，可以视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股浊流，它们与社会上的粗俗化语言“同流合污”，共同造成对现代汉语的恶性污染。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必须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这是保持民族语言旺盛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吸收外民族优秀的语言精华，自创本民族健康而富有时代新意的语言，这都是无可非议并应大力倡导之事。但如果把他人的废物捡来当珍品，视自己低俗的“新创”为“新潮”，则势必使本民族语言表达严重失范，并趋于混乱、芜杂。这绝非语言运用者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民族与社会的悲剧。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本民族语言都是珍爱有加的。比如英语，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如希腊词、拉丁词、法语词等，可当这些词汇变为英语词汇的时候，大多都进行了英语化(Englicize)，使它们在拼写、发音、使用上符合英语习惯。在法国，国家文化部专设学术委员会，严格规范外来语的使用。世界上流行的一些专用语，诸如“因特网”之类，他们绝不照搬，也不用音译词，而是创造出相应的法语汇取而代之。这种严肃、庄重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
维护民族语言的纯洁性，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广大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自觉“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做好这一工作虽然充满艰辛，但我们应该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