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选择影响因素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允论文,因素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4)03-0073-08 公允价值计量涉及层面和影响范围十分广泛，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提高了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拥有了较大的会计选择权。公允价值选择可能成为与企业相关的各利益集团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李端生和朱力，1996)[1]。关于公允价值应用的争论由来已久，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争论。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快速发育、企业外部市场化约束力相对较弱的环境下，当企业可以选择使用或不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或负债时，哪些因素会影响管理者对公允价值的选择呢？实证会计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对拟议中的会计准则进行游说，为什么会选择一组特殊的会计政策。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实证会计研究密切相关，证券市场的会计规范需要会计理论的指导，借鉴国外对企业公允价值选择行为实证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相关结论，联系我国实际情况，开展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实证会计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市场规范体系的建立(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2]，也将成为未来我国会计研究的广阔领域。 二、影响公允价值选择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 Watts和Zimmerman(1978)[3]探讨了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并认为管理层在选择某一会计政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从影响管理层财富的角度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税收、监管程序、政治成本、信息处理生成成本、管理层薪酬计划五因素。Watts和Zimmerman(1990)[4]在总结实证会计发展历程中，提出了“奖金计划假说”(或称“管理层报酬假说”)、“负债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三个实证会计理论的关键假设，也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组织支持或反对某一会计政策的原因假说。基于“三大假说”理论，可以预测企业特点和会计选择的关系，进而能够分析出会计选择的动机。“三大假说”是从感性和直观的层面阐述企业管理层选择某一会计方法的影响因素，它的研究基于一个前提假设，即管理者在选择该会计方法时按机会主义行事。Watts和Zimmerman(1990)[4]强调了契约成本在解释会计选择方面的重要性，但他进一步指出仅对债务、奖金和政治成本假说的验证是有局限的，应该将选择前契约效率激励和选择后再分配效应相结合进行验证，也就是说仅对机会主义选择的验证是不足的。公允价值选择是重要的会计选择，“三大假说”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公允价值选择，如管理层可能出于提高奖金、降低违约风险等需要而选择采用或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管理层也会出于效率观的考虑决定是否使用公允价值，如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问题。 机会主义观和效率观产生的理论根源在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代理理论假定委托人认为代理人会出于自利行为的驱使，采取有损委托人经济福利的行为。从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上看，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相比，给管理层带来了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投机的机会，尤其是不可观察输入值的主观性更会增加管理层操纵经营业绩的空间。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可能成为企业提高或减少业绩的一个重要手段，企业会因为自身的需要而投机公允价值的选择。但是，与历史成本会计相比，公允价值计量会带来大幅度利润的波动(Hodder等，2006)[5]，可能会增加投资者对风险的预期，进而会提高资本成本。而且，非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相比，可验证性受到质疑，诉讼风险和相关成本可能会增加，而且对于缺乏可观察值的公允价值的估值成本较高，这些都会使得代理成本增加，阻碍公允价值的推广。 效率观主要是从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质量，降低资本成本的角度来研究权衡公允价值选择的成本和效益问题。Barth(1994)[6]、Aboody和Kasznik(1999)[7]、Carroll等(2003)[8]、Eccher等(1996)[9]和邓传洲(2005)[10]等研究表明公允价值具有价值相关性，因为它更接近于未来现金流量，能够提供具有预测性和及时性的盈余数字，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讲，这是市场参与者更偏向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原因。但是，它缺乏稳健性，盈余的持续性也难以保证。良好的经理薪酬契约被认为是实现经理人目标和股东目标兼容、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机制(Jensen和Meckling，1976)[11]，在效率观下，实证会计主要研究如何设置各种契约机制使公司的代理成本最低，效率观则是从契约角度为公允价值的选择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三、影响公允价值选择的具体因素 Watts和Zimmerman的“三大假说”以及由“三大假说”演绎提炼出的“机会主义观”和“效率观”对公允价值选择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本部分从“机会主义观”和“效率观”的两个角度进行公允价值选择具体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和评述。 (一)基于机会主义观的公允价值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1.管理层报酬假说——业绩与管理层薪酬 Healy(1985)[12]讨论了薪酬契约对于公司盈余管理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如果公司当期的盈余距离管理层奖金激励的目标盈余水平较近时，管理层会使用增加盈余的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标盈余水平，进而获得奖金；若公司的盈余水平远远超过目标盈余水平或远远低于目标盈余水平，公司的管理层会有意降低盈余数字或进行“大洗澡”式的盈余管理来为将来超过盈余目标积蓄力量。理论上讲，公允价值计量较历史成本计量相比更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但公允价值计量过程中，由于输入值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对大部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而言，计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一定程度上给以业绩为基础实施激励计划的企业通过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报告有偏误和不可验证的估计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方便。Daniel等(2010)[13]研究发现低盈利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Dechow等(2010)[14]和Livne等(2011)[15]分别研究了公允价值计量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Dechow等(2010)[14]以资产证券为检验对象，验证得出管理层可能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规则的自由权操纵报告的证券化利得，并发现CEO薪酬和报告利得之间存在敏感性关系。即使是未实现的证券化利得也被认为和正常收入一样作为利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CEO薪酬的发放标准。Livne等(2011)[15]验证了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在美国银行业CEOs薪酬计划方面的作用。作者发现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性资产和可供出售资产的估值和CEOs现金红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与权益支付弱相关。Choudhary(2011)[16]通过比较基于企业报告的员工股票公允价值和基于标准输入的员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发现与披露相比，机会主义随确认增加而增加，而且与盈余管理的动机相联系。这些研究说明了薪酬激励成为企业选择公允价值的一个影响因素，同时公允价值的选择也可能成为改变薪酬计划的一种途径。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魏刚(2000)[17]、李增泉(2000)[18]、李玲(2005)[19]的研究均表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上市公司的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王跃堂(2000)[20]对企业计提减值的检验，得出西方管理层报酬假设并不适用我国情况。也就是说，管理当局为获得高额报酬而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不明显。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激励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入，企业业绩与薪酬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了显著的变化。章雁和方健(2012)[21]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的使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徐经长和曾雪云(2010)[22]发现我国A股上市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奖轻罚”现象，即公允价值损益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浩和孙铮(2008)[23]也认为股权结构、薪酬契约、债务契约、政府管制契约等形式对公允价值计量有影响。 2.债务假说——财务杠杆和债务合同 如果一个企业拥有较高的财务杠杆，它的违约风险就会增加，公允价值很小的变动都可能导致企业违约，因此财务杠杆高的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可能性较小。但另一方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也增加了企业高估资产价值的可能，而且公允价值的应用可以向债权人传达良好的资产流动性的信息，从而能增加企业的借款能力(Cotter和Zimmer，1995)[24]。Christensen和Nikolaev(2013)[25]研究发现当公允价值应用是由市场和管理层偏好决定，而不是准则强制要求使用的情况下，使用公允价值的企业比使用历史成本的企业更依赖债务融资，进一步得出可能是由于公允价值报告产生了较低增量成本而不是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Daniel等(2010)[13]通过调查209家美国企业CFO关于SFAS157公允价值在非金融资产和长期负债中应用的意见，发现大多数CFO对非金融资产和长期负债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抵制的，负债较少的企业CFO更倾向于公允价值计量，并认为债务融资较高的企业CFO抵制公允价值是因为公允价值对债务和奖金合同有逆向的影响。Guthrie等(2009)[26]对72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企业和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高财务杠杆企业更可能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而Demaria和Dufour(2007)[27]对法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并未发现公允价值的选择与企业的财务杠杆相关，这可能由于法国上市企业侧重稳健性，抵制公允价值变化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Quagli和Avallone(2010)[28]对包括德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在内的欧洲房地产公司的多种动因研究得到合同成本的一个典型指标财务杠杆对公允价值选择没有影响。国内方面，李英等(2012)[29]采用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可能影响公允价值选择的27个因素归类为组织特征因子、财务指标影响因子、信息质量和成本因子、利益相关者因子、管理层特性因子以及政治环境因子，得出企业的资本结构、公允价值对利润的影响、债权人对公允价值的需求以及企业管理层的风险偏好等是影响公允价值选择的指标。上述以财务杠杆为指标，从债务假说的角度对各国公允价值选择的验证结论不一，由于各国市场环境和制度差异而导致样本公司存在差异，使得债务假说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债务是公允价值选择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3.政治成本假说——企业规模 Daniel等(2010)[13]发现规模大的企业尽管由于公允价值的确定成本太高而抵制选择公允价值计量，但企业出于提升地位的需要而更倾向于公允价值计量。Demaria和Dufour(2007)[27]对巴黎活跃市场上市的120个企业的研究显示，对特定项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企业的数量最多不超过19家，而且发现企业采用公允价值的一个预测指标是该企业是否是金融行业会员。
和Curto(2008)[30]对欧洲国家房地产行业影响公允价值使用的原因进行分析的研究结果则得出通常被认为影响会计选择的企业变量企业规模却不能解释公允价值选择。但作者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第一，由于数据是从不同的地方手工收集而来，样本量很难扩大。第二，没有考虑其他可以解释公允价值选择的变量，这些变量可能更深层次地解释企业的行为。第三，仅研究房地产行业的情况，结果不能推及其他行业。张奇峰等(2011)[31]以北辰实业为例，分析了企业在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之间选择的财务影响及其决定因素。发现北辰实业在A股年报中采用成本模式，而在H股年报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香港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差异；两地监管机构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态度不同，是由于两地投资性房地产信息披露的差异以及资本市场成熟度与投资者理性程度的差异。Henry等(2009)[32]检验了早期采用SFAS NO.159，而后来认为执行SFAS NO.159和该准则的“意图和精神”不相符而取消或修改对该准则应用的12家企业投机性运用准则的情况，通过分析这些企业的披露，得出了如审计质量中心和证券交易所等非正式机制的引导对企业执行新的会计准则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准则制定者没有给出具体的应用指导时，非正式机构在帮助企业理解和执行新准则方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Guthrie等(2011)[26]在Henry等(2009)[32]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不同行业和不同时期应用公允价值的样本，验证企业计量工具的选择多大程度上会给他们当前和未来盈利带来好处，弥补了Henry等(2009)[32]样本量少的不足，但作者并没有发现投机性选择公允价值的现象。作者将和Henry研究结果不同归因于样本差异，并认为后期使用者不存在投机行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早期监管者和媒体的行为有效地减少了后期使用者投机行为的发生；第二，早期使用与后期使用SFAS159之间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恶化，金融危机可能使得后期选择使用公允价值进行投机无效。 资产减值的计提会反映在企业的利润表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减值的计提存在更多可操作的空间。Holthausen和Watts(2001)[33]认为当公允价值不是基于活跃的市场交易价格而且不可验证时，这很可能增加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商誉资产减值计提为投机主义的研究提供了背景。FASB(1998)以权益法并购存在缺陷和滥用现象为由对合并的会计核算做出修订。最初，FASB提出取消权益法，要求企业采用合并购买法，即对合并商誉资本化且进行摊销，但这一提议遭到许多企业的反对，FASB随后又对这一提议进行了修改，修改的提议坚持取消权益法，但不对合并商誉进行摊销，而要基于合并商誉不可验证的公允价值对其进行减值测试，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推广。Ramanna(2008)[34]认为如果FASB和SEC认为权益法存在滥用现象，而且滥用权益法的企业恰好是权益法的支持者，那么就可以说明SFAS142存在被投机的可能。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SFAS142合并商誉核算变化的研究发现，企业支持SFAS142商誉减值测试增加了他们投机行为的可能，验证了Holthausen和Watts的观点，而且发现企业业务单元的数量和规模越大、市值率越高、企业净资产中不可验证资产的比例越高，越有动机进行投机。 (二)基于效率观的公允价值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1.公允价值选择与信息不对称 Quagli和Avallone(2010)[28]通过分析IAS40在房地产行业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估值政策的选择，试图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企业选择公允价值模型而不是历史成本模型。作者根据会计选择理论的概念框架构建了一个解释模型，以强制实施公允价值前使用历史成本模型的企业为例，这样做的目的是消除已经使用公允价值的影响，通过对IFRS提供的重新估值的备择方案和使用历史成本方法作比较，得出信息不对称性、合同效率性可以解释选择公允价值的原因。特别重要的是，当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比率与公允价值选择呈现负相关关系时，规模作为政治成本的替代指标降低了使用公允价值的可能性，以盈余平滑行为揭示管理层机会主义与公允价值会计政策选择负相关。该篇文章的贡献在于提供了IFRS背景下，考虑多种动因的会计选择问题的研究，克服了现有文献的不足(Fields等，2001)，揭示了公允价值选择取决于使企业对公允价值方法认同有疑问的特别因素，这对准则制定者很有帮助。但该研究也存在局限：由于样本数量较小，验证结果不强，而且额外数据不可获得，使得进一步的研究很困难，还有一些可以解释公允价值选择的因素未加入模型更深程度地解释企业的行为。另外，仅仅分析房地产行业得到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
和Curto(2008)[30]通过对欧洲国家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瑞士房地产行业影响公允价值使用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公允价值选择的主要原因，作者还得出当企业可以选择使用公允价值或历史成本时，公允价值的选择取决于企业特别因素，当企业的核心业务基于出租投资性房地产，企业房地产未来前景需要披露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 2.公允价值选择与信息质量 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决定公允价值选择的另一个因素。(1)价值相关性。IASB认为公允价值计量能真实反映资产负债的实际价值，较历史成本信息更具相关性。国内外许多研究也表明公允价值具有价值相关性。如Barth(1994)[6]、邓传洲(2005)[10]、于李胜(2007)[35]、罗婷等(2008)[36]、刘永泽和孙翯(2011)[37]的研究。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价值相关性的提高，是公允价值逐渐取代历史成本计量，成为主要计量方法的原因，也是准则制定者和报表提供者在选择公允价值计量主要考虑的因素。(2)稳健性。Demaria和Dufour(2007)[27]从公允价值会计政策选择的角度研究法国的首次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目的在于介绍法国在首次采用IFRS时公允价值选择情况并揭示以稳健性为标准公允价值选择的决定因素，发现大部分法国企业出于稳健性考虑保持历史成本法进行资产估价。尽管IFRS呼吁从经济的角度强调会计准则的实质，但是传统的稳健性对法国会计实践有很深的影响。Cairns等(2008)[38]对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上市的195个公司采用公允价值的调查显示，很少有企业自愿选择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项目，并认为这是企业偏好稳健性的财务报告方法引起的。姜国华和张然(2007)[39]通过对稳健性原则的缺陷和实证中的不良后果分析，认为会计准则中适当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毛新述和戴德明(2009)[40]得出强化稳健性原则和限制公允价值的运用显著降低了公司高估盈余的水平，而弱化稳健性原则和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他们的研究均表明，稳健性对公允价值选择和应用起到一定的影响。(3)可靠性。Laux和Leuz(2009)[41]认为公允价值第一层次的计价——按市场价格计价，提供了很小的操纵空间，信息相对可靠。而第二层次的计量给管理层提供了一些自由决策权，第三层次的计量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决策权。Li(2010)[42]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引入了更多的计量错误和管理层偏好。葛家澍(2007)[43]认为，会计准则应该继续坚持历史成本原则，公允价值计量应以可靠性为前提，而现有公允价值的三级估计是否公允值得怀疑。葛家澍和占美松(2007)[44]认为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如相关性和可靠性会影响公允价值的选择，并认为在准则制定层次，要考虑相关性，其次可靠性；而在报告层次，着重考虑可靠性(如实反应)；另外，还必须考虑计量对象的特点。 3.公允价值选择与估值成本 一般来说，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遵循基本的原则，即成本收益原则。当企业选择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大于使用公允价值估值产生的成本时，那么它将会选择使用公允价值，反之亦然。估值成本是企业选择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考虑的因素之一。Christensen和Nikolaev(2010)[25]从市场的角度研究了管理者偏好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因素。作者验证了1539家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的会计政策，发现只有投资性房地产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较多，作者认为这是当前相对流动的房地产市场使得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成本较低引起的。作者的研究结论具有政策含义，对非流动长期资产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只有在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外部效应超过使用公允价值给企业带来的净成本时，才可能达到社会最优。龙露(2010)[45]认为准则导向、公允价值实施条件、公允价值的获取成本等因素能够影响公允价值的使用。张敏等(2011)[46]采用问卷调查也发现类似结论相关的公允价值数据不易获得公允价值的应用成本比较高，无法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以及企业会计人员自身的素质和公允价值本身的复杂性是影响公允价值在企业中顺利采用的重要因素。 四、总结及展望 总体来说，对公允价值的应用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基于实证会计理论的机会主义观和效率观两个方面展开，而机会主义观又主要体现在薪酬计划、债务合约、政治成本三个方面，效率观角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息不对称性、信息质量以及估值成本等方面。在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过程中，不光机会主义观会起到作用，效率观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外的研究多集中于公允价值在某一具体准则中的选择应用影响问题，国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从应用遇到的困难方面发现影响因素。从上面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对公允价值影响的研究给准则制定者提供了启发，为更好地认识和执行公允价值准则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11年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以及我国2012年正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强调公允价值计量不仅应用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而且非金融资产、负债和权益工具等也尽可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一转变是对公允价值计量效率权衡的结果。针对拓展公允价值计量范围所产生的可靠性遗失问题，准则规定应尽可能采用可观察输入值，而且增强了对公允价值披露要求，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监督和抑制。本文回顾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理论基础框架入手，研究内容全面，方便我们发现规律，识别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企业特征，从而能更好分析和规避公允价值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国家对公允价值的应用采取的是适度的可以选择的应用，对公允价值选择影响因素的全面考虑，方便我们对具备公允价值应用选择条件企业的考察，正确认识执行公允价值计量中会存在的利与弊问题。同时，对监管机构和审计机构来讲，能更好地识别企业的选择动机和存在的投机行为。 针对以上回顾，本文对公允价值未来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第一，会计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估值和业绩评价方面(Penman，2007)[47]，以往的研究侧重从估值角度对公允价值选择和采纳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国外的研究多从公允价值计量和历史成本计量的价值相关性和增量信息的角度，来验证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较历史成本计量优势，目前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突破，但可靠性是公允价值计量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而从可靠性角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少，因此从估值可靠性或风险角度研究公允价值选择是一个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 第二，许多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没有可观测输入值，或者在非流动市场和不活跃市场上交易，IFRS以及其他国家公认的会计准则并不能解决这类交易存在的计量问题。这类公允价值的估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主观的、可以操纵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其的计量、披露和报告就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企业管理层是否对公允价值计量、披露存在私有信息是另一方面值得研究的领域。 第三，国外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涉及债务契约和薪酬激励，如债务合同和债务融资以及公司治理对公允价值选择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存在不足甚至空缺。 第四，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时间较晚，企业内外部监督约束机制还不完善，存在投机性选择公允价值的可能，投机性行为除了体现在“三大假说”方面外，还可能受发行定价策略、配股策略、特别处理和转让策略等影响，从国家特别制度政策角度研究对公允价值的选择也是一个值得开拓的领域。 第五，是否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经理层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个利和弊的权衡结果，公允价值计量会带来收益，但也存在成本，而成本收益很难采取措施进行衡量，这也是没有从成本与效益原则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的原因，也是值得突破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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