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政党组织变革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政党论文,组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5-0056-06
政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现代国家建设也推动着政党的成长，二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关系。今天的国家建设主要表现为公民社会下的社会治理，由此要求政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寻找组织变革路径还须厘清政党类型。从政党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入手，政党有体制外与体制内之分；在中国语境下，即表现为革命型与治理型之别。本文即是在此语境下，探讨政党如何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实现从革命型政党到治理型政党的组织变革。
在革命视域下，人类社会总是表现为有产者与无产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敌我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革命者对一切社会行为首先进行价值判断，且总是演进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他们总是试图用泾渭分明的二分法把多种政治问题简单而戏剧性地归并为“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①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间”路线；所谓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实则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灭亡的“路线”。②与此相适应，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中间道路是没有的，③那些以中间道路为依托的中间势力虽然存在，但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只能是革命的同盟军，且这种同盟只能是暂时的，是为了夺取政权的权宜之计。中间势力只有实现自身的阶级改造，否则，终将成为革命的对象。
与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作为以共同信仰为基础，以暴力革命为手段的意识形态型政党，生命的依托使得个体间的信任常常是脆弱的，战争的残酷性与生存危机使得组织要定期纯洁队伍。在二元对立的精神世界里，个体为了证明自己的纯粹与高尚，对革命“敌人”高度警惕，对不同意见高度紧张；为了表明对组织的忠诚，总是表现出对领袖与组织的非理性盲从，由此导致党内斗争的扩大化，而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又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④此时，基于敌我矛盾的价值判断，使得被斗争者的抗争是没有意义的，既使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也只能换来自绝于“组织”，自绝于“人民”的革命定性。
革命胜利后，作为革命对象的敌人已被消灭，社会重新回归理性。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个体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由此决定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必然性。消解矛盾的目标诉求要求治理型政党的组织理念要实现从二元对立向多元共存的转换。
组织理念的转换要求政党首先要尊重个体的差异。洛克指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⑤公民社会的治理，不仅要表达多数人的呼声，更要反映少数人的意见；现代民主的要义就在于对少数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尊重。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治理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人们在“一个观点多元和利益多元的社会里有秩序地、和平地表达自我创造条件”。⑥为此，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政党应认清“政治统一的关键不是共享的政治价值观，而是共享的政治认同感”，⑦也就是说，要搁置政治价值观的争论，通过建构对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的认同，为整个社会的整合提供精神力量。
尊重差异、搁置争论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多元共存的组织理念最终要培养的是人们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或曰思维习惯。革命情境培养的是一种直线的、平面的思维模式，在工作中表现为简单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或思考问题的公式化。譬如，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单一逻辑，社会叙事的脸谱化等革命面像。多元社会强调差异、分歧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治理型政党要具备多维的、立体的思维模式，它要求政治主体在时间维度下，关注空间的转换；在空间维度下，关注时间的更替；在相同时空下，思考社会情境的差异。
革命的艰巨性与残酷性，决定了完成一场革命需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并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因此，对革命型政党而言，虽然也制定各种制度规范，但这只是革命者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社会生活更多地表现为超越制度的政治动员。如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谢觉哉所言，政治动员是“依靠宣传鼓动，依靠人民的积极，不折扣的完成或超过法令上所规定的事。法令是强制的，政治动员是自愿的；法令规定是最低限度，不许不及格；政治动员则越能超过限度越好”。以扩兵为例，“丁多的家必有人应征，独子可不应征，这是法令；须应征的和不须应征的，都踊跃要当兵，如潮样般涌入兵营，这就靠政治动员”。⑧可见，政治动员的目的是制造革命的热情，使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以迅速完成革命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当然，任何动员目标的实现均以超越目标与制度为导向。在革命党人看来，对既定目标的超越彰显了个体对组织的忠诚，同时它也是组织正确领导的政绩所在。
政党夺取政权后，形式上的群众运动虽告终结，但运动精神已深深嵌入行为者的精神世界。政党依然操持着动员型社会的评价体系，主要表现为政党像实现作战目标一样，为组织与个体制定各种预期目标，以超额完成目标为价值导向。在现实社会中，“运动”这一概念虽已在党的文件中消退，但“工程”、“项目”、“指标”等符号正全面填补“运动”留下的空白。与之相适应，不考虑地域特点、个体差异，一味强调超越目标的“进步意义”，由点及面，全面铺展，上演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有序社会的建构必须摆脱社会动员的革命范式，回归宪政民主的治理范式；由此决定了政党在行动逻辑上要实现从超越制度向制度约束的转换。社会动员虽能迅速实现特定目标，但它意味着对个体权利的剥夺，它使整个社会处于非常态的紧张中。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动员行为本身表明，执政党拥有超越法律的至上权力，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由此产生的逻辑悖论是无法消解的。走出逻辑的悖论，执政党，或者说，治理型政党应该做遵守法律制度的典范，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宪法和法律真正成为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由此出发，政党在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领导和支持人民依法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需要强调的是，对执政党而言，它拥有把组织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便利，因之，仅仅遵守法律规范是不够的。政党行动逻辑的转换，还需营造守法的社会环境，或曰，新的社会评价体系，以保证行动者的角色回归。它要求政党把对个体与组织的评价交还社会，建立多重评价体系。具体而言，这一评价体系是理性的，不以超越目标与制度为导向；是民主的，以人民群众的意见为归依；是多元的，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是科学的，以社会健康发展为目标。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党夺取政权的关键在于完成革命的社会动员。社会动员的过程实则是一个分化社会，聚集力量的过程，由此决定了政党的组织功能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
就社会动员而言，寻找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其首要任务。以中国革命为例，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出发，乡村中的社会关系有了新的阐释：地主就是农村中的大资产阶级，富农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贫农是半无产阶级，而雇农就是无产阶级。⑨阶级划分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宗族纽带，创造了以阶级身份为纽带的革命阵营。对于革命型政党而言，鲜明的阶级立场是获得基本群众的理论基石。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仅仅依靠基本群众是不够的，任何革命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社会力量的支持。从争取多数同盟者出发，革命党的奋斗目标一般有远期、近期，或曰最高、最低之分。目标下移即费边式的革命方案，⑩为争取多数民众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争取多数的过程中，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决定了革命型政党必须根据变化的情势不断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制定灵活多变的行动方案，甚至与革命对象实现暂时的妥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11)在每一历史时段，革命民众的内涵虽多有不同，但本质要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争取特定时空下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造成我强敌弱之势，从而消灭弱势的革命对象。
探寻社会动员的技术路径，中国共产党人最理解民主，也最偏爱民主。民主的中国路径就是群众路线。具体而言，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如何把“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转化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实现从“要我革命”到“我要革命”的转换。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之时，革命党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超越制度的转换。由此出发，它以群众“自愿”的方式实现了个体的自我奉献，实现了政党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与集中，从而满足了革命对社会资源的需求。(12)
从革命到治理的目标转换，要求政党在组织功能上要实现从社会动员向社会整合的转换。社会整合是多元共存组织理念的必然选择。多元共存绝非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健康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要求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实现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社会领域的理性化。同时，执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为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和个人所共有，如果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能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很快就会因无执政能力而倒台。因之，革命型政党夺取政权后，积极有效的完成社会整合也是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
完成社会整合，政党需要实现组织功能的深层变革，承担起沟通、表达与引导的功能。具体而言，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政党应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沟通提供一个稳定的组织化的渠道，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能得到充分表达，由此实现社会利益的聚合与政治体制的一体化，共同构筑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社会共同体。当然，实现社会整合不能成为政党扩张权力的借口。治理型政党只有捍卫法律的制度边界，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研究社会问题，探寻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以是否违法作为权力介入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消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实现社会的整合与执政地位的巩固。
革命型政党的组织体系是在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革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组织发展与壮大问题，因之，革命党的宣传与组织系统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曰，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为党的组织工作开辟道路，组织工作为宣传鼓动工作巩固地盘；反过来，组织工作为宣传鼓动工作扩大地盘，宣传鼓动工作又为组织工作巩固阵地。二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13)由此，政党形成了包括党委、组织、宣传为支柱的组织体系。至于党内监督，革命情境下的党内监督主要是以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为监督内容；同时，险恶多变的斗争环境决定了组织更多的采用非常态的监督手段，并更多地通过党内斗争表现出来。随着执政地位的确立，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党内监督必须要有新的实现形式，也就是说，以革命为导向的组织体系已无法适应公民社会情境下政党执政的需要。
政党组织体系的变革，应以实现治理型政党的组织功能为目标。首先，建构满足群众利益表达需要的组织系统。随着人民主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现代价值观的确立，治理型政党更多的要承担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纽带功能，成为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为此，以地方党委换届为契机，部分省市进行了增设党代表“常任制”、“党委委员结构制”的探索。需要强调的是，政党组织体系的变革，不仅在于增设新的机构，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现有组织的功能转换；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组织需要应对的挑战可谓千变万化，简单的组织扩张只会事倍功半，进而影响政党的合法性与执政地位。
其次，建立党内竞争机制。革命时期，共同信仰与生存危机使得政党活动的参与者更多地表现为政党人的角色定位，即以政党利益为最高目标。同时，基于革命的党内权力配置强调个体的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获取政权后，政党也就从植根阶段转入发展阶段，外部压力的缓解，使得政党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意识觉醒，组织中的人更为理性，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人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随着党员民主意识的增强，主体地位的提高，个体参与党内事务的要求必然高涨。基于治理的党内权力配置应尊重个体的意愿，为个体提供公开、公平的党内竞争机制，使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实现一种良性的互动。
最后，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对于革命型政党而言，共同信仰是政党结合的唯一动力。基于信仰的结合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强弱与信仰的坚定与否有着密切联系。同时，由于革命党没有掌握国家暴力机器，其对叛党者的惩戒虽则严厉，但活动范围的局限性决定了制裁效力的有限性。因此，在革命视域中，保持党员队伍纯洁性的关键在于党员思想上入党，从思想上建党是革命型政党的突出特点。革命成功后，走上执政地位的革命党掌握了国家和社会赋予的公共权力，同时它也意味着权力的执行者拥有了利用权力为己牟利的机会。面对金钱、美色等各种利益的诱惑，部分党员的腐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之，如何超越党委、组织、宣传的动员型组织架构，建构适应党内监督的组织体系，是治理型政党面临的又一难题。
政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变革的压力。革命型政党的变革源自生存的压力，治理型政党的变革源自巩固执政地位的压力。面对压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以应对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变化。(14)完成组织变革，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就组织变革的机遇而言，首先，生存压力的缓解，使得执政党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筹划变革路径，修补变革过程中的偏差与失误；而长期执政的地位又使得执政党较之参政党拥有更多的应对变革的经验，承受风险的能力。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领导下，中国社会发展诸领域均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同时，就动员型政党而言，在从社会动员向社会整合转换的过程中，政党动员能力虽则有所下降，但相对竞争型政党制度而言，它仍可以调动政党乃至国家的诸多资源，应对各种灾害与突发事件。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出色表现，就为组织变革赢取了合法性资源，如有学者所言，以执政的有效性来累积合法性。(15)
相对组织变革的机遇，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首先，如何应对革命意识形态，或曰，革命价值观的挑战。基于革命动员的价值诉求，使得政党在进行社会治理的同时，还担负着捍卫革命价值观的重任，由此产生的逻辑悖论是难以消解的。可以想象的是，当一个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政党，转而去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时，需要经受的理论阵痛。具体而言，从癸命到治理的目标转换，要求执政党超越革命的价值诉求，回归公民社会的治理诉求。目标诉求的转换必然带来理论的“断裂”，在这一过程中，固守传统，等于“慢性自杀”；改弦裹张，等于抛弃革命过程中累积的合法性资源，从源头上消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修补这一“裂痕”，实现执政理念的平稳过渡。
其次，组织变革意味着权力的重新配置。当个体从权力的中心走向边缘时，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也就出现了。对革命型政党而言，个体获得权力意味着更多的自我奉献；同时，生存压力的存在，也使得个体对组织的无条件服从成为可能。因之，革命党组织变革引起的矛盾冲突相对较少。革命成功后，政党长期执政的地位，使得个体生存的压力已不复存在；而公民社会的到来，又削弱了组织的约束力。随着组织成员主体意识的觉醒，权力重新配置引起的组织冲突必然加剧。此时，解决冲突只有两条路径：要么增加个体对组织的依赖，其后果是组织向传统体制的回归，实则是对公民社会的破坏；要么把冲突者从组织中“清除”，由此引起的组织冲突将削弱组织的力量，甚而导致组织的破裂，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最后，组织变革难免遭遇挫折。中国式政党的组织变革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复杂的矛盾冲突决定了变革道路上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应对挫折必须支付“成本”，这一“成本”就是革命与执政过程中累积的合法性资源。目前，这一资源正面临着“透支”的压力。具体而言，随着治理型政党对革命价值观的超越，革命光荣史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将成下降趋势，也就是说，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累积的合法性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执政党以经济高增长与社会稳定来赢取组织变革的合法性资源。遗憾的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将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社会利益的分化，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逐渐增多，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压力。由此可见，政党建立在经济高增长与社会稳定基础上的合法性资源面临“透支”的压力。
注释：
①⑩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7、323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⑤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9页。
⑥荣敬本、高新军：《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⑦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主义和公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⑧《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3页。
(12)王建华：《群众路线：民主的中国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为个案》，《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页。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15)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