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实践的智慧——邓小平理论的几点哲学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启示论文,哲学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这一实践理论的卓越代表，它集中了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坚定信念、巨大勇气和高度智慧，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文化内涵。虽然邓小平著述中很少直接使用专门的哲学术语，但它所包含的哲学意蕴、哲学启示，却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
本文试就其中很少被强调但却十分重要的几个观点，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价值与真理统一的新高度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先进的、从而必然胜利的社会制度？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在过去的理解、论证和推行方式中，我们曾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的科学结论、一个必须确立的坚定的信念，而缺少必要的、与时俱进的反思和创新。例如人们往往突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方法上看，这是贯彻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为基础的科学真理性原则的体现。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合理性论证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合理性证明的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利益基础的论证及其实践体现，即贯彻以价值选择为动力的“价值性原则”。对后一方面的淡化或漠视，即将“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要求和实践彼此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是导致现实中社会主义遭受种种失败和挫折的内部思想原因。这一重大理论上的缺陷，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坚决的纠正。
在历史真理论与历史价值论之间，由于理论定位而决定的社会主义历史形态，至今可以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社会主义原本来自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途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是一些具有崇高情感和献身精神的人，他们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丑恶，向往并坚信：凭借对“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发现”，就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来取而代之。这种以单纯的价值构想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空想，不是因为它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够美好和高尚，而是因为它的理想脱离了现实。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但在它看来，现实社会“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而不是同时也孕育着消除弊病的要求和条件，因此他们在揭露问题时可以直面现实，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却以为可以不从现实出发；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案只是从一定理论原则出发的产物，来自“思维的理性”，却与现实的条件无关；他们只从抽象的人性、道德、幸福、自由等方面构想和实施自己的社会主义，不注重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中寻找改造社会的合理方式；等等，总之是只有主观的价值追求，没有历史的客观真理。正因为如此，它才“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724、358页。）
2.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并发扬了前人关于追求人类解放和美好前途的一切崇高理想信念，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富有献身于人类解放的牺牲精神。但它绝对不同于后者之处，则在于超出了主观的价值构想而找到了历史的客观真理。这就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724、358页。）“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87、67-68页。）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愿望和想象，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进程，现实的发展正在为它的实现创造着基础，提供着必要的条件和动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活动代表了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和主流，是相应历史任务的执行者；等等。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意味着它从一种单纯的价值观上升为具有科学真理性的学说；解决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主体力量问题，意味着它从一种抽象的价值观上升成为一种现实具体的价值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便成为价值和真理统一的、完整的、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开辟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时代。
3.100多年来的正反面经验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何通过实践充分体现出来，仍然要有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后来的实践者能否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始终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握住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人民群众现实价值选择的统一，把科学思想变成切实有效的行动，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基础。
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不能不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发生各种偏差的可能；使二者彼此割裂和对立起来，正是导致在现实中失败和挫折的一个总体性、实质性根源。以往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的共同特点，都是一方面机械地、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实际上无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代之以极其狭隘的某些眼前的、局部的甚至是宗派主义的价值原则，从而必然地引导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失败和挫折。不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往往片面地强调走向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完全不顾群众的利益、意愿和业已出现的革命形势，却以种种理由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左”的僵化教条主义则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结果的必然性，而忽视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性和过程性，并同样忽视群众的现实利益和实际取向，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仅仅靠外部力量（如行政权力）强加于现实、强加于群众的东西，从而使其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和活力。二者都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历史必然性同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价值取向割裂和对立起来。其中后一种“左”的僵化倾向，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时期表现得尤其严重而顽固，其危害也是巨大的。应该看到，这正是导致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贡献中，最具特色也最具冲击力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判断标准之中，或者不如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真理与价值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观。邓小平毫不怀疑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但是针对已往主要是“左”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他更加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能否体现出来，却并不会因此而一帆风顺，而是还有个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正确理解，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实践，取决于在实践中是否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坚持“三有利”标准，是否能够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达到让“人民满意”的效果，等等。这就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和趋势，一个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选择，从而在动态实践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确立了价值与真理高度统一的、自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实质性贡献。
二、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什么是”与“如何建”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的中心内容，是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完整内容时，不应该忽视他在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创新。
例如在传统习惯的思考中，人们往往按照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作是“两个”问题。他们习惯于这样理解和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定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说的是形式和过程；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先有“什么是”，后有“如何建”，二者不能混淆，顺序不能颠倒；并且进一步宣布，前一个“什么是”的问题，至少在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一直是清楚、明白、确定的，只有后一个“如何建”的问题，才可能有时不大清楚，需要摸索……。
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曾表现于一个长期流行的提法——“蓝图”之中。“蓝图”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样子，马、恩早就给我们研究设计好了，它科学、准确而完整，犹如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纸蓝图：我们的任务说到底就是要按图建成大厦，把梦想变成现实。这种思维方式中所包含的坚定信念和忠诚，是非常宝贵的，它是激励了几代人为之英勇献身从而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源泉。但是，理性地思考“蓝图”这个比喻，特别是结合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从科学上反思其中的深层意识，则会发现有不少理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特别是当“蓝图”被作为一套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标准来理解贯彻时，其中恰恰缺少某些在今天看来十分重要的东西。比如：
“蓝图”本身只是一个结果或目的性的设计，它不能离开一定环境和条件的前提。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决不是无条件的。就像建造高层大楼的蓝图，要在具备相应的需要、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条件的时候，才能拿来实施。如果忘记了前提，在需要准备条件的时候不是致力于创造条件，而是把未来的目标当作现在的目标，犹如在还没有钢筋水泥的情况下就去建造高层大厦，就叫“超越阶段”。我们已往犯过不少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多少与那种简单化的“蓝图”意识有关。
“蓝图”本身的质量只由它的决策和设计者负责，图纸一旦确定，它对施工者就具有指令性和规范性，“图”与人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单向关系。当我们仅仅把马、恩的结论当作蓝图的时候，无意中就使自己进入“施工队”的角色。顾名思义，“施工队”的任务只是按图施工，保证质量，不能按自己的情况去增减图纸上的东西；“施工队”至多可以有自己的技师和工程师、会计师和经济师，监工和安全员之类，而不需要战略上的思想家、理论家、发明家和设计师等。这些都是施工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于是，在过于强化的“蓝图”意识下，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反而失去了某些主动性和创造性。
建筑蓝图代表着检验工程的标准。有了图纸就有了具体详细的标准，什么合格什么不合格等都一清二楚。把马、恩的理论和构想当作蓝图时，往往也意味着使它们成为一套现成而详尽的标准，在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环节中，哪个姓“社”哪个姓“资”、什么是什么非、该怎样不该怎样等等，都得拿来对照检验，凡事也都可以问个清楚明白。这样一来，在现实中就往往导致“图纸（本本）”本身成为关注和无穷无尽争论的焦点，使“熟悉图纸”而不是“了解实际”成为最大的本钱，使“掌握对图纸的解释权”而不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成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尺……，由此下去的结果，最终不能不使“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段斗争”成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
当我们回首社会主义的历程来理解邓小平提出问题的背景时，确实有必要对“蓝图说”及它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加以反思。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蓝图。它作为建筑工程的环节，在许多场合是绝对必要的。问题在于思考的对象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功能，主要在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吗？或者它描绘的是哪一阶段的蓝图，是否可以不分历史阶段地一样实施？进一步说，用原本带有机械性质的“蓝图”来比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目标，这本身是否合适？它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教条”之间，是否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归根到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否能够用机械工程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来把握？社会主义是可以像盖楼那样完全按照一套预定的方案来实现的吗？等等。这个问题既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现过程，也涉及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演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大问题。
不能不看到，在实践中，简单化的“蓝图意识”往往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狭隘僵化的一个思想根源。而邓小平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邓小平总是把“什么是、怎样建”作为一个而不是两个问题提出来，提问方式本身就包含或者说预示了新的思考方向：“什么是”与“怎样建”实际上不可分隔，共为一体，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弄清楚“什么是”固然不知道“怎样建”；然而不从实际出发解决究竟“怎样建”的问题，同样也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所以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创造性的实践过程。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因此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是以实践的、动态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他还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在实践中是否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等等。这些论述非常清晰地透露出一种新的思维特征，就是着眼于“什么是”与“怎样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统一。
如果也用一个比喻来反映这个思想，那么应该说，也许“生命的成长”远比“蓝图”更合理、更贴切。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它们的存在形态（究竟“是什么”）与它们的存在方式（怎样发生发展即“如何是”）之间，是明显地时空一体、不能分割的。生命现象就是如此，愈是有生命的东西就愈是如此。生命的成长，是生命体在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中，由自身内在条件决定的自我选择和发展过程。虽说生命也有类似“蓝图”的东西（遗传基因），但这“蓝图”本身也是内在的、有生命的、动态的、通过生命体的一生不断显现着的，而不像建筑蓝图那样只是个外在的、一次性的、终了的目标形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生命的成长是按照“蓝图”实现的，就像没有哪一个子女的生命和生活会完全重复、照搬父母一样。社会是有无数个人构成和参与的最复杂的生命有机体。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是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人和社会有机体的“生命成长过程”。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来就被看作是人类社会机体生命发展的一种形态、一定阶段、一个可以预见的前途。它既是必然的，又只能产生于本质上的“自然历史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之外。因此，以“生命成长”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过程性，更注重从自己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出发，更注重人的具体选择和创造性实践，总之要有一种历史的、实践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中，包含着这样一个著名论断：“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是同他们的生产相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87、67-68页。）就是说，人和社会的现实形态如何，是以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为标志的；人们在各个时期做什么和怎样做，当然不是随意的，但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这一切实际上取决于人和社会自身的实际状态和发展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如何，以及人们自觉把握的程度如何。比如，要明白现实的社会主义应该和能够是怎样的，更要看我们应该和能够“怎样做”得更好些。
“怎样做”常常比“做什么”更深刻、更关键、更有力、更能说明问题。很多事我们做别人也做，社会主义做资本主义也做，而区别则在于怎样做、为什么做。因此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断创造出能够更好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才能显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离开了现实中“怎样做得更好”的不断摸索和创造，同样也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不能懂得改革开放的强大生命力是从何而来。
总之，以“生命成长”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就是要放弃既定不变的教条，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去探索和创造。我们不仅要有历史的眼光，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的意义，而且要有一种切实的体验，充分意识到我们自己在其中的权利和责任，学会把弄清“什么是”与“如何建”当作一个不可分离的现实过程，清醒而积极地推进现实的历史进程，勇于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
从普遍的意义上说，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在哲学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和境界，是20世纪人类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成果。从中国现实的意义上说，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创造力源泉。
三、社会主义的主体定位：“初级阶段”与三个标准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定位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和规定，集中地表现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贯彻以人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主体定位及其标准系统。
从哲学上看，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使全部思想和决策立足于一个科学的可靠的基点上，并不只是一个了解和尊重“外部”现实的问题，更是一个主体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作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如果不了解、不重视自己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有什么样的条件、能力和切实需要等等，就不会真正懂得应该和能够做什么，这就叫“主体自我定位不准”。如果主体自我定位不准，那么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路线和方针也必然发生实质性的偏差和失误。
例如：我们似乎从来就知道“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贫穷落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是在过去一度把它仅仅当成有待改变的“外部”对象，而没有把它同主体自身的切实需要和条件“民情”联系在一起，没有把它们同时也看作是我们这些“人”自己的情况。相反却以为，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是可以身在其外、超乎其上的“上帝”一样的人，我们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于是就忙于“改天换地”，搞“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结果恰恰是：越是这样强调“国情”，就越是脱离国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是最大的脱离国情实际；越是想以这样的方式加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就越是改变得慢，——不是使我们离理想目标更近了，而是使我们离理想目标更远了。
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则是在重新校正了自己的定位，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以此为基础调整了目标和措施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看似“后退”的定位，却能够焕发起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并且步步推进，使中国的面貌有了历史性的改变。与以前相比，这显然使我们向着自己的理想目标更加前进了。可见，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国情”，但是结论和效果却不一样。为什么？区别就在于理论不同、思想方法不同——特别是在关于主体和起点定位的理论和方法上，有根本的不同。
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要求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这是由邓小平提出、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得出的论断，“十五大”的报告又重申并充分肯定了它的重大意义。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了描述：“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并以动态的方式描述和展望了初级阶段“是”怎样的，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一连用了9个“是”字，根本思想就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改变不发达面貌走向高级阶段的伟大进程，这是把“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这两个判断内在联系在一起、统一起来的根本方式。（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表明，经过几十年的经历，我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过程的理解，对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征的把握更加准确、完整、深刻，主体自我意识也趋于自觉和成熟。这个结果得来不易。
主体的定位意味着标准的定位。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统一的思想，是我国党和人民创造性地探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经验的概括总结。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层“标准”之间是高度一致的，它们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真理观和价值观内在统一的内容和导向。
“标准”是指人们判断是非得失、决定选择取舍的根据和尺度。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的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包括体现它们的方针政策等在内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有效，都必须由其所面对的实践来回答，这是依据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而得出的一个普遍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
但人类思想认识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人们实践的形式的范围也是无限多样的。实践作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意味着在检验和被检验之间要有确切的对应关系。那么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用什么样的实践来检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秘密，指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依据这一科学认识来回答，结论必然是：最终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是检验人们关于社会的认识和思想之真理性和价值的最根本、最权威的标准。于是实践标准就必然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正如毛泽东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我们党在革命年代结合当时的条件成功地把握了这一标准，从而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可见，生产力标准是上升到历史观高度或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实践标准。
生产力标准在客观上适用于社会历史的各个阶段，但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自觉地、坚定地把握它。当然，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要在实践中检验，并且我们事实上也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依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恢复强调了生产力标准，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将其进一步丰富具体化，从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当然首先也是实践标准，就是说，是否“有利于”是指在实践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是要在实践中检验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论证；“三个有利于”标准继续坚持并包含了生产力标准，同时增加了“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两项目的性内容。增加的内容并不是无关的，恰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展开和深化。“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结合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特征，既坚持了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条件的原则，同时又有针对性地突出了根本标准的价值导向，把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实现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原则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更加完整、全面地统一起来。实践已经证明，能否很好地坚持贯彻这种统一，特别是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这是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的根本所在。参照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深刻现实意义。
坚持上述标准的一个共同前提，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历史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和观念是否符合客观（具有真理性）和是否有益有效（判定其价值），不能单凭感觉和意愿，也不能停留于必要的理性分析和逻辑证明，最终只能到实践中去，用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来检验。但实践标准不是抽象的，它有自己的现实化、操作化乃至人格化的表现。世界上的具体实践各种各样，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始终是最普遍、最持久、最大量、最客观的基本实践，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实践体现着人类实践的本质、特征和主流。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并坚信“真理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它必然承认，如同在科学上要充分尊重科学观察、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的实际一样，在社会生活中就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人民群众的实践反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说来，一个理论、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其真理性只有依据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其价值也只能看最终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什么才能确定。
在此意义上应该说，总体上，人民群众的检验也就是实践的检验，在人民群众中是否行得通，也就是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我国近20多年的实践证明，敢于和善于倾听来自实践和群众的声音，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创造并实现丰富的社会价值，这是邓小平理论作出的典范和深刻启迪。这一启迪也告诉我们，如何把“实践是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贯彻到底，特别是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充分体现它的原则，并把它与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原则充分地结合和体现出来，仍然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实践课题。
总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的邓小平理论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形态的许多重要思想内容和方法启示。我们要给以科学的深入的理解和总结，用以推动哲学的真正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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