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史：从研究走向学科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中国妇女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2)03-0088-08
使妇女浮出历史地表的妇女史研究与将妇女史纳入学术教育机制的学科建设，是两个既衔接又有区别的阶段——研究不等于学科建设的自觉。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妇女史长期停留在研究阶段，上个世纪末，妇女学在中国兴起十多年之后，妇女史才真正进入学术批判和知识重建的学科建设自觉期。这种状况的形成，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是诱发和促进的重要外因（当然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包含了社会和学术的双重因素在内的）；而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成长则是更为关键的内因。回顾20世纪中国妇女史曲折发展的历程，妇女历史全景至今尚未得以展现，面对新世纪妇女—社会性别学蓬勃发展的全球景观，如何在本土化与学科化的双重努力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本文将对此作一提纲挈领的评述和讨论。
一、回顾：现代化语境下的妇女史研究
20世纪中国的妇女史研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和学术语境下展开的。以1949年为界分别在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中期形成两次热潮——而后一次热潮延续到20世纪末。这两个热潮出现的社会和学术背景、诱发推动的原因和研究者主体以及在理论（学理）和方法等方面，既有相同点，也存在相异之处。相同点：其一，都处于一个面向世界开放而又安定的社会，并强烈追求现代性的现代化热潮之中；其二，学术的蓬勃发展和学人的现实关怀，企图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策。不同之处：其一，从研究者而言，二三十年代多为男性学者，而80年代以来以女性学者为主。其二，从引发背景来看，二三十年代的妇女史热的社会学术背景是现代化热潮引发的社会性质问题大辩论和西学东渐中社会史的兴起；而80年代妇女史研究高潮的社会背景是新一轮的现代化浪潮——改革开放中妇女问题的涌现。就学术背景而言，一是妇女学的西学东渐，二是史学危机和年鉴派社会史的影响。其三，在学理和方法方面，二三十年代更多受到第一波女权主义思潮和实证研究、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而80年代则受国际第二波新的、多元女权主义学术思潮、新社会史和年鉴学派、弘扬传统文化的“文化史热”、实证主义和唯物史观、后结构主义等更为复杂的多重因素的影响，妇女史研究呈现多样性和探索性的特点。其四，就研究目的而言，为社会改良、通过解放妇女而改革社会的愿望在二三十年代显得迫切；而后一阶段变得更加复杂：从为解决妇女问题而追溯历史、反思文化（80年代）到“文化热”伴随商业化而炒作历史上的妇女（90年代中期以前），直至学者自觉致力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学科建设（90年代末期），十几年来嬗递流转，消长并存。
（一）现代化浪潮第一波：两度“三重变奏”中的妇女史研究（1949年以前）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走出传统追求现代性成为时代主旋律，现代化的第一波在经历了两度“启蒙—改良—革命（战争）”的三重变奏中，“妇女解放”成为重要的乐章。
正是在第一度“三重变奏”中的启蒙（西学东渐）、改良（维新运动）、革命（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阶段率先提出了“解放妇女”的议题，并实施对妇女放足、启智、参与社会，不但使妇女成为重要社会问题得以凸现，也将妇女与民族兴亡、国家现代化相联系。
第二度“三重变奏”中的“启蒙”——新文化运动的男性启蒙家在反儒家礼教、提倡婚姻家庭革命的同时建构了妇女“压迫—解放”的话语。其后，大规模的现代化改良（从国民革命时期的政治改良到三十年代学术界对社会性质和出路的大讨论），都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现代化振兴的焦虑感，学术和政治、国事和家事纠结在一起，讨论的热点围绕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特点、法律制度、中国出路等问题展开，西学东渐中传入的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律学等新学科领域成了讨论和论争的场所；知识界承袭维新遗产和五四传统，不约而同地关注妇女，引发了对历史中的妇女的追寻。如法律史家陈顾远自谓研究古代婚姻史是出于“用社会学研究现有的问题，倘不明白这问题的起源的历史，便难寻出他的演进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无从下手了。”[1]（《自序》）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改革者、革命者和学者共同建构了对象化、问题化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妇女”。这时，与妇女问题相关的制度研究非常热门，像奴婢、婚姻家庭（族）、宗族制度……这类研究往往见“制度”不见“社会”，见“社会”不见“人”，见“人”不见“妇女”，这一倾向影响到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直入妇女议题，用史料直接呈现妇女，首创中国妇女史的书写体例，即“压迫—解放”的论述模式和“妇女地位”的分析框架。其后的“革命”——一场持续八年的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反映到妇女史研究是对历代女英雄的呼唤，像代父从军忠孝双全的花木兰，率兵解围的秦良玉，出身青楼击鼓抗金的元帅夫人梁红玉……都成了激励民族精神的女英雄。
这一时期妇女史研究留给后来的遗产，不只是一批开创性的著作，重要的是在理论、概念、解释框架方面的发凡起例，成为后人研究的起点，也同时成为今日欲有所突破的屏蔽。
（二）现代化浪潮第二波：改革开放与妇女史（1949年以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以前，随着被迫关起国门实行自足的现代化、许诺妇女解放的立法的实现，妇女史的研究也呈现明显消退趋势（偶尔因个别史家兴趣和追随热点引发对一些妇女人物如王昭君、文成公主、冼夫人、蔡文姬、武则天和黄道婆等的关注除外）。这与认为“妇女已经解放”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妇女史，在革命成功、妇女翻身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文革”末期，曾将武则天、吕后“捧”为“法家”，文革后又重弹“女祸”论调，是“古为今用”的史学观将历史降为政治奴婢而搞的“影射”把戏。
70年代末改革开放，80年代中期掀起新一轮空前高涨的现代化热潮，伴随着文化反省和向外看世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思潮、新理论被引进，翻译热、建“学”热、丛书热使得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异常活跃，妇女史的复兴以及再掀热潮在特定背景下由多种因素引发并形成不同的关注：首先，国外70年代兴起的妇女学（研究）于80年代初传到中国，得到学界和妇联界双重接纳，因为改革开放引发的新的“妇女问题”需要历史的回应；不过研究动机和着重点有所不同——妇联更注意总结妇女运动的历史经验，而学界起初更侧重于文化反思和文本妇女史的探究[2][3][4]。再者，史学界重续社会史研究传统并受新年鉴学派影响，对妇女史也开始关注并有著作发表[5]，婚姻家庭、奴婢、娼妓和妇女不同阶层生活描绘仍沿袭了二三十年代的内容和写作范式。因此，80年代的妇女史包括了三个方面——妇联的政治史（或曰党史）框架的妇女运动史、妇女研究界的文化反思或曰文化重建的妇女史和史界中社会史切入的妇女群体生活史。
90年代初，一场政治风波消解了80年代思想启蒙先行的现代化策略，而稳定和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新方略。在伴随“经济热”而掀起的“弘扬传统文化”的声浪中，出版商与文人终于找到了“弘扬妇女文化”的商业炒作技巧，“宫廷文化”、“青楼文化”、“美女文化”，还有“尼姑”、“风流寡妇”等都得以“弘扬”；还有炙手可热的“性文化”，挂着解放思想、反封建、追求生活质量的“现代性”招牌，还打着“科学性”的旗帜。[6](P17)
90年代中期出现一种新变化：当“弘扬”历史女人的商业炒作使人大倒胃口的时候，一些视野广阔的严肃史学家开始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加上“妇女”成分甚至“性别”的变量，将妇女纳入史学视野的实证研究日渐多了起来；社会史中研究婚姻家庭的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妇女和性别关系；新视角（如民族妇女）、新材料（如墓志、出土文书、档案的运用）和新方法（如口述访谈）的使用[7][8][9]，都给妇女史的写作带来新的生机。近代妇女史一改政治史中心的路数，对下层民众生活给予了更多审视和关注。[10]
90年代初期在妇女学背景下引入社会性别(gender)以后，经过几年的消化与本土接轨的过程，90年代中期开始运用于妇女史研究，一方面探寻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的形成、变化和特点，另一方面着手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从90年代初的“发现妇女的历史”到本土的“社会性别历史文化寻踪”[6][11]，从单纯的研究转变到学科—课程建设，充分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妇女史学科意识的提升，告别了妇女史长期作为政治史、社会史附庸和商业卖点的尴尬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12]
二、全球和本土、研究与学科：国外进程与国内运作
（一）妇女学与妇女史：国外历程略说
妇女学是新女权运动的直接产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妇女和性别议题的全球关注推动了妇女学的全球化。作为妇女学和历史学嫁接产物的妇女史，30年来走过了在传统历史中添加妇女的历史到关注性别关系的社会性别史的历程。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从70年代的父权制理论到80年代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的有效分析范畴，再发展到90年代注重差异和多重身份的分析，以至90年代末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正是面对当前的全球化浪潮、跨国界的移民和电子信息网络时代，人的社会身份、主体构成及其认同都不是单一固定僵化的，而是多元流动变易的新景观提出来的。但这里的“超越”不是不关注社会性别，而是将社会性别复杂化，不把性别作为惟一的分析范畴；同样社会性别史不是冲淡妇女史，不是抛开妇女只关注性别，而仍然是要把妇女置于中心位置。其目的是破除虚假的普遍的、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以体现具体而流动的具有多元社会身份的“妇女”。
全球妇女学的勃兴，也意味着对欧洲中心和西方标准的现代性挑战，同时反对将东方本质化和固定化。全球化意味着多元性和区域本土价值受到尊重，要求研究者从普遍认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动选择并运用于本土研究。除了理论上的启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警示我们在思考妇女和两性时，必须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诸如将西方—东方、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需要将妇女的历史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更需要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
也许国外汉学界妇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可以成为我们最方便的直接吸取的学术资源。那些一方面吸收西方新的理论成果，一方面不断警惕自己的西方中心和东方主义，表现出很大的学术自觉的学者的成果，更值得我们借鉴。下面以美国汉学界为例略作说明。
七八十年代，受西方汉学和女权主义观点影响的妇女史学者，在“添加史”的框架中关注婚姻家庭这些传统的妇女领域（特别是前近代），也有将妇女作为一个新的变项单独抽取出来进行女性主义分析。父权制是这一时期的核心分析概念，压迫—解放模式表明受到陈东原著作的深刻影响。而人类学家马杰里．伍尔芙通过对台湾农村妇女考察提出了“子宫家庭”（母亲的权力是对传统的父权制一个惊世骇俗的挑战），尽管它带有生物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等缺陷。其后，社会性别概念和性别分析方法的运用，改变了旧题新解和填补史的方向。
90年代汉学家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进入了自觉期，他们努力深入到中国语境之中，改变了研究议题，如强调妇女的能动性，生活空间和性别关系的复杂性等，使原来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同时又开拓了像医学、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育、性、卖淫、财产的法律关系等多方位的历史画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如将社会文化与经济物质生产流通做通观的历史研究就很有前景。
（二）继承与借鉴、超越与创新：妇女史学科化的本土运作
回顾中外妇女史发展历程，正是为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继承和借鉴的资源。妇女史的学科化，就不能只是单纯的研究，而是要在确定学科坐标系（尽管妇女史研究也是跨学科的，但只有确立本身的学术坐标，才能向其他学科跨出去；今天的妇女史应是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而不能只是传统史学甚至社会史中的一个分支）的基础上建立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以实现包括史学知识的重建、历史研究模式的变革和将知识传承纳入机制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学科化包括了研究（知识生产）和教学（培养人才）两个方面。妇女学背景下的妇女史学科建设必须是由一批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学者自觉来推动，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科发展之路。
1.研究：走出理论方法之困境
面对妇女史研究趋势和我们的史学遗产，国内妇女史学者在继承、借鉴、创新以建立本土妇女史学科中，面临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多重困惑，如社会性别能否以及怎样运用本土研究？唯物史观和性别视角到底怎样结合？有哪些新的方法可以借鉴运用？……新旧交替，中外相遇，在困惑中焦虑守成，在探索中“挣扎”“突围”。
困惑之一：是急于“超越”性别，回归“中立”、“客观”的“人的大历史”，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妇女史？二三十年代男性学者提携“妇女”浮出历史地表，是怀着一种改造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豪迈志向来呼吁、警醒世人的；而今天史界对妇女史的漠视甚至歧视却让人吃惊。原因之一是对史学的等级建构和价值取向缺乏反思，学术上的自我封闭和史学家人文关怀的倒退（甚至缺少维新、五四时期那种热切深沉的妇女—民族—现代化的关怀），造成了正统史学的性别盲点与偏见。传统史学把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及其后的社会史视为史学正宗，妇女史则为小历史、问题史、边缘史，不能单独立项，充其量只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原因之二是对西方妇女史理论的片面理解，特别是对以社会性别作为核心分析范畴的女性主义史学存在误解，认为女性—性别视角具有片面甚至偏激性，有悖于史学的客观性原则，甚至有意制造性别对立等等，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和“污名化”接受起来若水之就下，更不屑了解女性主义史学的当今发展，包括国外妇女史进程与汉学界最新成果。主流史界对妇女史的歧视，直接导致妇女史学者（女学者居多）被边缘化的焦虑与恐惧，所以，“添加”妇女尚未完成，就急于“超越”女性和性别了，更不要说社会性别视角的本土化和再创造了。任何新学科都需付出代价和承担风险才能有所建树，自觉为妇女、和妇女一起来书写关于妇女以及性别的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超越”性别，回归“人”（或曰“有性人”）的“大”历史必须在妇女与性别史完成学科建设使命的时候。
困惑之二：是天人合一的“阴阳和谐”，还是人为的等级中的合和？全球化对应的是区域和本土性，二者不是二元对立的。在妇女史研究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和分析范畴，实质上是在凸现历史上的性别权力结构关系。在这一点上，国内一些研究者常常以本土的特殊性来拒斥，认为“舶来品”不能解释中国情况，而“阴阳和谐”就是经常用来抵御“权力”和“等级”的分析的根据。事实上，很少有人来解构“阴阳乾坤”一类的伦理哲学假设的建构过程和等级实质，国人对性别关系中的尊阳卑阴、益阳损阴的实质缺乏起码的审思批判；妇女史学者本来应该担当解构性别文化的等级权力架构的任务，如果不加分析和批判地用“阴阳合和”的假设来拒斥性别分析、否认性别权力关系，实质是在抽空近代以来学者建构的“压迫—解放”模式，甚至美化糟粕，也就否定了现代化背景下的妇女史研究成果。
困惑之三：是单一的“地位”分析，还是引入和创造更多的概念范畴？由于妇女史长期以来受政治史、社会史的影响，“地位”分析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概念范畴。分析范畴实质上是什么是史学关注和史学价值问题，即“什么”构成妇女史的内容。以往的研究，要么认为妇女作为受害者、被压迫者拖累了社会才变成问题受到关注，要么认为妇女是家庭中人才被社会史纳入，这都涉及到妇女的“地位”——社会的与家庭中的，而从妇女本体和性别关系的角度来做全方位的社会性别扫描却被弃置一旁。这是以往的理论和方法局限所致。今天，当“社会性别”、“差异”、“能动”等多种概念范畴引入妇女史的时候，单一的地位分析就显得苍白无力。
困惑之四：是继续坚守实证主义，还是运用多种新方法？中国史学界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20世纪初以来建构的一套实证主义史学传统本来引自国外，但在树立起自己本土权威后不但忘其何来，而且陈陈相因，不再求变求新。具体表现为：过于迷信史料，缺乏对作为再表现的文献材料的审视、解读和分析；用描述、归纳代替具体复杂的分析阐释；对前代史学大师过于膜拜。在这一学术传统习染下的妇女史研究，一方面缺乏新意，因袭前人，同代重复，仅以宋庆龄研究为例，在出版的40多部著作和500多篇文章中，多数缺乏新意并且重复。[13]重复和无新意反映出方法的陈旧和视角的单一。跨学科、多视角、多种方法的运用，特别是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对妇女史学科建设来说已刻不容缓。
2.学科化·本土化·主流化
如前所说，妇女史在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汇点进行自己的学科定位，继承优秀传统和引入新理论方法运用于本土研究，在进行知识生产的同时进入教育主流。
(1)继承、引进和本土化：毕三功于一役
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实证史学的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解释的维度和效度。
引进什么？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在个别地区使用，社会性别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注和关怀在被赋予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含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作为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做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的表现是什么？诸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的女、妻、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年辈中的长幼尊卑等等各被赋予什么意义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作？作为群体的妇女的差异——阶级、民族、区域、城乡、教育等等。各方面的表现又是什么？还有搞得非常生物学化和本质主义化的性别差异都需要进行本土的探索并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将“社会性别”、“差异”等分析范畴运用于中国历史，以华夏族为例，就可以做多层次的探索：
第一层：看制度规范——关于两性分工、婚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样被人为规范的？内容是什么？
第二层：看构筑性别制度的有关主体分别对性别制度的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分别在社会性别制度的生产、流通与接纳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父系—父权的家庭（族）、男权—皇权的国家和家国不分（同构）的上层阶级的男人，最初怎样成为同谋建筑了男权制性别制度？又是怎样据时而变的？具体而言，“家”如何严格界定、制定了性别的身份、名分、礼教、规范等等？“国”如何设定了关于性别的法、律、令和倡导“美德”与惩戒“恶行”的标准和办法？主宰“话语权”的文化人怎样进行性别话语的生产——包括制度性的话语生产和阐释、男女气质的界定和好坏男女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以及关于女性的观念和性、身体、医学、情欲和美色的话语？以及这些话语是如何投入具体运作并继续构建现实性别的？还要探索作为主体的男女，他们是怎样形成了自己关于性别的身份、分工、气质等方面的全面认同、局部的出轨甚至反叛的？
第三层：看性别制度的实际运作与表现。制度和规范的设立制造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存在。这里有时间、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会性别制度本身而言，存在着“经权”的关系的存在。所谓“经”是指制度和价值中不变的基本原则；“权”是指“经”的语境化（情境化）和通变灵活性。经和权的关系，近似于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14]由于性别制度的经权关系，使得作为具体或群体的妇女（男人）身份和实际处境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阶级、代际——年辈与性别构成的复杂关系。权力的分散性使妇女在男权制性别制度中得以寻找生存的空间，进而发挥一定的能动性。[12]在性别制度制约的性别关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产、日常情感、性、生育、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样的？需要一一探究，并给以回答。而原来狭窄的家庭范畴和单一的地位分析是难以涵盖如此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关系的。
还有，社会性别范畴在中国有哪些更值得关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社会性别制度演变的断代分期在中国数千年应该怎样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妇女史的材料和需要发现的新材料？怎样解读阐明已有的和有待开发的材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继承、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2)“单独立项”和“两个进入”：主流化运作
如前所说，妇女史的学科定位必须在妇女学与历史学之间寻找平衡和连接点，那就首先需要妇女史的单独立项，在一定的时间内作为独立的门类给以经费和人力的投入，开展研究和教学活动，同时考虑向主流史学的进入——合作——对话。
目前的做法是在妇女学学科建设中为史学单独立项，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妇女史不可能在史学中立项。在“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中“妇女史”子课题立项启动以来，其间所进行的翻译引进、梳理成果、读书研讨、培训队伍、编写教材、出版专辑等一系列活动初收成效。特别是2001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唐宋妇女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有力地证明妇女史进入主流史学并对史学产生积极的影响既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
关于进入教育主流，即在高等学校开设妇女史各级各类的课程也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做法或在高校通选课中增设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课程，引导学生将现实中熟视无睹的性别歧视现象与历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以提高性别敏感度；或在历史系的学位教育中开设本科和研究生层面的课程，如从断代史或专门史加入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内容，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维度、新方法传授给学生，再过渡到妇女史的独立招收硕士和博士生。这条道路看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可以预见，只要妇女史学者坚持不懈地努力，妇女史进入史学和教育的主流不仅仅是一种梦想。
收稿日期：2002-05-16
标签：社会性别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政治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