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何处去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3-0061-21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哈罗德(Harrod)《动态经济学》①的启发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同时产生的；前者继承了凯恩斯的遗产，而后者则回归新古典主义传统，二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关系。曾经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风光无限，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起构成现代增长理论的支柱。但当经济增长理论共同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失落之后，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旗帜下迎来了新的繁荣，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仍在黑暗中徘徊，未找到前进的方向，逐渐被边缘化了。 本文旨在揭示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停滞的原因，并通过回顾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起源，重新思考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精神实质是什么，生命力在哪里，如何焕发它的活力。本文认为，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长期片面地沉溺于内生分配理论的模型推导，抛弃更根本的投资、预期、不确定性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原有精髓是它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只有恢复独立投资函数的核心地位，并且通过吸收后凯恩斯主义关于人类行为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推进投资决策机制的研究，才能使之重新焕发活力。 文章第二部分概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早期经典增长模型：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旨在客观地呈现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诞生之初的面貌，尤其强调它包含利润实现机制和投资决策机制两个核心要素。第三部分叙述了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它表现为分配理论取代增长理论、片面进行利润实现机制研究而抛弃投资决策机制研究的畸形化过程，这并未使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获得实质性发展。第四部分通过对早期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得出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根本特征是“独立投资函数”，独立投资函数的精神实质是强调投资、预期、不确定性的重要。第五部分介绍了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的新进展及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对这种新进展的排斥。第六部分提出后凯恩斯主义行为理论新思想与增长理论结合的方式与前景展望。 一、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早期经典增长模型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最早是由新剑桥经济学家罗宾逊(Robinson)和卡尔多(Kaldor)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立的。罗宾逊和卡尔多创建的增长模型是后凯恩斯主义者把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由短期分析扩展到长期动态分析的最早的、完整的理论成果，之后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都是对此模型的扩展、细化或延伸。可以说该模型浓缩了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核心要点，所以理解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直接方法就是把握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下面是该模型的概览。② 1.两个核心要素 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由两大核心要素构成，即利润实现机制和投资决策机制。 利润实现机制对应后凯恩斯主义的利润决定理论(又称作分配理论)。后凯恩斯主义的利润决定理论来源于卡莱斯基。卡莱斯基把有效需求原理和古典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根据有效需求原理，产出由投资和消费支出决定；根据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可以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他们的收入分别来自工资和利润，工人的储蓄倾向为零，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为正。由这两方面的规定，必然得出利润决定原则：“工人花费他们挣得的，资本家挣得他们花费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由他们的投资和消费支出来决定，用公式表示③就是：
，其中，P是利润收入，
和I分别是资本家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
是基于利润的储蓄倾向。 公式
被称作卡莱斯基利润方程。后凯恩斯主义者把卡莱斯基利润方程动态化——通过把方程两边同除以资本存量——得到利润率的决定方程：
表示利润率，
表示资本积累率或经济增长率。 利润率决定方程
被称作剑桥方程式，它表明宏观经济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率成正比，与利润储蓄倾向成反比。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利润决定的机制是：资本家消费和投资支出增加，导致价格上升，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利润率上升。所以，后凯恩斯主义利润决定理论的实质是利润实现理论，而不是利润生产理论。 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的第二个核心要素是投资决策机制，它对应于后凯恩斯主义的投资理论。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决定储蓄从而先于储蓄，所以存在独立于储蓄行为的投资决策行为。投资行为的主体是企业家。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不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而是基于企业家资本积累的热情和冲动，这种热情和冲动被称作“动物精神”。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可用描述计划积累率
与预期利润率
之间关系的一个函数来表示，例，
(在罗宾逊的模型中用的是非线性函数)。它表示，维持更高的计划积累率要求有更高的预期利润水平，因为这既提供了更有利的赌博赔率，也使得融资更容易；同时，利润率诱导投资，而诱导力取决于动物精神，动物精神的强弱由系数a和b表示。根据凯恩斯的行为理论，人们在作出预期时，习惯于把目前的状况延展到未来，本期实现的利润率形成下期预期利润率，这样，在动物精神不变的条件下，本期利润率直接决定下期积累率。罗宾逊说：“我们模型的中心机制是企业对积累的欲望，并且我们已假定它受预期利润率的影响。”④ 2.双边关系 利润实现机制表明投资产生利润，而投资决策机制表明利润诱导投资，把两种机制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利润和投资之间具有一种双边关系：投资产生利润，利润诱导投资。这种双边关系以动态的形式表现就是：积累率决定利润率，利润率诱导积累率。对此，罗宾逊指出：“如果没有利润，企业家就不能积累，同时如果他们不积累，他们就没有利润。”⑤卡尔多指出，他的增长模型“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量取决于投资率，并且反过来，使投资率取决于利润的增长”⑥。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表达了一种投资产生利润、利润产生投资的螺旋上升过程，当然这种螺旋并不是无止境的，而是受到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约束。 利润率与积累率的双边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图中横轴表示实际的和计划的积累率，纵轴表示实际的和预期的利润率；曲线A描述的是分配函数，即剑桥方程式，它表示实际积累率
和实际利润率
之间的关系；曲线I代表投资函数，它描述了预期利润率
与计划积累率
之间的关系。两条曲线形成香蕉形状，所以此图被称作“香蕉图”。在两条曲线的交点D(另一个交点是S)，企业基于某一利润率预期进行的资本积累恰好产生和预期一致的利润率，从而表明将此积累率延续下去是合理的。此时企业对他们所处的状况满意，此积累率将被维持。D点代表的积累率被称作：“意愿的积累率”，它类似于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可见，意愿的积累率由“利润实现机制和资本家积累冲动的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⑦。 D点不仅是均衡的还是稳定的。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偏离D点的经济会自动调整达到此交叉点。假设初始状态企业家的预期利润率为
(位于D与S之间)，根据投资函数，企业家计划进行的积累率为
；当企业家按照积累率
实施投资后，根据剑桥方程式，产生的实际利润率为
；由于实际利润率高于预期利润率，企业家向上修正预期，下一期的预期利润率调整为
；再根据投资函数，企业家计划积累率为
；此投资计划实施后创造的利润率进一步上升到
，这个过程一致持续下去，直到经济达到点
，预期利润率与实际利润率、计划积累率与实际积累率分别同时重合。当投资函数为非线性方程时，如图1还会产生另一交点S，S也为均衡点，但它不是稳定点。在S点的左方，积累率过低，以致产生的利润率低得不能维持这个过低的积累率，经济远离S点走向毁灭；在S点右上方的点，已证明会趋向D点。所以只有D点的积累率才代表意愿的积累率。
图1 香蕉图
图2 节约悖论 3.节约悖论 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中的重要结论“节约悖论”在长期增长模型中仍成立。假定经济的初始点是长期均衡点D，此时社会源于利润的储蓄倾向为
，储蓄曲线为
。如果储蓄倾向下降为
，根据分配函数可知储蓄曲线将向左上方旋转，在图2中，由虚线
代表。初始均衡状态下实施的积累率
，此时所产生的实际利润率将大于预期的利润率
，因为较低的储蓄率使得社会总需求超出预期。超出预期的利润率将诱导企业提高积累率，最终达到新的均衡位置D′点，此时的积累率和利润率均高于初始状态。所以储蓄率的下降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反之，当人们变得更节俭，储蓄率提高时，由于有效需求下降，经济增长率下降。可见，增长率或积累率与储蓄率存在反方向变动关系。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储蓄率变化会影响人均产出，但不会影响均衡增长率。 4.黄金时代与内生不稳定 和“意愿积累率”相对的概念是“潜在积累率”。潜在积累率取决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它等于人口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之和。当技术进步是中性的⑧且稳步前进，人口以稳定的速度增长，积累率足够高和稳定以避免失业，那么，实际工资率倾向于随人均产量成比例地增加，利润率及工资与利润的相对份额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都保持不变。只要没意外干扰，企业家就会愿意和过去一样保持匀速积累，经济也会处于稳定的发展过程中。此时，意愿积累率和潜在积累率将一致且等于产出增长率。罗宾逊把这种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平滑、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称作“黄金时代”。⑨ 罗宾逊提出“黄金时代”概念是为了揭示那些妨碍增长率保持充分就业和稳定的因素。在所有不稳定因素中，动物精神因素是最重要的。由于缺少信心和乐观情绪，会使香蕉图中的投资曲线更靠近左上方的位置，表现为投资方程的系数a、b均较小，此时，意愿积累率较低，低于潜在积累率，从而使经济处于失业状态。反之，过于乐观的情绪会有较高的意愿积累率，造成劳动力短缺的紧张状态。动物精神的不稳定是造成意愿积累率偏离潜在积累率的主要因素。偶发冲击总会通过改变动物精神而扰乱经济系统。除了外生冲击产生经济不稳定，经济也会内生地产生不稳定。预期不仅受到今天情况的影响，而且受到过去运动过程的影响，因此实际利润率上升引起进一步上升的预期，利润率下降引起进一步下降的预期时情况就会如此。当目前资本利润率相比过去已上升，此时意愿积累率就会高于如果利润率不变时此刻利润率对应的意愿积累率；一旦意愿积累率达到，利润率停止上升，预期恶化，此时的积累率不再是意愿的积累率。 5.增长的“通货膨胀壁垒”约束 在后凯恩斯主义分配关系中，之所以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率成正比关系，在于资本积累率的上升引起了相对于货币工资的物价上升，从而使实际工资下降。所以更高的积累率意味着一个更低的实际工资率，也就是说实际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仅受潜在增长率和意愿积累率的限制，还受最低工资率的限制。当实际工资降到一定水平之后，会遭到工人的抵制，他们会要求增加货币工资。在此限度继续提升积累速度，只会引起货币工资与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螺旋。通货膨胀压力产生了抑制投资的因素，例如利率上升、信贷配给等金融约束。因而此时增加积累的任何企图都被通货膨胀威胁所挫败。工人愿意接受并能执行的实际工资最低限度被称作“通货膨胀壁垒”。所以经济增长受到“通货膨胀壁垒”的约束。 6.早期经典增长模型的优点与缺陷 后凯恩斯主义早期经典增长模型是现代增长理论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对现代增长理论进行阐释的人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及其理论贡献。它的特征和贡献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采取了整体主义方法。它指出利润的创造、实际工资的决定取决于经济整体的运行情况，是社会总资本积累率的结果，而不是取决于个别企业中资本、劳动的边际生产力。(2)把增长看作历史时间当中的过程。它把利润和投资的双重关系考虑进来，从而把事前因素和事后因素区分开来：预期利润诱导计划投资，实际投资产生实际利润；本期利润诱导本期投资，本期投资产生下期利润。(3)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制度特征。一方面，它依据收入来源、储蓄倾向的不同对社会人群进行了阶级划分，采取阶级分析方法，论述不同阶级在增长中的作用及增长带来的阶级关系变化；另一方面，它把企业的投资活动而不是消费者的储蓄行为视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确认投资行为的独立地位和意义，把企业家的投资行为研究置于模型的突出位置。(4)坚持经济主体按“遵循惯例”、“凭借经验”的方式行动。它反对新古典模型理性最大化的行为假设及其基础上的过度抽象演绎方法。它把储蓄行为仅仅看作遵循不同阶级的储蓄惯例的行为，把投资行为看作根据已发生的盈利状况进行决策的经验性活动。 后凯恩斯主义早期经典增长模型有其自身的缺陷。(1)该模型暗含着产能充分利用的假设。该模型假设产能无论何时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没有过剩产能，也就是说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时也就是利润—工资边界。由于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任何产出的扩大都要求资源从消费品生产转向资本品生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价格调整就是完成资源配置的机制：价格上升导致实际工资被削减、利润增加，进而使得储蓄适应投资。这种产能利用率不变、价格机制灵活地发挥作用实现均衡的经济运行观点，是与凯恩斯主义相违背的新古典主义观点。(2)该模型从产能充分利用假设出发，借助其价格灵活调节机制，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实际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关系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经济发展事实相违背。(3)该模型没有为外生收入分配留下余地。在该模型中，收入分配——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决定——是由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内生决定的，收入分配状况完全从属于经济增长的过程，收入分配本身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自主因素，相反它是取决于增长速度的因变量。“这样的收入分配在产品市场决定，没有给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因素留下发挥作用的空间。”⑩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政策主张上提倡一个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且主张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来实现，但该增长模型无法为这种主张提供理论支撑。(4)增长模型中的“动物精神”投资理论虽然强调不确定性和企业家决策的开放性，但不能更恰当地展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征：长期来看，经济是相对稳定、平滑和连续的，然而时不时地被无序、危机和恐慌打断。“动物精神”投资理论只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混乱的一面，但未能揭示内在的稳定机制。 后凯恩斯主义早期经典增长模型的这些缺陷为它日后的衰落埋下隐患。如果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要保持它自己的生命力就需要能在后续的发展中弥补这些不足。 二、跛行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谓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开始涌现出来，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但这些所谓的增长理论更严格地说属于分配理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在给定增长率的条件下揭示收入分配的决定，尤其是利润率的决定，并与新古典主义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对立起来。这种增长理论是对后凯恩斯主义经典增长模型中的利润实现机制的强调和发展，但它们抛弃了增长模型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投资决策机制，从而也远离了用双边关系解释经济增长的早期后凯恩斯主义传统范式。它们已是单线突进，跛脚前行，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没有前途的跋涉。 1.卡尔多的分配理论(11)
上式两边分别同除以Y和K，然后整理变形可得到：
卡尔多总结道：“给定工薪阶层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只取决于投资—产出比。”(13)卡尔多的收入分配机制不仅需要灵活的价格假定，还需要产能充分利用的假设，也就是说经济处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只有在产能充分利用条件下，投资需求的变动才会充分反映在物价的变化上，同时，利润与工资也才处于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状态。
方程(4)是卡莱斯基利润方程，方程(5)说明总收入中的利润份额由投资—收入比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决定，方程(6)是剑桥方程式。 卡尔多在他的收入分配理论中纳入经济增长因素，揭示了两个关系：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个是经济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实现稳定增长。 由方程(2)或(5)可知，利润份额P/Y由投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I/Y决定；而投资的国民收入份额取决于经济增长率g=I/K，这是因为I/Y=g·v，其中v是资本—产出比K/Y，由技术决定，可假定不变；所以，利润份额取决于增长率g。从方程(3)或(5)可看到，增长率越高，资本利润率越高，这也是在资本充分利用条件下，收入份额变化在利润率上的必然反映。 卡尔多收入分配理论的另一个目的是说明：投资为自己创造储蓄，经济可以实现稳定增长。投资增加促使利润份额增加，利润份额的上升因利润储蓄倾向大于工资储蓄倾向而引起社会平均储蓄率的上升，从而产生足够的储蓄来支持企业家进行投资。所以，储蓄由投资内生。卡尔多分配理论找到了一条解决哈罗德难题的道路。哈罗德增长模型提出充分就业稳态增长的条件是有保证的增长率s/v等于自然增长率n，即s/v=n。哈罗德认为，s、v、n是三个独立变量，无法保证稳态条件的实现。卡尔多则认为，s不是常量，是一个可变量。对应每一个收入分配，就有一个社会平均储蓄率，相应地有保证的增长率也有多个。对于每一个自然增长率n，总有一种收入分配P/Y使社会平均储蓄率s符合s/v=n这一充分就业稳态增长条件，而且卡尔多深信现实中这种满足稳态条件的分配必然实现。 2.帕西内蒂定理：卡尔多分配理论的一般化 1962年，帕西内蒂(Pasinetti)对卡尔多的分配理论进行了扩展，(14)使其结论更具一般性。 帕西内蒂指出，卡尔多分配模型中有一个“逻辑缺陷”：工人已进行了储蓄，但他们并没有为此得到任何报酬。帕西内蒂认为工人进行的储蓄会使他们持有一定资本存量，他们也应收到总利润中的一个份额，因此，总利润本身必然被分成两类：归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分给工人的利润。在帕西内蒂模型中，工人的收入分成两部分：工资收入W和利润收入
，资本家只有唯一利润收入
。如果
分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则储蓄函数分别变为
。于是均衡条件为：
通过和卡尔多模型中得到(2)和(3)相同的运算步骤，可以得到：
帕西内蒂假设：(1)在一个动态均衡条件下流行一个统一的利润率，(2)每个阶级的资本所占比重与其储蓄所占比重相同。这两个假设的含义分别是
方程式(10)和(11)在卡尔多分配模型中是以
=0的特例出现的，但帕西内蒂在这里表明，即使没有
s=0的特殊限定，在动态均衡状态下，P/Y与P/K仍是独立于
的。这被称作“帕西内蒂定理”。以前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资本家的储蓄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依赖于特别简化和极端的关于忽视工人储蓄的假设。目前的分析的新颖性表明，这关系的有效性是独立于那些假设的。不管工人的储蓄行为如何，它都是有效的”(15)。帕西内蒂认为，工人只能分享总利润中的一个数量，他们根本就没有力量来影响它，只有资本家的储蓄决定才对整个系统具有绝对的战略重要性。 3.卡尔多—帕西内蒂分配理论的一般化 蒋中一(Chiang)于1973年提出一个三储蓄倾向的分配模型，(16)他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的分配模型作为两个特例来处理，使得剑桥分配理论更为一般化了。
4.后凯恩斯主义者对“反帕西内蒂定理”的回应 如何回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反帕西内蒂定理，是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一个兴奋点，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回应进一步推进了帕西内蒂定理的扩展。 (1)反帕西内蒂定理 1966年，萨缪尔森和莫迪利安尼用新古典方法证明了帕西内蒂只揭示了经济均衡增长的一种可能性。(18)工人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在一定范围之内，帕西内蒂定理有效，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出现相反情况：“纯粹”资本家消失，一切资本都归工人所有，均衡增长过程中的一切相关变量由工人的储蓄倾向决定。引入符号α(k)表示归于资本的收入份额P/Y，他们最终得出如下两个定理： 帕西内蒂定理：当
时，在经济系统的均衡增长路径上，利率(或利润率)仅由增长率n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
决定，独立于工人的储蓄倾向
。 反帕西内蒂定理：当
时，在经济系统的稳态增长路径上，资本平均产出(即资本—产出比的倒数)独立于生产函数形式，仅取决于增长率n和工人的储蓄倾向
，独立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
。 (2)卡尔多对反帕西内蒂定理的回应 首先，卡尔多(19)对反帕西内蒂定理提出批评。卡尔多指出，源于利润的高储蓄倾向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出现反帕西内蒂定理所说的状况：“资本家”被淘汰，只剩下工人这唯一的储蓄阶级。这是因为，源于利润的高储蓄倾向是依附于企业营业收入的性质的，而不是依附于资本家个人财富的性质的；是企业的行为特征，而不是资本家个人的行为特征。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报酬递增的世界，为了生存，企业有从赚得的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再投资进行扩张的内在要求，
指的是企业利润预留的比例。当今企业在很大程度上由食利者资本家所有，但他们的个人储蓄倾向和他们所拥有的企业的储蓄倾向没关系，
指的是个人收入(工薪和股息)的储蓄比例。有十足的经验证据证明企业储蓄倾向是大大高于个人储蓄倾向的。 其次，卡尔多提出“新帕西内蒂定理”。卡尔多把经济系统分成个人部门和公司部门。个人部门中的个人既包括工人，也包括食利者——资本家或股东。该部门的收入包括工资和股息收入。就储蓄而言，工薪阶层具有净储蓄
；资本家具有净负储蓄，它是指资本家消费支出超过股息收入的数额，这一数额由资本家出售所持有的股份(资本)来承担，净负储蓄量被表示成资本利得(即证券的市场价值的变化)G的一定比例(c)。公司部门的公司利润留成比例为
。公司决定发行的证券(即外部储蓄)等于当前投资支出g·K的一定比例(i)。工薪阶层的净储蓄形成了对证券的需求，资本家阶层的净负储蓄形成了证券的供给，公司为融资而发行的新证券也形成了证券的供给。在证券市场，证券价格的调节将使证券的总供求趋于相等，所以证券市场的均衡表示为：
经过简单的分析和推导可以得出：
个人部门的净储蓄为
，其中cG取决于估值率v(表示股份的市场价值与公司所用资本之间的关系)。由证券市场供求决定的灵活的估值率确保个人部门有足够的储蓄去购买公司发行的新证券。所以私人部门为公司部门提供的储蓄是内生于公司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储蓄需求的，这也表明投资为自己创造储蓄。式(15)表明均衡中的利润率将取决于g、
和i，独立于个人储蓄倾向
和c，这一结论与帕西内蒂结论一致。卡尔多借助证券市场的均衡机制，论证了帕西内蒂定理的有效性，这一阐述被称作“新帕西内蒂定理”。 (3)其他人的回应 Baranzini在1975年的论文《帕西内蒂定理和反帕西内蒂定理：一个调和》(20)中把帕西内蒂定理和反帕西内蒂定理表示成一个二次方程的两个根的形式。他仅仅运用众所周知的帕西内蒂分配理论所用到的那些假设作为分析前提，把社会总储蓄率表达式和哈罗德均衡条件结合起来得到一个关于P/K的二次方程。解这个二次方程得到两个根，这两个根正好分别是帕西内蒂定理和反帕西内蒂定理的表达式。这说明所述的两阶级经济有两个稳态，分别使帕西内蒂定理和反帕西内蒂定理成立。但是，可以证明，在使反帕西内蒂定理成立的第二个稳态中，每个资本家的资本存量份额趋于零，因此两阶级体系将退化成单一阶级体系。Baranzini说：“我们可以断定，因为萨缪尔森—莫迪利安尼的长期均衡必定是所有资本都归工人所有，所以，如果在长期均衡仍有资本家和工人，它必定是帕西内蒂经济。”(21)也就是说，反帕西内蒂定理所代表的情况是与两阶级结构经济的假定不相容的，也是与现实不符的，而帕西内蒂定理揭示的关系更具一般性。 Ahmad在1986年(22)把托宾对卡尔多的批评与Baranzini的二次方程根的方法相结合。由Baranzini的二次方程根方法得到的反帕西内蒂定理表达式经过变形恰好是
，这和托宾提出的情况一致。把此等式带入帕西内蒂的利润份额方程
。Ahmad指出，利润份额方程中出现
并不是对帕西内蒂定理的否定，而是它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结果。所以，反帕西内蒂情况下的结论只是帕西内蒂结论的一个特例。解释利润份额，不论是帕西内蒂情况还是反帕西内蒂情况，都不必跳出帕西内蒂理论框架之外去寻求另一套理论的帮助。 5.如何看待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 通过上述对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内容与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剑桥分配方程式，也被称作帕西内蒂定理。(2)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是对卡尔多分配理论中隐含的帕西内蒂定理推向一般化的过程，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反帕西内蒂定理的回应促进了这一进程。(3)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重要目的在于揭示“投资”为自己创造“储蓄”，企业投资才是经济活动的主导因素。(4)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把分配与增长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现在两点：一是增长决定收入分配，二是收入分配的调节使储蓄适应投资。(5)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提出的分配机制是通胀机制，这是建立在产能充分利用和价格灵活的假设之上的。(6)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所揭示的分配机制体现的是一种技术关系：积累的多，用于消费的资源就少，与社会制度无关。所以这种分配决定并不包含阶级斗争等制度因素。(7)分配是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结果，与要素贡献率无关。 企图用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取代增长理论是不可取的，它无法承担增长理论所要承担的职能：无法解释增长的动力与稳定性。如前所述，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与增长问题的结合体现在两点：一是增长决定收入分配，二是收入分配的调节使储蓄适应投资。就第一点而言，增长是作为自变量来解释收入分配，而增长本身的决定并未涉及，更未涉及收入分配对增长速度的影响；就第二点来说，它只是排除了一种不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并未揭示引发不稳定的因素，正如卡尔多所说，虽然收入分配的调节使储蓄总能适应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平滑增长率的内在趋势，仅意味着周期运动的原因在别处——并不在于s与g、v之间调节机制的缺乏”(23)。 发展了的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是对卡尔多分配理论的扩展，而这种扩展并未带来结论的实质性变化；与之相对应，分配理论的发展只是使卡尔多—罗宾逊增长模型中利润实现机制更具一般性，加强了经典增长模型的一个核心要素，但不会给经典增长模型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它并未引入外生收入分配决定，并未讨论不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分配的通胀机制及其所需的完全产能、价格灵活的假设。因此，发展了的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不能弥补经典增长模型的缺陷。 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对增长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投资为自己创造储蓄”这一趋势，但它在投资对增长的意义及投资本身的决定上毫无建树。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把自己的命运局限在对内生的利润率从而储蓄的决定的研究上，这类似于单腿行走，走得越来越艰难，失去活力。下面让我们回到经典，重新思考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精神实质是什么，生命力在哪里，如何焕发它的活力。 三、重新发现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实质：投资、预期、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 回到后凯恩斯主义早期经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其革命意义，我们发现，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根本特征是“独立投资函数”；独立投资函数的精神实质是强调投资、预期、不确定性的重要。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这个根本特征只有在与古典、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比较中才能呈现出来。 1.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投资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把资本积累或投资视作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它不仅像古典经济学那样强调投资的供给功能，而且受凯恩斯、卡莱斯基的启发还突出了投资对需求的作用，同时，创造性地把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变联系起来。因此，投资被看作驱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始终围绕投资问题展开。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在长期稳态条件下，资本对人均增长率的贡献降为零，这时的稳态人均增长率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所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重要，投资并不重要。但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技术进步和投资是不能分离的，“技术进步在加快，要跟积累看齐”。(24)单位工人所拥有的资本量的增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技术进步，反过来，一个社会利用和吸收新技术的进度，要受到资本积累能力的限制。人均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实际上在资本增长和生产力增长之间具有单一关系，并不存在脱离资本增长之外的生产力增长因素——技术进步。卡尔多用“技术进步函数”——把人均产量增长率表示成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函数——来描述这一单一关系。卡尔多的“技术进步函数”思想强调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否定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把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而忽视投资重要性的做法。 如果说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对资本积累的供给作用的阐述，是古典经济学相关思想的复归，那么他们对资本积累的有效需求作用的揭示却完全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众所周知，对有效需求尤其投资需求对宏观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强调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投资乘数原理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几乎所有自称凯恩斯主义的流派都信奉这一经济运行机制：投资增加通过需求的连锁扩张反应，引起国民收入的多倍增加。后凯恩斯主义者也不例外，但他们更多的是继承了卡莱斯基的有效需求理论，把有效需求理论和利润决定理论结合起来，(25)得到利润决定方程式
。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等于资本家的支出。资本家的消费支出相对稳定，所以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是投资；投资在增加需求的同时，也增加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增加对进一步投资起抑制作用，有效需求不足是常态。 后凯恩斯主义者把资本积累的供给功能和需求功能结合起来：资本积累增加了产能，需要新的投资吸收这些新产能；当这样做时，又增加了产能，进一步需要更大规模投资来吸收更大量的产能，依此类推；只能依靠投资螺旋上升，永不停息，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本主义经济会遭遇两种性质相反的停滞——由于技术贫乏的停滞和由于过剩的停滞”(26)，资本积累或投资是破解两种停滞的唯一途径。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对投资的重视还与它对增长的非平衡性质的认定有关。众多的后凯恩斯主义者(27)都把经济增长看作部门间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一些部门迅速衰落，一些部门增长缓慢，另一些部门则迅速扩张。他们认为决定一个产业部门有怎样的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随着收入水平上升，消费者对不同种类商品的需求弹性发生变化，对不同种类商品的支出份额发生变化，导致不同产业发展速度上的变化，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换、升级。后凯恩斯主义者“把增长看作产品层级转换过程，增长率看作这层级转换的速度”(28)。伴随产业结构变化的是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由于资本不具可逆性，衰落产业的资本不能转换成新兴产业的资本形式，所以扩张产业的增长依赖于新投资。扩张产业的增长速度依赖于新资本品被生产和配置于该部门的速度，所以产业转换的速度从而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投资率的函数。高投资率加速了产业结构转换过程，因此提高了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新古典增长理论忽视投资重要性的部分原因是平衡增长假设，平衡增长中不需要存在由产业转换引发的对大量投资的渴求。 2.独立投资函数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在把投资或积累视作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把投资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它认为，企业而非家庭是投资行为的主体，企业家而非消费者是投资决策者和执行者；企业家承担的企业投资行为不能还原成消费者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企业投资行为体现的是独立于消费者的企业动机和企业行为能力。所以，作为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研究对象的投资行为具有独立地位，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仅把它当作消费者储蓄行为的派生物，也不像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把二者合二为一。 新古典增长理论不承认企业投资行为的独立性，他们的依据是，企业是其所有者的企业，企业的动机和企业所有者动机完全一致，而所有者是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的消费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的，所以可由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决策取代企业投资决策。对此，后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企业与其所有者是相对独立的，企业有不同于其所有者的目标函数。企业一旦脱离家庭生产的从属地位，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大规模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就会追求自身的再生产、增长和安全。罗宾逊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各家厂商具有他们自己的生命。它们不单是为食利者挣得利润而存在着。”(29)关于什么是凯恩斯主义的投资理论，克罗蒂的主张是：“一个更现实的投资理论应包括公司是一个有自己的偏好函数的半自主主体的假设。我们预期公司追求规模、市场份额、利润等的增长(增长目标)和避免对它的决策自主权或金融安全的威胁(安全目标)。”(30) 新古典增长理论否认投资行为独立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认为投资资金来源于储蓄，储蓄是投资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所以储蓄决定投资。后凯恩斯主义者不仅论证了投资产生储蓄，还提出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来说明储蓄产生之前新投资是如何获得资金支持的。依据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现代经济是信贷货币经济，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化由银行贷款数量的变化来解释，“贷款创造存款”，银行被看作生产货币的企业。(31)银行贷款形成货币供给，那么什么决定贷款数量呢？银行能出售贷款的数量取决于借款者的资金需求。银行出于获取尽可能多利润的考虑愿意为资金需求者提供所需的所有资金，而且关键是它们事实上不受准备金的约束。商业银行可采取多种措施摆脱准备金约束，最重要的是，在遇到流动性约束时，央行将被迫放弃监管决心，进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操作，“存款准备金总是根据需求提供给银行”。(32)可见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对货币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了所需外部融资的资金量，而金融机构通过创造信贷满足这一需求，这样，信贷允许投资支出暂时超过收入，使企业能够在运行中产生足以清偿债务的收入，所以储蓄不能限制投资。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还从历史特定性的角度表明为什么要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储蓄支配论。这是因为它并未体现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征。从定性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企业家赚钱动机驱使的，而不是由居民消费动机驱使的，应从企业家投资的角度而不是从居民消费的角度理解储蓄行为。后凯恩斯主义的具体做法是假设储蓄来自企业的预留利润，工人没有储蓄，工人的收入只用于消费。“把总储蓄看作个人延迟消费的总和的倾向，掩盖了储蓄的本质……卡莱斯基强调来自盈余的未分配利润的方法”(33)是可行的。“企业由食利者资本家所有，他们的个人储蓄倾向和他们所拥有的企业的储蓄倾向没有关系。”(34)这种对资本家社会角色的历史特定性的分析已大大超越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经常滑入超历史的人性论的泥淖。 3.企业家预期 由上文分析知道，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资本积累过程——无论从供给能力、有效需求或是从产业机构转变角度均如此；而资本积累过程是企业家进行的无数投资决策的结果，它并不受制于消费者的储蓄决策。所以如果说资本积累或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企业家“吸收新技术时的敏捷和把资本投放于商业冒险时的意愿的两相结合”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35)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把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置于突出位置。卡尔多论述道：“熊彼特故事里的英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现在看来，在这个舞台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或者，甚至是主角——虽然我们喜欢赋予他更具多样化的特征。他不仅是‘新’生产技术的追求者；他还是一个发起人，一个投机者，一个赌徒，一个经济扩张的承办商。”(36) 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突出企业家的投资主导者的地位之后，必然把重心转移到投资决策机制上来。他们首要强调的是企业家根据“预期”进行决策。这就涉及对预期的特点、作用的考察。凯恩斯在《通论》中区分了企业家日常生产的短期预期与重大投资决策有关的长期预期。凯恩斯认为企业投资决策取决于长期预期，长期预期比短期预期更少有客观根据，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同时对经济活动具有更根本性的影响。凯恩斯考察了企业家预期的形成机制：动物精神与惯例性决策，考察了企业家动物精神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这些思想被后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下来。 后凯恩斯主义者指责新古典增长理论没有领会哈罗德增长模型的精神实质。他们认为哈罗德模型的根本特征是强调企业家预期的核心作用，是预期的作用产生了经济增长过程的不稳定性。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是能使资本家因自己的投资决策正确而感到满意，也就是自己的预期得到了实现的增长率，这正是凯恩斯的事前计划投资储蓄相等条件在动态状况下的表述。哈罗德的意思是只有经济以有保证的增长率增长，资本家的预期实现，继续开展类似进程，经济既不加速也不减速，才能实现均衡动态。在哈罗德模型里暗含着有预期的投资函数，例如可表示成
是对t时期产出的预期。(37)索洛只考虑了哈罗德不稳定问题的一个方面，即
，而忽略了第二个问题
。索洛自己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38)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回避了第二个问题，从理论层面而言，在于取消了投资决策的独立性，就没有企业家预期发挥作用的位置，从而就不存在由于预期错误而产生的计划投资对计划储蓄的累积性偏离。“由于缺少了一个投资函数并最后不能赋予企业家对将来预期的重要作用，把凯恩斯主义的大部分困难都撇在一边。”(39) 强调预期重要是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与古典、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区别。通过预期机制，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把时间因素引进来，把事前因素和事后因素区分开来，把增长看作历史时间当中的过程，同时也使得不确定性有了发挥作用的渠道。 4.根本不确定性与“动物精神” 世界是否是根本不确定性的，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之所在。McKenna说：“现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信条是这样一个观点：人们根本就没有关于未来结果的概率分布函数的知识。”(40)“根本不确定性”又被称作凯恩斯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它是与主流经济学的不确定性概念即“风险”相对的一个范畴。凯恩斯写道：“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不存在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概率的科学基础。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这个意义上，轮盘游戏不受不确定性的影响。”(41)依凯恩斯的看法，概率性风险本质上是确定的，因为它受到确定的概率的支配，依据概率未来是可预测的，例如，轮盘游戏，每次结果都有确定的概率，没有任何意外发生，这种客观概率提供给游戏者以决策基础。但像欧战的前景、20年后铜的价格和利率水平等则不存在这种预测的概率基础，这种事件才是根本不确定性的。 根本不确定性与预期相结合产生了人类行为的“动物精神”性。凯恩斯开创性地提出了“动物精神”人类行为理论。他认为，“突出的客观事实是：我们对未来的收益进行估计时所依据的知识是极端靠不住的”(42)，决策者不能依赖对未来收益的确切计算；然而决定必须作出，于是，不是理性最大化，而是人的感知和心理引导行为，后者被称作“信心”。也就是说，行为取决于预期状态，而预期状态由理性估算和信心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理性估算只有得到信心的加强和支持时，个人主动性才会达到行动的地步。在凯恩斯这里，“信心”概念有广泛的含义，包含人的行为动机中一切非理性的因素。凯恩斯把“信心”状态又称作“动物精神”，它既指“我们对我们最好的预测变为错误的可能性的估计有多大”，也指一种自发的乐观情绪——“一种自发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还指活跃性格、投机动机、经营乐趣、无视风险的偏好。在决定预期状态的两个因素中，“信心”或“动物精神”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现实中看到的大量行为以理性计算为依据，而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把它们的动机假装为如此而已”，“推动社会的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43) 企业家预期重要，因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重要，因为人们根据预期行动。如果不是不确定性这一条件，仅仅强调投资的重要，就会产生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投资与储蓄天然同一，有没有企业家预期是无所谓的；如果人们不是在历史时间中根据预期行动，就不会有不确定性，因为在一个时间点的横截面上，所有事物都已安顿下来。 5.“动物精神”与经济增长 归因于路径依赖思想——长期由一系列短期构成，系统长期达到的均衡将随着短期动态而变化——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短期中由“动物精神”轻率确定的投资支出将对经济有持续的影响。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企业家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根据动物精神产生的预期从事投资活动的过程。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决定经济增长。 卡尔多认为，企业家的动物精神不仅产生经济周期波动而且也产生长期趋势，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都是企业家变化无常的动物精神的结果。“产生剧烈的繁荣和萧条的力量，同样也是产生高的增长趋势率的力量”(44)。“不是增长率趋势决定着繁荣的强度和持久度，相反，是繁荣的强度和持久度决定着增长率和趋势”(45)。正如凯恩斯所说，推动社会的车轮运行的是人们进行活动的冲动，卡尔多认为，“经济很可能是按照企业家预期的增长率增长”(46)，社会增长差异的原因在于“承担风险和孜孜求利的人类态度”。较高发展速度的经济体，体系内的企业家态度是比较冒进和投机的，在预期方面是高度轻率而基本倾向是偏于乐观的；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企业家是稳健和谨慎的，对当前事态的反应是迟缓的。罗宾逊说：“资本主义发展了竞赛精神；没有一个竞争性冲动的增长，现代管理资本主义不会繁荣。”(47)罗宾逊反复强调，她的增长模型的核心机制是企业家投资活动的动物精神，需要研究的是企业家行为。她说道：“我们模型的核心机制是企业对积累的欲望”(48)，“我们的模型反映积累的核心机制是企业对生存和增长的冲动这样一个观点”(49)。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精神实质或核心要素是不确定性环境中附有预期的独立投资行为。要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作出根本性的发展，就要考察现实中的投资行为，揭示投资决策机制，发展投资决策行为理论。“为了建立一个因果模型，我们不能从均衡关系出发，而应从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则和动机出发。”(50) 四、后凯恩斯主义重新起航，乘客中没有增长理论 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早期阶段立足社会结构的宏大视角、关注增长和分配的主题、揭示卡莱斯基主义客观的必然趋势不同，晚近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原教旨凯恩斯主义的推动下，后凯恩斯主义把兴趣转移到不确定性、人类行为、投资决策、主观动机等经济学微观基础领域。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吸收了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在人类行为理论研究上成就斐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迎来了第二次繁荣。然而，这种人类行为研究的新进展并没有渗透到增长理论中，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没有把握住这次转向的时机。 1.根本不确定性思想的发展 保罗·戴维森(Davidson)发展了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思想。(51)他借用统计学中的遍历性和非遍历性概念，在技术上界定了风险和根本不确定性。戴维森指出，一个随机过程是遍历性的，当且仅当：(1)对于无限实现，时间和空间平均值(均值和标准差等)一致；或(2)对于有限的实现，随着观察数量的增加，时间和空间平均值收敛。这意味着从过去实现中计算出的空间和时间平均值，归因于描述所有(过去、现在、未来)实现的客观概率分布，意味着这些时间和空间平均值形成当前和未来事件的可靠的估计。遍历性概念包含的思想是：“过去代表未来的一个样本”(52)；“未来任何时点的结果都是过去和现在市场数据在统计上的影子”(53)。主流经济学的风险思想就是建立在经济过程是遍历性这一认识基础上的，因为它假定经济世界存在客观不变的概率分布，过去和未来是对称的。 戴维森和Dunn揭示了经济环境的非遍历性起因于在其中活动的行为主体的创造性。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人进行一系列创新的非常规决策，从而经济环境被持续地改变，所以经济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物。相应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人的行为的所谓永恒的内在规则。“主体是未来的建筑师”，“未来不是等待它的内容被发现，而是等待那内容被发起”，“未来不能先于它的创造而被认识”。(54) 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基于世界非遍历性基础上的根本不确定性，是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它所表明的人们对未来的无知起源于世界的根本状态的性质，它与人的认知无关，即使完全理性，人们也无法获取根本不存在的关于未来的知识。还有一种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它以“有限理性”假说为代表。有限理性理论把人们对未来的无知归因于人的认知局限。有限理性隐含地假设世界状态是预先设定的、不变的遍历状态，未来是潜在可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试错，人们最终掌握支配现实的不变规则和知识，于是不确定性让位给确定性。 2.动物精神行为理论的发展 Carvalho分析了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行为理论的内在逻辑。(55)根据世界根本不确定性的事实，决策者往往无法获取足够有效的知识作为决策前提。决策者为了获得后续推论，必须填补这个空缺，这需要创造缺失的前提，这种创造的前提不是真实的知识，经常是“凭空想象”。正因为推理的前提需要个人的主观创造，于是对前提的真实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信仰，这种信仰被称作“人性逻辑”。“无知导致想象代替知识作为建立前提的基础……当我们知道一些前提不过是凭空想象，人性逻辑开始发挥威力。”(56)不确定性涉及决策前提，且从它们那里传播到决策结果；由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引起行为的随意性。 Dequech对凯恩斯的预期状态和动物精神理论进行了发展。(57)他细致地区分了预期状态的决定因素，并且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对动物精神包含的内容进行了更准确具体的说明。预期和信心是预期状态的直接决定因素，有三个最终决定因素：知识，创造力，动物精神。动物精神在内容上包括：不确定性感知、不确定厌恶和自发乐观情绪。他认为，凯恩斯把动物精神仅界定为信心并不十分恰当。信心和动物精神并不完全对等。首先，信心不仅取决于动物精神——通过不确定性感知和不确定厌恶，而且取决于知识——通过不确定性感知。其次，动物精神不仅影响信心，而且通过自发乐观情绪影响预期。 3.惯例性决策行为理论的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出更为完备的惯例性决策行为理论。 面对根本不确定性，人们创造了替代理性计算的决策机制——惯例性决策，依照惯例进行决策是指遵循习惯、习俗、传统、大拇指规则、本能等方式形成预期和判断。惯例决策暗含决策者持有两个信念：(1)“除非有明确的理由来期望事态的变动，否则，我们会假定现行的情况会永无止境地延伸”(58)；(2)个人对未来是无知的，但集体智慧或大众观点却是可靠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所讲的惯例预期指的是对未来的“流行看法”，这是一种社会形成的大众心理现象，这种社会普遍心理成为人们共享的行为规则。 惯例决策可以实现双重目的。一方面，惯例是知识的替代品。如前所述，在形成预期时，推理的前提和结果之间缺少完备的知识，这种推理链条的断裂需要决策者进行弥补，而决策者则依据惯例“循规蹈矩”地创造和想象先前缺失的信息。另一方面，惯例创造信心。行为不仅取决于预期，而且取决于对预期的信心强度。遵循惯例使人们坚信他们作出的预期具有牢固的基础，深信这样形成的预期具有科学形式、真理内容，足以引导行动。 惯例行为有助于形成连续、有序和稳定的时期。只要人们保持对惯例的忠诚，人们将采取外推方法作为一个预测模式，使所谓的“正常时期”、“稳定状态”能够得到一定时期的延续。但另一方面，因为惯例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并不存在客观的、可靠的理性计算基础，所以极易发生突然和剧烈的变化。惯例性决策理论能更恰当地展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征：经济在长期中是相对稳定、平滑和连续的，然而时不时地被无序、危机和恐慌所打断。 惯例决策理论实质上是承认个体选择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的整体的文化现象，对其研究应采取有机系统的整体主义方法。McKenna认为，个体的自我意识只有在整体背景中才有意义。(59)他把个体在其中实施他们的自由选择的制度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称作“社会基体”。Poitras指出，“对社会基体的依赖是后凯恩斯主义哲学的一个要素”(60)。经济制度是社会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区分文化背景和决定惯例的形成具有突出的重要性。Vickers提出，在经济研究中需要为微观分析建立充分的宏观基础。“一个充分的宏观基础是由一个对存在的制度结构的认识造就的”(61)，因为制度结构会限定一个选择的经济后果。不仅制度结构约束个人决策，而且制度性行为，包括货币的、财政的政策行为，对经济事件起相同的作用。克罗蒂指出，“代理人选择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惯例的结合是解决不确定性世界中存在秩序和稳定这一悖论的关键”(62)。克罗蒂认为经济制度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1)社会化个人，帮助形成他们的态度和偏好；(2)在等级社会，社会化不同阶级，指定他们性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职能；(3)约束代理人选择，为预期的经济结果设置边界。戴维森强调，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应是鼓励政府寻求发展经济制度的途径，通过制度引导经济环境，减少不确定性。(63) 4.惯例性决策、创新与“动物精神”之间的统一关系 动物精神与遵循惯例及创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对此，后凯恩斯主义者给出了解释。依惯例形成预期是指遵守传统及向大众看齐，这实质上是一种中等程度的乐观情绪和较弱的创造力。遵循惯例往往需要一个足够强的乐观倾向去面对不确定性，假若主体的乐观程度达到极度悲观或极度乐观，他们就会因偏离常规的信心状态而产生不同于惯例的决策与行为。另一方面，通常，人们惯例化行为仅仅因为他们不能设想做事的另一种替代方法，这是创造力弱的体现，如果主体具有较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就有可能采取异于惯例的行为。总之，创新是由极度的乐观(悲观)情绪和(或)强烈的创造力所引起，而遵守惯例也是乐观情绪和创造力的一种状态，二者都有动物精神因素发挥作用。Lawson说：“撤退回惯例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有可供选择的一系列合理的行动路线，对其选择最终也受到例如动物精神、情绪或运气因素的影响。”(64)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同现代制度主义者运用层级本体论来解释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65)他们认为，体现人的自然特征的动物精神(心智)受到社会因素的塑造，但它仍然是独立层级，体现人的动物特征。人性具有开放性，并不由制度文化因素完全决定甚至取代，人的行为时时体现它的创造性、多样性、随意性。“动物精神不应被视为纯粹主观和心理的，动物精神受到个人所在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动物精神是部分外生部分内生的。”(66)后凯恩斯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都认同，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只能在行为的可预测性和随机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5.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的发展与增长理论中投资行为理论的停滞 动物精神理论的实质是反对机械论，承认人类心智的独立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冲动、情绪、兴致、机缘的作用；惯例性决策理论的实质是反对原子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承认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性特征受到社会结构的塑造和约束；动物精神与惯例决策内在统一的理论实质是反对还原论，承认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社会经济现象是个体多样性与社会整体一致性之间的统一，强调人的心理因素是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交流、作用的中介和载体。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的这些立场、观点、主张在精神实质上和制度主义是完全吻合的。 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是原创性的制度主义。(1)后凯恩斯主义者首创和发展了根本不确定性概念，他们把根本不确定性置于本体论地应。他们以根本不确定性为依据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的、同质的、静止的、封闭的世界观展开批判；他们以根本不确定性为基础重建经济学，动物精神、惯例性决策都是根本不确定条件下人类行为的特征。(2)它提出了人类行为特征形成的机制：乐观情绪、知识、创造力三要素的结合与互动。运用决策形成的三要素的状况和关系，既可解释人类行为的动物精神特征，又可解释其惯例性社会特征，还可解释二者的内在统一性。这是一个有效的人类行为分析工具。(3)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了多层级结构的人类行为理论：动物精神—惯例—制度。动物精神体现人的自然属性，惯例体现人的社会属性，制度指的是作为最高级的社会基体的构成因素。多层级结构的人类行为理论，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统一，避免了合成谬误问题，它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相抗衡，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势。 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中的这些原创性研究成果深化和扩展了制度主义理论，这不仅为自己的理论而且为所有的非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发展的20年也是增长理论中投资决策机制研究完全停滞的20年，后凯恩斯主义行为基础的建立与其增长理论是隔离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无视这次革新的机会，很大原因在于增长理论被赋予数学形式化的要求，而人类行为基础的发展无法适应这一要求。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对投资决策机制的偏废，就是这种心态作祟。利润决定机制或分配机制可以容易地被模型化，被表述成一种更接近新古典要求的机械化运行机制。但投资决策，尤其不确定性和动物精神使人们产生投资行为理论的虚无主义的错觉，使人唯恐避之不及。卢卡斯就认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经济推理将变得没有价值”(67)。Coddington认为，凯恩斯主义的不确定性、动物精神行为理论是“分析上的虚无主义的”，是“无所不包的主观主义的”。(68)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些责难，后凯恩斯主义者退却了，他们在增长问题上，用分配理论代替增长理论，企图蒙混过关，回避关键难题。 五、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向何处去：一个创新设想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发现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遗产？这与另一个问题有关：我们需要怎样的增长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他们掌握着资源的配置权，掌握着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权，操纵着技术变革的方向，他们培育和引导着大众消费。作为消费者的居民并不是市场的主权者，他们在消费与储蓄间的权衡决策不会决定经济走势，无论如何，作为供给者的企业家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引诱出消费者腰包中的每一分钱。是企业家的而不是消费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着经济的周期波动、决定着长期的繁荣抑或衰落。企业家不一定是财富的创造者，但他对财富的创造负直接责任；企业家行为特征不是经济发展的最深层原因，但它是研究深层原因的切入点，因为它是深层原因与经济表层的中介。从消极的方面说，经济增长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还原成企业家行为特征问题，继而通过探究造成此种行为特征的原因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及破解之策。从积极的方面说，我们想构造出怎样的增长状态，首先需要规制出能创造这种增长状态的企业家行为。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建立在企业家行为分析基础上的增长理论。 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企业家投资，但不同国家的企业家投资决策函数不同。一些国家的企业家的投资对劳动者工资提高带来的市场繁荣敏感，而另一些国家的企业家的投资冲动全部寄托于工人低工资与劳动者的贫困。对于前者，工资份额越增加，市场需求越大从而产能利用率越高，由此引起的社会投资就越高，形成工资份额、利润率、增长率同向变动的工资导向的增长模式；而对于后者，增长率与利润率的提高必须以压低工资份额为代价，这导致劳资对立的利润导向增长模式。有趣的是，第一种增长模式自身不断强化着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工资份额越高对我投资越有利；第二种增长模式自身也不断强化着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工资份额越低对我投资越有利。在第二种增长模式中的国家无一例外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在于能否转化增长模式：从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的利润导向增长模式转化到能自我修复裂痕的工资导向增长模式。增长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在增长模式与企业家行为间建立起联系。企业家精神受制于增长模式，同时企业家精神和行为能动地转变增长模式；通过政策、制度、文化等因素影响、规制、塑造企业家精神和行为，行为改变模式，模式塑造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需要的增长理论应当继承后凯恩斯主义的遗产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遗产。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没有企业家的位置，它展现的是一幅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引领经济增长的画面；相反，早期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中关于企业家投资决策机制的研究是重头戏。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当代转向既是向自己革命性本意回归的要求也是经济实践的需要。 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的新进展已经为投资决策机制研究铺平了道路。惯例性决策和决策的制度基础为社会生活提供了稳定性和秩序，使不确定性世界具有了或有规律和趋势律，这样的世界并非不能理论化。如果认为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的新进展是科学可靠的，理应尝试把它们吸收进增长理论中来，推动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变革，而不用担心会产生“分析上的虚无主义”。用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重构增长理论，设想应当、也必将会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发展。 1.恢复独立投资函数的核心地位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独立的投资函数，所以，要把投资决策行为作为研究的中心，进而结合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阐释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企业家投资冲动的强度和持久性。在研究分配与投资、创新与投资、资金供给与投资之间的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把分配、创新、金融等因素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作用机制的分析视作增长研究的核心内容。既然增长(资本积累)作为被解释变量，那么，作为自变量的分配、创新、金融等因素就应当被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看一看促进资本积累需要怎样的分配、创新、金融安排。 2.以根本不确定性重塑增长理论 根本不确定性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本体论信念。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要坚持根本不确定性思想的指导，从本体论上否定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个体主义、抽象人性、理性最大化的分析方法；把人看作动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强调增长是一个无知个体借助惯例、习俗、传统、本能等社会文化(规则)进行的投资、创新活动。依据根本不确定性，惯例与突破惯例的创新行为并存，社会性无法消除个体差异性。宏观上的结果是对微观多样性进行市场协调的产物，这种协调的内在机制是“多样性—遗传—选择”原理，协调的结果是经济系统作为内生的、永无止境的结构变迁过程，结构变迁的过程表现为个体之间“脱协调—协调—脱协调”的循环往复。所以，增长应被理解成有机、系统、整体的演化过程。 3.形成“制度—增长文化—企业家精神”三个层级之间辩证关系的增长分析框架 当增长被视作文化现象——即把资本积累和创新行为看作传统、习俗、惯例、大众心理等社会文化现象时，什么决定或影响着资本积累和创新行为这一问题就转化成了什么决定或影响文化的形成。根据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制度因素。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由脆弱的动物精神支配的投资与创新性行为在社会潮流中“随波逐流”，这是一种惯例性决策，社会潮流的形成有其背后的制度根源。所以经济增长的逻辑是：制度(政策)因素决定增长文化，增长文化决定企业家的投资、创新决策，随后是增长效果显现。“制度—增长文化—企业家精神”的增长分析框架将提供一个全新的增长研究的思路。 4.方法论多元化 增长理论范式的重建要求一个适于它的方法论。当考察企业家预期、信心如何时，当考察社会投资文化等大众心理状况如何以及它们正在对企业家预期产生怎样的影响时，当考察哪些具体的政策法令对此文化负责时，很难想象采取根据先验的第一原理进行抽象演绎的方法能获得成功。预期状态的形成是复杂的、制度上具体的、非确定性的心理和社会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由任何固定的数学公式完全和准确地、一劳永逸地刻画出来。所以，对于被视作文化现象的增长的研究，应该借助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论工具，提倡制度具体的、问题导向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抛弃构建逻辑演绎的无所不包的抽象体系的努力。 与人类行为理论的最新进展相结合，发展投资决策机制研究，有望弥补早期经典增长模型具有的、而依靠片面发展分配理论所无法克服的缺陷，使之重新焕发活力。(1)把企业家的投资决策置于研究中心，可以重新思考指导企业家决策的信号：是利润率、利率、物价等市场价格信号还是像产能利用率、需求数量、库存等数量指标。我们完全可以抛弃新古典的价格调节机制，而强调凯恩斯主义的数量调节，这样结果就完全不同。如果假设产能利用率是可变的，工资与利润率之间就不具有反向关系。如果企业家是以需求数量安排投资，那么工资水平的上升提高了有效需求，企业增加了产能利用率，这既引起投资的增加，也引起利润率的提高，就不存在经典增长模型得出的增长率与工资水平反向变动关系的反事实的结论。(2)强调增长的决定因素的研究，把分配等置于自变量的地位，可以尝试把分配看作外生变量，它不再由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内生决定，而是由阶级关系、社会、法律、制度力量决定。这为政策变量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弥补内生分配理论与分配政策主张分离的窘境。(3)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的新发展是围绕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征展开的，“惯例—制度”决策理论已经很好地阐释了长期稳定伴有偶发混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事实特征，弥补了经典模型只能用动物精神解释不稳定性而不能说明长期稳定性存在的缺陷。 吸收人类行为理论新成果，强化投资决策机制研究，将为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打开广阔的发展空间。 ①Harrod,R.F.,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948. ②罗宾逊和卡尔多分别构建的增长模型在思想内容上非常相似，由于罗宾逊的模型具有直观简明的特点，所以此处的概述以罗宾逊的模型为主。 ③卡莱斯基原则可由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推导出，即：W+P=C[，W]+C[，C]+I
P=C[，C]+I
P=(1-s[，C])P+I
P=1/s[，C]I，其中，W是工资收入，C[，W]代表工人的消费支出。 ④Robinson,J.,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London:Macmillan,1962,p.83. ⑤琼·罗宾逊：《资本积累论》，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7页。 ⑥Kaldor,N.,"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Vol.67,No.268,1957,p.601. ⑦Cuyvers,L.,"Joan Robinson's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Contemporary Issues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Fall),1979,5. ⑧罗宾逊所讲的技术进步中性，指技术进步引起的人均产量提高的比率在投资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是一样的。两个部门间劳动的分配保持不变。参见罗宾逊：《资本积累论》，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55页。 ⑨琼·罗宾逊：《资本积累论》，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9页。 ⑩Stockhammer,E.,"Robinson and Kaleckian Growth:An Update on Post-Keynesian Growth Theories," Working Paper,No.67,1999,p.14. (11)这里所讲的是卡尔多1956年的分配理论，它早于他1957年提出的增长模型，可以说它构成了早期经典增长模型的一个核心要素，因而不属于经典模型之后的发展。但考虑到它作为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开创者和被扩展的对象的重要地位，把它放在这里可使这一部分所阐述的分配理论的发展脉络更清晰完整。 (12)Kaldor,N.,"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3,No.2,1956,pp.83-100. (13)Kaldor,N.,"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3,No.2,1956,p.95. (14)Pasinetti,L.L.,"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9,No.4,1962,pp.267-279. (15)Pasinetti,L.L.,"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9,No.4,1962,p.275. (16)Chiang,A.C.,"A Simple Generalization of the Kaldor-Pasinetti Theory of Profit Rate and Income," Economica,New Series,Vol.40,No.159,1973,pp.311-313. (17)Chiang,A.C.,"A Simple Generalization of the Kaldor-Pasinetti Theory of Profit Rate and Income," Economica,New Series,Vol.40,No.159,1973,p.312. (18)Samuelson,P.A.and F.Modigliani,"The Pasinetti Paradox in Neoclassical and More General Model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33,No.4,1966,pp.269-301. (19)Kaldor,N.,"Marginal Productivity and the Macro-Economic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Comment on Samuelson and Modigliani,"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33,No.4,1966,pp.309-319. (20)Baranzini,M.,"The Pasinetti and the Anti-Pasinetti Theorems:A Reconcilia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Vol.27,No.3,1975,pp.470-473. (21)Baranzini,M.,"The Pasinetti and the Anti-Pasinetti Theorems:A Reconcilia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Vol.27,No.3,1975,p.472. (22)Ahmad，S.,"A Pasinetti Theory of Relative Profit Share for the Anti-Pasinetti Cas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9,No.1,1986,pp.149-158. (23)Kaldor,N.,"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3,No.2,1956,p.97 (24)琼·罗宾逊：《资本积累论》，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6页。 (25)Kalecki,M.,"A Theory of Profits," The Economic Journal,Vol.52,No.206/207,1942,pp.206-207. (26)琼·罗宾逊：《资本积累论》，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8页。 (27)Kaldor,N.,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 Cornwall,J.,"Economic Growth:Two Paradigm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No.3,1979,pp.69-90; Chenery,H.and T.Lance,"Development Patterns:Among Countries and Over Tim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50,1968,pp.391-416. (28)Cornwall,J.,"Economic Growth:Two Paradigms,"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No.3,1979,p.83. (29)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0页。 (30)Crotty,J.,"Neoclassical and Keynesian Approaches to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4,No.4,1992,p.491. (31)Wray,L.R.,"Profit Expectations and the Investment-saving Relati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1,No.1,1988,pp.132-133. (32)Moore,B.J.,"The Endogenous Money Supply,"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0,No.3,1988,p.374. (33)Wray,L.R.,"Profit Expectations and the Investment-saving Relati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1,No.1,1988,p.132. (34)Kaldor,N.,"Marginal Productivity and the Macro-Economic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Comment on Samuelson and Modigliani,"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33,No.4,1966,p.310. (35)Kaldor,N.,"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Vol.67,No.268,1957,p.599. (36)Kaldor,N.,"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yclical Fluctua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Vol.4,No.253,1954,p.71. (37)Sen,A.K.(ed.),Growth Economics,Harmond-sworth:Penguin,1970,p.12; Fazzari,S.M.," Keynes,Harrod,and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Revoluti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8,No.1,1985,p.69. (38)Boianovsky,M.and K.D.Hoover,"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nd Twentieth-century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1(annual supplement),2009,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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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Robinson,J.,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London:Macmillan,1962,p.38. (50)Robinson,J.,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London:Macmillan,1962,p.34. (51)Davidson,P.,"A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Uncertainty and the Long-run Non-neutrality of Mone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No.3,1988,pp.329-337; Davidson,P.,"Is Probability Theory Relevant for Uncertainty:A Post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Vol.5,No.1,1991,pp.129-144; Davidson,P.,"Re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8,No.4,1996,pp.479-508；保罗·戴维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张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 (52)Dunn,S.P.,"Bounded Rationality Is Not Fundamental Uncertainty:A Post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23,No.4,2001,p.573. (53)保罗·戴维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张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54)Dunn,S.P.,"Bounded Rationality Is Not Fundamental Uncertainty:A Post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23,No.4,2001,pp.580-581. (55)Carvalho,F.J.,"Keynes on Probability,Uncertainty,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1,No.1,1988,pp.66-81. (56)Carvalho,F.J.,"Keynes on Probability,Uncertainty,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1,No.1,1988,p.76. (57)Dequech,D.,"Uncertainty in a Strong Sense:Meaning and Sources," Economic Issues,Vol.2,No.2,1997,pp.21-43; Dequech,D.,"Expectations and Confidence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21,No.3,1999,pp.415-430; Dequech,D.,"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Behavior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26,No.1,2003,pp.145-168. (5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5页。 (59)McKenna,E.and D.Zannoni,"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5,No.3,1993,pp.395-407. (60)Poitras,G.,"The Philosophy of Investment:A Post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25,No.1,2002,p.114. (61)Vickers,D.,"The Investment Function:Five Propositions in Response to Professor Gord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4,No.2,1992,p.448. (62)Crotty,J.,"Are Keynesian Uncertainty and Macro Theory Compatible? Conventional Decision Making,Institutional Structures,and Conditional Stability in Keynesian Macromodels," in G.Dymski and R.Pollin,eds.,New Perspectives in Monetary Macroeconomics:Explorations in the Tradition of Hyman Minsk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136. (63)保罗·戴维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张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64)Lawson,T.(1965),"Keynes and the Analysis of Rational Behavior," in R.O'Donnell(ed.),Keynes as Philosopher-economis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194. (65)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杨虎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66)Dequech,D.,"Expectations and Confidence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21,No.3,1999,p.421. (67)Lucas,R.,St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Cambridge:MIT Press,1981,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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